哲学思想

康有为资产阶级改良路线的哲学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以元为体”　康有为说他的哲学“以元为体”。“元”，有时被解释的物质性的气，说“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并根据这一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说。有时又认为元是精神性的，说“元”即“元气”，也即是“知气”；还说：“统乎天”的元，与婆罗门的“大梵天王”、耶稣教的“耶和华”相象，与佛教华严宗的“性海”相同。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由这一精神性的“元”分转变化而成。这“元”赋予于人，便是不忍人之心，即“仁”；人们凭着这一仁爱精神，可以创造万物。他说仁“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在康有为的哲学思想中，精神性的元是主导。他企图以发挥这种精神力量来实现自己变法维新的目的。为了调和其理论中的矛盾，他提出一种带有泛神论色彩的思想，说物质世界起源于元——神；物质世界出现后，元——神就在宇宙万物之中。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众生同原于性海，舍众生亦无性海；世界原具含于法界，舍世界亦无法界”。

变易和进化思想　康有为注重变易，认为变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普遍现象。他根据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把这种变易观进一步发展为日新——进化观念。他说：宇宙间的天体（包括太阳系的各个星球），都是经过漫长岁月，从“天空之气热，鼓荡往来，摩擦不息，互相吸引，互相离拒”逐渐演化而成的。他又以地里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从下至上，分为“介层、虫层、大草大木层、大鸟大兽层，而后至于人层”，证明地球上的生物也是进化的。

“三世”说的社会历史观　康有为的变易和进化思想集中反映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采用了《公羊》“三世”的形式，注入近代的进化论思想，提出一种三世说历史进化论。他说：“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向前进化发展的，从蒙昧进化到文明，由君主专制的“据乱世”进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而后再进化发展到民主的“太平世”，是历史的必然。根据这种进化历史观，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不合时宜，应当被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所代替。并且指出：“世运既变，治道斯移”。这种观点动摇了封建统治者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同样包含着矛盾，一方面，具有不少辩证法思想成分，认为社会普遍存在新与旧的矛盾，并在一定限度内承认这种矛盾的对立斗争促进社会进化，肯定社会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由一种性质进化到另一种性质。另一方面，又含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思想，反对矛盾对立的激烈斗争，片面强调矛盾的调和，说“中和”是“大道之本”，认为历史的进化，从根本上说是靠人们扩充仁爱精神、泯灭社会矛盾来实现的；只讲循序渐进，反对革命的突变。

空想的“大同”社会学说　康有为根据“三世”说历史进化论，把《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佛家的慈悲，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糅合一起，创立了空想的“大同”社会学说。

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将必然到达理想的“大同”世界。到了“大同”社会，国家、家族、阶级（等级）、君主、贵族都不存在了；“大同”社会财产公有，人人劳动，生产高度发展，人们过着十分美好的生活。康有为认为，“大同”社会从根本上说，彻底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诸原则。“大同”社会实质上是高度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康有为虽然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

伦理思想　康有为的伦理思想是其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混杂在一起的产物。

康有为认为“免苦求乐”是人的共同本性，是支配人的行为、推动社会进化的动力，道德准则不过是“皆以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而已矣”。在他看来，宋明理学宣扬的“存理灭欲”乃是“绝欲反人”的理论，根本违背了人的本性。他指出，人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而自由、平等、博爱是“天予人之权”，特别是博爱，植根于人的本性，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人道所以合群，所以能太平者，以基本有爱质而扩充之”。只有靠博爱，才能去除各种界限，使自由、平等真正得以实现。康有为还提出“有私以害性”的观点，并认为只有在“大同”社会里才能使人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劳动才会成为道德评价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