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的历史。通常也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发展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辩证逻辑、伦理学和美学等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这些分支学科的创立与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继承者和发展者，他们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战友和学生的哲学思想以及一大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丰富、发展和进一步系统化作出贡献的哲学专业工作者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仅反映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反映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实践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经济史、政治史、革命史是不可分的，它的分期和无产阶级革命史的分期基本一致，一般分为19世纪和20世纪两大阶段。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思想史又有自己的特点。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以及它在西欧的传播和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以机械化为特征，古典力学和原子论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处于自由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制度独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处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时期。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孕育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正是在参加人民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创立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社会革命经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改造旧哲学，批判地继承全部欧洲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属于青年黑格尔派，政治上曾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给他们很大的影响，他们逐渐转向唯物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人们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制度的关系，进一步怀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1844年他在《德法年鉴》上第一次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这标志着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的出现。他在政治上也逐渐转到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1844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力图从经济关系去探寻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把劳动看成社会现象中最本质的东西，初步提出实践标准的思想。尽管在这一手稿中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仍然以人性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但他提出的新思想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前进了一大步。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他与恩格斯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批判了抽象人性论，明确主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共产主义前景。他们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作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把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唯物主义、作为发展学说的辩证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系统地完整地公诸于世。
1848～187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实践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
1848年欧洲爆发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1871年又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或指导了这两次革命运动。革命虽然都失败了，他们的理论却经受了革命的检验，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此期间，马克思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极其概括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并指出这一思想是在40年代形成的，是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中。《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分析，全面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资本论》的逻辑，即表现于《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原理的严密而完整的体系。《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运用，同时也是唯物史观的有力的证明。
1871～1895年辩证唯物主义的进一步系统化
辩证唯物主义是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形成的，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详细制定是恩格斯于70年代以后完成的。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生产力和自然科学都有很大发展。为了总结革命经验，澄清革命失败后的思想混乱，为了反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恩格斯初步建立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框架，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系列范畴和原理，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和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工作，根据摩尔根提供的资料补充了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还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狄慈根、梅林、К.考茨基、Р.拉法格和А.拉布里奥拉等人对于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做了许多工作。
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和发展的时期。这时的社会生产力以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为特征，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无产阶级革命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陆续出现，并在曲折中成长。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已发展成为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其组成部分和分支学科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
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7）以前；②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形成，这种复杂情况使世界矛盾的中心和革命中心转移到了俄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主义产生于俄国的客观原因。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列宁主义在哲学上的反映，并为列宁主义的实现服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播与发展的新时代。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的大批涌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特别是革命的胜利空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威望，使它跨越了欧洲的界限，在广大不发达地区传播开来，并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在各地区的土壤里发芽、开花、结果、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影响，迫使西方哲学界不能继续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从而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些学者企图以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来“改造”它，有些学者则从各个方面攻击它，企图驳倒它。同时，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新的回答。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与前一段不同的特点。它在俄国和中国的传播和对革命运动的指导，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又在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这些都具有世界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
可以分为3个阶段：
①1883～1917年。这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主要代表人物有Г.В.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如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等进行了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列宁主义及其哲学。其内容包括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革命策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建设等一整套理论，而其哲学则是经过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列宁主义哲学。它的代表作有：《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和《国家与革命》等。这些著作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突出的是列宁提出的创立一个完整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原则性意见，它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开辟了道路。
②1917～1945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时期。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以全部精力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他结合实际斗争进一步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的哲学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专门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们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由唯物主义（包括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体系。斯大林1938年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提出的体系，是这一工作的成果之一。但这一体系在当时被看作惟一科学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苏联哲学工作者的研究，加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一研究工作基本停顿。
③194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得到了继续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恢复生产的同时也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研究。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哲学界在新的基础上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和体系的研究和讨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苏联哲学界还努力总结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回答当代面临的各种现实的哲学问题。他们努力揭示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辩证法。他们还广泛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社会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和无神论、人和人道主义等问题。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新的科技革命向哲学界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科学史、科学方法论、逻辑学、认识论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任务，苏联哲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们也广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国的传播和发展，以及各国哲学史和当代哲学的演变。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进行了评价，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哲学观点。尽管苏联哲学界对许多问题都存在意见分歧，这些问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但他们仍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基本上可分为民主革命时期（1919～1949）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年以后）两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传播和发展，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开始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威力，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五四运动前后的传播）。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和毛泽东等人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又对运用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从哲学高度进行概括和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在他1937年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了系统的理论表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用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大量散见于他的政论和军事著作之中，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既是卓越的军事著作，又是优秀的哲学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但结合中国实际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而且对一些哲学问题作了精彩的论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治著作不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而且充满了深刻的哲学理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则是直接论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实际斗争的方法论著作。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际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战斗性，并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1966年以前，它的传播和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传播。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倡导，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部分工农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蔚然成风。
②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毛泽东还在许多论述实际问题的著作中阐发了哲学思想。他注意把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殊内容。
③经过多年培养，中国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各级党校和各级军事院校有数千名从事研究或教学的哲学专业工作者，这是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队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的其他各个领域进行了多种研究活动。中国哲学界曾经进行过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讨论、“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性质”的讨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以及其他问题的讨论。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学术讨论往往转变成政治迫害。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基本陷于停顿。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以后，逐渐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面目。中共中央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根本点，指出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才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中共中央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理，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自觉地调整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稳步发展。在学术上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种理论研究，包括哲学研究，迅速开展起来。在短短的8～9年间，中国哲学界对若干理论问题，特别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例如，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以及关于唯物史观的形成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例如哲学的对象和体系问题、物质定义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关于矛盾的若干问题、社会存在的含义问题、生产力的动力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问题等等。在自然辩证法、辩证逻辑、美学、伦理学、哲学史等哲学的分支学科中，也探讨了许多问题。当代外国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哲学意义，新的科技革命的哲学意义等问题得到广泛的重视，出版了一批论著。中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如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哲学意义问题、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后的阶级斗争问题、物质利益原则与政治思想工作的关系问题等等，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中国哲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及其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要如实地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运用、丰富和发展的全过程，具体地勾画出它不断前进的思想线索，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以及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规律。为此，就要对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每一本重要著作和每一个重要思想作出历史的评价，并根据它的是非得失和影响确定其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资产阶级哲学、修正主义哲学、机会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发展的，一些修正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评价、责难、挑战以至攻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这些思想也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围之内。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作过叙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作过研究。革命导师的有关言论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指导思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梅林、普列汉诺夫也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和形成过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前苏联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20年代开始前苏联陆续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普列汉诺夫全集》、《斯大林全集》，公开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各种手稿，特别是哲学手稿。这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前苏联哲学工作者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若干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变过程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史地位问题；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地位问题，等等。由于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学”、“列宁学”的出现和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挑战和攻击，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列宁的关系问题，也成为有着广泛争论而需要加以研究并正确阐明的问题。前苏联哲学工作者针对这些问题写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为编写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创造了条件。前苏联在50年代就开设了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1957～1965年陆续出版的《哲学史》（6卷）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主体的大型著作，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部分约占全书篇幅的一半。60～70年代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版了一系列的教材、专著和论文。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开始比较晚。1976年以前，中国哲学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专门问题缺乏深入的讨论和研究。1976年以后，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批论文和专著，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课程列入哲学专业的教学计划，组织力量编写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世界各国，特别是东欧各国也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等国都出版了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专著。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它的理论、原理和现状是历史的产物。要理解和掌握它，就需要对它的历史有系统的全面的了解，就需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待革命导师的著作和言论，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②研究它的历史，不仅是为了理解它的现状，而且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提供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提供了正确的发展方向。特别是有些哲学分支学科如自然辩证法、辩证逻辑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离开对历史的研究和讨论，便难以前进。③研究它的历史，有助于正确地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哲学的任务是要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对历史的经验和是非得失，应立足现实，联系历史条件，具体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坚持其正确的东西，抛弃其错误的东西，否则就会重复历史的错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可以使人们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牢记历史教训，保持清醒头脑。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们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萌芽、产生、成熟到逐渐发展成完整的严密的科学体系的过程。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背景
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必然产物。英国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的大工业逐步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继英国之后，法国也发生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不少工业部门已广泛采用机器生产。到19世纪上半期，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出生的莱茵省，当时已成为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先进地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1825年后，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地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与此相联系，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尖锐起来。无产阶级从早期反对个别工厂主、破坏机器的自发斗争，发展到大规模有组织的政治斗争。19世纪30～40年代相继爆发了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表明无产阶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它迫切需要一种同以往哲学根本不同的科学世界观，以便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
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全部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创立的。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尤其以F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黑格尔在历史上第一个以唯心主义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把整个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不断运动、变化和转变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坚持世界的物质性，强调研究自然和人；坚持意识是大脑的属性，充分相信人的感官，反对不可知论。他对宗教和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批判，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他们思想的积极因素。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重大发现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都各自通过自己的道路经历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诞生在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城的一位律师家庭。1830年10月至1835年9月，就读于特利尔中学。由于家庭和环境的影响，马克思从小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教育，中学毕业作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显示了他的卓越分析才能和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高尚情操。
1835年10月，马克思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一年后，转到柏林大学法律系。马克思开始比较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1837年4月至5月，在柏林郊区施特拉劳休养期间，他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并结识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开始转向黑格尔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1841年3月，毕业于柏林大学；同年4月写了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博士论文，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观点属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表现了马克思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战斗的无神论思想和勇于突破旧说的独创精神。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未能实现在波恩大学执教的愿望，转而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1842年4月开始，他针对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写了一系列文章，从5月起在《莱茵报》连载。文章在国家、法和自由等问题上仍然保留黑格尔的观点，但开始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针对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争论，马克思发表了题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的论文。他在分析对待出版自由的各种态度时，强调“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揭示了德国的社会结构和隐藏在辩论后面的各等级的不同利益。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自觉地为备受压迫的贫苦农民的利益辩护，谴责省议会把拣拾枯枝列为盗窃林木的企图，并发现了黑格尔的国家观同现实的矛盾，认识到普鲁士国家不是理性的体现，它已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他开始觉察到私人利益，即剥削者的物质利益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并作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概括：“林木和林木占有者本身如果要颁布法律的话，那末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它们颁布的地方和书写的文字不同而已”。马克思又在反驳莱茵省省长沙培尔的论战文章《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通过对摩塞尔地区农民破产原因的考察，进一步强调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不能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而应该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并研究这些关系的客观本性。
在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也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2年10月马克思接任《莱茵报》主编，并就共产主义问题同奥格斯堡《总汇报》展开了论战。他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肯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指出各种醉心于实际试验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弱点，提出要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的任务。与此同时，他着手钻研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开始对共产主义进行研究。
普鲁士政府1843年1月19日决定从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3月17日马克思声明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以示抗议。5月来到克罗茨纳赫，不久同燕妮结婚。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碰到了许多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家问题。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大量阅读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瑞典、波兰的历史著作，特别是有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著作；研究早期资产阶级作家和法国启蒙主义者的政治理论著作，作了读书摘要即《克罗茨纳赫笔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论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揭示了私有财产对政治国家的支配作用，并批判黑格尔关于通过中介调和矛盾的理论，提出了关于矛盾类型的学说，开始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改造。马克思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原理，是他由唯心主义继续转向唯物主义的重大一步。
从1843年3月开始，马克思同卢格联系创办《德法年鉴》。同年10月，为了《德法年鉴》的出版，马克思偕同燕妮侨居巴黎。马克思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分析了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和不彻底性，把人类解放置于政治解放之上，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把无产阶级看作人类解放的心脏，把哲学看作人类解放的头脑，并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由此表明，马克思已经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阶级力量和途径。
恩格斯的思想发展
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巴门一个工厂主家庭。13岁以前，在故乡巴门理科中学读书；以后就读于爱北斐特的理科中学。毕业前一年即1837年，由于父亲的坚持，辍学习商。1838年恩格斯来到不莱梅，开始同青年德意志运动发生了联系，并开始清理自己受到的宗教影响。
1839年3月至4月，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乌培河谷来信》，对盛行于乌培河谷地区的虔诚主义进行了揭露，并控诉厂主的残酷剥削，对劳动者寄予无限的同情。不久，斯特劳斯（1808～1874）的《耶稣传》帮助恩格斯进一步了解黑格尔的思想，使恩格斯开始脱离青年德意志运动，转向青年黑格尔运动。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并结识了博士俱乐部的成员科本（1808～1863）和鲁滕堡（1808～1869）等人。1841年11月，恩格斯旁听了谢林在柏林大学的讲学，并在谢林讲学后不到一个月，以奥斯渥特的笔名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随后在1842年初，以单行本形式在柏林出版了未署名的两本小册子：《谢林和启示》与《谢林——基督哲学家》。恩格斯反驳了谢林宣扬的非理性主义和蒙昧主义，捍卫黑格尔，肯定青年黑格尔派的功绩。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来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在“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职员。这是恩格斯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发展的转折点。列宁指出：“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卷，第7页）。
恩格斯到达曼彻斯特时，宪章运动正受到挫折。当时有人认为英国不可能发生革命，恩格斯的看法则相反。1842年11月至12月，他在《莱茵报》上发表了《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谷物法》等一系列文章，对英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状况、无产阶级的处境、革命的前途和道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认为政治革命是政权的更迭，而只有社会革命才能根本改变人的生活条件，消除劳动者的贫困。恩格斯这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他在关于英国的一系列文章中，虽然看到了物质利益在阶级、政党斗争中的作用，但对这种情况持否定态度，认为原则应该高于物质利益，表现了重视思想原则，轻视物质利益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深入工人家庭，亲身体会到工人的穷困，并同宪章派及其领袖以及住在英国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他还研究了英国政治经济学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他在1843年5月至6月发表的《伦敦来信》，朝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恩格斯通过对英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以及阶级和政党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英国各个政党的阶级基础；分析了英国反谷物法斗争中阶级力量的配备，赞扬英国工人为改造社会而献身的斗争精神，满腔热情地寄希望于英国的工人群众。特别是在1843年11月发表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他完全摒弃把资产阶级民主制奉为楷模的观点，揭露了它的虚伪本质，肯定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他还对当时在欧洲一些国家流行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以及巴贝夫、卡贝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概括性的评论，指出它们的弱点，强调指出：“德国人要不抛弃使本民族感到骄傲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就得接受共产主义。”
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社会主义观点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和起源；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经济现象，如私有制、竞争、价值、资本和劳动等等，力图从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强调消灭私有制、进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尖锐批判了卡莱尔（1795～1881）鼓吹退回封建社会、宣扬英雄崇拜、蔑视群众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明确指出，英国惟一有前途的政党是社会主义者政党，惟一有前途的阶级是工人阶级，“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恩格斯通过自己的道路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从而同马克思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公开问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创始、成熟、公开问世三个相互联系的时期。
创始时期
1844年2月，《德法年鉴》仅出版了一期就停刊了。从3月起，马克思以主要精力从事经济学的研究。除留下大量笔记即《巴黎摘要笔记》外，还留下一部未完成著作的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手稿》，马克思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初步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私有财产及异化劳动的分析，阐发了某些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手稿》强调劳动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所诞生的过程”；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都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人的普遍意识是现实共同体，即社会的理论形态；货币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自然拜物教，因为他们的感性存在不同；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是阶级社会组织的基础，阶级关系必然归结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手稿》在认识论方面，第一次强调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解决理论对立，只有通过实践并借助于人的实践才有可能；强调人的劳动在人的感觉形成中的作用，指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批判唯灵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强调客观的辩证统一。《手稿》在分析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异化观，揭露它的神秘主义的主体－客体理论和虚假的批判主义，但肯定它的合理因素，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成是对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手稿》并不是一部完全成熟的著作。它将异化劳动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用以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描绘未来历史的发展，明显地包含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因素。但《手稿》中所阐述的某些重要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创始的意义。
184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伦第一次会面。1844年8月末，恩格斯在回德国途中在巴黎再次会见了马克思。这次会晤使他们发现彼此在理论方面完全一致，并从此开始了40年的共同战斗生活。他们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对以鲍威尔、鲍威尔兄弟为主要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批判。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发展为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结构秘密的揭露，深刻地论述了世界的物质性，唯物主义地解决了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并通过对无产者和有产者两个对立面的分析，揭示了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批判了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强调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认识某一个历史时期，就是认识这个时期的生产方式；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特别是在批评蒲鲁东关于平均占有思想时，强调“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表明他们已接近了他们全部体系的基本思想，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
成熟时期
1845年2月，由于法国政府的迫害，马克思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不久，恩格斯也从巴门移居来此。在布鲁塞尔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唯物史观臻于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接受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在彻底批判黑格尔，特别是以鲍威尔为代表的自我意识哲学以后，彻底清算费尔巴哈的思想影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到布鲁塞尔不久即着手这一工作，1845年春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以费尔巴哈为主要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提纲》以实践为中心，精辟地、扼要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根本原理。
马克思把实践作为人类认识的基础、标准和目的，唯物辩证地解决了主体与客体、实践和认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还把实践引入历史观，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全部意识形态，包括歪曲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都能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属性的观点；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论断。马克思还强调要辩证地理解人类社会，分析社会矛盾，“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马克思还揭示了旧唯物主义的阶级属性，指出它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即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强调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于自己所创立的哲学的性质、最基本内容和目的作了论述，把它同一切旧哲学区分开来，预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中的根本变革。
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和当时革命斗争形势需要，他们对当时德国的意识形态——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和各种各样的“真正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写了篇幅巨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而，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的批评，发展成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论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学说，抛弃了它以人的本质作为历史尺度的观点，从研究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着力于揭示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论述了人类历史的前提，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并且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进行了分析，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规律；研究了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指出了国家和法对所有制的依赖关系，从而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研究了意识的起源，特别是社会意识各种形态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明确提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根据他们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研究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依次更替的情况，揭示了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更高形态过渡的动力和图景，从而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根据唯物史观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证。《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整的科学论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已经成熟。
公开问世时期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只发表过个别章节，全书未能出版。《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是公开发表的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恩格斯说：“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当“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遭到彻底失败后，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又乘机泛起。1846年12月底，马克思在读了蒲鲁东的新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后，立即在致俄国作家П.В.安年柯夫（1812～1887）的信中对蒲鲁东进行了批判。接着在1847年初写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简称《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经济观点的同时，批判了他把矛盾双方区分为好坏两个方面，并通过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来解决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强调矛盾双方的共存、斗争以及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把现实的经济关系看成存在于“无人身的理性”中的经济范畴的体现时，科学地阐述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强调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经济范畴是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等等。马克思曾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0页）。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并接受委托写了《共产党宣言》。在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其上层建筑；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产生及其激化过程；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制定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批判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共产党宣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融为一体的无产阶级的完备理论，而贯穿其中的最基本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列宁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不仅向全世界公开表明了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正式诞生。
1848年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848年欧洲革命是近代史上一次范围极广、影响极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后第一次爆发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而欧洲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事革命活动的地区，尤其法国和德国是他们当时生活和战斗的地方。因此，这次革命运动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新创立的世界观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1848年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但在西欧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在革命活动中已经暴露出妥协动摇和反对革命的一面，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种复杂的阶级关系，再加上这次革命斗争中出现的许多奇特的历史现象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都需要业已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科学的解释和剖析。1848年革命以震撼欧洲的革命风暴开始，却以各国革命的普遍失败告终，其原因和教训也需要已经问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深刻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对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和突出的内容。
积极支持和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解决了和平时期逐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有力地表现了各个阶级在变革社会生活方面的直接作用。他们同一切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相反，认为这次革命不是脱离“正常”道路的越轨行为，不是社会病态的表现，也不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恩格斯对这次革命表现了最大的热情和关注，亲身参加了这次革命，筹办革命刊物，组织工人运动，直接参加武装起义等等，为革命作了大量工作；同时还结合革命的进程，撰写了许多光辉的历史文献，如《六月革命》、《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革命运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等。这些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事变的性质、进程、意义、内在联系及其必然后果，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概括。
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开始，到1849年欧洲各国革命普遍失败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支持和研究这次革命作为自己的最重要任务。他们尽一切可能地生活在斗争的中心，同革命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直接倾听各种意见，考察事变的进程，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在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3月先后到达巴黎，同时被选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们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也极为关注德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竭力给德国革命以支持和帮助。3月下旬，他们一方面组织三四百名德国工人分散地回国，参加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武装德国工人群众。4月初，他们回到德国，直接参加和指导革命活动，并着手筹备出版《新莱茵报》，创办一个传达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示精神、宣传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日报。在马克思恩格斯紧张积极的筹备下，6月1日《新莱茵报》在科伦正式创刊。从此，该报便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指导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的主要工具。他们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反映和凝集了他们在这次革命风暴中产生的许多深刻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办好《新莱茵报》看作自己最重要的一项革命任务。面对着反动统治者的迫害和审讯以及办报过程中多次发生的困难和挫折，他们始终坚定地守住这块阵地，及时地对欧洲各国革命的每一次重大变动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使《新莱茵报》不仅成为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而且成为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随着欧洲反革命势力的日益猖獗和德国政治形势的日益恶化，马克思恩格斯还担负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的任务，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当时的几次起义，直接战斗在武装斗争的第一线。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相继离开德国，辗转来到英国。1850年他们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共出版了6期。《评论》刊登了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以及他们合写的一些书评和国际述评。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把继续消化和总结这次革命风暴的经验教训摆在首位。
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和直接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现的。1848年欧洲革命给刚刚创立的唯物史观提供了一个实际运用和进一步发展的广阔舞台，同时对它的科学性进行了验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以法、德两国的革命为典型，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结论，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考察，进一步论证了革命发生的原因应该到社会经济状况中寻找的根本观点，指出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才有可能。他们还明确地把所有制形式确定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把耸立在它上面的国家、法和各种意识形态确定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由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如果不适应经济基础，就要发生革命。但是，上层建筑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它对革命有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并使革命带有自己的特点。法国的二月革命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但革命的软弱性、博爱的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色彩以及这次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的必然性，又是和法国特有的政治状况、阶级状况、思想方式、世界观和传统观念相联系的。这一切，不仅深刻分析了革命发生、发展的特点和必然性，而且把《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思想更加深化和具体化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
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
1852年，马克思在研究历史和现实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深刻阐明了他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上的3点新贡献：①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②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③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一贡献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同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人类历史是由无阶级社会、经过阶级社会、又逐步走向无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阶级从产生到消灭的全部过程，是由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决定的。而在阶级社会里，推动这一发展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马克思结合欧洲革命风暴的经验，系统地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同时在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树立了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光辉榜样。
对历史人物的科学分析
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是受着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制约的，但和历史传统、个人特点分不开。马克思对法国革命中路易·波拿巴的分析，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人物的典范。路易·波拿巴是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但在法国历史上却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由总统而皇帝，使法国革命的历史开了倒车。马克思首先从法国阶级斗争造成的条件和局势分析，指出路易·波拿巴的独裁政权是在资产阶级既不能把无产阶级镇压下去，无产阶级又不能把资产阶级统治推翻的情况下，是在阶级斗争的基本力量处于势均力敌、相对平衡的状态下乘虚而入的。他还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如何利用法国农民的保守性和他们在历史传统的影响下对拿破仑的个人迷信骗取农民信任的，指出路易·波拿巴的得逞也是同他本人的品质及其所惯用的下流手段联系着的。马克思从阶级关系、历史传统、个人品质等方面进行分析的方法，对于正确分析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和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的实践和理论，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点和革命理论。他们常常从这一革命历史出发，去研究各国的革命运动和不同的社会阶级，并且在研究以后的政治事件中也常常回过头来重新研究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时期之一，是他们运用理论、发展理论的承先启后的关键时期。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
在《资本论》中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在19世纪50～60年代继续研究哲学、美学和自然科学，但主要精力则放在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从事《资本论》的创作。
《资本论》使唯物史观从假设变为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后来在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实质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但是“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还需要通过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得到验证。《资本论》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有充分事实根据的科学分析，发挥了这种验证的作用。
《资本论》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的。它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固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分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出来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分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是注定要灭亡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以具体实际验证了唯物史观是一门有经验事实作根据，有客观规律可遵循的科学。
《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
《资本论》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结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而且在于它的方法、它的逻辑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有普遍的科学意义。《资本论》的方法，一方面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和改造，另一方面又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它虽然同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分析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却远远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并适用于分析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其表现如下：
①《资本论》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自始至终贯彻着矛盾分析法。它从分析最初的和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出发，分别考察这种关系相互关联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进一步揭露事物的性质和内在联系，提出解决矛盾的任务。而随着旧矛盾的解决，新的关系和新的矛盾又取而代之，需要重新分析，如此等等。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了商品、劳动、货币、资本等等的二重性，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仅注意量的方面，更为注意质的方面，认为量变和质变互相转化的规律，是社会历史和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向资本的转化、简单商品生产者向资本家的转化，都说明了这一规律的正确性；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协作、手工业工场到大机器生产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先前社会形态的联系，又揭示了资本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联系；既揭示了资产阶级作为剥夺者产生的历史，又揭示了剥夺者被剥夺的历史必然性。《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的分析，通过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过程本身的分析，科学地论证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②《资本论》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把这部著作构成一个有科学逻辑体系的“艺术整体”。马克思面对着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靠抽象的思维能力，用从生动直观到抽象思维、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析到综合、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透过千变万化的现象揭示其本质，透过无数偶然的东西认识其必然性。《资本论》第1卷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这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过程，是暂时撇开流通过程的最纯粹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科学的抽象。第2卷考察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这是剩余价值的流通过程，是从资本的内部关系转到外部关系，资本在这里表现为比较具体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第3卷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是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在各个剥削阶级之间的分配和瓜分活动，是日常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各种实际现象，也可以说是复制出来的整个具体。《资本论》正是依靠这种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全貌和实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剖析。
③《资本论》成功地运用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认为对一切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必须通过对该现象产生、发展和灭亡历史的全面考察，才可能获得正确的全面的认识。因此，在经济学领域里，历史是逻辑关系的唯物主义基础，逻辑的认识必须和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许多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如果逻辑的发展都必须随着历史的进程亦步亦趋、与历史完全吻合，那就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的进程。因此，逻辑的方法必须排除历史上偶然的东西，再现其本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规律性的东西，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在理论上进行概括和抽象、总结历史进程的方法，或者说逻辑是整理过了的历史，是按照历史本身的规律对历史经过修正的反映。《资本论》的方法就是这种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典范。它从分析商品生产开始，进一步分析各种价值形态，从价值形态的发展到货币的产生，从货币的产生到资本，从资本到剩余价值的生产等等。这种逻辑的推移是历史推移的反映，而逻辑的展开又是社会生产的历史发展的反映，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的反映。《资本论》中也有许多暂时地、有意地离开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析，例如，商业资本虽然在历史上先于工业资本而产生，但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商业利润是在工业生产范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不是出售价格的附加、欺骗等等，就必须先研究工业资本，然后再联系工业资本去研究商业资本，只有这样才能对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作出科学的分析。这不仅没有违背和歪曲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更加接近了历史，更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
恩格斯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
恩格斯从青年时代就积累了直接参加战争的经验，先后当过炮手和副官，担负过训练战士，组织后勤等任务。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用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战争和军事科学，为工人阶级提供了科学的军事理论。他对那个时代的每一次重要战争，如巴黎的六月革命、英国的殖民战争、印度起义、意大利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以至中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等等，都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发表了许多科学的军事论文。对于军事科学，他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从各个兵种到各种武器，从战略战术到指挥管理，从军队的组织编制到物质保证，从作战工事的构造到后勤供应，从军事将领到武器发明家，从战争史到军事思想史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发，并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了数十个有价值的军事条目。此外，他还结合当时面临的一些战争状况和发展进程，及时地发表战争评论，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恩格斯在发表的大量军事著作中表现出渊博的军事知识和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坚持唯物主义观点
恩格斯在军事研究中一贯坚持唯物主义观点，十分重视掌握第一手的军事资料和军事文献，力求使自己成为将要研究的那门军事知识的内行。恩格斯在研究战争和军队时，总是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同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联系起来，同时也注意民族性质、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把军事科学的研究奠定在实际的、客观的、可靠的基础之上。
坚持辩证地考察和分析各种军事问题
恩格斯在研究战争时，既充分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又充分重视士气和人的作用。正如生产上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武器装备的发明和革新，会对战争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恩格斯十分重视研究武器装备本身变革的历史，重视研究军事将领、工程师、发明家在军事技术变革中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对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重视绝不应当同人的作用和精神因素对立起来。任何军队都是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组成的；军队成员良好的思想状况、军事素质和文化程度，以及严格的纪律、勇敢的精神等等，都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恩格斯研究战争还着重研究主动和被动、集中和分散、进攻和退却、时间和空间等各种关系。他指出，在战争中既要千方百计地夺取主动权，又要对可能陷于被动的状况有所准备，而保持主动就要善于集中兵力，实行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灵活机动又要求正确处理进攻和退却的关系，其中包括正面进攻和侧面进攻、直接进攻和迂回进攻、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等关系；灵活机动还要求把握作战时机，用赢得时间的办法去缩短空间的距离，去弥补军队的不足，去创造战争的奇迹等等，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恩格斯还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全面地分析了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将帅和士兵、前方和后方等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坚持从发展中、相互联系中研究战争，反对绝对性和片面性。恩格斯指出，组织和指挥战争，既要认识和掌握这门科学的客观规律，又要有依靠这种规律克敌制胜的才能。他把这种才能比喻为一种艺术，要求在战争中把科学和艺术统一起来。
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于研究各种军事问题，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70年代的发展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和自然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在反对资产阶级哲学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写下了《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50年代初，马克思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丰富经验，作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结论，但还没有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旧国家机器的问题。1871年巴黎公社的伟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并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经验。马克思十分重视并极为仔细地考察了巴黎公社的各项革命措施，指出必须用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去代替被打碎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马克思还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理论，阐明了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各自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阐发
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3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的基本原理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日益广泛的传播，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巨大的进步，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就使得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仅有了客观的需要，而且有了实际的可能。这个任务首先是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实现的。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恩格斯分别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惟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在哲学方面，他不仅相当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包括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辩证法等，而且在同杜林的论战中得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结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恩格斯指出，在19世纪以前，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水平较低，还不能揭示自然界和社会的各个过程的内在联系。哲学就用想象和虚构的形式来描绘世界的全貌和总体联系，成为凌架于一切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的体系。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使原来意义上的哲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的存在，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恩格斯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在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揭示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理论研究的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关于各个领域事物具体联系的研究，则是各门具体科学的任务。这样，作为独立的研究部门从旧哲学中保存下来的，只有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指辩证逻辑），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恩格斯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物质和运动、物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概括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三个伟大发现，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物质性和辩证运动，科学地论证了物质世界是发展中的多样性的统一。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①恩格斯针对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先验主义，阐明了在思想原则和客观世界，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指明了思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并为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奠定了基础。②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指出：作为认识的主体，人的思维“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作为认识的成果，真理是绝对的，同样又是相对的。针对杜林关于“最后的、终极真理”的谬论，恩格斯着重阐明“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同样地，真理和谬误也是辩证的统一：两者是对立的，但只有在一定条件下两者的对立才具有绝对的意义；离开一定的条件，它们的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如果不顾条件的变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末它们就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但并不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是要把这种能动作用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必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发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的有关思想，进一步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深刻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恩格斯还指出：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向自由迈进了一步。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特别是由于为盲目的社会历史规律所支配，人们的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资料为社会所占有，人们才“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关于唯物辩证法
《反杜林论》从哲学原理的角度，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阐明了“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及其基本内容；论证了唯物辩证法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而是惟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反杜林论》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并对它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①恩格斯在考察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时，明确指出，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并指出，德国古典哲学中自觉的辩证传统和自然科学新成果所显示的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是唯物史观产生的必要条件。他还论述了唯物史观产生的重大意义，强调指出，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②恩格斯深刻地批判了杜林以政治暴力为基础的唯心史观，论述了经济和政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政治暴力，而是经济。私有制、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根本原因不是掠夺和暴力，而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它们的消灭或消亡，也将以经济的高度发展为前提。暴力本身的发生或发展，也都是以整个生产的水平和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恩格斯还论述了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它或者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加速经济的发展；或者是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终将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③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和平等观。他指出：道德观念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道德”是不存在的。恩格斯还指出：一切时代的平等观念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是历史的产物。他深入地考察了平等观念的历史发展，认为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就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重视自然科学，密切注视着它的发展，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和总结其最新成就，特别是其中的三大发现。50年代末，恩格斯就曾高度评价细胞学说在科学上和哲学上的重大意义。马克思在1864年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读了施旺（1810～1882）和施莱登（1804～1881）关于细胞的著作和多种生理学、生物组织学和解剖学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视有关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1858年，恩格斯对焦耳（1818～1889）发现的能量转化规律作了评述，并认为这是“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马克思在1864年读了英国物理学家格罗夫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一书，认为它很好地论证了能量转化问题，并赞扬格罗夫是自然科学家中“最有哲学思想的人”。恩格斯也指出，格罗夫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思想。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立即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极大兴趣。马克思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认为它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恩格斯也指出，《物种起源》一书的贡献在于使神学在生物学中的统治最后被摧毁。与此同时他们也严肃地批评了达尔文著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此外，马克思精通数学，特别是从50年代起，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打算写作一部辩证法的著作，他对数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一生中写下的数学手稿达1000多页。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还只是作了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但却为70年代以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作了理论上和材料上的准备。
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需要，从70年代开始，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帮助下，在系统阐发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方面作了大量的贡献。恩格斯从1873年起，集中主要时间研究自然科学，打算写一部《自然辩证法》巨著。1873～1876年，他搜集了大量的自然科学材料，写了一篇《导言》和若干论文、札记。1876～1878年春，恩格斯忙于同杜林主义作斗争，暂停《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但在《反杜林论》中，利用了他所积累的自然科学材料和研究成果，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许多重要思想。1878年后，恩格斯继续研究自然科学，写作了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札记。虽然由于马克思的逝世，恩格斯无暇最后完成《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但它仍以其丰富的内容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唯心主义把现实世界看作是某种精神的产物；古代的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主张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都没有科学地解决何谓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问题。恩格斯依据19世纪自然科学提供的材料，批判地吸取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优秀成果，研究并科学地解决了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问题。他指出：世界的本质或本原是物质，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在统一的物质世界中包含着无限多样的物质形态；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人脑的机能和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是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根本特性的最高概括，不能把它同自然科学中关于物质的特殊属性、结构和形态的学说混为一谈。他说：“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页）。恩格斯还指出，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的方式”，“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运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世界是无限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的总体。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因而同样是客观的、无限的。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世界上各种事物的产生和消灭，只是物质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
关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发展
早在古希腊时代，一些哲学家就曾力图描绘出自然界的各种联系和发展的总图景；近代的所谓自然哲学也曾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它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三大发现，使人们有可能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恩格斯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考察了从原始星云到天体、从无机界到有机生命、从原生生物到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指出：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人类居住的地球，从太阳系的形成就开始了从低级运动形式到高级运动形式的漫长发展过程，经历了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最后出现了能劳动、有思维的人类，任何星球只要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也就会经历同样的发展；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好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恩格斯除对自然科学提供的事实作了哲学的分析外，还在一些重要环节上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①研究了生命的起源和本质问题，最先揭示了生命活动的本质，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而作为生命现象的蛋白体是从无机界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产生出来的。②论述了自然界的发展如何通过“人”这个环节进入社会历史领域，提出并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确证了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从而在从无机界进到有机界、从有机生命进到人类社会这两个决定性环节上填补了科学史的空白。
关于自然界辩证发展的基本规律
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人类思维的发展，都是按辩证规律进行的，实质上它们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他批判了把这些规律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唯心主义，指出这些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他批判了把自然界中的区别和对立固定化、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自然观，指出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表明，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有相对意义，相反地，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只不过是被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肩负着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理、出版马克思遗著的重任，并在反击种种篡改、歪曲和曲解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中，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和一系列书信，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发展史
1884年3月至5月，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它根据有关原始社会和奴隶制度的大量材料，特别是马克思生前对美国科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和批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首次系统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进一步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分析了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和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家庭关系发展的特点，深刻地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以及国家将随着阶级的彻底消灭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40年的斗争成果
恩格斯在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回顾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40年的斗争经验，批判了当时新康德主义等哲学流派，明确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明确提出和论证哲学基本问题
恩格斯在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哪一个是世界本原的问题，这是正确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惟一标准：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是本原的哲学家，就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人们的思维能否正确反映现实世界，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恩格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对以康德和休谟为代表的不可知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
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分析
恩格斯通过批判地分析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它们之间的联系和根本区别，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①恩格斯分析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进一步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他说：“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所有一切事物都是暂时性的，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辩证法也承认事物过程中的保守性，即稳定性，但这是相对的；而它的革命性，即变动性，则是绝对的。恩格斯还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方法同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指出黑格尔学派的解体是德国社会阶级斗争的激化和黑格尔哲学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②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及其局限性，指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出现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在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批判了占统治地位的思辨唯心主义，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由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没有采取科学的分析、批判的态度，只是简单地抛弃它，因而并没有真正战胜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并没有摆脱18世纪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缺陷，即机械性、形而上学和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恩格斯着重批判了费尔巴哈以“抽象的人的崇拜”为核心的宗教观和伦理学，指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指出：尽管与自然界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科学历史观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为此就不能停留在对人们思想动机的考察，而应当探究这些动机背后的动力。在这里，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发现了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阶级则是由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这样它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最终根源及其规律性，而国家、法律、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归根结柢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
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如德国的巴尔特（1858～1922）之流，故意把唯物史观歪曲成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青年党员，则把唯物主义当作公式、标签来套用，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在1890～1895年的一系列书信中，全面地、完整地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作用，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行动的指南，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原理。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指出：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它的性质、状况和发展变化归根结柢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一旦产生出来，就有着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正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推动和影响着历史的发展。以国家权力来说，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能有3种情况：①“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这时社会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快；②“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这时它就会给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③“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种情况归根结柢还是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作用
恩格斯指出：社会意识形态归根结柢是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但是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经济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他还指出，社会意识一经产生，便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发展规律。具体表现为：①它具有历史继承性。哲学思想和其他科学部门，都有它的先驱者传给它的特定思想材料，这些材料是在“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②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比如18世纪的法国对于英国，19世纪的德国对于英国和法国，都是如此。③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思想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除了以经济为基础外，它们又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政治和哲学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从根本上说，它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继续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于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3月。论文手稿未找到，保存下来的是由别人抄录的不完整的副本。1902年经梅林删节载入《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第1卷（斯图加特版）。副本的全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在中国，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何思敬译的中文单行本。后经重新翻译收入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文章论述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证明伊壁鸠鲁（见伊壁鸠鲁和伊壁鸠鲁学派）的自然哲学不是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翻版，而是它的创造性发展，强调了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自动偏斜学说的深刻意义，论证了个别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能动性，论证了自由的个人在对周围现实的关系上应采取的积极态度。文章还高度评价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批判各种对伊壁鸠鲁无神论思想的曲解和攻击，批判力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各种错误理论。文章也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缺点，并批评了青年黑格尔派对待黑格尔哲学的不正确态度。
博士论文的基本观点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它不仅表现了马克思“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神论倾向，而且表现了反对因循旧说，力图超出黑格尔的独创精神。
《谢林和启示》
恩格斯为批驳谢林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而写的文章之一。1842年在莱比锡出版德文单行本。中译文载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
这篇文章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出发，捍卫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辩证法，揭露了谢林启示哲学的宗教神秘主义的实质。文章批评谢林背叛了早年对理性和自由的追求，屈服于封建专制主义和正统神学思想的压力，陷入了宗教神秘主义的立场；指出谢林从这种立场出发，竭力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限制和反对理性认识，认为只有神的启示才是真理性知识的惟一源泉。文章也指出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原则”和“结论”的矛盾，指出，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黑格尔的结论往往是保守的，尤其在宗教哲学和法哲学方面是如此。然而黑格尔的原则是进步的，一些学生坚持黑格尔的原则，把没有立论根据的结论一一推翻，于是就形成了左派。为了清算谢林，恩格斯援引了青年黑格尔派卢格、施特劳斯、费尔巴哈等人的观点和著作。文章表明了恩格斯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
《谢林——基督哲学家》
恩格斯为批判谢林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而写的文章之一。1842年在柏林匿名出版德文单行本。中译文载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
1841年11月，思想上、政治上已转到右翼的谢林，应普鲁士国王的聘请到柏林大学宣讲启示哲学，以对抗日益高涨的青年黑格尔运动。本文讽刺谢林为基督教所作的拙劣的辩护，称之为“第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哲学家”；揭露谢林抽去哲学的理性基础，把“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批判谢林的神学史观和神智学，嘲笑谢林象使徒保罗到雅典布道一样不得人心、不合时宜，并预言基督教的末日快要来临了。
这是一篇讨伐谢林启示哲学的战斗檄文，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文章鲜明地反映出恩格斯崇尚理性和自由的激进无神论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著作。1843年夏天写于莱茵省的克罗茨纳赫，故又称《克罗茨纳赫手稿》。原稿共39张，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1927年前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发表这一手稿时加的。中译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这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1～313节阐述国家问题的部分所作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在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通过参加现实斗争，动摇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退出《莱茵报》后，他系统地研究了欧美一些国家的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阅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得到很大启发，于是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但是，和费尔巴哈只注重自然和宗教批判不同，马克思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神秘主义，把被他颠倒了的逻辑观念和现实事物的关系颠倒过来，指出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批判黑格尔把市民社会从属于政治国家的观点，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著名结论；批判了黑格尔主张君主、官僚决定国家制度的英雄史观，阐明了人民创造国家的思想；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发展问题上否认有质变的缓慢进化论，提出必须经过真正的革命来建立新国家的观点。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以后，他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深入解剖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终于创立了唯物史观。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对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本书所作的评论。写于1843年秋，1844年2月发表于《德法年鉴》。中译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马克思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述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批判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归结为宗教问题。作者认为政治解放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解放，人类解放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政治解放粉粹了加在市民社会头上的政治桎梏，解放了市民个人，它只是宣布宗教信仰、财产资格等等不再具有政治意义，但宗教、财产等等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消灭私有财产，进而消灭宗教本身，实现人类解放。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和《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明马克思正在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探讨人类解放的具体途径问题的一篇文章。1843年夏天，马克思写了批判黑格尔哲学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准备出版，于是在1843年末至1844年1月写下了这篇《导言》。1844年2月《导言》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出版全书的计划却没有实现。中译文收入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宗教的本质，并指出，在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以后，就应当集中批判德国的社会制度；而要彻底批判德国的现存制度，就必须批判德国的、尤其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但是，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上，因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德国的社会革命不仅需要有彻底的革命理论，而且需要有物质的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无产阶级，从而第1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为了把这两种批判结合起来，马克思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本文和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是姐妹篇。后一篇提出了人类解放的任务，而本文则着重论述了实现这一任务的道路和社会力量。列宁认为，这两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恩格斯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中译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在本文中，作者研究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揭露了资本主义关系的非人道性质及其所包含的深刻矛盾，指出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导致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革命；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私有制视为当然的前提，而不研究它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并由此出发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看做永恒不变的。文章的观点表明恩格斯已经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恩格斯在本文中尖锐地提出了私有制的起源问题，并第一次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马克思曾给以高度的评价，称它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对于推动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但本文也表明，作者还受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根据自己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在英国居住期间的直接观察和各种官方及非官方文件的材料写成的一部重要著作。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于德国巴门，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中译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在这一著作中，作者根据日益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以这一最发达的国家为例，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深刻矛盾；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指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全书是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义正辞严的控诉。作者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已基本上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和伦理观点的影响。他从英国工业发展和经济事实出发，阐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但作者后来也指出，这是一部早期的作品，“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7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第一次试图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出发，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作批判性考察，从而论证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著作手稿。约在1844年4～8月写于巴黎，因而也叫《巴黎手稿》。由三个未完成的部分组成。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问世。1927年苏联把手稿的第3部分以《〈神圣家族〉准备材料》为标题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1932年国际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部分第3卷第一次发表了手稿的全文，标题为《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它的第一个中译本由何思敬翻译，1956年出版。1979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重新翻译，编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批判性的分析，指出它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把劳动提高为“惟一原则”，揭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并探讨了私有财产的各种运动规律，指明了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反比关系。但是它把私有财产当作当然的前提，把私有财产的规律想象为永恒的自然规律。这就暴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私有制辩护的立场。
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在手稿中系统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三大阶级的经济生存条件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他吸取了当时德国哲学中广泛使用的异化概念，把它同私有制统治下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提出异化劳动的概念，试图用异化来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起源和发展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表述的规律不是劳动的规律，而是异化劳动的规律。他具体考察了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变成异化劳动的表现：①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②工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③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与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④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在考察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揭示了产生对抗性社会关系的根源，指出通过异化劳动，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马克思用异化来说明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吸取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积极成果，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充分肯定了他的辩证法的巨大意义。指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它所提供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其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人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不过在黑格尔那里，这一思想是以抽象的思辨的形式来表述的。因为在他看来，人只是自我意识，而劳动只是精神劳动，人的异化及其扬弃只是在抽象的自我意识中进行的。
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费尔巴哈而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他把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看作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性，从而贯彻了能动的原则，克服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初步揭示了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的抽象性。他把宗教、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看作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受到生产普遍规律的支配；把生产劳动了解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的活动，从而把生产活动作为社会实践的基本内容；他还得出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所诞生的过程”的结论。这些思想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还带有抽象的、理想化的性质，因为他还没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而是从抽象的劳动出发，以劳动的异化来说明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把共产主义看作人对人的真正本质的占有、向真正的人的复归等等。这表明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维方法的影响。
《神圣家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是他们合著的第一部作品。全名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写于1844年9～11月，184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中译本编入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神圣家族”是对鲍威尔和鲍威尔兄弟及其追随者的谑称，用以讽刺这些人妄自尊大，蔑视群众，好象凌驾于尘世之上的耶稣及其门徒一样。“批判的批判”是指鲍威尔等人在他们创办的《文学总汇报》上宣扬的批判哲学，或叫自我意识哲学。他们认为，自我意识是人的惟一的本质，批判是自我意识创造世界的动力，纯理论批判能够改变一切。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上惟一的积极的因素，至于群众、整个人类则是消极的，只有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才有意义。
写作背景和过程
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越来越尖锐。以鲍威尔为首的一批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已完全堕落为思想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宗派小集团。他们狂热地鼓吹自我意识哲学，大肆污蔑群众，对抗共产主义思潮。这些观点在鲍威尔兄弟创办的《文学总汇报》上得到了露骨的表现。1844年8月底，恩格斯返国途中在巴黎第二次会见了马克思，他们所探讨的一切理论领域的观点都完全一致，于是他们便决定针对《文学总汇报》，共同撰写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他们一起拟定了全书的大纲，分好了章节，并合写了序言。恩格斯在巴黎逗留的10天中就写完了他所分担的几个章节，全书的绝大部分则由马克思完成。
基本内容
著作集中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正在形成的新世界观的一系列重要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原则，强调了世界的物质性，指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他们还通过对黑格尔哲学思辨结构的分析，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抹煞认识的现实基础，把从个别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概念绝对化、实体化，进而又把一般返回到个别的过程歪曲为事物产生的过程，这是一切思辨唯心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已经接触到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主张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来观察历史，并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自我意识”之中，而正是在被他们所蔑视的“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同时，马克思还接近于得出自己的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即生产离不开社会关系的思想。
著作深刻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并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作用将不断增长，“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著作还包含着几乎已经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为了驳斥鲍威尔等人的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神化”的谬论，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指出，无产阶级不仅是由于贫困，而且也由于大工业的严酷锻炼，使它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
历史意义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它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阐发了一系列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作用，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虽然这部著作还保留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某些影响，还存在着“对费尔巴哈的迷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原理的阐述还不够精确和完善，但是，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超出费尔巴哈哲学的范围，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抽象的人的崇拜，毕竟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文学总汇报》
德国哲学家鲍威尔等人创办的德文月刊。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在柏林附近的沙格顿堡出版，发行人为鲍威尔的三弟鲍威尔。共出版11期（1～11/12期）、主要撰稿人为鲍威尔、鲍威尔、法赫尔、荣格尼茨、施里加等人。
《文学总汇报》同马克思和卢格合编的《德法年鉴》相对抗。在该刊中，鲍威尔等人鼓吹“批判的批判”，大力宣扬自我意识哲学，污蔑群众，对抗共产主义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彻底批判了《文学总汇报》的观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于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成的批判费尔巴哈的11条提纲。原题为《关于费尔巴哈》，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序言中称这个文件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作为该书的附录首次发表。中译文收入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提纲》论述的中心是实践问题。马克思把实践引进唯物史观和认识论，并把它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提纲》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认识对实践的关系和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展开的。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其中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缺点是只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而不是把它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他们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文中通过对费尔巴哈消极的反映论的批判，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同时，马克思认为，不仅人的认识基于实践，全部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在文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地考察人的方法，主张把人放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去认识，指出，所谓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还认为，新哲学与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只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马克思已经彻底地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已经接近形成。恩格斯称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的论战性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马克思的成熟作品。全名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6年，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问世，这部著作集中体现了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及其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同年12月底，马克思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巴黎通讯委员安年柯夫写了一封长信，初步谈了他对这本书的印象和看法。这封信是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的详尽提纲。1847年1～6月，《哲学的贫困》用法文写成，6月15日马克思为该书写了一个简短的序言，7月初该书正式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哲学的贫困》是一部哲学兼经济学的著作。全书由两章构成。第一章主要是批判蒲鲁东自诩的伟大发现——价值理论，其标题“科学的发现”是讽刺性的。这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初步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要点。第二章主要是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进一步制定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时针对蒲鲁东的改良主义幻想，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论述了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以及有关共产主义的某些理论问题。
蒲鲁东坚持唯心史观，他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出发，认为现实的经济关系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体现。马克思在批判这种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以及决定它的生产力是客观存在，是人们不能随意选择的。经济学的范畴不过是人们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相应地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时，马克思已不把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关系叫做“交往形式”，而直接称为“生产关系”。同时，马克思在说明生产力这个概念时还指出，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蒲鲁东不懂辩证法，他在经济学中搬用了黑格尔矛盾学说的神秘的唯心主义形式，却阉割了这个学说的合理成分。在蒲鲁东看来，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它们加在一起就构成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而矛盾的解决或扬弃就在于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批驳了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庸俗理解，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马克思的这个表述第一次科学地指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哲学的贫困》进一步发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曾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科学共产主义第一个纲领性的文献。1847年11～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同盟的纲领，并把它作为党的宣言公布。在恩格斯草拟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写成《共产党宣言》，并于2月在伦敦出版。后被翻译为世界多种文字。最早的中文译本于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译者陈望道。
《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融为一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系统的、周密的阐述。全书共分4章。首先集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而论述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作用和纲领以及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原则。同时，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最后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彻底革命的精神。
贯穿《共产党宣言》全部内容的基本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出发，分析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等一系列结论。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具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论述1848年法国革命的著作。写于1850年1～11月，以《从1848到1849年》为总题目连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95年首次在柏林出版单行本，恩格斯为它写了导言，并增添他和马克思写的《国际述评（三）》中有关法国事件部分作为第4章。最早的中译本名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1942年延安解放社出版。本书收入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马克思在书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原因、性质、过程和影响，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他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特别是法国工人六月起义的教训证明，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实行工人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他在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时还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从而第一次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任务。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剖析1848～1851年法国革命和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事件的著作。这部著作本来准备刊登在魏德迈（1818～1866）于美国筹办的《革命》周刊上，因该刊停刊而没有来得及发表。1852年5月出版了单行本第1版，1869年在汉堡出版第2版。最早的中译本是1930年5月上海南强书店出版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译者陈仲涛。
这部著作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事件的透彻分析，科学地揭示了各个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深刻地指出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各个阶级最终是由各种经济所有制的物质条件决定的。“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著作还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
这部著作把当时许多人感到惊异而不能理解的历史事变的内在联系，清楚而深刻地揭示出来，表明马克思不仅深知法国历史，而且善于运用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正如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问世33年后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这部著作阐述的理论和所运用的方法“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总结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和概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要点的著名文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而作。完稿于1859年1月，载于同年6月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经删节曾在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发表，许多德文报纸曾转载。中译文载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马克思在《序言》中简短地叙述了自己从1842年主编《莱茵报》到50年代末的思想进程。其中特别强调，在《莱茵报》时期有关物质利益问题的多次辩论和论战，是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强调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解决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促使他解剖市民社会，转向经济学的研究，并通过经济学的研究，逐步创立了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序言》中还总结了多年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面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最精确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还区分了几种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强调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它自身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序言》不仅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经典性的概括，而且对研究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和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指导意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阐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重要文章，是计划写作的一部经济学著作的“总导言”的未完成的草稿。写于1857年8月底至9月中，马克思生前未发表。1902年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次年第一次发表于柏林《新时代》杂志。中译文曾单独收入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后又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全书的部分收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
《导言》论述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肯定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强调物质生产的社会性和历史阶段性，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单个的孤立个人作为出发点以及抽象地谈论“一般生产”的观点；精辟地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在肯定生产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充分估计了其他三个环节的相互影响及其对生产的反作用。
《导言》还集中论述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强调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指出思维的具体性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因而是结果而不是起点；同时指出这种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而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并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导言》还论述了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关系问题，强调经济范畴排列的次序要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不能按照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
《导言》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它不仅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如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等等。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写于1859年8月3～15日。文章的第1、2部分于同年8月6日和20日在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连载。第3部分未发表，手稿也没有找到。中译文载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文章在批评英国和法国、特别是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时，强调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文章扼要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内容，并强调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对于政治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的实际活动都具有革命的意义。
文章总结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给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所带来的革命。文章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指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既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平庸浅薄的形而上学方法，也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是唯物辩证的方法。文章还论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成就和局限性，强调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此外，文章还着重研究了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指出逻辑的研究方式是惟一适用的方式，但它无非是摆脱了历史形式和偶然性的历史方式，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并以修正的形式再现历史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