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保障的无奈之举：红军的枪炮来源于战场缴获

1934年10月，在第5次反“围剿”开始近一年后，中央苏区已经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红军不得不着手开始准备即将到来的大转移。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开篇这样记叙道：“1934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新的手榴弹，从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考虑到离开根据地后补给的困难，这种准备同样包括武器的调配，较好、较新的枪支被集中到主力红军手中，较差的则换给赤卫队和游击队。

根据1934年10月8日的统计，从江西根据地出发的中央红军包括军委第一、二纵队，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在内，总兵力共8.68万人，这支庞大的部队只装备有步马枪29153支、迫击炮38门、重机枪357挺、轻机枪322挺、手枪3141支、冲锋枪271支。虽然8.68万人中有相当数量的机关、后勤人员，但很多作战部队还是没有足够的枪支，因此又携带了6101根梭镖、882把大刀作为补充。这些武器不仅种类繁杂，而且配件不全，步马枪中只有60%配有刺刀，长征开始后更是难以保证必要的维修和保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些武器的作战效能。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枪弹严重不足，红军只携带了步马枪弹141.8万发，平均每支枪只有40余发，而且其中多半是红军兵工厂自行复装的，不能用于连发武器，而机枪弹仅有22.3万发，几乎连一场稍大的战斗都不能支撑。

长征期间，国民党军队出兵100多万，对各路红军围追堵截。结果却是红军在缺枪少弹的情况下，愈战愈勇，并通过战场缴获，较好地解决了作战补给问题。

在伏击战中缴获战利品。长征中，红军对尾随之敌，通常利用有利地形设伏，集中优势兵力，相机歼灭。如，红二十五军的袁家沟口伏击战、红十五军团的劳山伏击战、红二、六军团的忠堡伏击战和板栗园伏击战等，都取得巨大成功，歼灭了大量敌人，缴获了大批战利品。红军在贵州的“进项”来自于1935年2月间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时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战斗，据当时的《红星》报载：“此役总计击溃敌20余团，敌死伤千余，被俘2000余，我军缴获机关枪20余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30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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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缴获的枪械

袭击占领敌人的补给基地。红军长征中，十分注重通过攻陷敌人的重要城镇获取补给。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在长征沿途的重要城镇设置“追剿”基地，囤积大量军用物资。红军往往趁其防守薄弱或不备，袭击或强攻予以占领。仅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就攻占县城100余座，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歼灭国民党东北军牛元峰部1个师又1个团，以消耗12万发子弹的代价，缴获捷克造马枪5000支、轻重机枪250挺、子弹26万发。这次丰厚的缴获为巩固陕甘苏区，为将革命大本营最终安放在西北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收缴土豪劣绅的枪支弹药。红军长征途经的许多地区，国民党培植的地方势力非常猖獗。对此，红军视情况予以镇压，这既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又武装了自己。仅红九军在东川县镇压土豪劣绅时，就收缴了300多支枪、500多颗手榴弹、2万多发子弹，很好地补充了部队所需。

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积极创造作战条件，采取伏击、袭击等战法，用“取之于敌”的方式缴获到大量的军用物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军队和各地军阀武装就是红军的武器运输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