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打鬼子边筹集军饷：彭德怀鲜为人知的理财本领
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除分工负责军事，还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经费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按4.5万兵员之数，由国民政府每月拨饷50万元，全部开支包括伙食、被服等，平均每个兵员为11元。为节约军费，八路军出师伊始，从士兵到总司令朱德，每人每月只发2至5元的津贴费。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壮大，蒋介石想以军费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对八路军的扩军增饷问题，总是或拖或否。威名远扬的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就常因经费不继而受困窘。1938年1月，朱德、彭德怀曾向驻武汉的王明、周恩来告急：“部队扩大，使用费亦大增加，此刻已陷于极端困难，以至无法解决的严重状态中。”数日后，朱、彭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目前经费已极困难，特别新兵服装问题，不易解决。”正是在这样的艰难中，产生了朱德那首感人肺腑、在大后方传诵一时的诗《寄语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朱德与彭德怀在延安
经费如此困难，彭德怀掌管全军经费的分配使用，更是铁面无私。在他的主持下，1938年1月，全军首次规定了统一的供给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斗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斤半、油3钱、盐3钱、肉3钱、菜1斤。津贴费大体（困难时酌减）为：师旅级5元，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5元，士兵1元。全军之首、年高德重的朱德，坚持和彭德怀、左权一样，只拿和师、旅长一样的5元津贴费。规定标准后，2月份，一一五师直属部队单位和三四三旅开支稍大，3月12日就受到总部的查问。朱德、彭德怀给一一五师首长的电报，直截了当地说：“一、山西我军已达90000人，每月经费仅30万元；二、一二〇师已达32000人，每月经费仅8万元；三、你师直及三四三旅，不足12000人，在一个月内已用去10万元，请你们设想经费如何开支；四、3月份仅能给你们3万元……”朱、彭在电报中要求一一五师彻底检查该师供给工作，还要将检查结果交给赴太行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带回总部。
实际上，受到批评的一一五师直及三四三旅，在2月份所用经费，按人平均不过8.3元，尚不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士兵月饷钱20元之半数。
在八路军的机关里，有一些小勤务员担任杂务，这些小兵多是跟八路军走出来的贫苦少年，被亲切地称为“小鬼”。随着部队的扩大，机关的“小鬼”也增加了，连队也设了勤务员。彭德怀下部队，听说“小鬼”不安心干杂务，要求到班排、上前线。他支持“小鬼”，批评道：“连队也搞起了勤务员，这就是浪费！”但是，他也不让这些“小鬼”上前线。在和朱德研究了这个问题后，1939年2月14日，朱、彭正式下达命令，取消八路军各级首长的特务员和连队中的勤务员制，各机关禁止用17岁以下的勤务人员，命令将抽出的青少年组织成青年教导队或青年学校，培养他们做儿童工作或卫生工作。
1939年3月，由于根据地财政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当月全军只发给每人鞋袜费5角。5月，每人只发给津贴费1元。5月30日，彭德怀在晋东南纪念“五卅”大会上发表演说，挥动右臂，放开洪钟大嗓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八路军本月每人只发津贴费1元，我们的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领得1元。有人说，八路军特殊……这就是我们的特殊，这个特殊我们永远保持！”与会各界代表，莫不为之动容。
以八路军为榜样建立的敌后抗日政权，也同样最大限度地节省着民力、财力。彭德怀在为纪念“七七事变”3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一文中特别提到：“晋察冀边区县政府，从县长、审判官以至伙夫、勤务员，不过50余人，月用经费800多元，其中县长零用费（无工资相当于津贴费）最高每月10元，伙夫每月2元，虽然这里的县长优待不大，比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零用费还多着一倍。”
尽管八路军的供应十分短缺，在频繁的转战中，每到一村一店，总部的工作人员还是要了解驻地群众的生活，对最贫苦者予以帮助。如果工作人员顾不上去，彭德怀有时就会找他们来嘱咐，村里某处某家没饭吃，送点小米去。某家有病人吃不起药，叫医生或卫生员去看看——彭德怀已经替他们查访过了。
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曾在沁县南底水村住过一段时间。在村北一所低矮的农舍里，住着一个王老汉。一天，王老汉遇到一名八路军战士和他拉家常。谈到日子光景，王老汉对这个朴实可亲的八路军说：“不怕老总（对大兵的称呼）笑话，俺今年50多岁，还是在民国元年时吃过一次肉呢！”老汉叹了一口气，“唉，有27年没吃过肉了！”
王老汉不知道，他的这番家常话，是怎样震动了饱经困苦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以后，彭德怀和总部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时，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苦啊！我们要多多关心人民的生活。”(https://www.daowen.com)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苦啊！”这一声叹息，贯穿在彭德怀主持华北敌后财经工作的整个过程中。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没收地主官绅的财产可充军费；平分土地和地主阶级的浮财，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迅速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生产积极性。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实行抗日统一战线，停止了土地革命。在中共中央向全国宣告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战时的财政政策是有钱出钱，合理负担，没收汉奸财产。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开始时，打汉奸和合理负担，由各部队分散进行，政策界限不清，有的习惯于打土豪，产生了过火行为，还滋长了随筹随花的不良习气。山西人本来省吃用、重积蓄，日寇劫掠、国民党政府军征索、战争破坏，使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或消耗、或损毁，群众生活水平骤降，生产情绪十分低落。根据地建立之初，整理财政以恢复民气，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大将理财，首先统一号令，严明纪律。在纷乱如麻的经济局面下，彭德怀提议并主持成立了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经委员会，实行军政民费用在各战略区内的统筹统支，实行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原则，既保证军政民各费用得到适度保证，又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贯彻统筹统支，建立起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由政府统一财政收入，各种收入统归金库，未经正式手续，任何人不得随便开支。部队由供给机关成立有主要首长参加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
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八路军总部建立起以杨立三为首的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
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而八路军的月军饷只有61万元。在国民党当局“限共”“反共”的政策下，国民政府军政部不但不增加军饷，反而时时扬言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为使部队的供给完全建立在根据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除千方百计促进根据地的农副业生产及小工业、手工业生产，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外，彭德怀感到，还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根据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账，找到了答案。这笔账是：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约需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每人每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要50人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抗日根据地人口为3000余万。
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议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总数不超过全人口的3%之数。这样根据地可以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
1941年年末，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精兵简政”的号召中采用彭德怀这一方案，要求各根据地做到总兵员不超过人口的2%，党政工作人员不超过1%，总脱产人员不超过3%。这凝聚着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之情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负担政策上，彭德怀主持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改革田赋制。为实现合理负担，各根据地进行了田赋税收的整理。从整理田赋中，发现田赋按亩摊派，表面上似属公平，实则由地主富豪操纵，很大一部分负担，被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户身上。
1938年秋，敌后抗日根据地丰收在望，彭德怀决心使贫苦农民真正享受丰收果实。在秋收征赋前，他向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建议废除田赋制，改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经中央同意，在根据地内全面推行，受到了抗日根据地内广大军民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