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不值得
三十岁以后，日子开始像黄梅天，滴滴答答，甚是不痛快。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起起落落，而身体这台机器，刚过保修期就开始不时地闹脾气、蹦螺丝，中年危机可谓来得迅雷不及掩耳。好长一段时间，我处在厌倦弃世的边缘，后来一想，干脆写出来让大家看看笑话好了，就像冬天下大雨的时候人们喜欢坐在温暖干燥的室内端着热咖啡观看窗外赶路的行人，别人的烦恼方才显出自己的确幸。而反过来，当自己跌了一跤膝盖流血的时候，如果看到旁人的皮包掉在地上，手机口红摔个粉碎，也会觉得老天不止跟你一人作对，大概会少流一些眼泪。
第一本书《像世界一样宽广地活》出版后，整整两年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跟读者说，写作把我的内心彻底清空了，要回一回血。可是这好像只是个借口，我的注意力其实是被别的东西带跑了。
回到中国一线城市的生活，就像时代广场两侧的广告牌，宏大又精美，每过十秒就换上一拨更诱人的，让人来不及细想便一头扎了进去。即使谢绝全部饭局、论坛、年会等诸如此类的活动，我过去一年还是在天上度过了120个小时，航程10万公里。有时是一场幸福满溢的读者分享，有时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假正经的会议。每次回家前我总是在机场母婴室里花十分钟卸妆，换下扎人的耳环、裙子和高跟鞋，往往飞机还没开始滑行我就已经沉沉睡去，直到落地的冲击把我叫醒。舷窗外星光疏朗，又完成了一个午夜航班。
跟随着大批和我一样困顿的乘客走向停车场出口，那里永远像好莱坞的首映礼一样灯火通明——无论延误到几点——足见深圳这座城市的勤奋。本来已经干瘪下去的深夜的心脏，瞬间被一盏又一盏刺眼的车头灯再次鞭策得膨胀了起来。拖着我那只残破的银色登机箱汇入这永不熄灯的人世间，只顾得上埋头寻找自己的座位，再也看不见云中半月若隐若现狡黠的微笑。
我是社工专业出身，毕业后为着生计不得不改换职业，在社会晃荡了十几年终于经济宽裕，迫不及待打算重新选择人生赛道。但究竟怎么选，其实心里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人到中年最害怕的就是不定性，漂着。年轻的时候没关系，所有人都鼓励你多尝试，男的可能因此找不着对象，也不是多大点事。可一过三十，想法全变了。一个凑合的答案也是答案，一个不怎么样的终点也是终点，我们只想赶快结束这没有日夜黑白、只有和自己的灵魂四目相对的漫长僵持。
有一种焦虑，不为衣食，不为儿女，为的是时间有限，要做的却那么多。可是命运不给你犹豫的时间，那一刻，我仿佛站在火车购票窗口，身后挤满了不耐烦的人，面前的售票员一个劲儿催问：“坐哪一班车？！”只给你一秒钟选择。
看过《大象席地而坐》你就会知道，被命运无尽放逐，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一种活法。
已经三十五岁的我，不敢再彷徨。
捏着好不容易抢来的车票，我懵懂地爬上了公益这趟车，管着二十个人，有的比我大，多数比我年轻。这不是会飞黄腾达的职业，因此同事们的家境都不算差。以前我的工作是卖东西赚钱，现在也没变，区别是赚来的钱要一分不动地交还给社会。钱经由我们的手，变成了山区儿童身上的冬衣和地震后人们住的救灾帐篷。我们把在卧室里干微商的淘宝卖家转化成捐赠1个亿的爱心人士，把宜家卖给中产阶层的玩偶换成了穷孩子免费玩的滑梯和操场。我知道，没人喜欢用“穷孩子”这个词。
站在这条仓促选就的赛道上，我满心疑惑，不停向旁边的人发问：多喝水如何帮助消除贫穷？发图书是否能让留守儿童真正产生学习兴趣？只要好筹钱的项目我们都做吗？大家都像革命斗士一样坚定不动摇，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太伟大了！”捐赠人经常对我这么说。好话听多了，渐渐我也就不问了。你都这么伟大了，怎么能动摇呢，是吧。
做公益的人经常有比较强的虚荣心。
而我，不仅有虚荣心，而且胆子小。因此即使满腹疑惑，我依然对外宣告要把自己的余生交付给公益这个伟大的职业。一是使劲说服自己，二是这职业听起来还算体面。每天早晨起床，我都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这是你自己选的事业，坚持下去，反正也没有很难。
只有和朋友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才会松口气，“何必较真呢，嗨，人间不值得”。说得多了，连自己都觉得滑稽，一份以慈悲驱动的工作，居然让人发这样犬儒的感慨。
人间是不值得，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被拯救，也不是任何人都必须被理解。
是跟着其他人上车还是继续留下来等待，到底是对是错，没有人能给你答案。
有些事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你只能选择。
读过胡波的遗言再看导演身后的风光，是如此让人扼腕，我才惊醒——怀疑自己的选择，但不要惩罚自己。
选错了，就再选过。
他的绝望和我的苟活，都是因为拉不下面子。
是，我又绕路了，一把年纪依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只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这世界大多数人的呼声也许永远也得不到神的回应，我恐怕也是其中之一。但万一，万一他最终召唤的时候，我相信只有流浪的人身上没有枷锁。
只要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就还没到放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