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认：记住他的样子
1984年的某一天，被害人还是美国某大学的一名女大学生。案发当晚，她在床上休息，一名男子破门而入。被害人从梦中惊醒，哀求这名男子不要伤害她，自己可以把所有的钱和财物都给他。
但最终，这名男子依然强奸了被害人。
被害人根本无力进行反抗，所以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记住这个男子的长相，她努力让自己记住这名男子脸上的每一个细节。
她想，只要她能活下来，就一定可以凭借这些记忆，帮助警察将这名男子绳之以法。
最终，这名被害人很幸运地逃脱了魔爪，并在第一时间报了警。
案发后第三天，被害人对照片进行了辨认。
被害人拿起了其中一张照片，无比肯定地对警察说道：“他就是强奸我的那个人。”
依据被害人辨认照片的结果，警察很快抓获了嫌疑人。
尽管在法庭上，嫌疑人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最终陪审团依然判定其有罪。
在这起案件中，被害人在遭受侵害的过程中，努力地识记作案人的相貌特征，留意作案人面部的任何细节特征。
在辨认的过程中，被害人进行了几分钟的仔细辨认，最终确认，本案的嫌疑人绝对就是当时强奸她的那名男子。
甚至，当辩护律师要求被害人重新进行辨认时，被害人还表示：
“他怎么敢质疑我？这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
但就是这样一次看似完美的识记和辨认，却依然出现了记忆错误。
十年后，得益于DNA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成熟，通过对十年前的一份证据中的精子碎片进行DNA检测，这名嫌疑人最终被认定为无辜。
换句话说，在这起案件中，出现了辨认错误。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假设，某天你正在大街上闲逛。突然，你听到对面有人在喊：“救命啊！有人抢劫了！”你还没反应过来，有一名男子从你的对面急匆匆地跑过来，与你撞了个满怀。
在这个过程中，你看清了他的相貌。
那名男子站起身来就跑掉了，紧接着后面有人就追了上来。你这才知道，刚才那个撞倒你的人，就是抢劫犯。
在你得知那名男子就是作案人后，你一方面庆幸自己看清了他的长相，另一方面你也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忘掉他到底长什么样子。
于是，回到家后，你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认认真真、无比细致地在笔记本上用文字详细地描述了那名男子的长相：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他的嘴巴、他的头发、他的脸型。
在完成这项工作后，你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是第一种情况，接下来是第二种情况。
你依然是在街上闲逛，依然是与那名抢劫犯撞了个满怀，依然看清了他的长相。但与第一种情况唯一不同的是，回到家后，你根本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没有拿出本子用文字记录下那名男子的长相。相反，你打开电视，开始看肥皂剧。
因为你觉得，那名抢劫犯抓不抓得到，跟你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这是第二种情况。
当天晚上，警察突然请你去对那名抢劫犯进行辨认，以确定究竟哪个人才是抢劫犯。
那么，在哪一种情况下，你能正确辨认出这名抢劫犯的可能性更高？
答案是，在第二种情况下，你更有可能正确地辨认出那名抢劫犯。
当然，在我举的这个例子中，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言语描述的时间和再认时间之间的间隔较长，这可能会削弱两种情况下最终辨认准确率的差异。但我主要想说明的，是一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心理学效应：语词遮蔽效应。
所谓语词遮蔽效应是指，语词化的描述，反而会对非语言认知产生阻碍效应。(https://www.daowen.com)
我们通常可能会认为，对一些刺激和事件，如果用言语进行描述，应该是有助于记忆的。但事实上，如果需要我们进行记忆的这些事件，本身就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把握，而我们此时依然用言语进行描述，反倒会损害记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心理学实验室中，是如何来研究这一效应的。
在一项心理学实验中，主试要求被试观看一段长30秒的录像，这段录像描述的是一段抢劫银行的内容。
在被试观看录像完毕后，要求被试读几篇短文，并回答与之相关的问题，这个过程持续20分钟。随后，被试被分成两组，分别接受不同的处理。
第一组被试，被要求写下对抢劫者相貌的详细描述。
第二组被试，则被安排做一些其他无关的活动。
实验最后，要求两组被试对录像当中的那名银行抢劫犯进行指认。实验结果如下：第一组被试正确指认率为38%，第二组被试正确指认率为64%。换句话说，第一组被试写下对抢劫者相貌的详细描述，反而损害了他们的记忆。
这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司法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很多时候却在办案实践中被忽略了。
其实司法心理学在“辨认”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下面我再举另一个例子。
关于辨认，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辨认，只能进行一次，不能重复辨认。比如，办案人员让辨认人对案发当时殴打自己的作案人进行辨认，如果辨认人能够从中正确辨认出作案人，则辨认结果为，辨认人经过仔细审视、辨认后指出，×号就是对自己进行殴打的嫌疑人。
但如果辨认人没有正确辨认出作案人，则辨认结果为，辨认人经过仔细审视、辨认后，未能指出对自己进行殴打的嫌疑人。
即使辨认人没有能够正确辨认出作案人，办案人员也不能再次组织辨认人对作案人进行二次辨认。
这一做法是正确的。但为什么不能重复辨认？
简言之，因为仅仅是通过重复的辨认，就可以改变辨认人的记忆，使那些根本没见过的人，看起来很熟悉。
这种效应被称为“重复观察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重复观察产生的错误，一般都是无意识的错误。
换句话说，在重复辨认的过程中，辨认人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
认知心理学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如果辨认人在办案人员提供的疑犯照片中和后来的队列辨认中，都见过同一个陪衬者（即陪衬者重复出现），那么正确辨认出真正犯罪人的可能性，会变得很低。
另一项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在第一次辨认程序中，如果辨认人选择了某人，但事实上真正的作案人根本就没有在辨认范围之中，那么在随后的队列辨认中，只有33%的辨认人能够正确地辨认出真正的作案人。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我想补充强调一点：在辨认过程中出现错误，并不稀奇，也不罕见。而在司法实践中，除了会出现辨认人将无辜者错认为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还存在另外一种常见的辨认错误，那就是，明明真正的作案人就在眼前，但辨认人却无法辨认出来。
当辨认人表示自己无法认出作案人时，司法人员也许会感到有些吃惊，但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名被害人，他是一名从外地进城打工的普通务工人员，平时老实巴交，性格木讷，于是也就慢慢成了其他几个务工人员调侃和欺负的对象。
在城里干了大半年后，这名被害人不想再继续干下去了，打算收拾东西回家。正巧，被害人有一次遇到了一名小领导，于是就向这名小领导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希望能够领取到自己的工资，然后回家。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名小领导不但没有给他工资，反而指使手下对被害人一通暴打，并威胁被害人：“你要敢偷偷溜走，我就弄死你！”
幸运的是，后来被害人在一次上工时抓住机会逃了出来，跑到派出所报了案。
既然是报了案，那么不可避免地，需要被害人对案件中的嫌疑人进行辨认。
在这名被害人向办案人员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后，办案人员拿出一组照片，然后让这名被害人辨认：究竟哪张照片中的人，是指使手下殴打他的那个小领导。
出乎办案人员的意料，这名被害人面对着照片来回端详了半天，却始终没有能够认出那个指使手下殴打他的小领导。
后来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被害人的说法，即自己在索要工资时遭到了小领导的暴力殴打。
按常理来说，被害人遭受非法侵害的时间是相对比较长的，在遭受侵害的过程中，被害人应当完全可以看清楚那名殴打他的小领导的长相。
但结果却是，他始终无法从照片中辨认出那名小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