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自白：谎言为何出现？
由于人类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有罪的人，可能会为了逃避惩罚，而编造各种谎话，假称自己是无辜者，企图瞒天过海。
这也是测谎师平日里接触比较多的一类谎言。
但不能否认的是，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一种令人痛心、令人困惑的谎言，那就是无辜的人编造假话，谎称自己有罪。
在开始这一部分之前，我们先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无辜的人，会作出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吗？
你也许会回答“有可能”，然后联想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意识模糊之类不好的事情。
那么，如果一个无辜的人，在没有遭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侵害，并且自我意识清晰的情形下，会作出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吗？你也许会回答“不可能”，因为此时如果一个无辜者还作出自己有罪的供述，那这个人一定是疯了。
但日本法律心理学家浜田寿美男却用他的研究证明：即使是一个无辜的人，照样有可能会作出有罪的供述。
一个无辜的人却承认自己有罪，简单来说，就是无辜的人进行了虚假自白。
浜田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法律心理学家，他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虚假自白”，即那些无辜的人为什么要作出有罪的供述，以及他们是如何作出有罪的供述的。
在这一部分，我将介绍浜田教授在虚假自白领域的研究成果：那些无辜的人，为什么会作出有罪的供述？
按照浜田教授的观点，无辜的人作出有罪的供述（即虚假自白），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替身型自白，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替人顶罪。比如，在得知真正的作案人是一个对自己十分重要的人之后，希望自己能够替那个人承担罪责，于是谎称自己有罪，并作出有罪的供述。另外，在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样一种替身型自白，那就是当一些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案件发生后，一些一心想要成名，或者为了满足自身某些特殊心理需求的人，会谎称该案件是自己所为，这也是一种替身型自白。
第二种类型，是自我同化型自白。这种虚假自白是指，无辜者在反复接受询问的过程中，记忆出现了混乱，并逐渐对记忆失去信心。在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无辜者最终在不同程度上，相信自己或许真的做了不好的事情，从而作出有罪的供述。
它与替身型自白的区别在于，自我同化型自白中的无辜者相信自己就是作案人，而替身型自白中的无辜者是明知自己并非作案人的。
第三种类型，是迎合型自白。这种虚假自白是指在审讯的情境下，无辜者无法承受这一特殊情境带来的强大压力，迫切希望摆脱和逃离这一情境，从而迎合对方所说的话，承认对方希望自己所说的内容。
迎合型自白的特征在于，这是无辜者在遭受强烈痛苦的情况下，被迫作出的虚假自白。
以上三种虚假自白中，替身型自白和迎合型自白比较好理解，但自我同化型自白相对比较抽象和陌生，所以这一部分，我们着重阐释自我同化型自白。
甲山案件，是浜田教授深度介入的一个案件，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存在自我同化型自白的案件。鉴于此，这一部分也将主要依托这一案件，来说明浜田教授是如何解答“无辜的人为何会作出有罪的供述”这一问题的。
甲山案件发生于1974年，该案的被告人山田悦子在1999年被判决无罪。从案件发生到无罪判决，这中间经历了二十五年的时间。
甲山学园是一家专门收留智力障碍儿童的学园。悲剧发生于1974年3月的一天，甲山学园的两个学生先后失踪了。后来，搜寻人员在学园的水槽里发现了两名学生的尸体。
具体来说，3月17日下午三点到晚饭这段时间，学园的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学生不见了。
在报警后，学园的老师们和工作人员开始四处搜寻第一名学生的踪迹。一直搜寻到了19日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在搜寻的过程中又突然发现，另外一名学生也不见了。
于是学园里的所有人又开始寻找起另一名学生来。最后，在学园里的水槽里，人们发现了两名学生的尸体。经过检查，确认这两名学生是溺死的。
警察立即断定，这是一起杀人案件。
既然是杀人案件，那就要有作案人。但是，甲山学园基本上是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外面的人很难进来，里面的人也很难出去。
换句话说，这很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
很快，山田悦子就成了主要嫌疑人。
这是因为，山田悦子是案发当天的值班人，也是最早发现第一名学生失踪的人。当她听说失踪学生的尸体被发现时，她哭倒在地，不停喊着要跟死去的学生一起去。但由于她的表现看起来有点过头，让一些人产生了怀疑。
浜田教授指出：
“这种怀疑其实根本就没有确凿的证据，山田因为感到自己有责任而拼命寻找孩子，在听到孩子死讯后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杀人案件这一背景下，这些举动就成了怀疑产生的原因。而这些怀疑一旦出现，就不会轻易地终止，因为它会不断地吸收相关的证据。”
更要命的事情在于，在接受警察询问的过程中，其他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居然主动向警察提到山田悦子十分可疑。这进一步增强了警察的怀疑。
在这种怀疑的驱使下，警察从学园内的一名小女孩口中，得到了这样一份目击证言：这名小女孩说，自己躺在被窝里的时候，山田老师曾经把第二名失踪的儿童叫出屋去。
依据这一份证言，警察逮捕了山田悦子。
但事实上，警察在之前对这名小女孩还进行过两次询问，而在这两次询问过程中，小女孩根本没有提到过山田老师的名字，并且她无法确定，她所陈述的事情是不是在案发当天发生的。
浜田教授在书中这样写道：
“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最初与案件没有任何牵连的日常信息，在怀疑的旋涡里，被歪曲成案件的目击证言的诱导痕迹。”
在遭到逮捕后，山田悦子会见了自己的律师，律师告诉她拥有沉默权。但是，她对此十分反感，因为她认为，既然自己是无辜的，就应该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彻底向警察解释清楚，使警察能够真正地理解，而不应该是保持沉默。
于是她向审讯人员供述，学生失踪那天晚上，她从七点半到八点多钟一直都与园长和老师们在一起，从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但是，审讯员认为，如果作案人选择比较近的路线，那么只需要从办公室出来一小会儿，就可以完成作案。
于是，审讯人员要求山田悦子几乎以分钟为单位，来陈述不在场证明。
但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却要以分钟为单位回想几十天前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反复回想和思考的过程中，山田悦子发现，自己始终没有办法填补其中的十五分钟的空白时间。于是，在之后的一次审讯中，她改变了之前的供述，称自己曾经离开办公室，去过卫生间。
然而，在审讯人员的进一步追问下，又有新的空白时间出现了。山田悦子努力地思考和回想，却依然没有办法填补这些空白时间。
慢慢地，她的记忆开始变得混乱，她对自己的记忆开始失去了信心。
浜田教授在他的书中，呈现了山田悦子一段莫名其妙的供述内容：
“这十五分钟左右的记忆我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那个时间正好是失踪的学生被带出去的时间，但是从各种情况来看，或许是我在无意识中杀掉了他。孩子们都是天真无邪的，他们不会撒谎。如果真的有孩子看到我带走了他，我想这应该是真的。”
混乱的记忆，已经让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和判断，而当审讯人员告知她“小女孩的证言”时，她开始进一步不相信自己的记忆，以至于她讲出了“我在无意识中杀掉了他”和“如果真的有孩子看到我带走了他，我想这应该是真的”这种话。
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其他人的证言，会导致山田悦子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和判断，并进而认同了他人的判断？
心理学家阿希在1956年曾经进行了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这项实验的名称为“三垂线实验”，现在有时也被称为“从众实验”。
在这项实验中，阿希安排了许多个实验组，每个实验组中有七名被试参加实验。但事实上，在每个实验组的七个人中，有六个人是阿希的实验室助手，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被试。而阿希所关注的，其实就是这唯一的一名被试在实验中的表现。
实验的任务非常简单，就是先给这七个人呈现一条线段，随后把这条线段隐藏起来。紧接着，再给这七个人呈现三条线段——A、B和C。然后，让这七个人判断：在这三条线段中，究竟哪一条线段与最初呈现的那条线段一样长。(https://www.daowen.com)
实验开始后，在最开始的几次判断中，六名假扮成被试的实验室助手也认真地进行判断和作答。于是，真正的被试和这六名假扮的被试的判断结果，每次都是一致的。
当实验进展到这里时，真正的被试开始觉得实验有些无聊和枯燥。
但是，在经过了若干次的判断后，突然在对一组线段进行判断时，第一名假扮的被试按照之前阿希的指示，故意说出了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比如，正确的答案应当为B线段与最先呈现的线段是一样长的。但是，这名假扮的被试给出的答案却是A线段与最先呈现的线段是一样长的。
当唯一的那名真正的被试听到他的结果时，他表现出了明显的吃惊。但紧接着，第二名被试也回答是A，第三名被试、第四名被试，一直到第六名被试，都回答说是A。
这名真正的被试对自己判断的信心开始动摇，对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也开始产生了怀疑。其他人的判断，在无形当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以一种微妙的形式改变了他的认知和判断。
这项实验的结果表明，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被试，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判断，选择了与其他人做出同样的选择。
在这起案件中，山田悦子其实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一方面，审讯人员告知她，小女孩已经跟他们讲述了，曾经看到山田老师带着溺亡的学生走出屋子的情景；另一方面，审讯人员还提醒她，他们已经掌握了山田悦子杀害学生的证据。
除此以外，她本身对于当天发生事情的记忆，也在审讯人员的反复追问下，变得混乱起来。
于是，其他人的群体性判断形成的巨大压力，加上其对于自身记忆的不自信，造成了山田的认知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浜田教授指出：
“除在反复追问下造成的记忆混乱等因素外，使山田的内心产生动摇，最终作出有罪供述的，还有其他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给山田悦子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第一件事情，就是审讯人员告诉她，她的父亲也在怀疑她杀死了学生。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直接导致她开始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地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孩子。
第二件事情，是审讯人员通过调查了解到，山田悦子的母亲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健忘症的状态。于是，审讯人员告诉山田悦子，或许她继承了母亲的这一特点，尽管实际上做了，自己却没有杀人的记忆。
如果说第一件事情，让山田悦子自暴自弃地作出有罪的供述，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让山田悦子变得彻底不相信自己。
她甚至请求审讯人员帮她恢复记忆。
最终，山田悦子作出有罪的供述。
一个无辜的人，却作出有罪的供述。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原因，浜田教授还对其他可能造成虚假自白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
其一，浜田教授称之为“现在的痛苦与未来的悲剧”。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存在一种错觉，那就是，当无辜者考虑是否作出有罪的供述时，会对两个重要的砝码进行衡量，一个是“不承认造成的现在痛苦”，另一个是“承认造成的未来悲剧”。
我们会把这两个砝码，放进决策天平的左右两个盘子中，看天平向哪一侧倾斜。如果前者更重，那么无辜者就会考虑作出有罪的供述。如果后者更重，无辜者就会坚持无罪的陈述。
举例来说，如果一名被冤枉为凶手的无辜者认为，尽管现在的身体和精神感受到了强烈的痛苦，但如果违心作出有罪的陈述，那么未来将会面临终身的牢狱之灾，自己的人生都将葬送。所以，尽管现在身心都非常痛苦，但我一定要咬牙挺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加看重的是“承认造成的未来悲剧”，从而坚持无罪的陈述。
但如果无辜者认为：“我现在太痛苦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先停止这种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加看重“不承认造成的现在痛苦”，从而考虑作出有罪的供述。
依据这种思路，我们或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每一个明智的无辜者，都应该能够认识到，不能为了脱离现在的痛苦，而使得在未来遭受更长时间的痛苦！
但浜田教授指出：
“我们通常的这种思路，是存在问题的。”
其中的原因在于，平时我们在使用天平时，是可以把东西同时放进左右两个盘子中的。但是，在真正的审讯过程中，两个砝码并不是同时被放进两个盘子中的。
具体来说，“现在的痛苦”是在当下被直接放进盘子中的，个体也在切身感受着这种痛苦。但是，“未来的悲剧”却并不是立刻被放在盘子中的，个体在当下也并没有切身的感受。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未来的悲剧”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并非必然发生的事件。无辜者可能会安慰自己，在未来见到法官时，自己也许还有机会能够辩解，从而避免“未来的悲剧”发生。
也正因如此，“现实的痛苦”才会压过“未来的悲剧”。
其二，浜田教授称之为“对刑罚的现实感”。
如果是真正的罪犯，他心里铭刻着犯罪的记忆和体验。也正因如此，他对于承认罪行就会遭受刑罚，存在着真真切切的现实感。
但无辜的人却不是这样。由于他并没有实施犯罪，所以整个犯罪过程对他来说都是不现实的，也是很难去进行想象的。当面对强烈的痛苦时，他们对于自己作出有罪供述而可能带来的后果，并没有什么现实感。
事实上，许多无辜的人会坚信，既然自己根本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那么即使自己作出有罪的供述，也不能据此就让他遭受惩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辜者由于对未来的刑罚不具有现实感，反而可能会作出有罪的供述。
其三，浜田教授称之为审讯的“场”压力。
浜田教授认为，审讯是一个充满压力的场。
首先，置身于这个“场”中，个体就要与日常生活隔绝。更为重要的是，个体要与自己所有的社会支持系统隔绝。
心理学上认为，个体只有拥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才能保持自身的心理平衡。但在这个“场”中，个体所有的社会支持力量被隔离，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此时，个体的心理是异常脆弱的，而在这种心理异常脆弱的情况下，个体将很难做出理智的决定。
其次，处于这个“场”中，个体的一举一动都将受到他人严格的管理，在行为上完全没有自由。
心理学上认为，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是相互影响的，不仅仅心理可以影响行为，行为反过来也可以影响心理。当个体在行为上丧失了完全的自由后，其在心理上必然也将体验到难以想象的痛苦感和失控感。
再次，是这个“场”的不可脱离性。
几乎每一个无辜者，都有一个十分朴素的想法，那就是，如果我将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办案人员说清楚，他就会相信我的。
应当说，无辜者渴望被理解的想法是极为强烈的。但如果无辜者在陈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无法证明自己所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或者审讯人员所掌握的一些证据与其陈述内容相左时，审讯人员很可能会不相信无辜者的陈述，并质问无辜者为什么说谎。
浜田教授指出：
“如果这种事情在日常生活中发生，无辜者大可以愤怒地说，既然你不理解我，那就算了，我也不想再说了。然后站起身，拂袖而去，双方的谈话随即结束。但是，嫌疑人是不能自己离开审讯现场的。于是，在经过不断的否认，却依然得不到任何回应后，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迎面而来。此时，无辜者如果开始自暴自弃地想‘什么都无所谓了’，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最后，就是“时间的展望”。浜田教授提出，对于一件事情来说，无论这件事情有多么痛苦，只要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可以解脱，那这种痛苦就是可以继续忍耐的。但在这个“场”中，无辜者根本无法预计，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在这种情况下，当下的痛苦必然会变得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浜田教授通过对甲山案件深入透彻的分析，解答了“无辜的人为何会作出有罪的供述”这一问题。通过对本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无辜的人也是可能作出虚假自白的。
正如浜田教授所说：
“虚假自白不仅对自己无益，而且会使自己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人们知道这一事实，但还是会陷入虚假自白的陷阱中。这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这确实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