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导信息：错误证言的一种成因
我们从一个“汽车碰撞”实验说起。
实验者将被试分为两组，让他们一起观看一段录像，而这段录像的内容，就是一场汽车相撞造成的意外事故。
观看完录像后，实验者询问第一组被试：
“按照你们的估计，当两辆车碰撞时，汽车时速大约是多少英里呢？”
然后，实验者询问另一组被试：
“按照你们的估计，当两辆车撞毁时，汽车时速大约是多少英里呢？”
换言之，对两组被试询问的问题，除“碰撞”和“撞毁”这两个词存在差异外，其余对问题的表述全部相同。
既然两组被试观看的都是同一段录像，那么对汽车时速的判断，应该不会存在明显的差异。
但结果却让人意外，当被试被问到两辆车“碰撞”时的时速，他们估计的汽车时速为34英里。
而当被试被问到两辆车“撞毁”时的时速，他们估计的汽车时速为41英里。
更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面。
一周后，实验者再次让所有的被试都回到实验室。这次，实验者向所有的被试询问了同一个问题：
“根据你们的记忆，请告诉我，上次录像里的那场交通事故，现场是否有撞碎的玻璃？”
这次实验的结果发现，在之前被询问“碰撞”时的汽车时速的被试中，有14%的人认为，当时现场有撞碎了的玻璃。而在之前被询问“撞毁”时的汽车时速的被试中，却有32%的人认为，当时现场有撞碎了的玻璃。
事实上，录像中的现场，根本就没有碎玻璃。
仅仅是询问问题中的一个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使得个体的记忆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偏差也在逐渐地被放大。
这种由误导信息造成的错误记忆，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误导信息效应”。
这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为如此微弱的误导信息，就已经造成了个体的记忆内容出现了明显偏差。那么，在各种误导信息更为复杂的司法情境中，目击者的记忆，又如何能做到完全可靠？
更为严峻的一点在于，我们知道，现实中的目击证人，当他目击了重要性事件后，不可避免地会在事后接触到各类误导信息。
对于一些较为明显的误导信息，目击证人的记忆也许还能有意识地进行拒绝。但如果这些误导信息像上述实验中的那样隐蔽，目击证人往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暗示和影响，从而使自己的记忆出现错误。(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可能会认为，当这种误导信息出现时，我们的记忆应当有能力拒绝它。
但现实是，这些误导信息，经常是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渗透进我们的记忆。
比如，简单的重复询问，都可能使目击证人的证词发生变化。
“他中途离开过吗？”
“我再问你一遍，他中途离开过吗？”
“你好好想想，他中途离开过吗？”
……
即使证人最初的记忆十分清晰，回答也十分肯定，但当他受到反复的询问时，他也会明白，自己的证言已经被询问者怀疑。
此时，无论是证人主动改变证言以迎合询问者的意愿，还是被动怀疑自己之前记忆的准确性，都会造成错误记忆的出现。
更令人惊讶的在于：有时候，这种误导信息甚至没有通过言语表达，就已经发生了作用。
比如，这种误导信息，有时仅仅是一种氛围。
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实验。实验者带领一些人参观了某大学的图书馆。参观结束后一段时间，实验者对每个人进行单独的询问。
在询问前，实验者故意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氛围，让这些人认为，他们在参观图书馆的过程中，实际上充满了危险。
结果，在后来的个人报告中，有的人提到，在参观过程中，有人偷窥了他；还有的人提到，在参观过程中，自己曾经遭到了其他人的侵犯。
仅仅是营造了一种氛围，就导致了错误记忆的出现。而如果这些误导信息足够强大，强大到可以完全歪曲目击证人的记忆，就会出现一种程度更高的错误记忆，那就是“植入记忆”。
我们也许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些类似的事件：有的儿童在经过谈话者对其进行记忆植入后，从最开始的否认，到后来慢慢承认自己的父母曾经对自己进行过暴力虐待，并进一步描述出了遭受暴力虐待时的具体场景和细节信息。
而事实上，这些暴力虐待的情形根本就不存在，这只是谈话者给儿童植入的记忆而已。
诚然，在心理咨询领域，咨询师通过对一些求助者植入虚假记忆，可以帮助其改变一些不良的行为，起到相应的治疗效果。
但是，在司法情境中，如果个体的头脑中被植入了虚假记忆，那么从查明案件事实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