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宋曙光
记得是一九九一年的春天吧，那时《天津日报》还在鞍山道旧址办公，文艺部的两位离休老主任黄人晓、李牧歌，得悉文艺副刊的老朋友、工人作家崔椿蕃病重住院，急欲专程赶往汉沽探望，当时的总编辑还特意安排好车辆，打算陪同她们一同前往。我那时在“文艺周刊”做编辑，知道此事后，对两位老前辈的深情厚谊由衷钦佩，也准备随同前去，并相机采写一篇新闻专访。可惜，由于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不佳，最终未能成行。黄人晓是方纪的夫人、李牧歌是邹明的夫人，这两对夫妇不仅是《天津日报》的创办者，还是党报文艺副刊的耕耘者；而崔椿蕃则是汉沽盐场的工人作家，早从一九五八年，便开始给《天津日报》副刊投稿，反映来自盐场的火热生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还出版了由他执笔的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他的创作曾经受到方纪先生的鼓励和褒奖。
这件事就这样记在了我的心里，不曾被忘却。一九九一年七月，崔椿蕃在相继赶写他的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下）和《盐滩儿女》两部书稿后，又终日忙于编审《长芦汉沽盐场志》，终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他为《天津日报》副刊写稿长达二三十年，所有作品都是以盐场生活为素材，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卓有成就的天津工人作家的代表。再后来，黄人晓、李牧歌也年事渐高，先后因病离开了我们，使得那次未能成行的探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二十五年之后，也即二〇一六年，我应邀到汉沽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散会时已是中午时分，有一位中年人在会场门口等我，双手抱着一大摞文稿，自称是崔椿蕃的儿子，专门来这里等候，有事相托。我的内心立刻有一种亲切感，看着他胸前的这一大摞文稿，以为这是崔椿蕃的自传。我想起二十几年前的那件往事，而且我刚刚还在会议上，提到了这位我们副刊的老工人作家，只是没有想到他的家属会来找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做了简单的交谈，我当时答应，稿件的事日后一定尽心相助，请家属放心。那段时间，我已主持整个文化专副刊中心的工作，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报纸副刊编务之中，版面之外的事真是难得顾及，可奇怪的是，那次会面的仓促场景，竟也被我牢牢地记在心里，清晰如昨。
又是五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已经退休离开报纸副刊。二〇二一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天津日报》与天津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征文”活动，此时，我突然记起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这部反映天津汉沽盐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作品，出版后曾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发行量高达八十万册，有关这部书的写作、出版，肯定会有很感人的故事。于是，我将这个征文线索作了重点推介，特别提到了崔椿蕃的名字。接下来，我辗转联系到了崔祖育，也即崔椿蕃的二儿子，就是他当年手抱文稿在会场门口等我。
我在电话里提起几年前的那次见面，崔祖育显然十分激动，没有想到《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还记着他的父亲，记着这份情义。他说，可否将他父亲那两部长篇小说的电子版，传给我看看？我当即答应下来。这时候，我也才知道，当年他双手抱在胸前的，竟是父亲生病前完成的两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一部是三十六万字的《盐民游击队》（书稿上标注：解放战争篇），一部是二十六万字的《盐滩儿女》。我的心里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难得有这样的儿女，对于父辈的遗著如此珍视，犹如捧着一份沉甸甸的“遗产”。我对崔祖育说，这次建党百年征文是一个契机，可以写一篇回忆父亲崔椿蕃的文章，主题就围绕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来写：父亲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采访和写作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他有着怎样的意志与心愿？这其实就是写父亲的人生。经过编辑几次增删、修改，这篇饱含父子深情的文章《我的父亲和〈盐民游击队〉》，刊发在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文艺周刊”的征文栏目内。
那段时间，我在手机上陆续看完了那两部长篇小说，相比之下，感觉还是这部解放战争篇的《盐民游击队》更为可读，特别是与一九七三年出版的《盐民游击队》有联系，在时间、人物、故事上都有衔接。前部书的内容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后写的这部是同国民党军队浴血作战，解放盐滩，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两部小说场景相同、故事接续、人物不变，似应作为续篇或下部，这个题材的作品正适合建党百年期间在党报连载。于是，我将《盐民游击队》的下部，力荐给负责连载稿件的编辑。自二〇二一年七月十日，《盐民游击队》（下部）开始在《天津日报》连载，至十二月十一日止，共连载了一百五十五天。尽管缩编的难度较大，需要压缩字数、删去枝蔓、突出故事悬念，但整部小说自始至终充溢着的饱满激情、浓厚的生活气息，以及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还是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有熟悉的盐场生活，没有强烈的爱与憎，是决然写不出这样极具画面感的作品的。
崔祖育快递来一本家藏的初版《盐民游击队》，那犹如盐滩般蓝色的封面，立刻将我的思绪带回到四十八年前，这部当年曾两次印刷的长篇小说，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血，及至写作下部时，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现在，当我翻看面前的书版《盐民游击队》和报纸正在连载的下部《盐民游击队》，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报纸上的连载如果也能够成为书版，那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了却了作家的一个遗愿。
就是被这样的想法所鼓动，我带着那本老版《盐民游击队》，直接找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向他们回顾了这本书的不凡经历，介绍了已故作者崔椿蕃。不知道是我的讲述富有感情色彩，还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看重旧情，意识到这部书的特殊价值，他们答应暂留下《盐民游击队》（下部），让我等待审稿结果。一个多月后，选题终于被批准下来，不仅如此，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决定，将老版、新著合为一套，以《盐民游击队》上下两卷本的形式出版。这个新颖创意，给了我及作者亲属一个意外的惊喜，从中看出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胆识与情义。
至此，崔椿蕃生前创作的前后两部《盐民游击队》，可以合璧面世，这是之前谁也不曾想到的事情。回想三十年前，为了作者的这些心血之作，亲属们四处奔走，烦请文朋笔友联系出版事宜，所有相知相识的友人都竭力相帮，终因当时环境及大气候的不适宜，出书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后来，为了更完好地保存这些书稿，亲属们商议把它们敲录在电脑里，就这样，作者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几十万字的小说，由其子女们在电脑键盘上，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出来，转存在硬盘里。这份沉甸甸的怀念，也因此保存在亲情的记忆里，温润着、保鲜着，没有让岁月的风寒所冻僵、枯萎，始终在亲人、友朋、知音的心中呵护着，盼望着、等待着问世的良机。
在作家去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小说终于有了破土的机会，没有因年代久远而与世隔绝、疏远、淹没，相反，却由于那些文字的乡土情怀、炽热血脉而盐味醇厚。是的，这部作品虽然完稿在三十多年前，但其蕴含的真挚情感，却是历久弥新，在时间的沃土中，日日夜夜渴盼着破土，向家乡的亲人倾诉前辈的英勇与不屈，而故土的乡音、村舍、驳船、滩涂、盐山、海腥……一切的一切，都在文字中保留下来，这是历史真实而生动的遗存。
一九九三年，在崔椿蕃去世两年之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方纪题写书名、蒋子龙作序的《崔椿蕃小说散文集》，选入了作者生前发表的小说、散文作品四十八篇，约计十八万字。在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他是新中国第一个以文艺形式反映盐工生活的作家。他喜欢盐滩和工友，热爱生活，在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励、有了很大名气以后，也从未想过要离开盐场，要当专业作家。人品文品互为表里，质朴地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憬悟，不矫情作态，不追求大红大紫，不追风赶潮，也不妄自菲薄，终身满足于当个业余作者。人生最好的路正是正直，岁月更迭，风云轮回，他能安稳如铸，堂堂正正地走过来，言行背碑。”这是对作者及作品最为恰当、令人信服的评价。
在崔椿蕃的写作生涯中，长芦汉沽盐场曾给予过支持，提供了许多写作上的帮助，此次出版《盐民游击队》（上、下），也格外重视，对盐场老作家出书表现出极大热忱。盐场古盐田旅游区，目前正在筹建新的品牌项目，重点修建“盐民支队故事馆”，包括征集盐场老作家的手稿等，以丰富馆藏，扩充文物展橱、展板，使之成为红色教育基地的特色展馆。馆名就专请蒋子龙先生题写“盐民支队故事馆”，这七个饱蘸浓情的墨笔大字，情深意长，熠熠生辉。自此，这片鸥鸟翔飞、一望无际的银色盐滩，将以自己的血脉传承与醇厚的盐文化底蕴，矗立起汉沽盐业革命史碑，面朝海天，迎接着渤海湾上的旭日东升。
此次新版《盐民游击队》（上、下），将以崔祖育撰写的《我的父亲和〈盐民游击队〉》，用作此书的代后记（略有增补）。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作家写作的艰辛，一部好作品诞生的曲折过程，感受小说所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滨海新区作家协会主席李子胜，为此书的出版尽心出力，并帮助家属做了很多文字上的工作，这是要致以诚挚谢意的。
直到现在，我还在问着自己：《盐民游击队》（上、下）真的是要出版了吗？眼前的事实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装帧一新的书稿即将付梓。想当初，我向天津人民出版社推荐这部书稿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多大把握，只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心意。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并张素梅老师，接受了我的这份赤诚。在此，我替已故作家崔椿蕃的家属，表示深深的敬意，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实现了他们的父亲的遗愿，这是不能忘却的大恩！
2021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