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猎书》与《哀二世赋》
三、《谏猎书》与《哀二世赋》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换上戎装，一马当先，率领警卫部队，去长安城西南一带扩大的上林苑狩猎。吾丘寿王等为讨武帝欢心，特意为上林苑规划区域界线，提出具体的扩大方案，作为天子游猎行乐专用之地。尽管东方朔上书表示异议，还是改变不了武帝的态度。扩建工程完成，武帝要以一场狩猎来代替验收。他没忘记带上司马相如：“走，跟我去上林苑打猎去。看看比你写《上林赋》时，有了哪些变化。”
用今天的话来说，司马相如属于“战地记者”，而且是首席。领导要上前线巡视，必须有文人伴随，跟踪报道，记录花絮。司马相如不屑于做“记者”，他想做高参。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目标，自然是帝王师。
司马相如知道：汉武帝想把猎场当成战场，宣泄被琐碎公务遮盖的血性，同时，也希望自己再写一篇《上林赋》那样的作品。汉武帝跟司马相如说过：可以把《天子游猎赋》写成系列。
司马相如却厌倦了重复自己。如果把大赋不断复制，固然高产，那又与匠人何异？写一百篇也等于在写同一篇。他想换一个新角度，注入一些新思想。让武帝看看，相如不只会玩弄词藻，更是有想法有观点的。写赋，如果满足于逗帝王一乐，太低级了，不就等于挠痒痒吗？要能使之一愣，然后好好想一想，才算有营养，而不只是有口感。
司马相如联想到：上次随从武帝到长杨宫打猎，目睹热爱冒险的武帝仗着年富力强，登山涉水，率先追逐野兽，差点马失前蹄，跌落溪谷。司马相如和追随的侍卫骑兵吓了一跳，赶紧上奏中止狩猎、打马回宫，汉武帝却不当回事，过河后继续向深山老林骑行，直到射中一只麋鹿才回头。
从那天起，司马相如认识了另一个汉武帝，汉武帝背后的汉武帝，原来是一个喜欢豪赌的冒险家。在宫中沉稳淡定，一出宫就变成莽撞小青年，热血沸腾，横冲直撞，令随行者暗自捏一把冷汗。不能再鼓励他大张旗鼓游猎了，得好好劝一劝。他不是让我再写《天子游猎赋》新篇吗，我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借题发挥，提交一篇《谏猎书》。看他读后什么反应。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就让我来吧，以写文章的形式说清楚。
相如上疏劝诫，认为天子游猎很危险，应避免不测之祸：“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这篇《谏猎书》的语气就像在唠叨家常，体现出君臣之间的近距离，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其实是在借谏猎来倾诉衷肠，表达对君王安全的关心。
《谏猎书》原文如下：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枝尽为害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驰，犹时有衔橛之变。而况涉乎蓬蒿，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于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
转录佚名译者的译文，更适合当代读者来体会其中的语重心长：
臣子听说，万物中有的虽是同类而能力却不同，所以说到力大就称赞乌获，谈到轻捷善射就推崇庆忌，说到勇猛必称孟贲和夏育。我愚昧，私下以为人有这种情况，兽也应该有这种情况。现在陛下喜欢登上险峻的地方，射击猛兽，突然遇到轻捷超群的野兽，在你毫无戒备之时，它狂暴进犯，向着你的车驾和随从冲来，车驾来不及旋转车辕，人们也没机会施展技巧，纵然有乌获和逢蒙的技巧，才力发挥不出来，枯萎的树木和腐朽的树桩全都可以变成祸害。这就像胡人、越人出现在车轮下，羌人和夷人紧跟在车后，岂不是很危险吗？即使是绝对安全而无一点害处，但这本不是天子应该接近的地方。况且清除道路然后行走，选择道路中央驱马奔驰，有时还会出现马口中的衔铁断裂、车轴钩心脱落的事故，更何况在蓬蒿中跋涉，在荒丘废墟上奔驰，前面有猎获野兽的快乐，而内心里却没有应付突然事故的准备，大概出现祸患是很容易的了。至于看轻君王的高贵地位，不以此为安乐，却乐意出现在虽有万全准备而仍有一丝危险的地方，我私下以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大概明察之人能远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见到它的出现，智慧之人能在祸害还未形成之前就避开它。祸患本来多半都隐藏在暗蔽之处，发生在人们疏忽之时。所以谚语说：“家中积累千金，就不坐在堂屋檐底下。”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但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我希望陛下留意明察。
武帝感动地收下这篇《谏猎书》，既夸赞司马相如以情相谏，又将其作为美文欣赏。
从《天子游猎赋》，到《谏猎书》，同一个作者所写，在题材上也彼此有呼应，都围绕天子游猎而展开，可语气却判若两人。司马相如，随着自己身份地位的升迁，也更换了视角与论调。写《天子游猎赋》时，司马相如除了跟从梁孝王在梁园游乐兼而打猎之外，对真命天子在御苑的狩猎，还只是道听途说，加上不受限制的想象，因而妙笔生花：上林苑不仅充斥着珍禽异兽，而且美轮美奂，不仅应有尽有，而且如梦如幻，仿佛平地而起的人间天堂。到了写《谏猎书》时，司马相如已非皇宫御苑的门外汉，天子在其眼中也不再神秘如神仙，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更重要的是，自己恰恰是为这个特殊的人服务的，光有空想的激情无用，还得恢复理智，想他所未想，拾遗补阙，多提一些合理化建议，方能真正地起到作用。
写《天子游猎赋》时，司马相如可能还满足于炫耀才华、语惊四座，以求得帝王刮目相看。到了写《谏猎书》时，司马相如才真正地进入角色，把国事当作家事来看待：比发现美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同样，比发现问题更有出息的，是还能兼而提供答案。
《天子游猎赋》只是宣传天子游猎之美，说给天下人听的，司马相如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渲染得天花乱坠，反正吹牛不上税。《谏猎书》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提醒天子游猎之险，是说给一个人听的，因而返璞归真，直奔主题：游猎有多美就有多危险，身负重任的君王，不该冒险，而应该避险。从《天子游猎赋》，到《谏猎书》，是务虚转变为务实，是凌空蹈虚转变为脚踏实地，司马相如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新的定位，其实是找到了新的自我。他已是天子的身边人，就不能以局外人的心态，把帝国发生的一切当成风景来看。他不再坐在观众席上，已幸运地置身于舞台，而且是很接近中心的一个位置，自然而然就平添一份责任感：自己的一言一行，说与不说，做与不做，有可能影响剧情的发展。
从《天子游猎赋》，到《谏猎书》，是一个新的开始，象征着司马相如从文学人物到政治人物的转变。
唐代士大夫对司马相如能犯颜真谏（也就是在皇帝面前敢于说真话说实话）的态度，非常赞赏，并常以相如为例劝谏。虞世南《谏猎书》劝阻唐太宗围猎：“是以马卿直言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微贱，敢忘斯义？”魏征《谏格猛兽表》：“今陛下骋六飞驰不测之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欲自轻，其奈高庙何？孝武好格猛兽，相如谏曰……”
清代吴祖修《读司马相如传》诗中有“后人嗤点凌云赋，曾读当时谏猎书”一联，张问陶《读司马相如传》诗中有“君王只取凌云赋，不爱长杨《谏猎书》”一联。马君毅、赵望秦《清代诗人笔下的司马相如形象初探——以咏史怀古诗为探讨中心》，加以比较后发现：“（两者）都积极肯定了司马相如创作大赋的文学成就，只不过后者在肯定其文学成就的同时，委婉地批评了汉武帝只喜好司马相如肆意铺陈、词藻华丽、雄肆豪迈的赋作，而对司马相如所写的谏言、奏疏重视程度不够。如此进一步指出了司马相如不单具有文学创作的才能，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才能。”
《谏猎书》令汉武帝对司马相如刮目相看，也令世人对这位风流才子刮目相看。清代田雯《读司马相如传》一诗，肯定了这一点：“犊鼻裈寒四壁荒，风流犬子擅词场。才人自古谁能料，好色翻成谏猎章。”
狩猎归来，过宜春宫，天色已晚。《三辅黄图·甘泉宫》：“宜春宫，本秦之离宫，在长安城东南，杜县东，近下杜。”秦时在宜春宫之东有宜春苑，汉称宜春下苑，即后所称曲江池者。宜春宫附近有秦二世墓地，俗称“胡亥墓”。
汉武帝告诉相如：“秦二世墓，值得一看。索性在旁边的宜春宫住一晚吧。”
晚饭后，司马相如陪同武帝散步，只见秦二世墓地方向断碑残柱，荒草凄离。君臣二人，不由得感慨天道无情，人间沧桑。胡亥墓坐落在原坡地带，环境幽僻，迥异于秦汉以来宏大壮美的帝王陵墓，虽然名义上称作“秦二世皇帝陵”，但却显得萧条。
武帝问相如：“秦二世胡亥死时只有二十四岁，后来被以黔首的仪式埋葬，和始皇帝嬴政一样，没有后来皇帝的谥号和庙号，为什么呢？”所谓的黔首，即百姓，因为秦朝崇尚穿黑衣。秦二世在赵高胁迫下自杀，发生在秦二世三年（前207）。
相如回答：“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于秦朝实行中央集权制，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禁止臣下对君主议论评价。”是啊，到了汉朝，治国思想由儒家取代法家，谥号和庙号才相继出现。
胡亥，秦始皇的第十八个儿子。早年曾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出巡死于沙丘，宦官赵高拉拢丞相李斯，伪造诏书，废公子扶苏，立胡亥为帝，称二世皇帝。秦二世属于典型的昏君加暴君，残暴程度超过秦始皇。他在埋葬秦始皇时，竟下令把后宫无子女的宫女全部殉葬，又怕泄露陵墓内的秘密，把修陵的工匠也全部活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杀蒙恬、冯去疾等大臣，而且杀害了兄弟姐妹二十多人。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秦二世下令征调淮河一带贫苦农民九百人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守。指定的屯长，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在秦尉的监督下，这九百名戍卒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寺坡乡刘村集），忽逢连日大雨，道路被泥石流冲垮，按期到达指定地点已不可能。按秦法，戍卒误期要处斩。陈胜、吴广见横竖都是死，一怒之下杀掉秦尉，发动戍卒起义，号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戍卒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引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燎原大火。正是这把火，把秦始皇乃至二世铁打的江山烧毁了。
武帝想起相如的《谏猎书》，又问：“听说秦二世好游猎，豢养了大量的狗马禽兽，造成咸阳粮草不够用，便令各郡县官吏逼迫人民征送。这是谣言，还是确有其事？”
相如回答：“真有这么回事。当时咸阳饥荒，下令各郡县官吏逼迫人民征送。运输粮草的人，要自带干粮，不许吃咸阳三百里以内的粮食。”
武帝叹息：“养骏马养猎犬本无罪，但不能玩物丧志，饿死活人啊。好游猎是一种瘾啊，我也该听你的劝诫了，至少，要有所约束。”
武帝在秦二世墓地前若有所思。相如又见机行事，回宫后加班加点作《哀二世赋》，哀二世之行失，实借以讽谏武帝应留意自己的行动。把秦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以致落得“坟墓荒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的下场，作为反面教材，提请因文治武功而如日中天的汉武帝不要骄傲自满，规避秦朝速朽的悲剧。
原文如下：
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
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
岩岩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
汩淢噏靸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
观众树之塕兮，览竹林之榛榛。
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
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
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
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
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
敻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佅。
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
呜呼哀哉！
转录佚名译者的译文：
登上那倾斜的阪坡啊，走上那层叠的山峦。
面对这曲折的江岸哦，眺望那参差的南山。
高耸的群山巨人般排列啊，深幽的山谷空旷渺远。
河水急湍飘忽地永远流逝啊，蔓延在高平的广岸。
看那树林浓荫蓊郁哦，看那竹林青葱绵绵。
我且向东快马飞尘登上丘山哦，我且向北激踏水石涉过溪泉。
让我停下脚步稍作徘徊吧，专程前来凭吊二世秦王。
修持自身不知勤谨啊，失却了权势家国亦亡；
听信谗言竟不醒悟啊，先王宗庙必遭毁殃。
啊啊！是你未养成良好的操行啊，
墓冢秽乱又肮脏啊，魂魄回归也无有安身之场。
长久人迹罕至而无人供奉啊，随时光永逝而被世人遗忘。
你精魂将彷徨无依飞向高天啊，愿你飘逝去那九霄的天堂！
呜呼，哀伤啊哀伤！
司马相如一语双关，旁敲侧击，并不是为了作秀以示敢于讽谏，还真是出于一番苦心。汉武帝听明白了吗？听进去了吗？汉武帝答复司马相如，倒是挺爽快：“你的《谏猎书》与《哀二世赋》，我会常置案头，作为座右铭。”
“过秦”，作为圣王理想的反面教材，自汉初开始成为一大思潮，体现了“归本于儒”的倾向，必然也反映到汉赋的创作中。司马相如《哀二世赋》，堪称汉赋中最早的“过秦”作品。有人认为《哀二世赋》作为整个赋史上第一篇直斥秦朝暴政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全文只有一百五十八个字，写得情致蕴藉，感慨深沉，警策凝练，与《天子游猎赋》的铺排夸张、雄浑宏丽形成对照，开后代抒情小赋的先河。”大赋小赋，司马相如都能玩得转，得心应手。要么举重若轻，要么由小见大，他总是能表现到极致。难怪被誉为汉赋的集大成者。
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十四》：“班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即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无异于秦始皇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司马光以秦始皇来比照汉武帝，觉得像得不能再像了：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仿佛这才是跨代的“秦二世”，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同样的品行，为何造成不同的结果：秦亡而汉兴？真让人想不通啊。秦始皇的缺点，汉武帝似乎都有，可他身上多出来的一大优点，却是秦始皇没有或不屑拥有的：能尊崇先王之道，知道应该遵守什么。尤其是晚年能改过，自我调整，把握住平衡，用人有道，才避免了亡秦之祸。
也就是说，汉武帝表面上跟秦始皇一样刚愎自用，听不进逆耳之言，譬如一怒之下就对坚持己见的司马迁处以宫刑，但你若能换一种更策略点的说法，他还是能听取意见的。司马相如在《谏猎书》之后又写《哀二世赋》，呈献给汉武帝，含蓄提请他别重蹈前朝之覆辙，他不仅没生气，而且确实听进去了。当然，司马相如的方法也很巧妙，没说秦始皇这种有争议的帝王有什么不好，只拿秦二世胡亥开刀，毕竟，其作为昏君、暴君是世人公认的。
像秦始皇、汉武帝这样欲望过剩、个性鲜明的帝王，其实也是双刃剑，关键在于要对先王之道有所敬畏，听得进群臣规劝，再加上自我约束，才能避免像脱缰野马一样造成灾难性后果。其实，脱缰野马并不可怕，只要听得进警告，擅长自我反省，就有可能悬崖勒马。正如有人总结汉武帝的两面性：一面是“雄才大略，拓土开疆或曰击溃匈奴”；另一面则是“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或曰穷兵黩武”。
人无完人，天子也不例外，衡量帝王的功过得失，也要看“性价比”：他的建设性必须大于破坏性，他的成就必须超过所支付的代价，才能在历史中站得住脚。比较而言，同样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开疆拓土的汉武帝至少是略有赢余，因而使汉朝登临顶峰；扫六国、修长城的秦始皇只能算打个平手，埋下祸根，再传一代就难以为继。至于挖运河的隋炀帝，虽然造福后世，但毕竟在当时入不敷出，形成难以填平的负数，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破产，自己也落得个国破人亡的下场。
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皆属于功过是非大有争议的帝王，这三人都想做事、敢做事、能做事，效果却有差异。在他们中，汉武帝算是最聪明的，悬崖上跑马，但毕竟没掉下来。冒险了，也让别人捏一把汗，可还是算得上成功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带来的正能量怎么也超过了负能量，因而虽有争议，但总体上仍是正面形象。
东汉史学家班固称赞：“巴、蜀、广汉本南夷……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在司马相如时期，赋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因为赋通过司马相如和帝王发生了更密切的联系。你可以说司马相如成为最典型的“御用文人”，赋毕竟也因之而成为“御用文体”，最终发展为汉帝国的一大文化象征——汉赋。能被文学史命名为汉赋，说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它不仅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学，同样也能代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情感，都能在赋中留下投影。
汉赋汉赋，是那个时代的标本。它的潮涨潮落，不仅与赋家的人生沉浮相伴随，也能管窥那个时代的盛衰兴亡。
使汉赋达到巅峰状态的，正是司马相如。
而使司马相如登上黄金台的，正是汉武帝。
在文学史上，汉武帝是站在司马相如背后的人，不仅仅作为背景，更提供了具有决定作用的助推之力。他推举司马相如的同时，就是在推举汉赋。司马相如给他争光的同时，汉赋也在往他脸上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