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与扬雄，李白与杜甫

三、司马相如与扬雄，李白与杜甫

扬雄称赞“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让我联想到后来杜甫对李白的敬仰：“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杜甫还曾为李白的怀才不遇打抱不平：“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与李白的不幸遭遇相比照，司马相如绝对属于幸运儿：有生之年已是文学界的顶级名牌，不仅有人千金求赋，甚至模仿者冒名顶姓伪托相如之作，也能借助其名人效应而被争相抢购、流传于世，同样一篇文章，境遇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实现了诗人作家最梦寐以求而又最难得的理想：不仅死后拥有千秋万岁名，而且生前也一点不寂寞。他创造的这一纪录，后世越来越难以打破。

尤其李白，对司马相如是无比羡慕的。李白五岁时，父亲教他诵读司马相如辞赋，为之树立了崇拜的偶像：“经商可致富，但诗文比经商更有意义，能留下永恒的精神财富。我希望你将来能像司马相如一样，成为文化名人。那比像你爹这样只是做个商人要活得值。”李白在《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中承认：“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

李白十岁开始作赋。“处女作”就是《大鹏赋》。没多久，李白就不仅仅满足于向司马相如学习了，更把司马相如作为赶超的对象。“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这是李白在《赠张相镐》诗中流露的“野心”。

李白十五岁时模仿司马相如所写的辞赋，计有《明堂赋》《拟恨赋》等。二十岁时作《大猎赋》。《大猎赋》序言：“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达。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而相如、子云竞夸词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讦。臣谓语其大略，窃或褊其用心。《子虚》所言，楚国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大半，而齐徒吞若八九，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非诸侯禁淫述职之义也。《上林》云：‘左苍梧，右西极。’考其实地，周袤才经数百……当时以为穷壮极丽，迨今观之，何龌龊之甚也？”李白一针见血指出相如之作的不足，很有勇气地表明要加以超越的态度，在赋中说当今天子游猎与相如赋中汉天子不同：“岂比夫《子虚》《上林》《长杨》《羽猎》，计麋鹿之多少，夸苑囿之大小哉？”

李白诗文十六处提及司马相如。尤其那与卓文君所作诗同题的《白头吟》，共二首。《白头吟》（其一）：“……此时阿娇正娇妒，独坐长门愁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白头吟》（其二）：“相如不忆贫贱日，官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见求，文君欢爱从此毕。”

还有《长相思》，也提到与司马相如琴挑故事有关的蜀琴：“……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

李白同时代就有人看出他在跟司马相如暗自“较劲”，常将其与司马相如比较。益州长史苏颋，为青年李白打气：“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意思是说：李白，加油，向司马相如看齐。等你翅膀硬了，自然飞得跟他一样高，谁也挡不住你。

开元九年（721），李白二十一岁，特意在成都瞻仰司马相如琴台、扬雄故宅。

开元十五年（727），二十七岁的李白游遍东南半壁江山，乘舟溯长江西上，踏访湖北湖南，为什么转了这么大一个弯？就因为少年时读《子虚赋》，总想一探云梦大泽之虚实：司马相如笔下的人间仙境，在现实中究竟美到什么程度？

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到长安，贺知章偶然读到他的《乌栖曲》《乌夜啼》两首诗，未来得及读更多的，就马上下了结论：此真“天上谪仙人也”！贺知章是把李白评为“诗仙”的第一人。此也正如扬雄对司马相如佩服得五体投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李白四十二岁时，受贺知章举荐而接到唐玄宗诏书，狂喜之中除了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南陵别儿童入京》，还一定想到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被汉武帝下旨征召的情景。

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作为见证者，记叙李白这段“天上掉馅饼”的幸运经历，将李白比为相如：“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由是朝诣公车，夕挥宸翰。”

等李白到了长安，接见他的是唐玄宗而非汉武帝，可他仍然觉得自己成功地复制了司马相如的成功。李白奉诏入宫，原本跟司马相如一样是梦想做帝王师的，辅佐唐玄宗治国平天下，最好能靠自己的锦囊妙计把唐朝版图再扩大一圈儿。他理想中与唐玄宗的关系，比司马相如与汉武帝要进一步，甚至比东方朔与汉武帝的关系还更上一层楼。

可事实是：司马相如曾经的失落，也在李白身上重演了一遍。唐玄宗安排给李白的，尽是些该弄臣干的事情。充其量算是给帝王做了一回家庭教师，而且仅仅是文学艺术类的师傅，跟李白想实现的政治抱负相差太远。唐玄宗尊敬李白的方式，简直跟汉武帝对待司马相如如出一辙：是把这个大文学家给养起来，不是用来在工作上帮忙的，而是在业余生活上用来“帮闲”的。直到遭遇“赐金放还”而“下岗”，比司马相如被汉武帝撤职好听点，却强不到哪里。宫廷的大门无情地对诗仙关上了。

同样是为了梦想经历蜀道难，同样是鲤鱼跳龙门，同样是跳进去又被赶出来，司马相如好歹还等到官复原职的那一天，李白则只能永远淡忘于江湖了。

司马相如比李白沉得住气，不管心里怎么难受，表面上总做出宠辱不惊的样子，因而能在长安待得下去：咬定首都不放松，只要我不犯大错，你就无法将我“驱逐出境”，至死都是“长安户口”。李白就缺乏这股“生做长安人，死做长安鬼”的韧劲儿，长安之于他，犹如南柯一梦。初入长安，到处找关系，无人理睬，玉真公主喜欢王维，不爱李白，视之为外地打工仔。盘缠耗尽，一气之下走了：“等着瞧吧！”九年后杀个回马枪，直登上唐玄宗的黄金台。可伴君如伴虎，李白在长安城里度日如年，很快便拂袖而去，恢复了中断三载的浪游生涯，重新与山水为伍。在他心目中，低眉折腰事权贵是莫大的耻辱，在一隅城池中钩心斗角是对生命的浪费；与之相比，同慈眉善目的山水共处则简单得多、平等得多，同大自然琴瑟相伴、诗酒唱酬，是无上的光荣。

王雪凝《巴蜀文化对李白布衣意识的影响》，提到李白与司马相如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司马相如历来被认为是奠定巴蜀文学范式之人，他身上极为鲜明地体现出巴蜀人的人格个性和行为方式。“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有着绝世独立、顺情适性的布衣意识，引发了后代蜀人对他的认同、模仿、学习。蜀人被认为是“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这几乎正是司马相如的写照，蔑视正统道德如琴挑卓文君、自着犊鼻裈，好文善著如作《天子游猎赋》等奠定汉大赋体制基础。司马相如充分兼顾了布衣的任性和才子的风流。李白有浓厚的“相如情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李白不仅在文学造诣上对司马相如心向往之，更对相如“为帝王诗友”的布衣意识产生了强烈共鸣。李白将司马相如引为异代知音。“汉家天子驰驷马，赤军蜀道迎相如”，这让李白追慕感慨。然而汉武帝只是将相如作为盛世点缀，“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李白对相如空有报国之志的遭遇感同身受，这种社会身份与社会作用之间的落差是布衣之士背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不得施展才华的一种苍凉无奈的现实。

如果你能找一套《李太白全集》，翻开来，开卷第一篇就是《大鹏赋》。李白很年轻时就写下这篇赋的初稿，很明显他受了庄子《逍遥游》启发，也可以说中了《逍遥游》的“毒”：他不想做人了，想做人上人，做恃才傲物的大鹏；他不想老死于家乡，渴望像振翅的大鹏那样去远征；他不甘于平庸，无时无刻不梦想出人头地……他还一无所有，在赋中就敢于自比为大鹏，相信自己展翅高飞，必将使“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真是少年壮志可凌云。后来他经历种种蜀道难，投奔长安，春风得意没多久，仕途上就四面受敌，被唐玄宗“赐金还山”，给炒鱿鱼了。大鹏的意象在他脑海中并没因之而被击落，他仍以此激励自己穿越滔天巨浪，早日东山再起。在致友人诗中抒发这种不屈服的情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颇有点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点吧的意思。直到后来遇上“流放夜郎”这样的大难，他也没有完全死心。大鹏已成为他的精神支柱，纵然怀才不遇，只要理想中的吉祥鸟还在飞，天就塌不下来。

李白的《大鹏赋》，既是在向庄子致敬，也是在向司马相如致敬。那天地间逍遥游的，远看像庄子的鲲鹏，近看又像司马相如的凤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李白的好诗太多，我偏偏最喜欢那首短短六行的《临路歌》，又叫《临终歌》，传说是六十多岁的李白临终前的长歌当哭，带有自撰墓志铭的性质。“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很明显受了庄子《逍遥游》的影响，他仿佛已成为庄子《逍遥游》的传人。我为什么特别为李白的《临终歌》感动呢？在这首诗里，我看见那只大鹏老了，飞到半空伤了翅膀，摇摇欲坠。我看见，李白老了。实在想不到，李白也会老的，那么壮怀激烈的诗人也会老的。在这时候，他才流露出真实的痛苦和无比的绝望。我听见了大鹏的哀歌：实在飞不动了，实在飞不动了……看来这世上就没有真正的逍遥游，逍遥游也有不逍遥的一面：终将迎来结束的时刻。以梦想为动力的“超人”，不管飞得多高多远，最终还将回归地面，回归自己，回归平凡。梦终究要醒的。李白毕竟还是李白。《临终歌》写得悲怆，又不失悲壮。唐代李华在《故翰林学士李君墓铭序》里说：“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孤独的李白以歌告别这个世界，也告别自己。即使在临终之际，旧的理想覆灭了，又滋生出新的理想：大鹏半空夭折，遗风仍然激荡千秋万代；诗人死了，诗篇不死，精神不死还可能影响后人……在生命开始倒计时的关头，绝望的李白又超越了绝望，不再为生前的寂寞惆怅，又开始继续梦想，梦想自己死后可能获得的尊敬与荣誉。无论在东西方，超人的精神必然形成超人的文化。庄子的《逍遥游》充满对超人力量的羡慕与超人境界的向往，他笔下其翼若遮天之云、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形象，与其说是其名为鲲的北溟之鱼变成的，莫如说是人变成的，是心游万仞的庄子自己变成的。哪怕只能在他自己的想象中变成现实，变成想象中的现实。这种想象本身，已体现出超凡脱俗的理想和超越芸芸众生的雄心，真正是壮志凌云啊。

庄子善变，既能梦见博大的鲲鹏，还能变作渺小的蝴蝶，变来变去，都不知道是自己梦蝶还是蝶梦自己了。故意混淆了现实与理想的疆界。庄子把鲲鹏与蝴蝶，视为力与美的两大象征。超人的力量，与超人的美感，最终集于一身。力其实是一种美，美其实也能带来力量。不管变大还是变小，都需要超人的想象，超越自我与万物达成和谐与统一。庄子的逍遥哲学，渲染了自我的神化与超脱，在我眼中相当于一门诗意的超人哲学。庄子本身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哲学超人”“文化超人”，深深影响了道家思想，道家崇尚神仙的境界，其实是在追求超人的状态。有了“文化超人”，必然还会出现“文学超人”。司马相如应运而生了。李白应运而生了。司马相如的《凤求凰》，也是一种逍遥游，甚至把庄子的梦想推向巅峰：他没有摇身变作鲲鹏，也没有转身梦见蝴蝶，却成为鲲鹏与蝴蝶的结合体——既刚烈又温柔的凤凰。司马相如比庄子更进一步，在力与美之外，又发现了文学的第三极：爱。司马相如的凤凰，不仅比庄子的鲲鹏更有血性更有体温，也比庄子的蝴蝶更为浪漫更为潇洒。大鹏会老，凤凰也会老，只不过凤凰老了之后，还能在烈火中获得新生，获得永生。

李白是司马相如之后的一个“另类”。庄子描写鲲鹏时是忘我的，把那只遮天蔽日的神鸟作为世界的核心，既是视野里的全部，又是思想中的全部，眼中只有奇迹与美景，头脑一片空白。李白则没那么谦虚了，赤裸裸地以大鹏自况。他不仅把大鹏当成自我的替身，还把自我当成大鹏的化身，大鹏的旅程就是自己的人生。李白仅用“大鹏飞兮振八裔”七个字就概括了庄子的整篇《逍遥游》，接着他就要写自己了，写自己追求理想所遭遇的现实坎坷，写自己在做强做大时体会到的力不从心。如果说庄子赞美了大鹏的胜利、英雄的荣耀，李白不是在重复庄子的《逍遥游》，他还往幽暗处续写下去：讴歌了大鹏的失败、英雄的末路。原来，越是无与伦比的光明，越是会给自己留下不堪忍受的阴影。如果说庄子渲染了大鹏启程、出巡时的朝气蓬勃，李白则勾勒出一只受难的大鹏、垂危的大鹏，简直像另一只大鹏。如果说庄子想象出一种充满力量的美，李白则是在亲眼目睹——不，简直是在亲身感受美的毁灭。这种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变得无力，美的衰弱正是其毁灭的前兆。庄子创造一种美，李白表现了美的悲剧，悲剧性结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不仅继承了庄子的美，还创造出另一种美：悲剧的美。如果说庄子身上弥漫着超人的理想与浪漫，李白的《临终歌》则超越了庄子的《逍遥游》，揭示逍遥的挫折与不可能，在这一点上，李白超越了庄子，又超越了司马相如，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超人”。这种无力的美，其实比有力的美更为有力。因为，美的悲剧比美的喜剧更为感人，美的失败比美的胜利更能征服人心。

我说李白一生都是理想的胜利者、现实的失败者。按道理讲，李白在现实中失败了，他的理想也该是失败的。偏偏他是个诗人，现实与理想的双重落败使他情不自禁地哀叹，而在美的废墟里创造出新的美，在理想的悲剧中实现了另一种理想。小理想（不过是当官发财，锦衣玉食）的破灭促成了大理想的完工，一位大诗人就这么诞生了。所以说，理想还是超乎他本人想象若干倍地兑现，李白赢得了杜甫所称颂的那种“千秋万岁名”（与“寂寞身后事”相并）。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李白，最终还是成为胜利者，虽然是在死后。作为人的李白，也许不算什么“超人”，既无扛鼎之力，又缺深谋远虑，岂止仕途遇挫，我看他整个人生道路都走得磕磕碰碰的。作为诗人的李白，确实是一位“诗歌超人”，或者说“超诗人”“超级诗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超越了古今中外多少诗人？李白的诗体现出超人的力量、超人的美感，令多少诗人叹为观止、无法企及？在神思妙想方面，连杜甫都甘拜下风。可这些诗怎么写出来的呢？还不是来自作者本人的惊世情怀？李白的精神世界是超人的，他的诗才能超越别的诗人，他的诗才让别的诗人无法超越。李白可不只是在临终时以大鹏自比，那只神游万物的大鹏，简直伴随他终身。他一生都梦想把庄子的那种“逍遥游”进行到底。

同样受庄子影响，同样热爱自由、追求辉煌，李白比司马相如更果断、更坚决、更不计代价。

拿李白跟司马相如相比，很难说谁比谁更成功，或者谁比谁更失败。但有一点很明显：李白比司马相如更狂热，司马相如比李白更理智。“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辈岂是蓬蒿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从这些零碎语句就能看出，李白是把诗当成“狂人日记”来写的，梦想的遥不可及令他疯狂，又给他带来痴迷的激情。在诗中，他是以“狂”的方式来超人的，那种舍我其谁的“狂”，使李白超越了无数中庸的诗人。李白的不同凡响之处，说到底还是因为有梦想在给撑腰，有大鹏的影子在给撑腰。李白的大鹏情绪，是一种“超人”情绪，一种非凡的英雄情绪。李白的诗与人如影随形，他的浪漫主义来自他的英雄主义，他的英雄主义来自他的理想主义。理想是一只大鹏鸟，为他一生追索提供了原动力。什么是超人？超人就是比凡人有更多的希望。什么是诗人？诗人就是比凡人有更多的幻想。我为什么说李白是超人呢？因为他热爱自由，超越世俗，已成为自由与浪漫的象征。其实这最初不是我说的，贺知章等唐朝诗人，最早把李白称作“谪仙人”，不就等于说他不是凡人嘛，等于说他身上有过人之处、超人之处嘛。不仅是李白梦想成为超人，中国的老百姓也是需要超人的，乐意把具有超越性的大诗人作为偶像。他们把李白叫作诗仙，叫作酒仙，仙不就是超人嘛。他们喜欢讲述李白斗酒诗百篇，那超人的才气；讲述“天子呼来不上船”，那是李白对权贵的蔑视；讲述杨贵妃请李白写诗，李白让高力士脱靴，那是天才的骄傲……他们把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想做而做不到的，全寄托在李白这个人物身上了。欣赏李白的浪漫，李白的潇洒，李白的超脱，李白的雄心勃勃与豪情万丈。李白这个形象，已不仅仅在印证自己的理想了，而且在印证中国老百姓的理想，他在替大多数凡人圆一个超越世俗的梦。李白已不是原始的李白了，这个精神上的超人，是全体中国人塑造出来的。李白已不是他自己了，他是中国人的一个梦。中国人把李白神化了。不仅把他视为“半神”，视为文化英雄，简直还把他封为中华民族的诗神和酒神。诗和酒一样，都需要浪漫情怀与自由精神。

司马相如其实也是超人，只不过他是一位不像超人的超人，或者说更像平常人的超人，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比李白离我们更近一些。

李白写过《大鹏赋》，也写过“凤凰诗”，那就是《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当时李白受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所作。“凤凰台”在金陵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皆由此得名。封建时代，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而“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如同长江水一去不复返。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与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对照着读，倒也别有风味。这不是一只求爱的凤凰，而是一只失意的凤凰，政治上的失意，似乎比失恋还要难熬。这不是一只还乡的凤凰，而是一只流浪的凤凰，被驱逐出长安，不知何去何从。

李白与司马相如最大的区别，就是豁出去了，离开长安，永别长安。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怕这仅是精神胜利法，也再不回头。李白背叛了长安，是中国文化史上极其美丽的一次背叛。虽然可能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影响，李白还是真正地爆了一个冷门，将这种独立性发扬光大到极致：文人不依赖体制也能生存，文人脱离体制照样能追求到成功，甚至更大的成功（哪怕是死后的成功）。试想，李白在翰林院里，如果像司马相如一样委屈自己、扭曲自己，削足适履，也许能升官，兼而留下几篇中规中矩的经典公文，但绝对写不出那么多目空一切、张扬自我的诗歌。即使文学史上多了一个“司马相如二号”，又有多大意思？李白要做就做自己，做“李白一号”。其实，李白心里还是想学司马相如的，只不过太难学了，学了半天也学不像，还够累的，只好回归自我、恢复原形，该怎样就怎样，爱咋的就咋的，破罐子破摔了，却摔出了惊天的动静。

司马相如与李白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忍，不以“折腰”为耻，而视之为体制内生存必要的“柔道”。百炼钢能作绕指柔，他恐怕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当然，只要压力消解，就能立刻反弹，气贯长虹。但他为适应环境而改造自己，改造得还是有点太大方了，以致在下笔为文时，再也找不回来了，找不回少年时的锐气、青年时的豪气，过早地进入四平八稳的“中年写作”：有风韵而无风情，有风流而无风骨。虽然这更适合官方推广，但与接上了地气的李白相比，毕竟少了许多民间的野性与活力。李白离开长安，就像齐天大圣跳出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不仅是炼出了一双火眼金睛看破红尘看淡名利，更重要的是变得浑不吝了：天王老子与我何干？帝王将相又算老几？我眼中从此只有自己。这叫无欲则刚。司马相如之所以未尽其才，说到底还是被那点可怜的功名心所制约。不仅没机缘也没勇气跳出炼丹炉（也可以说名利场的大染缸），而且逐渐异化为井底之蛙，眼里只有宫廷却忘了天空，心里只有帝王却忘了百姓。虽然获得“特供”的尊荣，但也无力关心民心民意民情，因而越来越凌空蹈虚，高处不胜寒。

后人常把扬雄与司马相如视为汉赋的并峙双峰，誉为“扬马”。李白也将扬雄与司马相如并称：“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他恐怕想不到：若干年之后，人们也会把他与杜甫以李、杜并称，构成另一个大时代的风云人物。而李、杜将成为遮蔽甚至颠覆扬、马的又一大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以平民化的写作超越了扬雄与司马相如贵族化的写作，不亚于一场文学革命。这其实是读者的选择：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新的文学需要新的偶像。

李白族叔李阳冰，为李白作品所写序言《草堂集序》，肯定了李白对屈、宋的追赶以及对扬、马的超越：“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从夏、商、周以来，《国风》《离骚》之后，继承并且赶上屈原、宋玉，超过扬雄和司马相如，千年以来，才华绝伦的，只有李白一人。所以王公贵族纷纷倾倒于他，名流也争相与他交游；才子们不约而同向他学习，就像鸟儿拥戴凤凰一般。

在李白之前，能与屈原、宋玉竞争的，就是司马相如。桐城派代表人物刘大櫆在《司马相如》一诗中称：“马卿才不羁，文与屈宋竞。”

李白本人，并未意识到自己将取而代之，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凤凰，他一直羡慕司马相如的文运、官运，可能还包括桃花运，并且自叹不如：司马相如靠《凤求凰》就搞定了富家女卓文君，成为乘龙快婿，靠一篇《子虚赋》就让汉武帝惊为天人，因而在长安城里扎下根，靠一篇《长门赋》就使陈皇后付出天价稿酬，并且还觉得值，这才真像文曲星下凡呢，要什么有什么，名利双收，江山美人都冲他招手。比较起来，李白就活得寒碜了，太像跑江湖的，或者说在江湖上跑龙套的，写一首诗，只够在地方官那儿蹭一顿饭吃，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李白晚年，所写《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还借司马相如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去年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这是李白被贬去夜郎的路上，听闻自己被赦免，绝望中有了希望，马上联想到汉武帝与司马相如的关系，觉得自己也可能时来运转，咸鱼翻身。司马相如的故事真够“励志”的，让李白刚刚转危为安，对那条金光大道的憧憬就死灰复燃，跟打了鸡血似的。当然，这只是回光返照。过不了多久就该彻底死心了。司马相如只有一个，遇见了汉武帝才飞黄腾达。汉武帝只有一个，没赶上的话，有再多的司马相如也白搭。

分析司马相如的成功秘诀，李白一言以蔽之曰：幸遇圣主。总结自己的失败教训，李白觉得很无辜：运气不好，没遇见圣主。唐玄宗在其眼中，估计连汉武帝的零头都不如：有眼不识泰山啊，明明已招揽到自己这样的天才，端详一番，还是把璞玉当成顽石，丢得远远的。弄得李白不仅为自己叫屈，还得替这不识货的君主惋惜：你错过了多好的一个机缘啊，明明可以成为圣主的，什么条件都具备了，缺的就是眼光。

又岂止李白觉得自己是没遇见汉武帝的司马相如，生不逢时，连杜甫都认为当朝皇帝埋没人才。杜甫有好几首诗，是因为听说李白流放夜郎而写的。有什么办法呢，诗人永远只能以写诗来安慰别的诗人，同时安慰被思念折磨的自己。李白流放夜郎的坏消息，不知隔了多久才传入杜甫耳中，可他肯定是在当天晚上就做梦了，梦见李白了。醒来后写下《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夜郎离杜甫很远了，他对李白的吉凶生死充满担忧，连梦中的相见都浸透了生离死别的痛苦。“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写着写着，一向温和的杜甫也忍不住为李白的不幸遭际而鸣不平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偌大的长安，车水马龙，居然容不下一个诗人，难道只能到边缘化的夜郎寻找葬身之地吗？就不怕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吗？要知道，这位被放逐的诗人，跟屈原一样，虽然生前坎坷，但死后必将比长安城里那些速朽的权贵名流拥有恒久得多的荣誉。

李白遇赦放还后游湘中的那些诗，没多久就传到正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杜甫那里。杜甫原以为李白已长流夜郎了，读诗才知道老朋友已幸免于难，正在湘中一带散心呢，那可是被谗放逐的屈原含恨自沉的地方啊。这么一想，杜甫又心酸了，写下《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不只是祝贺李白逢凶化吉，更是隐喻李白获罪远谪夜郎是遭人诬陷，呼吁大家还李白以清白，免得当代又多了一个像屈原那样的冤魂。

李白与杜甫，之所以成为比扬雄与司马相如更辉煌的双子星座，因为他们不只是诗酒唱酬的文友，更是精神上的战友，是患难之交，惺惺相惜。

唐诗之所以比汉赋更有体温，更深入人心，也因为唐诗的代表人物，比汉赋的代表人物，更有民间性，更有沧桑感与疼痛感。

好战友并不只是相互赞美，也有彼此批评。最早对司马相如辞赋的形式主义倾向提出批评的，正是扬雄，在《法言·君子》中说：“文丽用寡，长卿也。”他开了这个头，影响深远。汉明帝也表达同样的看法，称相如赋“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其后班固《汉书·叙传》称司马相如作品“文艳用寡”。

李白眼中，司马相如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功，是全面发展的榜样。杜牧说得更决绝，认定后无来者：“相如死后无词客。”

欧阳修却不认这个账，在《苏主簿挽词》中把苏洵比作司马相如：“诸老谁能先贾谊，君王犹未识相如。”

清代桐城派大家姚鼐指出：“昌黎（韩愈）诗文中效相如处极多，如《南海碑》中叙景瑰丽处，即效相如赋体也。”（《与张翰宣书》）

韩愈、欧阳修，以及苏洵、苏轼、苏辙，都属于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除了受先秦诸子影响，也绕不过司马相如的影子。司马相如的赋，介于诗、辞与散文之间，相当于在韵文与散文的分水岭上，盖起的一座摩天大厦。虽然人工痕迹或匠气较浓，但毕竟屹立在时代巅峰，让人高山仰止。韩愈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司马相如既是其仿效的先驱，又是其颠覆的对象。韩愈正因最先掀起这场针对司马相如为代表的骈体文的革命，而被明人推崇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然而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我觉得恰是下意识地中了司马相如的“毒”。他虽以“打倒”司马相如、推翻华而不实的骈体文为己任，但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曾被相如赋迷住，偷学过两手，还挺管用的。至少，相如赋的那种大气魄、大气象、大格局、大境界，与风花雪月的小诗小文章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司马相如又岂止是让李白及其后的众多唐宋文人难以忘怀，在他有生之年，就是活着的偶像了。尤其他最拿手的大赋，开一代之风气，深深影响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扬雄《校猎赋》《长杨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大赋，都能找到司马相如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的影子。

他对同时代而稍晚点的另一位重量级文人，产生的影响已不局限于文体、文本、文风，更构成了精神上的地标与参照系。那位同样伟大的人物，名叫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