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节出使西夷：《难蜀父老》
二、持节出使西夷：《难蜀父老》
司马相如平息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借着司马相如稳定了后方的大好形势，唐蒙掠取并收服了夜郎，一不做二不休，还要继续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又陆续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卒，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元光五年（前130），再次大规模征发巴蜀民修治南夷道的行动，又引发骚乱。博士公孙弘奉使巡视，还奏事，认为通西南夷疲弊中国，拓地无用。蜀地民众不乏反对之声，朝廷举棋不定，怕再次惹起风波。这时候司马相如的态度就极其重要了。
司马相如在巴蜀访贫问苦同时，得到可靠消息：邛、筰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得到很多赏赐，因而多半也想归顺汉朝，希望参照南夷的待遇，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汉武帝的边疆政策经过调整，在南夷实践得比较成功，对其他地方也产生了吸引力。也说明司马相如悄悄进行的西南夷谈判很成功，“邛、筰、冉、、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司马相如回京汇报工作时，当面向汉武帝提出通使西夷比通使南夷更为有利：“邛、筰、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就是说这一系列重要地点与蜀为邻，道路容易接通，加上秦朝时就已设置郡县，到汉朝建国时才废除，如今真要重新开通，设置为郡县，其价值超过南夷。
这个建议正合汉武帝心意。汉武帝对西南夷，不想“武治”而偏向于“文治”，同意设置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附隶蜀郡。委托司马相如执行。司马相如是文人出身，不至于像唐蒙那么鲁莽，会使用巧劲，正好弥补唐蒙的缺陷。
司马相如把握住了建功立业的好时机，被汉武帝任命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夷。中郎将秩比二千石，司马相如的官阶升了一格。建节，即持节，相当于后世的尚方宝剑。司马相如有了钦差大臣的派头。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是曲折的，甚至可以说一波三折。首先是蜀郡父老不赞成开通西南夷：“穷乡僻壤没有用，浪费人力物力，实在不值得。”并把这种意见告到了朝廷。
朝廷开会讨论，诸位大臣也以为蜀郡父老的意见对：“西南夷反复无常，屡屡发兵镇压，耗费无功。”刘安提交的《上疏谏伐闽越》，代表了反对开发一派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
一看风头不对，司马相如想打退堂鼓了。加上当时汉匈战争越打越大，考虑到汉朝国力不能四处出击、把战线拉得太长，司马相如改变立场，有意劝谏汉武帝作出政策调整。但此事原是他建议起来的，又不敢进言暂停开发，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嘛。
同样出使巴蜀的公孙弘，在朝廷之上公开反对开发，“言其不便”，后又“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说的都是重话，企图动摇武帝开发西南的决策与信心。
公孙弘的倡议，汉武帝未置可否，等于不予采纳。
汉武帝可不允许司马相如像墙头草一样摇摆，让他表明态度。司马相如看出来了，这是汉武帝要他站出来驳斥公孙弘。
司马相如陷入了两难境地。只好鼓足勇气回答，亮明底牌，把当初向武帝的建议重复一遍，说给诸位大臣听：“邛、筰、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认为川西南地区道路易通，汉以前就曾经是中央王朝的郡县，只是汉以后才废弃。如果现在重新开通西南夷，为置郡县官吏进行管理，那会比通南夷的好处更多。倾向于主张设郡置县，开发邛、筰等蜀之西南地区。
《资治通鉴》建元三年（前138）载：“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蜀人司马相如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可见汉武帝已习惯了以司马相如为喉舌，来反驳自己不赞成的大臣观点。
受刘安《上疏谏伐闽越》激发，司马相如觉得笔战比舌战更能显示自己的强项，他知道自己嘴笨，越激动还越容易结巴，还是写文章来代替唇枪舌剑的辩论，更能表达清楚内心的思路。为了增强说服力，司马相如退朝后又连夜赶写一篇《难蜀父老》，设辞为文，借蜀父老的口，而己责问辩论，一面暗示天子，一面又宣明自己奉使的动向，令百姓知道这原是天子的意图。司马相如针对当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的情况，“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以文代言，借《难蜀父老》说服教育持异议的蜀父老，也批判性地答复了朝廷反对开发西南夷的大臣，反映了主开发者的地理扩张与文教传播并进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
《难蜀父老》跟《喻巴蜀檄》一样，就像司马相如根据现实自编自导的辩论赛，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两方：蜀中父老对朝廷开发西南夷使“百姓力屈”“而功不竟”意见很大，认为邛、筰、西僰等少数民族与中原并存久矣，过去的仁德之君、强盛之国尚不能加以兼并，使之臣服。而今汉王朝却“割齐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无用”，这是不可行的。这一观点很有代表性，附和者众。作为另一方的司马相如，针对这种错误的论调，勇敢地站了起来，尖锐批判：如果真像蜀父老所言，那巴蜀地区将永远处在蛮夷状态而不会变服异俗了。他更相信事在人为，以及真理也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贤明的君王所追求的是发表博大的见解，以雄心壮志开基创业，为后世树立典范，因而既不会拘守成法旧规，也不会媚俗从众。他的胸襟应兼容并包天下万事万物，他的思虑是如何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如果天地间不能得到他的恩泽，他就要感到耻辱。
司马相如在文中不再像在现实中那样骑墙观望、模棱两可，而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政策，堪称其代言人，舌战蜀中父老，其实也是说给力挺蜀中父老的诸位大臣听的。
这场一半真实一半虚拟的辩论，使司马相如勇往直前的形象脱颖而出。对开发西南夷进行政策上的解释和理论上的阐述，为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并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汉武帝开边决策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
司马相如的雄辩，如同秋风扫落叶，一举扫清了舆论上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准确表达了汉武帝经营边陲四夷的高远志向，维护其声威和尊严，打消其开边的犹豫，使其信心更为坚定。同时，也得体地安慰了民心、安定了民意，有利于自己完成即将开始的神圣使命。
在《难蜀父老》文中，这样一段话确实很精彩：“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
司马相如话里有话，画外音缭绕《难蜀父老》一文始终：开发西南夷与一般人所做的事不同，是“非常之人”所要做的一件“非常之事”，是武帝所要建立的“非常之功”。这种事情开始阶段往往不被民众理解，甚至使民众感到惊惧或不可思议而反对，但一旦成功，则天下安定，民众必然成为受益者，也就能理解并感激。
绕来绕去，不知大家是否听明白了：这是在夸当朝天子呢。谁听到如此有逻辑性的话，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汉武帝不仅听明白了，而且流露出很爱听甚至听得很陶醉的表情：知我者，司马相如也。二十三年后，元封五年（前106），这位爱听好话的皇帝还在诏书中借用了这段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么多年过去，他也没忘掉司马相如说的话啊。
司马相如的话，不只是说给蜀中父老听的，说给藏身蜀中父老背后的文武百官听的，也是说给似乎置身局外，其实掌控一切的汉武帝听的。可兼有这样的效果：不只是说给汉武帝听的，也是说给天下人听的。出一个非常之皇帝多么重要啊，才能做出非常之壮举、开创非常之时代，天下人有幸躬逢盛世，天下人有福共享繁荣。难怪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篇》对此赞不绝口：“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历代文人又美誉不断。明朝王维桢：“先叙事起，而后诡为问答之词。其事虽非，而其文则腴。”金圣叹：“曲折顿挫，极尽文态。”清朝王文濡：“表面虽是难蜀父老，说得堂皇正大，而其讽天子，好大喜功之意，却以隐约出之，此文之所以名贵也。”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司马相如在借天子之权威教化天下人，同时又忙里偷闲拍汉武帝的马屁，但马屁能拍得如此漂亮、如此理直气壮，也算本事。关键是这话不仅汉武帝爱听，天下人听了，也不反感，还觉得很有道理。话里话外的道理，放在哪里都能站得住脚。这样才有全方位的说服力。即使放在今天来说、来听，也不会过时。不仅励志，而且绝对正能量。这就不是一般的道理了，堪称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此文一出，司马相如在汉武帝心目中立马加分，形象变得高大：看来他不同于那类要么掉书袋要么风花雪月的酸腐文人，不只会写《子虚赋》《上林赋》，还有非凡的膂力执掌尚方宝剑号令一方，对此也充满强烈的愿望。可用之材啊。
见多了空想家、空谈家，汉武帝太需要能严丝合缝贯彻自己旨意的实干家了。这不就是现成的一位吗？不仅能想，而且敢做。更难得的，还会说。把想出的点子、做出的事情，都说得那么清楚，让人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服气。看来非常之君，也需要非常之臣啊，想自己所想，做自己所做，说自己欲说而不知怎么说或不方便亲自说的。君主之道，也需要执行者与代言人。
鲁红平《论司马相如的儒家思想》，认为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所写《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不是一般出使外方的说辞：在这两篇作品里他用了赋体惯用的铺陈夸饰的手法，以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既宣讲国家政策和皇上本意，又非常巧妙地赞颂大一统政治，成功地将文学与政治结合起来。他认为武帝开西南夷道虽然劳民，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称得上是“非常之人”的“非常之功”。在文中一再称武帝为“至尊”“天子”“王者”，还提到“受命之符”“封禅之事”，文中已经开始将武帝圣王化。
司马相如擅长往帝王脸上贴金，使之神化、圣化、偶像化。他贴在人脸上的金箔，也像真长出来的皮肤。这不是一般的化妆术，司马相如歌功颂德，在感动别人之前，首先感动了自己。司马相如毕恭毕敬地要把汉武帝扶上圣坛，汉武帝也是人，也爱听好话，怎么可能拂了他的一片心意？
《难蜀父老》是中国文学史上首篇论难文，开创了一种新文体。所谓“难”，即《难蜀父老》中“而己诘难之”的“诘难”之意。“难”作为文章形式，其实早已有之。先秦西汉著作，多以虚设对问作结构，辞赋如楚辞之《卜居》《渔父》，文章如《孟子》诸篇、宋玉之《对楚王问》等，或本身就是对问、对策，如《二世、李斯责问书对》《公孙弘对天文、地理、人事之纪》等。就一个具体现实事件而虚设论难写成一篇完整文章，后代明确以“难”作篇名，《难蜀父老》还是第一篇。
《难蜀父老》原文如下：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定筰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轨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乎？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昔者，鸿水浡出，泛滥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鸿水，决江疏河，漉沈赡灾，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惟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胈，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浃乎于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沫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迁延而辞避。
转录佚名译者的译文：
汉朝建立七十八年了，已传六代帝后，都心存美德，十分威武，深恩广施，百姓受惠；恩泽还洋溢到境外。于是派遣使者西征，阻碍随流而退，声势影响到的地方，没有不服服帖帖归顺的。乘势使冉族、族服从，平定筰族，安抚邛族，攻克斯榆族，略取苞满族，然后车辆络绎返回，即将向东回朝廷报捷，到了成都。蜀地有影响的老人和地方官员二十七人，郑重拜见使者，寒暄结束就进言说：“天子对于边境少数民族，按理说联络来往不断绝就行了。现在弄得蜀地的人疲惫不堪，去开通到夜郎国的道路，至今已经三年，却没能成功，不仅士兵劳苦疲倦，而且万民不安；现在又接着开辟西部边境，百姓人力、物力用尽，恐怕也不能完成这件事。这也是使者的忧患，我们私下为您担忧。况且邛、筰、西僰这些边境属国与中原内地并列，经历的年数已经多得记不清了。仁慈的帝王不能凭恩德感召来，强悍的帝王不能靠武力吞并掉，推想起来那大概是不能降伏的吧！现在却损害平民去使边境少数民族归附，使朝廷依靠的国民疲困，去干没有效用的事。我们见识短浅，不知说得对不对。”
使者说：“怎么说出这种话呀！真像你们说的那样，那就是巴蜀人不会改变从前的服装、习俗了。我几乎讨厌听你们这样说。然而这事关系到大局，意义重大，确实不是旁观者能够洞察的，也不怪你们。我行程紧迫，那些详细情况不能说了。请让我为你们粗略陈述一下概要吧。
“世间一定要有不寻常的人，然后才有不寻常的事；干了不寻常的事，然后才有不寻常的功绩。不寻常，本来就是常人感到奇怪诧异的。所以说不寻常的事刚开始，百姓就害怕它；而等到它获得成功，天下就安然无恙了。
“从前洪水涨溢，泛滥弥漫，人们就跋山涉水迁移，艰难奔走而不能安身。夏禹为此悲愁，赶紧堵塞洪水，开通疏浚江河，使深水分流，灾民安定；洪水东流归海，普天下永久安宁。承担这些辛勤劳苦的，难道仅仅是百姓吗？夏禹内心被忧虑烦恼，又亲身参加劳动，手脚磨起厚茧，皮肤不生汗毛。因此美好的功业永远昭彰，名声和颂扬流传到现在。
“而且贤能的皇帝登位，难道只抓琐事小节，缩手缩脚，拘泥陈规，被俗议牵制，顺从舆论，仿效流俗，迎合讨好世人算了吗？不！他一定会支持采纳远见卓识的议论，开创大业传给子孙，成为万代的典范。所以他能广泛涉猎，一并收集，在高阔如同天地的心胸中深刻思考。况且《诗经》中的《北山》诗不就说过吗：‘普天之下，无处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无人不是君王的百姓。’所以应使天地之内，八方之外，恩泽弥漫，一切生物如果有没得到恩泽浸润的，贤能的帝王就会为此感到耻辱。现在国境之内，穿汉人衣服的人，都获得了幸福，没有一个人不满足。但是不同风俗的少数民族，遥远而和别的民族相接的地方，车船不通，人迹罕到，先进政治、良好教化还没施行到那里，美好的风俗还很少。吞并他们就在边境损害了礼仪，让他们独立就会歪风邪气横行：赶走、杀害他们的头领，君臣交换位置，上下秩序打乱，父兄无辜被害，小孩成为孤儿沦为奴仆，捆绑号哭，就向着中原内地埋怨说：‘听说中国有最好的仁政，德惠多，恩泽广，万物没有得不到相宜的处所的，现在为什么唯独遗弃了我们呢？’踮起脚跟盼望，像枯干的草木渴望下雨一样。凶狠的人也会替他落泪，更何况皇上圣明，又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所以向北方出兵讨伐强悍的匈奴，向南方派使者谴责强劲的南越。四方都传扬恩德，南方和西方各属国的君长像鱼群仰头迎向流水一样，希望能接受号令的人需要用亿来计数。因此才在沫水、若水设关口，在牂牁划疆界，凿通灵关道，在孙源河架桥。开创远播道德的通路，让仁义的统治继续传下去。这将会大恩广施，长久安抚和驾驭远方，使边远地方不闭塞，阻隔严重昏暗蒙昧的地方也能照耀着阳光，从而消除我们这里的用兵之患，平息他们那里的争位攻杀，使远近同一体制，中外安宁幸福，不是更安乐吗？从深水淹没中拯救百姓，让他们分享到皇帝的美德，挽回衰世的败落，延续中断了的周文王周武王的事业。这才是皇上的当务之急。百姓虽然劳苦，又怎么可以停止呢？
“况且帝王的事业本来没有不从忧患开始，而到安乐结束的。既然这样，那么承天赐福的征兆就完全在我们这里了。正要达到成功，将在泰山、梁父山举行封禅大典，摇响和铃、鸾铃，高唱颂歌，与三皇五帝等同有加。可是旁观的人没看到趋向，旁听的人没听出意旨。这就犹如鹪明鸟已翱翔在辽阔的天空，而张网的人还盯着湖泊。可悲呀！”
于是各位地方官员茫然失去了他们来时的心情，也抛弃了觐见的目的和主张，感叹称颂说：“汉皇的恩德，令人信服啊！这正是我们希望听到的。百姓虽然懈怠，请让我们走在百姓前面。”怅惘退后，于是磨磨蹭蹭地告辞溜走了。
从《喻巴蜀檄》到《难蜀父老》，司马相如的立场在转变，思想在成熟，张大可《论司马相如》发现：“司马相如最高的人生理想是建功立名，但他的盖世文才遮蔽了他的政才，留下遗憾。但司马相如抓住了瞬间的机遇，在政治活动中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产生了两篇流传千古的政论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是司马相如在政治活动中留下的两篇政论文，具有警世的价值，也是透视司马相如人生轨迹的重要资料，值得细说。这两篇政论，是具有赋体风格的散文，质而不俚，说理透辟，内容充实，气势雄浑，有贾谊、晁错之风骨，堪称汉代政论散文的极品。这两篇政论的写作背景均来自司马相如出使巴蜀通西夷的历史事件，是前后相承的姊妹篇。乍一看，两文的主旨都是宣扬大汉的圣德和军威，告喻巴蜀之民，要体察皇上汉武帝开边是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皇上是伟大的明君。细究两文的内容，主旨似同而实异，司马相如的立场由鼓吹者转变为务实者，由无条件支持，转而为主张调整政策，开边不忘民生。”
还有人戏称：司马相如既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巴蜀（中华）文化巨人，更是“西部开发第一人”。
《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堪称姊妹篇，对于后世政论及告喻文体，提供了典范。司马相如不是一般的作家，更是文体家，不仅在美文如辞赋方面集大成、在诗歌与乐府方面有造诣（早年的《琴歌》二首收入南朝徐陵辑《玉台新咏》，晚期还为武帝所立乐府造诗赋如《郊祀歌》，晋崔豹《古今注》云：“司马相如作《钓竿》诗，遂传为乐曲。”可见歌词写得好），对政论文、议论文等实用文体也有创意与革新。司马相如还是学问家，精通小学。小学是对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传统称谓，包括音韵学（释音）、文字学（释形）、训诂学（释义）三种学问。他写有字书《凡将篇》。此书虽在宋代佚亡，但《说文》《文选·蜀都赋旧注》《艺文类聚》《茶经》等书均有引文，可窥见此书之一鳞半爪：“乌啄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蒌，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雚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
相如出自巴蜀，后来也成了四川文化一大代言人。《汉书·地理志》云：“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仅以好文刺讽，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赋显于世，乡党慕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班固此语，肯定了相如为促进蜀中文化，立下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