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何赏识司马相如？
四、汉武帝为何赏识司马相如？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谏猎书》与《哀二世赋》诞生的那一年，汉武帝与司马相如正处于“蜜月期”，君臣二人一见如故，形成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这时，两人好到了彼此开玩笑，好到了可以做交易，譬如商量交换文思，据《汉武故事》载：“上少好学，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助、司马相如等以类分别之。尤好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迟，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责也。”
司马相如除了追求卓文君时写爱情诗算是立等可取，写其他文字都是深思熟虑，慢工出细活。包括在梁园写《子虚赋》，就闭门不出达数月。而汉武帝写诗作赋更为放松，倚马可待，信手拈来，一气呵成。若同时命题作文，汉武帝肯定抢着先交卷的。君臣二人，一个是急性子，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有激情，一个有理智，倒也算互补。司马相如的慢，使汉武帝因快而获得自信。可司马相如的慢并非笨拙，其实是后发制人，又像是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一旦完成，总有令人拍案叫绝的巧妙。每每带给汉武帝更多的惊喜。这正显示出他们写作心态的区别：汉武帝是为自己写的，司马相如是为别人写的。汉武帝写赋是为了自我欣赏，司马相如写赋是求得别人欣赏，后者比前者肯定要考虑得多一些、周全一些。司马相如的文火慢炖，好像不如汉武帝的快餐淋漓尽致，但火候上掌握得更好，不仅不露任何破绽，而且巧夺天工。
桓谭《新论》言汉武“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获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汉武帝不仅政治业绩突出，而且重视文化、爱好文艺，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
这两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明人王世贞以为其成就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言》），评价非常之高，等于是界定此赋在司马相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知道汉武帝毕竟只是“业余作者”，在日理万机的繁忙政务外偶尔为之，能让当时乃至后世的专业人士真心认可，没有一点“硬通货”是行不通的。而《李夫人赋》绝对是能让内行外行都点赞的“硬通货”。没别的窍门，纯粹是以情感人。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之后、太初元年（前104）之前的一个秋天，李夫人卒。此时汉武帝在四十九岁到五十三岁之间，对李夫人之死非常悲痛，因思念李夫人，不能自拔，作赋以哀悼。《李夫人歌》与《李夫人赋》仅见于《汉书·外戚传》：“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
《李夫人赋》原文：
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畺。托沉阴以圹久兮，惜蕃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逾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魄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寖淫敞，寂兮无音。恩若流波，怛兮在心。
乱曰：佳侠函光，陨朱荣兮。嫉妒茸，将安程兮。方时隆盛，年夭伤兮。弟子增欷，洿沫怅兮。悲愁于邑，喧不可止兮。响不虚应，亦云己兮。嫶妍太息，叹稚子兮。栗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汉武帝不仅在治国方面大刀阔斧，奉行扩张主义，在文学创作的题材与风格上，同样开疆拓土：《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古文学史专家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
汉武帝《李夫人赋》，就像发现一片处女地，并且耕下第一犁。之后，在悼亡赋这块新大陆上，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夭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但开悼亡赋风气之先的，还是汉武帝。
在中国历史上雅好诗赋的皇帝中，汉武帝算是出色的。东方朔、吾丘寿王等文人，在辅助汉武帝执政之余，经常陪伴他吟诗作赋。自从有了司马相如这样的专业人士作为文学侍从，汉武帝的写作热情就更高了。他的诗作《瓠子歌》《天马歌》《西极天马歌》《李夫人歌》《思奉车子侯歌》《柏梁台诗》等，继承了高祖刘邦《大风歌》的慷慨激昂，有王者之气，被徐祯卿《谈艺录》誉为“壮丽宏奇”。《秋风辞》影响很大：“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云：“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这一“悲”字，可见汉武帝《瓠子歌》曾令笔下入木三分的太史公动情、动容，恢复了一颗柔软的心。要知道，他是很吝啬于赞美所有得势的帝王的。《汉书·沟洫志》：“上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很明显，《汉书》沿袭了《史记》的记载。而在《武帝纪》中，对《瓠子歌》诞生的时间记载得更详细：“（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
《瓠子歌》原文：
元封二年，帝既封禅。乃发卒万人，塞瓠子决河。还自临祭，令群臣从官皆负薪。时东郡烧草薪少，乃下淇园之竹以为楗。上既临河决，悼其功之不就，为作歌二章，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名曰宣房。
一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忧兮柏冬日。
正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齿桑浮兮淮泗满，久不返兮水维缓。
二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汛流难。
搴长筊兮湛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楗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决入瓠子河，东南由巨野泽通于淮、泗，梁、楚一带连岁被灾。汉武帝亲临黄河决口现场，即兴赋诗。至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在泰山封禅后，始发卒万人筑塞，还亲自临祭，沉白马玉璧祭河伯；令以薪柴并伐淇园竹制楗堵塞决口，功成，筑宣防宫。汉武帝与黄河、与泰山，都结有不解之缘。
张玉榖在《古诗赏析》中评《瓠子歌》云：“悲悯为怀，笔力古奥，帝王著作，弁冕西京。”
明代徐祯卿《谈艺录》高度评价武帝的创作：“孝武乐府，壮丽宏奇。”
王世贞《艺苑卮言》也承认：“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也未遗漏武帝的文采：“武帝词华，实为独绝。……虽词人不能过也。”
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点评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成吉思汗，表现出他对这五大帝王的关注：“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敢笑秦始皇只会焚书，敢笑唐宗宋祖枉为唐诗宋词盛世之国君，敢笑成吉思汗没文化，但说汉武帝“略输文采”，有点苛求了。汉武帝恰恰是这五大帝王中最有文采的一位。当然，“略输文采”也讲得通，那是跟他自己的赫赫武功相比。以其开疆拓土的政绩作为参照物，文采只能算小巫见大巫。
汉武帝，以及汉武帝的时代，是司马相如正式登台亮相直至发迹的背景。他的扬名立万，与汉武帝的扶持不无关系。为什么景帝看不上他而武帝却垂青于他？说明他的价值被武帝发现，对景帝无效却对武帝有用。
武帝固然尚武，却又追求全能，同样热衷文治，不管武将文臣，只要有过人之处，都能给你派上用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既重视枪杆子，又不轻视笔杆子。加上他本人就有文学青年情怀，相信文化的力量不亚于雄兵百万，司马相如的辞赋正好跟他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合拍，简直严丝合缝，他立马觉得天降此人助我也。正如武将中的霍去病是他一手打造的，汉武帝同样希望在文学领域，也能亲自扶植一位标志性的领军人物。司马相如出现在面前，这不正好吗？没有谁比他更合适的了。就是他了。
汉武帝曾对征伐统帅卫青道出了劳师伐远的必要性：“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程世和《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据此发现汉武帝为后世创久安之势而忍受“道义”指责的内心孤独：在汉武帝内心，不惟有对远大图景的渴望，而且有难为世人理解的孤独。汉武帝虽贵为天子，但倘若长期处于这种孤独中而缺少理解与支持，难免会动摇其对远大图景的渴望。所幸的是，汉武帝登位初，相如即以独异方式与汉武帝建立起深微的精神联系。汉武帝由慨叹“不得与此人同时”而幸与相如同时，反映出相如对汉武帝的特殊意义。需要追问的是，相如赋文有怎样的内容使得汉武帝激动不已？对于这一需要追问的问题，我们惟有将相如赋文与汉武帝放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才可能作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解答。程世和特意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子虚赋》《上林赋》分别产生于汉武帝即位前与即位初，而不是汉武帝盛世形成之后。确认这一点，是正确读解以上两赋的前提。
如果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相遇，是一次美丽的相遇，那么，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相遇，则是一次壮丽的相遇。彼此都相见恨晚。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真是一拍即合，是一对精神上有强烈互动的君臣：相互激荡，交相辉映。司马相如创作上显示的浪漫雄健，传达出囊括天下、“万端鳞崪”的盛汉时代精神，正对汉武帝胃口，与其的盛世理想追求相契合。司马相如偏重崇高的审美个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高、大、上，也正中汉武帝下怀。他最需要的就是这样既有远大理想又能积极进取的人才。“天降斯人助我也”，汉武帝读了《天子游猎赋》就忍不住破例当场封司马相如为郎，肯定激动地这么想。
刘朝谦《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事件的诗学解读》，指出司马相如与汉武帝遭遇是文学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事件，但其重大的诗学意义一直未得到追问：“在诗学精神方面，这一事件是时代英雄进取、崇高文化心态的诗学表现。汉代诗学以此一事件为分水岭，西汉初期文学诗学话语由个体性转为公共性，悲剧性转为帝国的话语狂欢；中国诗学话语以北方为中心，南方边缘的旧人格局被颠倒过来；文学体式从以南方骚体赋为主，转变到以融合南北诗学的大赋为主，汉代的标志性文学体式得以确立。”刘朝谦以诗一样的文笔感叹：“在与汉武帝谋面之前，司马相如就已经与汉武帝心灵相通。总之，汉武帝与司马相如以大赋为中介的遭遇是两个‘好大喜功’之人的历史交接，是渴求崇高、实践伟业并热衷于自我表现的两个天才的人生轨道的交叉，是汉代时代精神的政治代表与文学代表的亲密交往，是一个自恋的文学接受主体对一个同样自恋的文学创作主体的发现。因此，对司马相如以赋取悦君王的心理意向的第二种价值判断，即认为相如的以赋悦君是功利的、庸俗的、丧失文学家品格的，这种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犹如当时夜空中的双子星座，守望着他们创造并表现的英雄时代。”
至于司马相如遭遇汉武帝事件对于汉代诗学有着怎样的重要性呢？刘朝谦归纳了以下几点：首先，这次遭遇重构了汉代诗学在赋文领域里的格局，为汉代寻找到了自身的代表性的文学范式。事件之后，虽然文人继续在写骚体赋，但汉代文学的重心已然转移到汉大赋的创作与欣赏了。汉代文学因此与战国之屈骚划清了界限，有了自身独立的家园。其次，事件为汉代诗学带来了崇高、神圣和英雄崇拜等诗意内涵，这些构成了汉代诗学精神中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部分。这种向外扩张、大肆铺陈、炫耀巨美的诗学气性使汉代在整个中国诗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在世界诗学史上，也只有古罗马的诗学风格与之差堪相近。再次，汉大赋一方面延宕了中国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但另一方面，它却确立了中国文人对文学语言美的价值的认可，如扬雄所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就为魏晋文论的自觉扫清了思想的迷雾。最后，事件对中国古代作家的身份是一个宿命般的隐喻，指涉的是古代作家总是以政治主体——文学主体身份在场的，而且在作家的自我意识里，政治总是他的第一生命。汉大赋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性，无非是在赋家这样的生命结构的功能驱动下，总体上成了一种帝王文学罢了。由此延伸出去，人们因此也可以把这一事件阐释为君臣之间的知遇与被知遇。有了上述重要性，汉大赋、司马相如和汉武帝便都在诗学的视界内步入永恒。
李凯《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认为司马相如之赋产生于汉武帝时期这个国力强盛、进取精神极为浓厚的时代，是汉帝国时代精神在艺术上的典型体现：
相如之赋本身就是一个崇高时代的写照。他笔下之描写，不仅是文人的想象，还有着现实的基础。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古罗马著名文论家郎吉弩斯对崇高精神的呼唤，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本身就是缺乏崇高精神的时代。但大汉帝国却不缺乏这些。除了汉帝国这一土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巴蜀这一方土地以及相如本人的个性。巴蜀四面环山、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是比较适宜于产生崇高观念的，西方美学家博克对自然界崇高对象的分析，颇适用于分析高山、大川、大漠、海洋容易产生出崇高的原因。当然，地理环境和时代氛围只是一种可能，是否一定会产生出具有崇高风格的作品又是另一回事。上述两种可能加上司马相如自己的尚武好侠的个性，这种结合终于使司马相如的赋显示出浪漫刚健和偏向崇高的审美特征。
有了汉武帝鼓劲，司马相如浑身上下仿佛有了用不完的力气。有了汉武帝打气，司马相如的气场大大地增高、拓宽、加深，写起赋来如有神助。更重要的，是汉武帝激发起司马相如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并且挖掘出他身上沉睡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