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赋》:提供给汉武帝的新刺激

二、《大人赋》:提供给汉武帝的新刺激

关于《大人赋》,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原文如下: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其辞曰: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兮,抴彗星而为。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欃枪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红杳渺以眩湣兮,猋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蟉蜿蜓。低卬夭据以骄骜兮,诎折隆穷躩以连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以孱颜。跮踱螛容以委丽兮,绸缪偃蹇怵以梁倚。纠蓼叫奡以艐路兮,蔑蒙踊跃腾而狂趡。莅飒卉翕熛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摇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从陵阳。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陆离而后潏皇。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诏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跸御兮,清雰气而后行。屯余车其万乘兮,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娭。

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遝胶葛以方驰。骚扰冲苁其相纷拏兮,滂濞泱轧洒以林离。钻罗列聚丛以茏茸兮,衍曼流烂坛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崫礨嵬。遍览八纮而观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涉流沙。奄息总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琴而舞冯夷。时若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登阆风而摇集兮,亢乌腾而壹止。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叽琼华。侵浔而高纵兮,纷鸿涌而上厉。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沛。驰游道而循降兮,骛遗雾而远逝。迫区中之隘陕兮,舒节出乎北垠。遗屯骑于玄阙兮,轶先驱于寒门。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此赋是相如因武帝喜好求仙而作,属于投其所好的游仙文章。果然正中武帝下怀。武帝读到精神一振,感到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可见他确实好这口。相如为其“特供”的每一篇赋,总能挠着他的痒处,总能起到兴奋剂般的效果。

司马相如借西王母说事:“皬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幸有三足乌为之使”,这样成仙,又有什么意思呢?希望用一记警钟,敲醒做着长生不老美梦的汉武帝。

汉武帝是一个非常自我的皇帝,忽略了《大人赋》中多少也有讽劝其好神仙之道的意思,辜负了相如过于含蓄的苦口婆心。他反而觉得《大人赋》以“游仙”、求长生等超现实的追求,体现了汉帝国积极向外的宏大气魄和不朽精神。

相如上《大人赋》原本是为了讽谏,动机是好的,结果却适得其反。汉武帝求仙的愿望反倒更强烈了。相如没能力挽狂澜,反倒推波助澜了。相如的赋,原本是对症下药、巧妙包装的“糖衣炮弹”,可惜糖多药少,反倒被武帝当成精神仙丹,提神打气,甘之如饴。

自古文人之于政治或体制,大抵选择两种立场:要么迎合(歌颂),要么批判(讽谏)。当然,也有第三条道路:游离或脱离,做“不为五斗米折腰”同时也懒得管俗世闲事的陶渊明。司马相如无疑是“歌德(歌功颂德)派”之先驱,他也未忘文人有批判的义务、文章有讽谏的职能,但运用起来有所顾忌,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当讽谏在汉赋中已经模式化、成为调味品之后,药用价值大大降低。

不理解乃至误解司马相如的,自古以来大有人在。譬如苏轼,觉得司马相如人品有问题,大加批驳:“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

汉武帝没听懂《大人赋》的讽谏之意,司马相如就把《大人赋》唱给自己听吧。他听懂了自己的心声:一种宦海沉浮、烈士暮年的慨叹。

对牛弹琴无效,不如换一种心态:就当弹琴给自己听。《大人赋》不是写给武帝的,而是写给自己的,是司马相如伤时自伤之作,大半辈子仕进与退隐、出世与入世矛盾心理的流露,一篇抒写“悲士不遇”的游仙兼思玄作品的新论。仕途失意,落到迁至孝文园令这步田地,司马相如年事已高,感慨人生短暂,虽然壮心不已,但也深知无力回天:“皬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有而独存。”唉,即使如此能活万世,也高兴不起来啊。

正如鲁迅好友川岛(章廷谦)概述: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提到司马相如有十来次之多,说司马相如的专长,终在辞赋,“卓绝汉代”,且“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相同”。说他是“辞赋高手”,说他“不慕官爵”等,对司马相如有恰当的评价。

鲁迅写作《汉文学史纲要》期间(1927年1月上旬),正值离开厦门大学前夕,特意赠送给川岛夫妇一个册页手书作为纪念,亲自送上门去,书写的内容就是司马相如《大人赋》中一节,附有题跋:“将去厦门,行箧束缚俱讫,案头遂无一卷书。翻废纸,偶得司马相如《大人赋》数十字,录应斐君矛尘两君钧命。”

鲁迅书赠川岛以司马相如《大人赋》片段,可见热爱自由的鲁迅,对《大人赋》是喜欢的,将其读成了“自由之歌”。

有研究者认为:司马相如“职卑多诮”,常被“寸析”,加之他远权贵、反传统的“傲诞”风格,遭到的非议显然要多出他人。不同时代,司马相如的处境鲁迅却能够理解,在心志方面似还有契合之处。鲁迅也曾供职“教育部”,不肯迎合大人先生,有着孤独、傲诞的一面,笔下“过客”与“战士”的形象,都不通世故,毅然决然,甚至一意孤行。鲁迅与司马相如精神方面不无应合,对之有理解,也有苦嘲,更多则是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