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真病与假病
三、真病与假病
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屡次提到司马相如的病，有的是真病，有的是假病：“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其实司马相如初次入京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想“跳槽”到梁孝王的门下，就是以生病为借口顺利辞职的。他尝到托病的甜头了，从此屡试不爽。
司马相如很擅长装病。有时是为了给彼此留有面子，有时也是为了摆架子：“司马相如归蜀，临邛令王吉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吉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尔。”这段相如称病“摆谱”的描述，见之于《东坡志林》。当然，苏东坡接着又对司马相如身上诸多的“臭毛病”大加批评：“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喻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所谓小人也哉！”他把司马相如当成病态文人的典型来敲打。在他眼里，所有小人都是有心病的。
嵇康《高士传》，则把司马相如赞为高人，因为他蔑视世俗礼法、托疾辞官、不慕高爵，在嵇康眼中潇洒极了，甚至成为仿效的对象：“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
鲁迅也写过司马相如的装病，而且是装给帝王看的：“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是否可看成一种沉默的抗议？在封建时代，文人能作出如此的反抗，哪怕很微弱，已不容易了。况且，正是由司马相如敢于托疾辞官开始，后来才有了竹林七贤装疯佯狂的魏晋风度，有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有了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直至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指桑骂槐的杂文。
小隐隐于野，司马相如是不屑于做小隐的，他想做隐于朝的大隐，最起码也得隐于市。在权力中心失意后，他被边缘化了，可也自甘于边缘化，在长安西郊的茂陵，与卓文君重新过起了小日子，琴瑟相和，自得其乐。仿佛又回到起点，回到在市井当垆卖酒的幸福时光。
拿得起，放得下，并且始终有美人相伴，司马相如活得确实洒脱，做名士则风流，做隐士也安逸，难怪从嵇康到李白等一系列性情中人，无不对司马相如的能静能动、左右逢源充满仰慕，还夹杂着一丝艳羡。是啊，他们虽有美酒作陪，却缺乏美人相伴，相伴到终老。
就此而言，古今文人中，司马相如不仅在别人眼中属于把日子过成了诗，自身的幸福指数也绝对是最高的。不是高人，怎么成得了高士？
司马相如形象由唐至宋经历了一次“大滑坡”，赵俊波《唐人评司马相如》论述：
司马相如的传记见于《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按照传统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其事迹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文学才华出众，也有为人所诟病的一面，如所谓的“窃妻”和“以赀为郎”“文艳用寡”等。唐人较少指责相如的节操，而宋人言论中，指责相如“好色”“窃赀”“谄谀”等行为的言论比比皆是。不仅一些道学家鄙薄其为人，就连一些相对比较开明的士人也多有微言。斥其越礼自放，责其谄谀逢迎。黄震《黄氏日钞》：“相如素行不谨，立朝专是逢君之恶，或者犹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之赋，《封禅》等书，正其逢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齿颊间哉！”鄙薄其“窃妻”之可笑，谄谀之不齿，而且这种看法在宋人中很是普遍，这恰与唐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了宋代，批评的声音越加密集，堪称“大批判”了。
苏东坡对司马相如的批评是最尖刻的，直言其为谄媚小人，道德上有诸多污点：司马相如视临邛县令王吉邀请他赴卓氏之宴是“率钱之会”。《说文解字》释“率”：“率，捕鸟毕也，象丝罔，上下其竿柄也。”因此，“率”可以讲为“聚集”“聚敛”。“率钱”即聚钱，“率钱之会”即敛钱之宴。“苏轼认为这次赴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敛钱之宴。苏轼尽管在文中怒斥王吉，但司马相如是这次敛钱的元凶。”王立群据此认定苏轼是第一位将司马相如“窃妻”与“窃赀”两项罪名放在一篇短文中大加挞伐的文人。这两大罪名，任何一项都足以使一个人声名扫地，已不只是身心的病态了，而且是人格上的致命缺陷。
苏东坡多次对司马相如进行过“道德审判”，打分极低，某些品质甚至是负数，基本上将其定位为文人中的负面形象：“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处于同一时代，苏轼一定会当面质问。
司马相如在文人圈里承担着这么大的骂名，但似乎并未被真正打倒，总还有人喜欢他，喜欢他的真实与任性。
每逢有人骂司马相如，为之辩护者也大有人在。即使到了今天，网络上仍有许多草根为司马相如打抱不平。看来司马相如还是很“接地气”啊。
司马相如即使真如苏轼所做的道德审判是小人，也是有性情的真小人，比伪君子还是更容易获得大众体谅。所以在大众领域，司马相如的美名并未被其人格上的缺点所抵消。
其中不乏卓文君的功劳。人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出于对卓文君重情重义的赞赏，也不会觉得司马相如能坏到哪里去。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这段情缘被《史记》《汉书》《西京杂记》《乐府诗集》等文献所载，王立群分析司马相如的影响已超越了他的文化贡献，还是沾了卓文君的光：“历史上的司马相如是一颗文坛巨星，因为他是汉赋四大家之首，创作了大批极有代表性的汉赋。当今社会中司马相如的赋除了仍受文学史研究者关注外，早已不为绝大多数人欣赏，但是，司马相如依然没有淡出当今人们的视野。原因在于他和卓文君的一段传奇情缘备受时人青睐，司马相如也被今人誉为情圣。历史给了司马相如两个截然不同的定位：古代的文圣和当今的情圣。”
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卓文君就是最好的例子。她不仅默默支持司马相如尽其所能地实现了人生价值，甚至把他履历里的晦暗之处都给照亮了。
王立群一方面觉得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动机不见得多高尚，但也不得不承认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还向着另一个方面演变：“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是自由爱情与美满婚姻的典范！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宋元话本《警世通言》的《卓文君慧眼识相如》一篇中。此期，更多的戏剧作品演绎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突出了卓文君不以穷富选夫君，终成连理的故事。”
不管文人怎么挑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大众口碑中已成爱情神话，即使苏轼这样有话语权的权威人士，想捅也捅不破。王立群认为司马相如未被击倒是因为已被世人偶像化了，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故事已经定型为民间流传的经典范式，历代文人对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质疑不为中国广大民众所知晓，即使知晓了，也不愿接受：“神话是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偶像化。偶像，包括政治偶像、娱乐偶像、学术偶像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个是才子，一个是才女；一个贫穷，一个富有；二人的结合方式又是私奔。这些潜在的因素可以解读成一见钟情的自由爱情、不以贫富定终身的理想婚姻。”
直到近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也拿司马相如“祭旗”：“用浮华的辞藻来作应用的散文，这似乎是起于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书》与《封禅遗札》。这种狗监的文人做了皇帝的清客，又做了大官，总得要打起官腔，做起人家不懂的古文，才算是架子十足。”
文学史家刘大杰论述：“名望最大，在赋史上占着最显著的地位的，自然是司马相如。他是四川成都人，生于文帝初年，死于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是一个活了六十多岁的中国式的风流才子的典型。他同韩非一样，患着口吃的毛病，不善于讲话而长于写文。他同卓文君那幕恋爱的喜剧，成为中国文坛上第一件有名的桃色案。结果，他是死于慢性的淋病。后来儒家总欢喜骂文人无行，鄙弃文士。我想推源祸首，司马相如是逃不了这罪名的。”
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和班固谈论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司马迁因为汉武帝让他受了腐刑，就心怀怨恨，把汉武帝写得很不堪，处处挖苦，不是一个忠臣。司马相如虽然为人轻浮，文章也多浮夸之词，没有太大的本事，但他在官场不如意、身体生病的情况下，还为汉武帝谋划封禅大事，这是一个忠臣的表现。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是为了求取功名，还是因生活所迫，司马相如走的都是御用文人的道路，而且是御用文人的极致，走的是“上层路线”。
也就是说他心目中的读者对象，是帝王将相，而非普罗大众。他流传下来的大多数作品，目标都很明确，不只是追求美学意义，更注重追求社会意义，少有自娱自乐的闲情逸致。
为帝王写作，但也并非违心之作，他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认为的。与他的价值观以及政治热情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能不带褒贬地看待“御用文人”这个概念，视之为中性词，视之为客观存在，就能理解司马相如的一片苦心。
司马相如是乐意被“御用”的，甚至以被“御用”为幸运，不惜为之作出许多牺牲，譬如牺牲自由、牺牲自我。他已把自我与其赞美的对象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以牺牲小我为代价，换取了大我。
这个“大我”有多大？
很明显不是汉武帝一个人所能代替。作为御用文人的一大典范，司马相如效忠的并不只是汉武帝一个人，而是整个大汉帝国，而是一个大时代。
你觉得他只是汉武帝的传声筒，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时代的代言人。
你觉得他在歌功颂德，他觉得是在由衷地赞美。
为祖国、民族、时代所“御用”，司马相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子非鱼，安知鱼水之情，安知鱼之乐？
由于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司马相如在理想的实现方面，打了点折扣：未能如其所愿成为大汉王朝的政治代言人，却歪打正着成为汉赋的代言人。
其实，成为汉赋的代言人，又何尝不是汉朝的代言人？
汉赋被公认为汉朝的文化成就之一。但在司马相如心中，政治高于文化，政治才是主战场，自己在主战场上被边缘化，似乎并未完全摆脱自古文人怀才不遇的宿命。
这才是他的一块心病，成为永远的痛。
司马相如身上确实有种种小毛病，但瑕不掩瑜，遮挡不住他整体的光芒。他对得起汉朝，对得起自己。
秦砖汉瓦，土崩瓦解，而美轮美奂的汉赋，仍然凌空屹立，成为《诗经》楚辞与唐诗宋词之间不可忽略的标志性建筑。在这座精神地标的最高一层，铭刻着司马相如的名字。
司马相如，与汉赋同在。就像屈原与楚辞同在，李白与唐诗同在。够了不起的了。
虽然他自己，对此可能总还有些不满足。
他其实更想进入的是另一个领域的排行榜。
司马相如，并不想成为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并不想成为自己，更想成为别人。他更想成为蔺相如。唉，让我怎么说他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