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公关”：《喻巴蜀檄》

一、“危机公关”：《喻巴蜀檄》

司马相如第一次入京，无意于仅仅做一个陪伴天子狩猎的贴身保镖，因而转投梁孝王门下。第二次入京，得到汉武帝重用，但他同样不满足于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人。他梦想着建立自己的功绩。《资治通鉴》卷十七载：“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司马相如名列汉武帝钦定的文豪榜，也就成为这位个性十足的帝王麾下的高级幕僚之一。《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汉武帝热衷于开疆拓土，也感染了司马相如。他觉得自己能发挥比纸上谈兵更大的作用。这样的机会居然还真被他等到了。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汉武帝一继位就大显身手，着力于外定四边、内兴文教。首先北征匈奴，以武力解除北方边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稳定了大汉王朝的根基，相当于吃了一颗定心丸。尝到甜头之后，汉武帝又把视线投向版图的西南：在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西南夷。这些地区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当滞后。其中部分定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从事游牧渔猎或半农半牧。“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早在秦王朝时，就开通了西南夷，设置郡守官吏加以管辖，与巴蜀地区建立商业上的往来，唇齿相依。西汉初期，百废待兴，由于困于诸侯王内乱和防御匈奴的南侵，中央政权把注意力集中于内部的巩固和北边的安宁，精力有所收缩，一度无暇顾及西南地区，和西南夷的联系减少，暂时出现了空白。现在汉武帝腾出手来了，进一步拓展大汉王朝的西南疆域，随即被提上了桌面。这不仅出于汉王朝大一统的现实政治需要，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更重要的是解除西南边患跟解除北方边患一样，能满足汉武帝的自大心理和成就感。“好大喜功”是汉武帝的深层心理意识，开疆拓土则是其进攻方略，开发西南夷自汉武帝开始，是其成就文治武功的又一个试验场。此后一直成为汉王朝基本国策，直至汉末也不曾改变。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东越（闽越）趁机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告急，请求汉王朝支援。汉武帝派大行令王恢率军队出豫章攻打东越。事情平息后，王恢派番阳（江西鄱阳县）令唐蒙去南越，通报有关情况，并借以显示汉王朝的兵威。

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产的枸酱，很吃惊，再调查其由蜀传销到南越的路线，觉得可行，出于制伏南越的目的，产生了开发（应该说是重新开发）西南夷的设想。他有了这个点子，预感到胜利可期，直接向汉武帝上书建议：“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馀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唐蒙认为从南方长沙、南昌往南越，水道阻绝，往往难通，不如由夜郎浮江而下，可出其不意；加上汉兵的强大，巴蜀的富饶，通道夜郎，为置官吏，这样由制越进而开发西南就很是容易了。

汉武帝怎么回答呢？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他早已在内心深处想过了，想过了一遍又一遍，只是没有摆上台面，只是没有提上日程。他在等，等着有人倡议。唐蒙，就是他等到的那个人。武帝采纳番阳令唐蒙的建议：南通夜郎，以便由水道出奇计取南越。“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因为一着锦囊妙计，唐蒙得到重用，被任命为郎中将，准许带领士兵千人前往巴蜀，践行特殊使命。唐蒙得到千人相随，因征途遥远，还发动一万多巴蜀民夫转运粮食，违抗者即以军情制裁。民工们纷纷抗议。唐蒙毫不手软，雷厉风行，不仅拉壮丁扩充军队，还把强硬路线进行到底，继续强征数万巴蜀民工修路凿通夜郎。巴蜀民众大为惊恐，或逃亡或自杀。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劳民伤财好几年了，凿通夜郎的路还没有完工。加上唐蒙用战时军法诛杀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以示警告，却用力过猛，弄得人心惶惶，引发巴蜀大骚乱。

汉武帝担心巴蜀民变越闹越大，想派人去“救火灭火”，责备唐蒙，并向民众解释，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就这样，又等到了第二个人。

司马相如主动请缨，理由很充分，说那里是自己的老家，比较熟悉情况，便于对症下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我是从巴蜀出来，进京为官的，若是由我来传递皇上的旨意，他们不仅不会怀疑，而且能听得进去。”

汉武帝想不出还有比司马相如更合适的人选，“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授权司马相如以特使身份前往巴蜀巡视。

司马相如手持皇帝的旄节，风雨兼程抵达巴蜀，招抚邛、筰、冉、一带各族首领。

当时形势动乱，沿途能看见被情绪失控的民众打砸的店铺、烧毁的公共设施。司马相如临危不乱，他太了解这些老百姓，知道他们一定是被逼急了，才豁出去了，不惜玉石俱焚。

为了让自己的声音到达得更快，传播得更远，司马相如在鞍马之上构思，夜宿时写了一篇公告来传达朝廷旨意，稳定民心。要求巴蜀各地各级政府广为传抄，四处张贴。

这就是著名的《喻巴蜀檄》：先声夺人，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慑与安抚，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以为皇帝本意辩解，说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最后说明作檄之旨意，要求及时传达。《喻巴蜀檄》成了司马相如的开路先锋：维护皇帝威信，斥责官吏过失，开导百姓放心，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尤其把通西南夷纳入汉武帝开边与反击匈奴的大格局中来论说其重大意义，告喻巴蜀之民加以理解，无需惊恐，“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在变局中迎接挑战也把握机遇。主题先行，人未到而心意已到。恩威并施，效果良好，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

司马相如特意选择檄文的形式，檄原本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飞檄如同鸣镝、闪电，以惊人的速度与效率，声传百里，光照千里。司马相如渴望把《喻巴蜀檄》作为一支响箭射出去，直击乱局之穴位，化干戈为玉帛。果然，已露出苗头、一点就燃将成燎原之势的战乱，得以避免。《喻巴蜀檄》因而成为盟檄之“德音”，虽然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但伸缩有度、软硬兼施，客观上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相当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地化解了社会矛盾造成的冲突。司马相如虽非武士，但用一篇檄文，力挽狂澜于既倒，也算创造了人间奇迹。当然，他自己最清楚：借助了皇恩帝威，作为特使之手笔，《喻巴蜀檄》才获得额外的力量，力透纸背，力透人心。

《喻巴蜀檄》是司马相如第一次巧妙地运用权术，全盘平衡，纵横辩说。他也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一语也可以定乾坤。临阵写檄，比宫中写赋还要过瘾，更有现场感。

当司马相如抵达蜀郡，骑马入城，看见自己赶写的《喻巴蜀檄》已先入为主：城门洞以及十字路口，都张贴着这份“安民告示”，过往的行人正在围观，表情变得轻松，或者说如释重负。而周围的店铺，又重新开门，恢复了平静。与他出行路上所见的情景，已大为好转。

前来迎接的蜀郡太守，对司马相如大加赞美：“一篇《喻巴蜀檄》，就让巴蜀民众吃了宽心丸，我终于领教到什么是大手笔了。”

《喻巴蜀檄》全文如下：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

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之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转录佚名译者的译文：

告知巴郡、蜀郡太守：周边少数民族不顺从朝廷搞对立，却没有受到军事打击已经很长时间了，还时常侵犯边境，使官吏劳苦。当今皇上登位，体恤安慰天下百姓，团结稳定中原内地，然后发动并派出军队到北方征讨匈奴。匈奴王恐惧，拱手屈服，下跪求和。康居等西方属国，即使需要中介语言翻译才能沟通，也请求来朝廷庆贺，毕恭毕敬地跪拜进献贡礼。于是转移军队东征，致使闽越王被弟弟杀掉；又乘势向右攻下南越，南越王派太子来朝廷作人质。南方西方各少数民族的君长不断效力进贡，不敢懈怠，伸长脖子踮起脚跟，人人仰慕倾心，竞相争先归顺，都想被使唤；只因路途遥远，山川阻隔很严重，不能亲自来朝拜。不顺从的已被讨伐，然而表现好的还没奖赏，所以派中郎将唐蒙去礼节性访问西南各少数民族君长。在巴郡、蜀郡征招士兵各五百名，只是去搬运作为礼品的财物和保卫使者以防意外，并没有军事行动和投入战斗的忧患。现在听说他却启用了军事法则，使青年惊惧，老人忧虑；州县又擅自派人去转运粮食和缴纳物。这些都不是皇上的旨意。另一方面，应征的人有的逃跑，有的自杀，这表明他们缺乏作为普通百姓的品德。

边境地方的人，一听说烽火燃起，就都拿上弓箭骑马奔赴，或扛着武器跑来，汗水不断线地流淌，还唯恐落后。他们顶着刀口，冒着飞箭，义无反顾，还主动献计献策，计策也神速见效，人人心怀愤怒，如报个人仇恨。难道他们喜欢死讨厌生，不是中国籍的人，与巴蜀的人不是同一个皇上吗？是他们考虑得深远，因而乐意尽老百姓的义务。因此有人立了功，得到封官职、授爵位的凭证，生前当公侯，住豪宅，死后留美名扬后世，传封地给儿孙。他们做事很忠实敬业，然后才能当官享受安乐，名声永远流传，功勋显著，永不磨灭。因此贤人君子肝脑涂原野，膏血润野草也不逃避。现在干点儿搬运礼品到南方的差事，就自杀或逃跑被杀，人死了又无好名声，被称为最蠢的人，还影响到父母也蒙受羞耻，被天下人嘲笑。人的胸怀见识相差岂不是太远了吗？然而这不只是应征人的罪过，父兄教育没有率先垂范，子弟遵循教导就不会严谨，就缺少好品德和耻辱感；而且当地社会风气也不纯朴诚实，那些人被处罚、杀头，不也是应该的吗？

当今皇上忧虑使者唐蒙和郡县官吏像上述那样，担心不成器的愚民又是如此，所以派亲信使者把征招士兵的事明确告诉百姓，顺便用自杀逃跑是对朝廷不忠的罪名来斥责他们，用没教育好的过失来责怪乡村小吏。现在正值农忙时期，不想轻易召集人众，给农民添麻烦，已经亲自会见附近县的人，还担心远处高山深谷的人不能普遍知晓。这檄文一到，赶紧下发各县，让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希望不要疏忽。

司马相如在《喻巴蜀檄》里，话分两头说，一面责怪唐蒙让民众受惊了，这绝不是皇帝所愿意的；一面又说当差者逃亡以躲避劳役，也有损良民的形象。两边各打一巴掌。好在毕竟替民众出了口气，民众虽然也被批评，也还能接受。司马相如貌似中立、公正，其实还是站在汉武帝这边，蒙蔽民众。但因为蒙蔽得巧妙，民众并无怨言，事态很快平息。实际上，手握重兵的唐蒙，这时已由巴郡的筰关（四川合江县西）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使夜郎归附汉朝。唐蒙回长安报告后，武帝就在那里建立了犍为郡。

司马相如帮了汉武帝大忙，相当于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巴蜀酝酿中的社会动乱被及时化解。《喻巴蜀檄》不只是一篇文章，它起到了比动用一支军队更良好的效果。

司马相如与唐蒙，一文一武，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配合得非常默契，既把汉武帝“开发大西南”的强硬战略继续推进，又以怀柔政策减少了阻力，避免了后果更严重的摩擦。你可以说司马相如不遗余力地帮着汉武帝蒙蔽人民，但他毕竟是以讲道理的方式，耐心说服，他懂得怎么跟百姓讲道理，更重要的是他讲的道理确实有道理，百姓才听得进去。司马相如讲的道理乃至做的事情，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从长远来说也符合人民利益。他的形象并没有什么不光彩。

司马相如新官上任，接受的第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回巴蜀调解社会矛盾，替汉武帝当“说客”，说服抵触情绪严重的民众，属于临危受命。好在他由衷地赞同汉武帝的国家战略，又因有底层生活经验而熟悉民情民心民意，知道症结在哪里，没有误判，没有激化矛盾，很快就使巴蜀的天空云开雾散，多云转晴。如同庖丁解牛，干净利落。

《喻巴蜀檄》不只是一篇文章，对于当地百姓而言，更是一颗定心丸。他们对从巴蜀闯荡到京城当官的司马相如有一种天然的信任，这利于司马相如代表朝廷消除误会。加上司马相如讲的道理有情有义：皇帝不是想折腾你们虐待你们，皇帝一直是爱你们的，为你们好的，也会感谢你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与贡献。

自古至今，老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也容易满足。关键是你要跟他们讲清道理。汉武帝用司马相如，算是用对人了。他太会说话了，不仅能说得皇上高兴，还有办法说得百姓高兴。这才是真本事。问题是好多官员只会拍上司马屁（这方面倒无师自通），在百姓面前却不讲究说话的态度和方式方法，要么把小事闹成了大事，要么把好事办成了坏事。连说话都不会，还怎么做事？尤其做大事，说话的技巧太重要了。那些在老百姓面前不会讲道理或懒得讲道理的官员，真得跟司马相如学学。把《喻巴蜀檄》多读几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