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郎官到孝文园令

一、从郎官到孝文园令

我们谈论司马相如，可以不提卓文君。可我们谈论卓文君，却没法不提司马相如。

我们谈论汉武帝，可以不提司马相如。可我们谈论司马相如，却没法不提汉武帝。

这或许就是文化的悲哀？就一时一地而言，政治在文化面前占上风，文化在政治面前常常居于从属地位。虽然司马相如已堪称文化的幸运儿，甚至幸运儿中的幸运儿，但也不得不主动向权力靠拢，他的这份幸运也是为政治服务而获得的。

司马相如一生，有两个人最重要：卓文君与汉武帝。这算得上司马相如的两大知音。一个影响了他的情感、他的生活，一个影响了他的文运、他的仕途。

汉代大赋的兴隆与武帝善赋的个人爱好有关，同时也是“武帝朝崇礼尊神的产物”，是那空前绝后的盛世使然。司马相如也就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一篇《子虚赋》，使司马相如成为汉武帝的红人，进入帝国的文化核心。司马相如备受鼓舞，为了迎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劝谏有方，一鼓作气写了《上林赋》《谏猎书》《哀二世赋》《大人赋》等。

汉武帝利用汉初以来积累的巨大财富，开拓边疆，平南越、东越，使西南夷，定朝鲜，更主要的是击匈奴、通西域，最终取得了成效。和卫青、霍去病驱逐匈奴以及张骞凿空西域一样，司马相如使西南夷，也为汉帝国立下汗马功劳。

汉武帝其实比司马相如本人更了解他自己，看出司马相如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文学才能，蒸蒸日上的汉帝国正需要“正能量”的吹鼓手，于是一手捧红了司马相如，将其列为第一号的宫廷文人。

司马相如跻身天子一侧，却不满足于担任高级别高待遇的言语侍从，他最大的理想还是做政治家，譬如帝王师，或者出将入相，不仅为皇帝出谋划策，还能身体力行地加以贯彻。光有话语权是不够的，他还渴望掌握实权。奉汉武帝之命作为中郎将持节出使西夷，使他美梦成真。这也是他在汉武帝面前努力争取的结果，他是主动请缨的。可惜宦海总有不测之风云，遭遇同僚倾轧，大好前程就此断送。

汉武帝之所以不愿保他，大概是看穿了司马相如并非在官场冲锋陷阵的料，而且既缺乏卫青、霍去病领兵打仗之勇猛，也不适合像苏武、张骞等人那样出使匈奴或开通西域：还是回家作文去吧。那才是你最该干也最能干的事情。

可读到《长门赋》，汉武帝分明听出了司马相如借陈皇后之苦酒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弦外之音，就起了恻隐之心。又读《美人赋》，知道司马相如在表明清者自清。加上武帝确实有点想念相如的好处，就招他重新出山，还是在御阶前做郎官。

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复召失官家居一年多的司马相如为郎。只是现在这个郎官，跟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所做的那个货真价实的郎官相比，已大大缩水了，相当于一个空衔。从郎官到郎官，十多年来司马相如官未升级，已五十多岁，不年轻了，渐渐死了升官发财这条心。更主要的是，他看出政坛的格局于己不利，不想沾惹是非。

司马相如之前写《难蜀父老》得罪了的公孙弘，拜御史大夫，而当时一样反对开发西南夷的张汤等大臣，善于体会武帝意旨出言行事，也逐渐得势为高官，占了上风。他们看出汉武帝精力转向加强皇朝的专制统治，鼓励其向内部施压立威，自皇亲国戚至平民百姓，凡不太听话的，一批批被杀。同时，为全力对付匈奴，费时十年通南夷的治道工程暂停下来，主张开发西南夷一派失宠了。公孙弘心狠手辣，司马相如知道他还惦记着当年宫廷争辩时的一“箭”之仇，退避三舍，没事就绕着走。在这种由对立面掌握话语权的政治环境下，司马相如尽量缩小目标，谨言慎行。祸从口出啊，说不，还不如不说呢。况且，又有什么非说不可，不得不说？司马相如虽仍从武帝，有武帝罩着，但也知道稍不留神照样会惹来杀身之祸，于是刻意要求自己做一只跟屁虫，看武帝的脸色，跟风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不图帝王高兴，只求帝王不扫兴。唉，只是备员而已，可有可无，比闲职还悠闲，自己难道还不会偷闲吗？

两年之后，元朔四年（前125），汉武帝又改拜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就是给汉文帝陵墓担任守陵人，掌管孝文皇帝的陵墓事务。陪死人去了。汉武帝不想再给相如参政议政的机会。觉得文人嘛，还是离军国大事远点好。即使他们再热衷于此，该泼冷水还是得泼，免得他们不知自己吃几碗饭的了。

由郎官转为孝文园令，相如由汉宫武帝身边出来，越离越远。离开活皇帝，陪伴死皇帝，主管祖宗陵墓，相如更清闲了，在别人眼中成了“半个废人”。相如自己却有虎口脱身之感，大把的时间，全属于自己了，正好用来温习辞赋。

郎，为天子侍从之臣，备顾问，可作为天子私人代表出使四方。郎之品秩，三百石至六百石不等；陵园令，秩六百石。而当时的县令秩千石。司马相如由郎为中郎将，复为郎，最后迁为孝文园令。可见“以赀为郎”起家的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临时挂过中郎将衔，算是做过风云人物。中郎将为郎官群体的中层管理者，秩比二千石，与天子十分接近，地位显要。除此之外，相如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之类小小芝麻官，职位一直不曾有大踏步的升迁，或者说几乎相当于原地踏步，甚至略有退步。孝文园令品秩略高于郎，主要任务却是“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与郎官清要之职比较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等于明升暗降。

司马相如“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不慕官爵”，仗着与卓氏婚，家有余财，以患有“消渴疾”为由，常称疾闲居，以为文著书自娱。

司马相如之所以能显得对升官不强求、对已有职位也很超脱，动不动就请病假，处于“半弃权”状态，有两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是表面上的：司马相如的老婆卓文君本就是富婆，从娘家分了巨额财产，过日子自然不差钱，司马相如不仅不需要带病养家，还被里外一把手的贤内助养起来了，养病兼养心，升官发财对他的诱惑力也就变小了，他懒得为晋级涨工资操心，与世无争。

第二大原因才是本质上的：本想大展宏图干一番事业，出使西南夷崭露头角，就被同僚们视为威胁与障碍，明枪暗箭纷纷袭来，躲闪不及丢了官，司马相如不仅伤透了心，更看透了官场的险恶，没了兴趣。就像一个迷魂阵，新手慎入：丢官还算好的，丢命都不稀奇。倒不是说司马相如真吓破了胆，但他原先想得越美，失落也就越大，已是败下阵来的伤病员，无心再战。

即使被汉武帝重新录用，司马相如也没有东山再起的快乐，半遮半掩地挂个免战牌，以养病打掩护，不参与任何明争暗斗，彻底做个逍遥派。

武帝虽有心让司马相如再试一把，可他自己却使自己“退居二线”，甘于边缘化。因为他发现在这旋涡与暗流密布的超级大染缸里，越边缘越安全，而越是靠近舞台中心，越危险。

一开始他还满足于靠边坐在观众席上，后来发觉做看客也有风险，索性连戏都懒得看了，不闻不问，什么都不知道最好。

从起初渴望大有作为，到安于无所作为，司马相如只跨了一步，却是一大步：从儒家的积极进取，迈向道家的消极无为。

司马相如前半生崇敬并学习孔子周游列国、励精图治，真干起来才知道其辛苦、其劳累、其颠簸，有所不值。

常常自怜自艾自叹：有点条件的话，还是做庄子好啊，为自我而活，为自由而活，为自在而活。隐于野？隐于市？还是有点小家子气。要做就把庄子做足了、做大了，隐于朝吧。

司马相如此时虽名为武帝侍从，也确实生存在天子脚下，却已修炼出一颗隐士的心。至少，是半官半隐。一半为面子活着，一半为内心活着。面子是给别人看的，内心才是自己的，是自己的江山。

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迷信，渴望长生不死，上过不少方士的当。秦汉时的这些方士，如同当代的某些“气功大师”，很有诱惑力，也很有欺骗性。

汉武帝时，幸李夫人，夫人卒后，帝思念不已。方士齐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施帷帐，明灯烛，而令帝居他帐，遥望之。见美女居帐中，如李夫人之状，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愈益悲感，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婀娜，何冉冉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于是封少翁为文成将军，以客礼相待。并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置祭具以招天神。《史记·封禅书》载：“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居岁馀，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武帝秘密诛杀文成，又后悔。于是方士栾大乘虚而入。这个栾大厉害之处在于一眼就看穿汉武帝的“四大梦想”：黄金可成，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声称有办法全部加以满足。等于找到了汉武帝的软肋，从意志上控制住了这个有所求的帝王。

就因为方士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秦始皇曾派方士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携带可支撑三年的粮食、衣履、药品和耕具，乘坐楼船入海，寻求得道成仙的秘方。他真是想长生不老想疯了。汉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相信东海有仙山，还认定西海有王母。他把西王母手中握有长生不死药的传说当真了，想方设法要结识这位云里雾里的女神。

传说西王母见过好多朝代的中原帝王。甚至到了汉代，汉武帝还老是向她讨要仙药。西王母推却不过，最终给他几颗蟠桃来代替，总算打发掉了他的奢望。《汉武帝内传》载：“七月初七，王母降，自设天厨，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像鹅卵般大，圆形色青，王母赠帝四颗，自食三颗，帝食后留核准备种植，王母说这种桃三千年才能结果，中土地薄，无法种植。”

元朔四年（前125），改任孝文园令的司马相如，看出汉武帝迷恋仙道，再写子虚、上林之类已无法让其惊艳，故而识趣地提出：“上林之事算不得最美好，还有更美丽的。臣曾经写过《大人赋》，未完稿，待我写完后献给皇上。”

司马相如认为传说中的众仙人居住在山林沼泽间，形体容貌特别清瘦，并不是帝王心目中仙人的最理想状态，于是别出心裁写成《大人赋》，给已对宫苑等人间景观审美疲劳的汉武帝以新刺激。

何谓“大人”？隐喻天子。《大人赋》又称《大人之颂》，蕴含丰富的道家思想，描写“大人”遨游天庭，体会到无限的自由。

作为汉武帝重用过的文豪，司马相如在《大人赋》里对西王母进行过文学想象：“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司马相如和汉武帝一样，关注的是西王母使人长生不死的无边法力。这是一种医术，还是巫术或魔术？

与司马相如齐名的扬雄，可能受司马相如影响，在《甘泉赋》里描绘了光彩照人的西王母：“风傱傱而扶辖兮，鸾凤纷其御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蹑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堪称曹植《洛神赋》里那位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女神的先驱。

不只西王母，连西王母的宠物，或者说西王母麾下的“通讯员”青鸟，都成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对象，可谓“爱屋及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也以《三青鸟》殷勤相问：“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陶渊明还有《读山海经》诗之五：“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李商隐的“青鸟殷勤为探看”，南唐李璟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都把这神秘的青鸟拟人化了，成了诗歌王国的小情人，成了情人之间超越时空的信使。或者说，成了东方的小爱神丘比特。

我沿着周穆王西行的路线，也是汉武帝无限向往的路线，来到昆仑山，来到西王母昔日的领地。向导问我最想看什么，我说还用问吗，肯定是瑶池。必须是瑶池。在曲终人不见的西王母瑶池边，我想起周穆王，想起汉武帝，也想起替汉武帝呼唤西王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没来过青海昆仑山，但他写《大人赋》进呈汉武帝，似乎对这一片奇境、幻境、梦境、仙境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