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的一场赌博：遗愿与遗恨

二、临终的一场赌博：遗愿与遗恨

作为临终封笔之作，劝汉武帝封禅泰山的《封禅文》，对于司马相如，类似于一场赌博。虽然他因老、因病一再被边缘化，远离汉武帝的权力核心圈，写出此文，也没有机会亲手呈献，但他相信自己辞世之日，会重新吸引汉武帝的注意力，此文一旦被其拆阅，必将备受重视。在那特定的情境之下，汉武帝才能读懂自己的赤胆忠心：司马相如活了一辈子，最后的愿望，居然与个人无关。司马相如活了一辈子，直到临死，还在替天子操心、为社稷着想。这是一位愿意把出众的才华、全部的才能奉献给国家的大才子啊，只可惜，国家低估了他的价值，没能提供更大的舞台。

应该说，这一回生死豪赌，司马相如赢了。

《封禅文》取得了应有的效果：不仅被汉武帝采纳，更深化了汉武帝对司马相如的认识。唉，这个相如，退休了，老了，病了，临死了，还在关心着现实政治。比许多现职的高官还要热心。

从上林苑里奉旨创作《天子游猎赋》，到出使西南夷连续抛出《喻巴蜀檄》与《难蜀父老》，司马相如尝到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甜头。

本已踏上金光大道，可仕途多险恶，小河沟里翻了船，命运与文运都遭受挫折，只好随波逐流，写点风花雪月、小情小调，安慰自己，其实是自我麻醉。骨子里是咽不下这口气的。直到真的快咽气之前，才通过《封禅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才是我最想干的事情啊，这才是我最想写的文章。这才是我之外的我，真正的我。

司马相如死后，仍然通过《封禅文》赢了一把，扭转了后半生每况愈下的颓势。这只是因为他不甘心，他一直不曾服输。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的梦想，还是实现了，那就是代天子立言、替天子立威。

司马相如一生热衷于以文学为政治服务，他的《封禅文》，正是一个迟到的高潮，也是其层峦叠嶂的顶峰：“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寻。当垆应酤酒，托意且弹琴。《上林》能作赋，《长门》得赐金。唯当有汉主，知怀《封禅》心。”（祖孙登《赋得司马相如诗》）司马相如的赋三次“惊”动汉武帝，既成就了他与汉武帝一生的文缘，也奠定了其在赋史上首屈一指的地位。

张大可《论司马相如》，总结司马相如三进皇宫的故事，发现他是带着遗恨谢世：

司马相如文武双全，但他自己并不看重自己的文才武技，司马相如要的是大智大勇，像蔺相如那样建功立名。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汉景帝，这是一进皇宫。汉景帝看中司马相如的骑射，提升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积资升迁，也有出将入相的机会，但司马相如“非其好也”，不看重武功，也耐不住等待，他辞官游梁，表现了巴人基因的轻躁，也表现了才子的傲岸，潇洒自如去也。汉武帝即位，读《子虚赋》，复召司马相如为郎，这是二进皇宫。汉武帝好文学，君臣相知，如鱼似水，司马相如才艺大展。司马相如的代表作是两赋两文，两赋《子虚》《上林》，两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除《子虚》外，都完成于得遇汉武帝时。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给司马相如的情采添加了几分自豪和磅礴气势。汉武帝识人任人，在元光二年（前133），破格任用司马相如为钦差大臣，一年之中两度出使喻巴蜀，通西夷，使司马相如的政治才能得到绽放，也是司马相如人生事业的顶点。其实，司马相如此时仅仅是剑出鞘，初露锋芒而已。由于司马相如超群的文才，遮蔽了他的政治才干，汉武帝紧紧地把司马相如留在身边，作为文学侍从“倡优畜之”，司马相如十分不满意。当元光六年（前129），司马相如作《难蜀父老》讽喻汉武帝，蒙受贪贿的不白之冤被罢官，司马相如由此淡泊仕进。司马相如免官一年后复职，这是三进皇宫，时在元朔元年（前128），汉武帝外征内作的事业蒸蒸日上。司马相如仍然抱有政治热情，关注国家，上《谏猎书》，作《哀秦二世赋》《封禅文》，但看轻名利。因“与卓氏婚，饶于财”，对于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司马相如全身引退，求为孝文园令，这是一个闲职，既而称病家居茂陵，与卓文君相守，著书以自娱。司马相如善著书，名震天下，他写的辞赋文章，求索的人很多，写一篇，送一篇，他自己并不看重，表现了一个文人的潇洒情怀，同时也是未尽其才的消极颓废。司马相如的大志在于建功立业，临终还作《封禅文》，表明他的心脏紧紧地与时代脉搏连动在一起。司马相如走得并不潇洒，带着遗恨离开了人世。

司马相如一再为汉天子与汉帝国的内在意志立言，《封禅文》遵从儒学要求，真正在文学作品中完成了将汉代帝王的圣化，并按照儒学讽颂相结合的传统，寓以讽谏。

当然，也一直有另一种观点，觉得司马相如是表面支持、实际反对。清代张裕钊说：“相如之为此，正以讽武帝之封禅耳。”

有人认为司马相如《封禅文》是对汉武帝的“讽谏”，甚至是超常规的“尸谏”：“讽武帝不要夸功封禅。”事与愿违，反而促进了武帝泰山封禅的行动。造成这一目的与效果相背离的原因，是汉武帝只听好听的，只听爱听的，只听想听的，根本听不懂或至少假装听不懂《封禅文》的弦外之音：讽谏之意。

王世贞《艺苑卮言》：

自古文章于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独司马相如于汉武帝奏《子虚赋》，不意其令人主叹曰：“朕独不得此人同时哉！”奏《大人赋》则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间。既死，索其遗篇，得《封禅书》，览而异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傅粉大家读之，且不能句矣。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写到汉武帝的用人之道：

武帝即位后，通过各种形式，选用人材。在宫廷内，即在自己的身边，也聚集不少人物，以备使用。其中尤亲幸者，有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但武帝对待他们也有不同。相如常托病不出，逃避外事。东方朔、枚皋，态度滑稽，说话无根据，武帝视他们如俳优。“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在这班内廷人物中，严助选用最早，为中大夫，即在建元元年、二年间。司马相如为郎，当在此后不久。司马相如为郎后，常怕事避事，并不积极争取任职，只以辞赋之长侍从武帝。

汉武帝周围一批红人，司马相如名列其中，但他并不是红得发紫，而是不温不火，未像严助、吾丘寿王那样在治国安邦方面得到重用。

司马相如起点挺高，一见汉武帝就受封为郎官（帝王的侍从官），但似乎也就封顶了。因事被免，后来重新任用，也只相当于官复原职，再未在这一级别上升一步。也就是后半辈子并没尝到升官发财、官运亨通的喜悦，一直在原地踏步，熬到“退休”才兴味索然地平安着陆。而他那所谓的郎官，也是文职、闲职，不过是充当武帝的“专业秘书”（文学侍从），可有可无的点缀。

固然有其出事之后怕事避事、消极应付的原因，但他是多么聪明的人啊，何尝看不出汉武帝根本没有提拔自己委以重任的意思，即使积极争取，也是白花心思浪费感情，不如安于现状。

司马相如表面上超脱散淡，心里还是不服气的。为了自保，不得不低调做人、做事，但从他出使西南夷时也曾新官上任三把火，就能看出，他骨子里是高调的，是希望天降大任于自己的。

只不过，现实越来越让他失望。

失望，并不是绝望。

司马相如写《封禅文》，并且寄予厚望（其实是最后一线希望），如同孤注一掷的赌博，也不无赌气的成分。就是想改变汉武帝对自己的看法。你低估我了。我是凤凰，你却把我当成孔雀来豢养。我是鲲鹏，你却捆住我的翅膀，让我像鹦鹉那样歌唱。那我就亮一嗓子给你听听，学舌的鹦鹉，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嗓门、这么精辟的思想？到了这一刻，你该听出我是谁了吧？我比你印象中的那个司马相如要厉害多了。之所以云遮雾罩，不显现真面目，不显露真身手，是在看你的态度啊。不是我配不上你，是你配不上我呀。你不配让我呕心沥血动真格的，那我就装呗，那我就混呗。谁求谁啊？谁稀罕谁啊？此生带来的才华，没派上大用场，我再把它带走呗。你要是觉得可惜那是你的事，我没觉得有啥大不了的。

赌的就是这一口气。

《封禅文》，既是司马相如扯不断的遗愿，也是他理还乱的遗恨。一个人的长恨歌。幸好，汉武帝作为迟到的听众，还是听懂了，听懂了司马相如失落后的期待，期待后的失落。

当然，也有许多人不理解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有些已不只是不理解，简直是不屑。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轼。苏轼斥责司马相如“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终身扮演奴才相，临死还不忘向主子献媚邀宠，带病草拟《封禅书》，以期在死后仍能获得汉武帝的垂赏与怀念。

其实，司马相如努力推动封禅大典进行，在当时，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代表了举国一致的民心，值得肯定。他用尽余力写《封禅文》，临死都想再做一回弄潮儿。

鲁迅先生看出来了：司马相如并不仅仅想做一名“帮闲”的弄臣，而是想做“帮忙”的人。

《封禅文》，司马相如不只是想帮忙，而且确实帮上了忙。

司马相如相信自己不只是文艺人才，也是政治人才。而汉武帝对此一直表示怀疑。

“迟到”的《封禅文》，使汉武帝不得不反思自己对司马相如的态度与定位：即使没有辜负司马相如的政治才华，也辜负了他的政治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