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在屈原之后领风骚

一、司马相如，在屈原之后领风骚

屈原之后、李白之前，中国的文学史还出过司马相如。他们都是引领一个大时代之风范的标志性人物。屈原使楚辞得以和《诗经》共领风骚，李白构成唐诗的巅峰，司马相如同样不简单，是汉赋的奠基者。两汉四百年的赋坛，最引以为骄傲的还是司马相如这面大旗。与屈原、李白相比，司马相如同样写出了足以开宗立派的创新之作，对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与发展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而且他人生的传奇性也并不逊色。

《汉书·艺文志》的论述承自《别录》《七略》，最初是刘向探讨了屈、马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有当代学者据此分析：“在这里所论述的序列中，屈原属于创始者，继承者是宋玉等，其流变而有司马相如等。这一序列又似乎是分成两截的，屈原与孙卿（荀子），而宋玉以下包括司马相如在内。因此，司马相如的辞赋与屈原的继承者宋玉更具有直接的关系。”

与父亲曹操共同名列“建安七子”、支撑起一代风骨的曹丕，曾拿司马相如与屈原作比较：“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虽然曹丕在承认屈、马各有所长之外，还作出屈原优于司马相如、扬雄的论断，但能与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屈原相提并论，可见晚生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司马相如在辞赋方面已成异军突起之势，且有独特的贡献。屈原无疑是辞宗，而司马相如也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班固称他为“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即使是“赋圣”之名，也不是谁都能这么叫的。

而对此或明或暗加以比较的，肯定不止曹丕一人。沈约说其间有前后继承关系：“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类似前锋与后卫。刘勰称：“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司马迁《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以贾谊与屈原并列，卷一百一十七则是《司马相如列传》，为一个文人立专传，待遇极高。整部《史记》，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这两篇。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全文收录了他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其篇幅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六倍。可见这个同时代人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似乎还以此表明，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超过贾谊。

当然，司马迁很清楚司马相如等汉代赋家的知识结构是以屈原为主心骨的：“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

作为后起之秀的司马相如，跟屈原一样跻身为《史记》里的人物，让人不服也不行啊。

以文人而非帝王将相之身，列席《史记》，自然要在文艺方面顶尖拔萃，司马相如究竟是沾了屈原的光呢，还是把屈原未竟的事业给发扬光大了？

或许兼而有之吧。

这其实正是司马相如的一大理想：凭借文脉的源远流长，弄潮儿也是可以进入历史的。文运或许比仕途更有意思，更能穿越时空，因为你不只是服役于某一个朝代，而且也将获得更为长远与广阔的参照。

屈原对司马相如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子虚赋》《上林赋》设为主客问答，就是摹仿屈原的《卜居》《渔父》。因袭屈原创作手法的可不只司马相如一人，而是一代人、几代人、一大批人。《容斋五笔》里说：“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京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晋人成公绥《啸赋》无所宾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词。枚乘《七发》本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子建《七启》遂有玄微子镜机子，张景阳《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语非不工也，而此习根著未之或改。”《野客丛书》里说：“小宋状元谓相如《大人赋》全用屈原《远游》中语。仆观相如《美人赋》又出于宋玉《好色赋》。自宋玉《好色赋》相如拟之为《美人赋》，蔡邕又撰之为《协和赋》，曹植为《静思赋》，陈琳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玚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江淹为《丽色赋》，沈约为《丽人赋》，辗转规仿，以至于今。”但司马相如堪称这种“超级模仿秀”的“始作俑者”，其后又有人模仿他的模仿、模仿他的成功，好像也成功了。

司马相如在辞赋领域开疆拓土屡获成功，无疑是因为站在屈原这样的巨人肩膀上，但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巨变也为之提供了新视野。陈彦革写过一篇论文叫《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相如生活的景帝、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这使汉赋这一主要文学样式在题材上能够极度拓广。与屈原忧患濒临危机的楚国不同，相如笔下大汉帝国的一统风貌气势非凡，绚丽夺目。地理山川、花鸟鱼兽、宫馆苑囿、音乐舞蹈等素材，皆入赋中，丰富了表现内容，充实了寓意蕴涵，其对游猎题材的极大丰富，更是独步。且相如还首次在赋中塑造了封建社会失宠皇后的悲悯形象，如《长门赋》，相如也因此开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宫怨题材的先河。”

屈原的楚辞，是司马相如无形中继承的一笔精神遗产，他有了这本钱，可以在辞赋方面再起高楼，搭建楼上楼、楼外楼，不只保持了辞赋在文学中的主流地位，还使集大成的汉赋呈现出层峦叠嶂的丰富与开阔。

但屈原对司马相如更大的影响，还是其人生。

只不过这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是提醒。

司马相如把屈原的悲剧视为文人的悲剧，他敬佩屈原，但又不希望自己重蹈其覆辙。

分析屈原大起大落的命运，司马相如认识到文人不可能与政治脱离关系（除非甘愿做一个生前无名、死后寂灭的隐士），无经世济国的大情怀很难成为大文人，但屈原热情拥抱政治却反遭到政治打压乃至唾弃，走投无路而自沉，也让司马相如触目惊心。看来这也是悬崖上跳舞，稍有不慎就会掉下万丈深渊。

司马相如不敢走屈原的老路，他觉得文人以自我为中心横冲直撞、仗义执言，只会走上死路，他不只在乎过程的酣畅淋漓，而追求结果的功德圆满：最好是既得到政治的帮助（说俗点就是得了政治的好处），又避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天下有这样光赚不赔的好事、美事吗？司马相如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果然，信则有，不信则无。这说到底还来自自信：司马相如相信自己的运气，更相信自己的悟性，知进知退，敢赢敢输，换句话说，能退就能进，能舍就能得。

司马相如不是懦夫，胸中也跟屈原一样壮怀激烈，只是觉得有一个屈原就够了，在屈原之后，他不愿意做烈士，不甘心做烈士，要做就做活着的烈士。死是容易的，活才是有难度的。死可以无原则，活却需要技巧。

屈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固然壮烈，在司马相如眼中却是不值得效仿的悲剧角色。悲剧值得去看，却不值得亲自去演。做平庸的观众也比做悲剧角色幸福啊。

司马相如与屈原说到底不是一路人，他的人生价值观表面上也是在追求辉煌，其实还是在追求幸福。做一个不幸的大文人，还是做一个幸福的小文人？这是个问题。但司马相如心中早已有答案。他宁愿选择后者。但一个小文人，若能各方面都幸福到极致，就不是小文人了，也是大文人了，是另一种大文人，或者说另类的大文人。

司马相如总结屈原磕磕碰碰、伤痕累累的一生，觉得关键在于没处理好与楚王的关系。与其说屈原不了解楚王，不如说他更不了解自己，他高估了自己，高估了自己对楚王以及楚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一个国家，离了谁都照样运转。不管你有多爱它或多恨它，一个文人，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吃几碗饭的，你无法从根本上帮得了它或救得了它。也不过就是个敲边鼓的，别真把自己当主角了。

司马相如把屈原当作前车之鉴，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导致他与汉景帝相处能全身而退，与梁孝王相处能该聚则尽欢、该散也无妨，与最难伺候的汉武帝相处，也能打个平手：虽然也栽过小跟头，但毕竟未受过致命伤。相反，得到的好处还不少呢。

司马相如从屈原身上汲取了血的教训，避免受他受过的伤，窍门是什么？

很简单，就是既亲近政治，也和政治保持必要的距离。即使面对汉武帝的恩宠有加，也得看脸色，也得识时务，能帮忙则帮忙，不能帮忙就帮闲吧。让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好什么，不让自己做的或没让自己做的，就不去做，甚至不去想。尽量不要像屈原那样用力过猛。其实，这种克制、这种收敛、这种理智，比那种冲动、那种张扬、那种激昂，对文人气质的士大夫来说，更难做到啊，更费力气啊。因为你不得不约束自己的感情、扭曲自己的个性。

文人的心里都有一匹野马、烈马，快马加鞭固然难能可贵，更难的是给放任的自我套上缰绳、装上鞍具。难上加难的是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在效鞍马之劳，不过是为骑手服务的，而骑手是帝王。自己的命运，和骑手的舒适度密切相关。这就是现实。你不承认还不行。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人与帝王的关系，司马相如算是看明白了、想明白了。

他不只该感谢自己未卜先知，更该感谢屈原，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材、血淋淋的教训，使他与帝王相处时下意识地加以预防，防患于未然。

赵俊波《唐人评司马相如》，发现司马相如在唐代得到的评价非常高，超越了前代，成为当时文人们的偶像，因而解释为什么唐人以相如而非屈原为楷模：“在司马相如之前、同时，其作品也更为后世传诵的人，还有屈原，而且相如的辞赋写作受屈赋的影响很大。但唐人不把屈原作为自己的偶像却挑选了司马相如，是因为文人的目标是中举、入仕，而屈原恰恰在仕途上很不得意，所以虽然其遭遇值得同情，其高洁的人格、忠诚的品质等也值得赞颂，但却不可能成为多数文人学习的目标。相反，相如却凭借其文学才华而飞黄腾达，这正是唐代文人所艳羡的。王勃《春思赋》：‘长卿未达终希达，曲逆长贫岂剩贫。’抱着渴望显达的心理，无怪乎要向往相如而疏远屈原了……唐人评相如，虽然并没有超出前人的观点，但是相对而言，持肯定、赞颂态度的要占绝对的多数，持批评态度的非常少，因此相如在唐代的地位最高。这种情况的出现出于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对相如赋遇天子的艳羡、润色鸿业的需要、科举试赋以及推崇壮丽的文风等。”

司马相如的辞赋对屈原的楚辞既有继承，更起到发扬光大的作用。司马迁甚至比之于《诗经》：“《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推崇可谓至矣。汉代辞赋本来就直接与《诗经》所代表的三代之雅颂传统相联系，正如《两都赋·序》所说：“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扬雄也视贾谊、司马相如为《诗经》文化的传承者：“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法言·吾子》）

赋与诗是有渊源关系的亲近文体。赋成为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并非平地起高楼，乃在于“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依靠着《诗经》与楚辞两座高山，司马相如横空出世，分明已是再领风骚者。汉代的辞赋以大赋为最高峰，而司马相如则是汉大赋的最高峰。

当然，也有人认为从屈原到司马相如，辞赋在走下坡路：情怀由崇高降低至庸俗，格局也越来越小。唐代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记载萧颖士的言论：“君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

如果说屈原作为中国第一位大诗人的形象具有顶天立地的神性，李白身上不乏借助诗酒超凡脱俗的仙气，司马相如可能更现实也更世俗化一些，以文艺青年的身份出道，横溢的才情却震撼朝野，加上又有与卓文君当垆卖酒的艳史在民间广泛流传，因而堪称中国古代第一大风流才子。至少，他是第一个因为创造了爱情传奇而受到历代老百姓追捧的大文人。他的人生，他的心路历程和情路历程，也是他无形的作品，是他作品的背景或作品的一部分。

屈原是政治诗人的代表，哀民生之多艰，最终不惜以身殉国难，兑现了其九死犹未悔的诺言。李白是自由诗人的代表，天子呼来不上船，只爱潇洒山水间。司马相如以赋成名，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可他只凭琴歌《凤求凰》以及浪漫的艳遇，即显得比诗人还像诗人，算得上爱情诗人的代表。

司马相如、李白，就骨子里的原始理想而言，都有屈原的政治基因，渴望报效家国、建功立业，也分别被汉武帝、唐玄宗召见并御用，只不过在仕途遇挫之后，作出了不同选择。

司马相如是韬光养晦，以图东山再起，而且是边等边唱、边走边唱，即使实现不了大理想，也自足于个人的小世界，把小日子过得诗情画意。李白被赐金放还，从此背对长安、愈行愈远，尤其是在政治上站错队差点流放夜郎之后，彻底死了这条心，以山水为伍，借诗酒行乐，回归自然与天性。

在屈原的大悲剧之后，诗人们都学聪明了，对政治不再死心眼儿。司马相如是向左转，采取迎合或顺应的态度，如果不能急流勇进，就随波逐流，至少也要保证全身而退。李白是向右拐，本想舍了自由博取功名，见帝王不稀罕，索性舍了功名换回自在，做酒中仙去了，做江湖上的无冕之王去了。

以这三人为代表，划分出三条道路，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有了更多的选择。虽然每一种都有舍有得，但毕竟有了参照自身性情来取舍的权利。不至于像屈原那样走投无路，或只能一条路走到黑，撞上南墙也回不了头。

屈原的道路是高尚的，是英雄主义的。李白的道路是潇洒的，是浪漫主义的。但总有人不愿为伟大所累，也不甘为自由而虚度年华，于是司马相如的选择也显现出价值，他的道路是理智的，进可攻，退可守，是现实主义的。

这其实跟儒家精神很吻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屈原与李白，接近于道家思想，属于理想主义者，虽然因理想而飞扬，但也难免为理想而受累、受罪。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与屈原、李白相比，司马相如的形象不是最高大、高傲、高尚的，但他的牢骚确实是最少的。

屈原的《离骚》把自己都要压垮了，李白幸亏有酒相助，再加上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使满腹牢骚得以稀释；屈原与李白的诗篇都是以牢骚为燃料的，苦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司马相如改变了诗人的悲苦形象，他要么是春风得意，要么是诗情画意，即使也曾落魄到食无鱼、出无车的地步，但靠弹琴唱情歌，立马就“勾搭”上富家女，红袖添香不算啥，能让红袖替你端茶沏水、帮你卖酒养家，那才叫本事。

司马相如能把苦日子过得很浪漫、很甜美，还怕好日子吗？还愁好日子不会来吗？他不是诗人胜似诗人，总能将山重水复疑无路改写成柳暗花明又一村。他怎么可能有太多的牢骚呢？即使他与屈原、李白有一样多的牢骚，但他也无师自通地知道该怎么化解、怎么排遣。能想得通，就能看得开。

其实跟屈原与李白一样，司马相如本来也是理想主义者，只是他明白光靠理想是对付不了现实的，于是他给自己添加了务实的精神：以理想主义对待理想，又以现实主义对付现实。他不是理想主义的叛徒，而是一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不只有激情，更有理智，不只有理想，更有策略。当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他不至于丧魂失魄、怨天尤人，更不会破罐子破摔，而是善待自己，过好小日子。

屈原、李白，各有各的不幸，司马相如也不见得天生就是幸运儿，但再大的不幸都不至于使他放弃对幸福的追求。追求幸福的人，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得到幸福的，哪怕是或大或小的幸福，也代表着积极的人生态度，终归是有价值的。

司马相如不是屈原、李白那样顶天立地或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诗人，但做一个幸福的小诗人，难道不可以吗？难道有什么不好吗？小中也可以见大，平凡、平稳、平衡中，同样不失于伟大。既是一种日积月累的修行，也需要脱胎换骨般的修炼，以自知之明来自我塑造，在与现实的痛苦磨合中，赢得凤凰涅槃般的新生。

司马相如的性格就是命运，他的性格有较大的张力与弹性，他的命运才有较强的可塑性。

屈原、李白，都是天才，靠的是天赋，以及种种先天性的条件。与屈原、李白相比，司马相如可能只算人才，或人才中的人才，但他创造了自己的奇迹。既有文学的奇迹，又有爱情的奇迹。是司马相如自己，把自己塑造成司马相如的。

中国的诗歌史，出过许多爱情诗人，但就行动力与影响力而言，似乎没谁比司马相如更像爱情诗人、更配称作爱情诗人。他不仅把爱情写进了生活，还写进了历史。更难得的，他是把“实名制”的爱情写进生活、写进历史的第一人。不仅是天下第一风流才子，也算天下第一爱情诗人。

从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有井水处皆有柳词的柳永、在沈园给唐婉写下《钗头凤》的陆游，到点秋香三笑的唐伯虎，乃至先后与林徽因、陆小曼分享过人间四月天的徐志摩，等等等等，即使不能说是司马相如的徒子徒孙，但都是这种风流才子精神的传人。

司马相如因为汉赋而进入庙堂，有井水处也同样有他的传说。这也是他从枚乘、扬雄、班固等一批汉赋大家中脱颖而出，美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原因。他以《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等华章奠定了文学史地位，又无意识地因情史而丰富了才子的形象及人格魅力，自然比许多纯粹以作品留存世间的文人要更有体温一些。

文学史展示的是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奠基人的这一面，民间野史展现的是司马相如才子加情种的那一面，其实，司马相如还有更多的侧面。他算得上是千面文人。

譬如，他也是有雄心的，有政治上的抱负，渴望自己十年磨一剑学得的文武艺能在治国平天下中实现价值，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经典文人或经典情人。清词丽句，风花雪月，在其理想的人生中，不过是一些花边。可命运对此却另有看法、另有安排：司马相如最想做的建功立业的人生大梦总是海市蜃楼，反而是他在文学上和情感上的美梦，却成真了，得到历朝历代读者乃至大众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