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研究回顾
关于明清军礼及军中用乐问题，尚未见有公开的专题研究成果。学界对于明清两代军礼用乐的研究也比较少见，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末的新军乐。
1.明清军礼用乐的研究。万依、黄海涛《清代宫廷音乐》[3]以及为《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北京卷》[4]所撰写的《宫廷音乐》，论及了与明清军礼相关的一些用乐情况；温显贵《〈清史稿·乐志〉研究》[5]和陈万鼐《〈清史稿·乐志〉研究》[6]也分别论述了清代的卤簿乐问题。
2.晚清新军乐的研究。此类文献较多，主要有冰台《中国军乐队谈》、洪潘《谈军乐》、韩国鐄《中国现代军乐肇始初探》、张能政《近代中国第一支军乐队》、陈建华《明清时期中国西洋管乐的发端与兴盛》、段蕊《袁世凯“新建陆军”军乐队研究》等。《中国军乐队谈》是目前所见最早关注军乐队的文献，它主要介绍了作者当时所见到的几支军乐队情况，文中叙及袁世凯军乐队发展为北洋政府总统府军乐队的历史[7]；《谈军乐》则梳理了中国新式军乐队的历史，认为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为中国军乐队的开始，并叙述了天津军乐学校的三期招生情况[8]；《中国现代军乐肇始初探》研讨了赫德和新建陆军军乐队的一些情况[9]；《近代中国第一支军乐队》则根据自强军的史料，认为自强军的军乐队乃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乐队[10]；《明清时期中国西洋管乐的发端与兴盛》一文通过对新材料的发掘，认为天津水师学堂管乐队应该是目前存见材料中载录最早的清末军乐队[11]；《袁世凯“新建陆军”军乐队研究》通过对袁世凯“新建陆军”军乐队的组建、成员、编制、演奏乐曲、活动及功能的梳理和描述，探讨了这支军乐队的历史意义。该文是目前所见到的、对袁世凯“新建陆军”军乐队研究较为全面的成果之一[12]。此外，周世文《清朝军中西式军乐队发展史探究》一文，对晚清西式军乐队在我国的肇始、军乐队的主管机构、营制、官制、薪酬、军乐的教育情况，以及清朝光绪三十二年之后各地训练新军的军乐队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探究。[13]石磊《清末日本军歌传入中国初考》[14]、洪潘《旧社会军乐回顾》[15]也涉及晚清的军乐队情况。
其他晚清军乐队研究则大多散见于有关文化史、音乐史的综合性论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16]、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7]、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18]、《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19]，均论及清末西式军乐队情况。其中陶亚兵的论述最为翔实，探讨了张之洞、袁世凯的新军乐以及清末宫廷军乐队和其他各地军乐队、天津的军乐学校、李映庚《军乐稿》等史实。
3.明清军中娱乐形式的研究。刘水云在对明清戏曲家乐研讨中探讨了明清武职官员的家乐情况[20]；杨惠玲对明清戏曲家班的研究，也论及了明清武将的戏曲家班演出状况[21]；曾凡安在其专著《晚清演剧研究》中对清代太平天国的军中演剧也做了一定的探讨[22]。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论及本论题的内容，但是却在某些方面对本论题有着重要的启示和促进意义。例如作为古代军乐的重要形式之一的鼓吹乐研究[23]，关于历代军礼用乐的研究等。就目前所见，此类研究大致有三：其一，专以古代军礼用乐或者军中用乐作为研究对象的综合研究；其二，以曾为古代军乐主要形式的鼓吹乐为研究对象的专题研究；其三，有关军礼或军中用乐的其他研究。
此类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中以整个中国古代作为研究范围的有常朝栋《中国军乐发展之研究》、柳羽《中国古代军乐》，其他则多为断代研究，如张芳梅、谷亚成《汉代军乐》，易水《汉魏六朝的军乐——“鼓吹”和“横吹”》，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刘斌《六朝鼓吹乐及其与“五礼”制度的关系研究》，白光《论辽代军乐》，闫永丽、程晖晖《大平调、梆子腔与古代军乐》。
常朝栋的《中国军乐发展之研究》一文，将“军乐”界定为军中使用的音乐，并将其分为上古、中古、近古、现代四个阶段，分别从军乐编制、军中乐曲、乐器分类等方面进行研讨，研究中国古代军乐的渊源及演变情况[24]。张芳梅、谷亚成主要从鼓吹、横吹、乐器、曲辞探讨了汉代军乐的基本形式[25]；易水《汉魏六朝的军乐——“鼓吹”和“横吹”》主要论述汉魏六朝军乐的主要形式“鼓吹”和“横吹”[26]；刘斌在其文章中主要探讨了魏、晋、宋、齐、梁、陈六朝五礼用乐和鼓吹乐的互动意义，其中涉及了五礼中的军礼用乐[27]；梁满仓研讨了鼓吹从一种音乐演奏形式到军礼鼓吹的变化过程，并论述了南朝北朝的军礼鼓吹及其意义[28]，另梁氏在其专著《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29]一书中，也研讨了讲武练兵、军队誓师之礼、军法与军礼等相关内容；白光《论辽代军乐》以辽代军乐作为研讨对象，对其军乐的阵容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对其军乐使用的乐器进行了分析[30]；闫永丽、程晖晖通过研究民间戏曲乐种“大平调”所使用的军中响器长尖，推断其为古代军乐在民间的遗存，主要依据为，明嘉靖以前只有在皇帝巡幸、将帅行军等仪仗里才能吹奏和表演长尖这一特殊性乐器[31]。
以鼓吹乐作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比较多[32]，但大致可以分为历时和共时研究两类。历时研究运用文献考证和考古方法对鼓吹乐进行探讨。此方面的研究可以细化为三类：对鼓吹乐的渊源和流变进行的研究；对鼓吹音乐机构及职官进行考辨；对历史上的历代鼓吹文辞的研究。
关于鼓吹乐的渊源和流变的研究有王珉《鼓吹乐起源说》[33]、黎国韬《鼓吹乐及其起源简议》[34]、孙云《鼓吹乐溯流探源及实名之辨》[35]、宋新《汉代鼓吹乐的渊源》[36]等。学术界对鼓吹渊源的研讨素有三说，即黄帝说、战国说、北胡说，上述研究对原有材料虽有新的认知，但并未超越此三说。
关于鼓吹音乐机构及职官的研究，有许继起《汉代黄门乐署考》《鼓吹乐十二案考释》、孙尚勇《黄门鼓吹考》以及黎国韬的相关研究。《汉代黄门乐署考》以两汉黄门职官建置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其设置、管理等方面的情况[37]；《鼓吹乐十二案考释》研讨了鼓吹十二案的设立、建置、沿革，阐述了其性质和功能，认为鼓吹十二案是梁武帝乐制改革的结果，也是鼓吹乐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产物，其对宋元之际舞台艺术的产生具有借鉴意义[38]；《黄门鼓吹考》一文认为“黄门倡是侍从帝王的倡优，其职责是以歌舞俳戏娱乐帝王。黄门鼓吹主要职责则是作为乘舆的礼乐仪仗，平时有持兵护卫之任，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作者通过对鼓吹、短箫铙歌、黄门鼓吹进一步的研讨，认为：短箫铙歌和黄门鼓吹的分立是不同仪式的需要，也是汉代鼓吹曲历史发展的必然[39]。黎国韬近年来关注历代乐官制度研究，其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均涉及鼓吹音乐机构及职官问题[40]。
关于鼓吹文辞研究的主要有赵敏俐《〈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研究》、韩宁《〈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研究》、侍建强《南北朝横吹曲研究》、李骜《两宋鼓吹歌曲考述》、吴同和《歌高宗之神功，颂太宗之盛德——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评析》[41]、王淑梅《曹魏缪袭鼓吹曲辞创作时间考辨》[42]、许云和《汉鼓吹铙歌第十八曲〈石留〉解读》[43]、姚小鸥《关于刘宋“今鼓吹铙歌”〈上邪曲〉的研究》[44]、贾晓燕《汉乐府铙歌的杂言结构及修辞特色》[45]。韩宁主要从文献学、音乐学和文学三方面对《乐府诗集》中的“鼓吹曲辞”和“横吹曲辞”进行了研讨[46]；侍建强主要从横吹曲的产生分类、南朝横吹曲、梁鼓角横吹三方面进行了探讨[47]；李骜对两宋鼓吹歌曲的创立、定型和重建进行了梳理，探讨了两宋鼓吹歌曲的体制和体式特征以及曲调的渊源，并探讨了两宋鼓吹歌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48]。
共时性研究主要是以当下流行于各个地区的鼓吹乐乐种为研究对象，运用民族音乐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研讨。此方面研究主要涉及鼓吹乐种的渊源、应用场所、乐器、乐曲、演奏班社、社会背景以及与相似乐种的比较等内容。近些年主要研究成果有：王瑞琪《济宁的鼓吹乐》[49]、蔡国耀《兴华八乐与十番探源》[50]、刘慧荣《概说包头民间鼓吹乐》[51]、牛玉新《山东鼓吹乐及其在民间风俗仪式中的作用》[52]、郝玉岐《河南唢呐与山东唢呐》[53]、孙云《奏笙鼓可传悲意，鸣管笛堪寓哀情——解读山东鼓吹乐在丧葬礼俗中的文化意义》[54]、李卫《功能视野中的礼俗与鲁西南鼓吹乐》[55]、吴玉辉《唢呐艺术的渊源及其音乐社会学分析》[56]、杨红《民族音乐学田野中的音乐形态研究——鲁西南鼓吹乐的音乐文化风格研究》[57]、吴凡《晋北民间乐班界定及话语阐释》[58]、耿朝晖《龟兹民间鼓吹乐东渐流变与户县遗存调查及思考》[59]、谢秀敏《禹州吹打班生存状态田野调查报告》[60]、朱文鼎《青山口鼓吹乐的音乐形态探析》[61]、张振涛《追寻唢呐——晋北鼓吹乐的平叙与深描》[62]、胡亮《对徽州民间吹打乐与鼓吹乐的考察所引发的思考》[63]。以上学者或以音乐学传统研究方法，或以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方法，或以音乐社会学之方法，对现存鼓吹乐种个案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研。除此之外，已出版的30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也对中国各地的“鼓吹乐”做了基本的描述和分析。
另有一些学者则从历时与共时结合的角度对鼓吹乐进行了探讨。项阳《乐户与鼓吹乐》认为：“乐籍制度与鼓吹乐的发展是一种相互依附的关系，现今传统音乐中的许多‘乐种’均可视为鼓吹乐在演化过程中的变异形态。”[64]景蔚岗通过对各历史时期的鼓吹史料梳理，结合其对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田野调查实践，认为“民间鼓乐、吹鼓乐不是鼓吹乐，‘民间鼓吹乐’统称失当”[65]。此外，刘勇《中国唢呐艺术研究》[66]，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以及作者的田野调查实践，对鼓吹乐的重要组成乐器——唢呐，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讨，是迄今为止研究鼓吹乐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除上述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其综合性或专题性著作中对古代军中用乐或军用乐器作了探讨。杨华在其《先秦礼乐文化》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先秦的军礼用乐，主要涉及战前的祭祀、战阵中的壮军威、战后的凯旋及军事训练和田猎礼用乐，但限于文献，关于乐之论述稍显不足[67]。梁国强《先秦、秦汉军事乐舞简论》认为我国古代军事乐舞呈现出两种趋势：其一，由徒手舞到干戚舞再到万舞，进而至秦汉时出现了鼓吹和横吹；其二，向宗庙乐舞转化，即军事乐舞转化为雅乐舞，并对军事乐舞的产生、应用、仪典化及其文化意义作了论述[68]。张国强《宋代教坊乐制研究》认为钧容直是军乐的一种，并对其设置的年代及人员组成情况作了研讨[69]。卫亚浩《宋代乐府制度研究》一文，比较详尽地探讨了宋代的军乐——钧容直以及宋代军队与音乐的关系[70]。柏红秀《唐代宫廷音乐文艺研究》一文认为，唐代的凯乐因为只用于献俘场合，因此其应为燕乐内容之一[71]。
关于先秦军乐器的研究多见于考古报告和综合性论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方建军《论东周秦汉铜钲》、陆斐蕾《
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方建军根据考古发现，钲常与军乐器里的
、鼓、扁钟等构成五种组合形式：a，钲、
组合；b，钲、
、鼓组合；c，钲、
、扁钟组合；d，钲、鼓组合；e，钲、扁钟组合[72]。陆斐蕾根据建国以来出土的150件
于，结合文物本身与史籍文献、考古发掘报告，对其形制、纹饰、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功能属性逐一进行了分析。[73]
除此之外，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74]为代表的新的考古文献，为明清两代军礼与军中用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直观的实物图像资料，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军乐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75]的出版，也为我们了解国内各地现存军乐之孑遗提供了较好的帮助。
以上研究成果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明清军礼与军中用乐的内容，但是有益于笔者在整体把握中国古代军礼与军中用乐的前提下，对明清军礼和军中用乐现象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进一步的研讨。
由上可知，目前学界尚未对明清军礼和军中用乐问题做专题研讨。与本书直接相关的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于晚清新军乐的研究，对于明清军礼用乐与军中用乐亦未作整体的关照。结合以上对相关军礼与军中用乐的文献回顾，笔者拟结合明清两代军事制度，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将明清军礼与军中用乐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中来考察，并结合前贤之研究成果，对明清两代的军礼与军中用乐的史实做出合理的描述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