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军中娱乐之乐的繁荣

一、清代前期军中娱乐之乐的繁荣

清军入关前,军中已有用乐的传统。努尔哈赤时期,就十分注意在战争中保护乐人。满文和汉文文献对此均有记载。《满文老档》记载:“还有歌根的、哨探的、布莱牛录的、卖黄酒、馒头、纸等零碎东西的店里的人、工匠等、吹喇叭、锁呐有用的人可以在城里。”[109]城破之后,努尔哈赤常令军将保护这些人的安全。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卷二《辽阳陷》后附《记辽事》也载:

辽阳生员杨某,顺治十七年总督松江,与无锡进士刘果远会饮,演梨园,酒酣,杨拍案呼曰:“止!板误矣。”刘问曰:“老总台精审音律呼?”杨曰:“予命亦藉是获存。初,清之破辽东也,恐民贫思乱,先拘贫农杀尽,号曰‘杀穷鬼’。又二年,恐民富聚众致乱,复尽杀之。既屠二次,辽人遂空。惟四等人不杀:一等皮工,能为快鞋,不杀;二等木工,能作器用,不杀;三等针工,能缝裘帽,不杀;四等优人,能歌汉曲,不杀。惟欲杀秀士。时予为诸生,思得寸进,闭户 读书,面颇肥白,被获,问曰:‘汝得非秀士乎?’对曰:‘非也,优人耳。’曰:‘优人必善歌,汝试歌之。’予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释。”杨述竟,即于筵间亲点板,歌一阕而罢。 [110]

可知,清军在入关前,军队不禁娱乐。入关之后,八旗兵将对军中乐人和歌妓的喜爱仍然像入关之前一样。《所知录》记载,阮大铖投降清军后,清军将领听说他曾经创作有《春灯谜》《燕子笺》等剧本,便问阮:“能自度曲否?”阮既起,“执板顿足而唱,以侑诸公酒”。但是因为这些亲军将领皆是北人,不懂得昆腔的吴地语音。阮于是便改唱戈阳腔,清军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111]大多数八旗领兵大臣都喜欢看戏。《崇祯纪闻》载:“(乙酉五月)十八日,文武官及乡坊里保等送币帛、牲醴、米面、熟食、茶叶、烟酒、糖果等物于营,络绎塞途。忻城约各勋戚唤戏十五班,进营开宴,逐出点演。正欢饮,闻塘报各镇兵至。忻城手递于王(多铎),阅之漠然,又点戏四五出,方撤席,发兵迎敌,即刻便行。内官进鲥鱼两大箩,不受。”[112]大战将至,豫亲王多铎竟然依旧看戏,且又看了四五出戏,才发兵迎敌,可见当时的八旗军中并不禁止唱戏娱乐。例外的情况也有。据《清史稿》记载,崇德六年春,费英东之子索海跟随睿亲王多尔衮等出师围困锦州,“……时有敏惠恭和元妃之丧,索海召降将祖大乐俳优至其帐歌舞,刑部论索海当死,削职。上使谕之曰:‘尔既耽逸乐,姑自娱于家,自今毋至笃恭殿及大清门前。’索海遂坐废,终太宗世不复用。”[113]索海因索伎歌舞被太宗皇帝削职为民。但是索海的索伎被罚的原因并不是军中不允许娱乐,主要是因为其召俳优至其帐歌舞的时间不对。崇德六年,当时的皇太极已仿照明朝的国家制度,对满族的礼制进行了一些了改革。正值“敏惠恭和元妃”之丧期,索海索伎歌舞,是对皇太极的一种不敬,因此刑部论其当死。皇太极非常重视新建的以皇帝为中心的礼制,《清史稿》载,崇德七年五月,太宗劝降洪承畴后,“上还宫,命宴承畴等于殿上。宴毕,使大学士希福等谕曰:‘朕方有元妃之丧,未躬赐宴,尔等勿以为意!’可知元妃之丧,国家禁宴乐,即使太宗如此看重洪承畴,自己也只是命宴承畴等于殿上,而自己避开。索海若非太宗皇帝开恩,恐怕就不只是永不叙用的结果了。

太宗皇帝得洪承畴后,待之极厚。入关之初,顺治帝在许多方面受其影响很大。《经略洪承畴奏对笔记》记载了他对清初的军中娱乐现象的理解,洪承畴的态度也直接影响了清初朝廷对军中娱乐的政策决策。《经略洪承畴奏对笔记》卷上载:(https://www.daowen.com)

上曰:“近来中外将吏仍蹈积习,多以优伶为性命,妇女有所好,财帛有所取。细揣情由,无怪其然。他人所乐即如我辈之几本书也。不尔,政事之暇,如何度日?”
对曰:“将在外,大半经济有余而人品不足者,使若辈妇女财帛无所取,优伶无所爱,则汉高祖复出矣,反劳圣虑耳。刻下军务省分将吏各员,皇上只宜责其成功,不可苛其细事,庶为简当。至皇上为社稷生民主,又岂可以将吏作榜样,况古人暇时便有琴瑟歌舞,先王知道人心必有所寄,因其势而利导之,以归于正正,样样都得手。故有用不是全靠读书,如今礼乐久废,只得守几本书检束身心,开广知识,若移而之他,则放僻邪侈,不可言也。”
上曰:“善。然则古时必有民间之乐,《韶》《武》岂士庶可用?《宵雅》肄三,亦不可用于燕间,使徒九庙明堂之间作《韶》《武》,而天下即风移俗易?恐无此事。”
对曰:“诚哉是言。若如今即将古书中忠孝廉节之事,制为词曲,去其声容之无情理者,令人歌舞之,便足以移风易俗,感动人心。”
上曰:“此举垂之律典,岂不嫌粗?”
对曰:“精义,古圣贤皆是从粗中做出来的,礼乐始诸污尊抔饮、蒉桴土鼓,后来便至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可明征也。” [114]

洪承畴认为,军中将帅喜优伶不是坏事,一则可以防其无事生非,二则可以因势利导,教化军将皆为忠臣孝子。洪承畴所说歌舞即为当时之戏曲——昆腔。“今人看戏见忠臣孝子则感泣,见奸邪害正则发指,是节乐之大本大源也。圣人又作而欲制礼节,即今所行者,折衷之可矣,欲制乐即今昆腔戏考定而行之可矣”[115]

清代入关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消灭南明势力和统一全国,主要依靠的是投诚来的明军和招降的义军组成的绿营。明军军将沿袭明制之旧,军中有乐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明末义军中也有戏班活动。据《中国戏曲志·云南卷》载,顺治四年(1647)四月,大西军占领昆明,安排一些少女到戏房学戏。顺治六年(1649)元宵节,大西军连续三日在昆明四门唱戏。整天面对的是刀尖上的生活,军中娱乐唱戏歌舞也可以适当减轻士兵的紧张生活,另外也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从洪承畴的奏对来看,清廷已经认识到了唱戏歌舞等军中娱乐的功能,自然不会对此强行予以禁止。再者清廷初掌江山,统治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统治经验缺乏,顺治皇帝基本沿袭明代的各项制度和规定,用怀柔的统治方法,逐步获得了中原士族官绅的认可。

康熙朝仍其旧,并无多大改变。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前期全国政局不稳,国家连续处于局部战争之中,康熙帝无暇顾及于此。康熙初年,河南道监察御史余缙奏称“在外将军、副都统及督、抚、提、镇等官,多自畜家乐,演习歌舞,此辈因得出入营署,恃势凌人,往往索人贿赂,骗人妻女。官民共怀投鼠之忌,宵人益张狐假之威”[116],但似乎朝廷对此未有什么回音。第二,皇帝理解军中娱乐之功能。康熙统治后期,国家承平,康熙帝并没有禁止军中娱乐。从康熙帝多次观赏戏曲来看,康熙帝应该知道军中娱乐对于稳定兵将军营生活的重要意义。李治亭认为:“清初社会之所以能向协调、和谐的方向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圣祖有一套理性而且系统的为政方略”,“君臣一体,抚驭臣工”是康熙的为政之道的根本,“宽仁和平,力行德政”是其一贯的政治主张,“圣祖思治天下,以宽大为主,于民施惠,不事苛求”,“圣祖对大小臣工中营私舞弊的现象,除非罪大难赦者绳之以法,否则均多加包容,留待改过自新”。[117]正是由于这种宽纵政策,康熙朝并没有严厉禁止军中娱乐,但是这种宽纵却使得吏治败坏、贪腐日盛,大小官吏,恒舞酣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