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军礼的制定

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布衣，备历艰难，深悉蒙元积弊，认为治天下当立纲纪，国之纲纪即为礼法，礼法立则上下安[1]。吴元年即开始设官制、定律令、制定各项礼仪制度。[2]洪武元年闰七月，明太祖诏定军礼。[3]

其实早在洪武元年之前，相关军礼诸仪已在军中实行，只是没有形成定制。如至正二十六年八月攻伐张士诚前，朱元璋即先告祭大江之神。吴元年十月，太祖命将攻取中原、福建、广西等地，“上亲祭上下神祇于北门之七里山”[4]；十一月，命汤和、廖永忠合讨方国珍，祭海上诸神。[5]洪武元年二月，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师往济南随大将军徐达北伐，诏令中书左丞相李善长致祭江河淮济之神。[6]这些用兵前的致祭相关神祇，应视为明代军礼制度形成之前的早期样态，其具体的祭祀仪式惜无文献详载，尚不能窥其全貌，但其属“兵行告祭”之礼，当无疑问。(https://www.daowen.com)

洪武元年闰七月所定军礼，是针对当时的战争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而制定的，主要对皇帝和大将涉兵仪式进行了规定。洪武三年又诏定了“大射礼”，四年完善了“受降仪”。朱元璋对礼乐法度甚为用心，“夙夜不忘，振举污俗，其更参订，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协朕志”[7]，他认为：“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己长者，甚相远矣”[8]，要求其后“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9]，如此则“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因此，明前中期的其他几个皇帝大多因循太祖朝制度，很少也不敢有所变动。后世世宗（嘉靖）的“大礼议”，表面形式上来看，是“继统”与“继嗣”之争，但其实质是“阁权”与“皇权”之争。世宗在长达二十年的“大礼议”活动中，诏定了很多具体仪礼的仪式。但是对于军礼，世宗一朝虽有涉及，却无多大增益。虽然如此，却开始了此前未有的对太祖法令制度的改革，这在世宗之前各朝是绝无仅有也是绝对不敢想象之事。世宗的礼制改革，为其后隆庆诏定大阅军礼在行动和理论上做好了铺垫，大阅礼的诏定也就顺理成章了。[10]至隆庆三年议定了“大阅礼”，明代军礼始制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