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对军中娱乐政策的调整

（一）雍正时期的国家政策对军中娱乐的影响

针对康熙皇帝的宽怀政策所导致的吏治废弛、社会矛盾集中，以及钱粮亏空，财政恶化等社会形势，雍正元年正月初一即给大小臣工发万言训谕，告诫他们忠于职守，保持清廉。特别对副将、参将、游击等一线带兵将领提出：“营伍废弛，危害最大！”警告他们若恣意妄为、贪利废法，必遭严惩。针对全国的官吏贪腐、恒舞酣歌现象，元年四月，即废除了乐籍制度，从根本上想解决这一前明带来的陋习，其后又对官员蓄养优伶连续发出禁令，以摒除陋习，除弊兴利。雍正整顿吏治的各项禁令和措施，都对军中娱乐之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雍正针对八旗官兵之“纵肆奢靡，歌场戏馆，饮酒赌博”等恶习，曾多次降旨训诫。雍正二年四月初五，颁布上谕“禁治八旗官员遨游歌场戏馆”，并将其内容抄写贴至每旗每佐领，要求各都统必须时加训诫，荡涤恶习，恢复八旗简朴风尚，多习“清语、骑射、当差行走、操演技艺、娴习礼仪等事”，禁令再三强调，如“有不改前愆，不遵法度之人，一经查出，务必从重治罪，以警众人”，要求各都统经常传示禁令，不得久而遂辍。[118]

雍正禁八旗官兵出入歌场戏馆的目的，在于看到了八旗兵丁和入关前相比，军事战力下降，认为其原因在于养尊处优的生活和入关后渐染汉习所致。要保持八旗官兵的传统，必然要远离汉人这些恶习。八旗兵丁的最大长处，即是骑射精良，只有八旗子弟骑射精良，技艺操演娴熟，才能维护清廷的稳定和社稷的根基。雍正提出的八旗子弟练习清语、骑射之问题，对其后各朝影响甚大。禁令也显示出世宗皇帝对匡正吏治的务实态度。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雍正又对官员蓄养优伶下发了禁除令。雍正认为：“外官蓄养优伶，殊非好事，朕深知其弊，非倚仗势力，扰害贫民，则送于属员乡绅，多方讨赏，甚至借此交往，夤缘生事。二三十人，一年所费，不止数千金。”[119]蓄养优伶，废弛公务，耗费民财，容易滋生事端。雍正列举了总兵官阎光炜，将其家中优伶，尽皆纳入兵籍，在营食粮，遂导致发生人命案之事。雍正认为：“夫府道以上官员，事务繁多，日日皆当办理，何暇及此。家有优伶，即非好官，著督、抚不时访查。至督、抚、提、镇，若家有优伶者，亦得互相访查指明，密折奏闻。虽养一二人，亦断不可徇隐，亦必即行奏闻。其先有曾蓄养，闻此谕旨，不敢存留，即行驱逐者，免其具奏。既奉旨之后，督、抚不细心访察，所属府道以上官员，以及提镇家中尚有私自蓄养者，或因事发觉，或被揭参，定将本省督、抚照徇隐不报之例从重议处。”[120]

谕令显示出世宗皇帝禁令之严谨缜密，对各种有可能发生的徇隐之事，皆给予提醒。提出“家有优伶，即非好官”，虽然武断，但是矫枉须过正，也可理解。雍正三年四月十三日，又晓谕盛京将军、满汉大臣、大凌河副都统、众城守尉等，“禁、逐盛京演戏”，以恢复“满洲旧日俭朴风俗，勤学骑射武艺”。希望将军大臣及其下属官员力改从前陋习，实心效力，不使诸事堕废。[121]

雍正皇帝禁止蓄养优伶及禁逐盛京演戏等诏谕，目的是为了匡正吏治。相对前朝的松弛，这种严峻之法确实是社会风气和吏治有了根本性的好转。这些政令对军中的娱乐之乐有相当大的影响，为此曾先后有官员丢官获罪。雍正三年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刑部等题奏年羹尧僭越之十六罪中，“取受乐户窦经荣银两”及“辕门鼓厅画龙，吹乐人蟒服”便是其中之二项。雍正七年九月初一，驻藏銮仪使周瑛“于领兵之际，擅买蛮妇，并令所辖兵丁等演戏，以供其燕乐”，被解任严审。[122]《啸亭杂录》卷八“马侯”条记载，奉义侯马兰泰，“雍正中，北征准噶尔，马为副将军，屯察汗赤柳。军中无以为娱，马乃选兵丁中之韶美者，傅粉女妆，褒衣长袖，教以歌舞，日夜会饮于穹幕中。为他将帅所举发，夺爵遣戍焉”[123]。

当然，雍正的这些政策并不是专门针对军中将帅而发的，因此，如此严厉的禁令，也有一些军将并没有因蓄养优伶或者看戏而受到处罚。《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载：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大同总兵官马觌伯，为奉上谕直省督抚、提镇并道府以上等官，禁止蓄养戏子之事，言其家“向有家生仆人七八名，各习乐器，以便春秋祭祀之用，并未登场演戏”，并于奉命之日，“即令分散，各司别事，不敢再用……为此据实奏闻，以免隐匿之愆”。雍正的朱批为：“业既散遣不用，何为隐匿？知道了。蓄养戏子，小过也，无足介意，尔等内外文武大臣，惟戒钻营权要乃第一要务，切莫为此有害无益之事。”[124]蓄养优伶小过也，看来雍正禁除的不是优伶，而是借此荡涤官场之恶习，以促官员的务实进取。徐珂《清稗类钞》记载：

以上文献显示出雍正禁乐目的在于整顿吏治。雍正六年三月，安徽巡抚魏廷珍奏言，应严禁乡民违例演戏。雍正则指出：“州县村堡之间，借演戏为名，敛钱耗费，招呼朋类，开设赌场，种种不法，此则地方有司所当严禁者。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欢庆之会，歌咏太平，在民间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称违例，而未分晰原由，则是凡属演戏皆为犯法，国家无此科条也。朕立法皆准情理至当，其有不便而难行者，则奉行之不善也。”[126]看来雍正禁止八旗官吏及军中将校看戏蓄养优伶，只是为了彻底改变官吏的懒散贪腐作风。但是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以及对官员腐败和蓄养声伎的打击，对军中娱乐之乐的发展影响较大。

（二）乾隆时期军中娱乐的发展

乾隆立朝之初，一改雍正朝严猛的政策，认为“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实行宽严相济之政策，但是在经过起初几年的松弛后，敷衍拖沓、贪腐风气流弊日显，乾隆便又颁严法打击贪腐。这些政策对军中的娱乐再一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乾隆初年的宽松政策，使得原来雍正朝时对八旗的严令逐渐松弛。八旗军训练大为松懈，在营八旗士兵有习唱戏曲者，甚至出现了入班唱戏之事。其骑射、清话、操演技艺等项日渐生疏。乾隆三年九月，皇帝在一次南苑校猎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大发感慨，要求八旗大臣、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大臣，以后务必严加管束。[127]但是皇帝并没有对违反禁令的在营旗兵做出惩罚，这种对军中娱乐的宽松态度，使乾隆朝各地驻军中娱乐有了相当的发展。

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奏言言及各地，“每遇岁时令节，督抚提镇衙门，张灯开宴。中军曲意经营，即以兵丁子弟充优伶杂戏”[128]。二十二年，乾隆南巡杭州，接驾绿营兵丁，以细乐迎送。[129]二十七年十二月，京口副都统鄂岱经常请戏班在营署中表演。[130]

乾隆中期开始注意到吏治的松弛和官员腐败问题，国家的政策渐趋收紧。乾隆三十四年十月，皇帝重申了雍正的“禁外官蓄养优伶”令，总结了蓄养优伶的三种害处：耗费多金，废弛公务，缘生事。“敕督抚不时访查纠参，虽有一二人亦不可徇隐。圣谕久经编刊颁行，督抚藩臬等并存署交代，自当敬谨遵循，罔敢违越，何以近日尚有揆义、托黄肇隆代卖歌童之事？尔伊等到官后，于衙门尊藏上谕，束之高阁，全不寓目耶！一省如此，他省之未经发觉者，恐尚不少。一事如此，他事之不能由旧者，并可类推。”[131]乾隆只是禁止外官蓄养优伶，没有对军营中的娱乐做出禁绝。事实上，此时的军营之中，看戏已经成了官兵最好的娱乐方式。下仅举几例：(https://www.daowen.com)

乾隆二十五年，“沙州卫改为敦煌县，驻军统领挑选部下士兵组成军营小曲（敦煌小曲）戏班，活动于敦煌城乡之间……乾隆三十五年，主要在敦煌城乡之间活动的一个军营小曲戏班，改名为以演秦腔为主的营武班”[132]。

清乾隆时人严长明《秦云撷英谱》载：“银花，姓张氏，陇西人。家贫，父母早丧。年十二岁，咸阳张某鬻为假子，将往成都，挈以西南。行时，乾隆三十六年也。银花性荡逸，工弦索，张亦习秦声。时方用兵金川，张以其地人众可渔利，因居奇为干设计，并市金珠盛服饰银花，以为饵，夤缘附东南两路大营。比至，众果悦之，流转军中五载，然后得归。”[133]

乾隆三十九年，云南总督离任前巡视永昌时，曾带督府戏子随行。[134]

《清稗类钞·豪侈类》记载了乾隆时福康安军中娱乐之事：“福享用豪奢，其用兵时，大军所过，地方官供给动逾数万，福既至，则笙歌一片，彻旦通宵。福喜御紫色，人争效之。善歌昆曲，每驻节，辄手操鼓板，引吭高唱，虽前敌开仗，血肉交飞，而袅袅之声犹未绝也。”[135]

以上文献显示，乾隆时期，军中娱乐比较繁盛，其主要形式为戏曲，既有昆曲，也有秦腔、曲子等民间小戏。即便是大小金川的战场之地，也有戏曲表演的存在，为前线的出征将士带来了精神上的娱乐和鼓舞。

虽然乾隆时期的军中娱乐非常繁盛，但是朝廷对旗人入院看戏和其他有碍满人清誉的事情，仍然严格禁止。乾隆十八年九月给事中特吞岱，因常与大春班唱旦戏子刘三同舟起坐等事，被革职处分。[136]《钦定台规》载，乾隆二十七年，“前门外戏园、酒馆，倍多于前，八旗当差人等，前往游戏者，亦复不少，嗣后应交八旗大臣步军统领衙门，不时稽察，遇有此等违禁之人，一经拿获，官员参处，兵丁责革。仍令都察五城顺天府各衙门出示晓谕，实贴各戏园、酒馆，禁止旗人出入”[137]。《大清会典事例》载：“乾隆四十一年议准，嗣后如有旗员入园看戏，一经发觉，除将本人治罪外，并即查明如系各部院衙门司员、笔帖式等官及各营官弁，即将该管之各堂官附参，交部议处，其本旗都统等毋交议处；如系参佐领等官及闲散世职，即将该管之都统、副都统附参，交部议处；若系骁骑校以下人员，并将该管参佐领一并议处。”[138]《大清律例按语》也载：“凡旗员赴戏园看戏者，照违制律杖一百；失察之该管上司，交部议处；如系闲散世职，将该管都统等交部议处。”[139]朝廷的法律规条，俱禁旗人进戏院看戏，并对该管官员也予以连坐，但是犯禁的事情仍然不断。乾隆四十四年，杭州将军富椿因每日看戏，被革退将军及所有职衔，并通行传谕内地各省将军，以昭炯戒。[140]乾隆五十三年告诫驻藏大臣，严禁兵丁唱戏。言“嗣后该处除商民唱戏毋庸禁止外，倘该大臣等，仍有听兵丁演戏者，朕必从重办理”[141]。

总的来说，乾隆皇帝的宽严相济的施政理念，促进了军中娱乐之乐的发展，但是严禁旗人看戏的政策，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军中娱乐的传播。

（三）嘉庆、道光朝对军中娱乐的政策

乾隆晚年官场贪纵之风日渐兴盛，吏治衰颓，民不堪命，各地起义连绵不断。嘉庆皇帝掌权之后，虽恪尽职守，欲重振国事，无奈积弊日深，官贪民乱、兵疲河决、财力亏空，皆为棘手之问题，其朝虽将各地起义军剿灭，但其余事项皆未能得到解决。道光皇帝即位后，颓废之势愈甚，军备废弛、列强环窥。鸦片战争失败，丧权赔款；太平天国起义，给清朝以极大的打击。两朝皇帝疲于应付，却不能力挽狂澜。嘉、道两朝仍然寄希望于日渐荒于嬉乐的八旗子弟，因此一再要求八旗子弟习学清语与骑射，不准旗人进入戏院，不准旗人唱戏。并处理了几起影响较大的涉案满清贵族，但历代对旗人优抚，使得这些措施犹如杯水车薪，毫无意义。旗人唱戏看戏，军营演戏，甚至在官署唱戏之事也时有发生。此时期军营中的主要娱乐形式仍然为戏曲。

嘉庆朝初期各地军营皆沿袭乾隆时期的军中习惯，酒肉声歌，相与为乐。嘉庆皇帝曾言：“带兵各大员，皆踵福康安、和琳习气，在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以国家经费之需，供伊等嬉戏之用，此等积弊，朕闻之熟矣！”[142]嘉庆虽欲革除陋习，但惯习已成，实难禁绝。况其时社会演戏风尚如是，无论官兵百姓，皆以观戏为乐。嘉庆十年，普洱镇总兵书成因在任期间，以演剧优伶杨兴隆等五人顶补兵粮，并留署唱戏等事，被新任总兵告发，被发往乌鲁木齐赎罪。[143]此事并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据嘉庆十九年御史孙汶奏言，各地军营仍有以优伶充营兵的事情发生。[144]此外驻军之处往往也有戏班活动，服务的对象自然是军营中的官兵。嘉庆十三年，伊犁将军驻地有两个戏班活动，看戏者多为驻防官兵。嘉庆皇帝为此训斥伊犁将军松筠曰：“伊犁等处，有官兵在彼驻劄，系属军营，自当专务训练，俾知学习技勇，敦崇习尚，何得有演戏等事……此于该处地方营伍，大有关系，不可不力加整饬。著松筠，即将该处戏班立行驱逐，速令自归内地，不准在彼逗遛。如尚敢潜留，即当治以违禁之罪。并通行南北各城一体凛遵，毋得纵容滋事。”[145]

嘉庆皇帝禁止旗人演、唱戏曲，是雍正、乾隆皇帝制定旗人禁令的延续。目的在于督促和监督旗人练习骑射。嘉庆十一年诏谕曰：“近年朕叠降谕旨，令各该大臣加意教育旗人，与皇考高宗纯皇帝谕旨符合……朕叠降谕旨甚明，惟恐诸王大臣日久因循怠忽，不以为事。今特再饬诸王大臣各率所属族长章京等，训导宗室、觉罗及八旗人等，节俭度日，勤慎当差，演习一切清语、弓马、技艺，不可好勇斗狠、酗酒滋事，各处游荡，流入匪类，务令家喻户晓，断勿视为具文。经朕如此谆切训谕，傥仍有滋事者，不惟将违犯者从重治罪，并将失察之王公及族长、参佐领等一并治罪，决不轻贷。”[146]针对旗营战力的衰减，嘉庆皇帝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是继续强调八旗练习骑射传统的重要性，并对有碍旗人传统的活动大力禁止。“近来八旗子弟，往往沾染汉人习气。于清语、骑射，不肯专心练习，抛荒正业，甚至私去帽顶，在外游荡，潜赴茶园戏馆，饮酒滋事，实为恶习”[147]。嘉庆四年四月，因八旗子弟出入歌场戏院，下令禁开京城九门以内戏院。[148]可惜旗人风气渐已习成，国家优养之策使得八旗子弟游惰骄奢，日日游耽于歌场酒肆，设局聚赌，恣意游荡，入关之初的淳良朴茂、擅于骑射、骁勇善战已成往事。朝廷虽三令五申，犯禁之人仍比比皆是。嘉庆十年的那彦成、广厚、延丰官署看戏案[149]，十一年的和顺、德馨、图桑阿、乌云珠、德泰、全魁、李惠坤都勒案，或入院看戏、或登台妆演、或追随戏班，不守正业，失旗人之脸面[150]，嘉庆十三年的椿龄案[151]、二十五年的秀宁案[152]俱轰动一时。

除了这些旗人违令唱戏之外，蒙古人的风尚也和满汉一样，也以唱戏为乐。“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事，此已失其旧俗”[153]。嘉庆二十三年，土默特贝勒因挑选部落幼丁充当音乐，嘉庆谕曰：“近日蒙古王公渐有此风，豢养优伶，大改敦朴旧习，殊为忘本逐末。从前已故贝勒贡楚克巴勒桑，挑派幼丁四十名，终日演唱，况家有戏台，朕闻之熟矣。今济克默特扎布袭职后，又续挑四十名，均属任意妄为……济克默特扎布，现议罚俸二年，亦著免其重科。所有两次挑取幼丁，俱著彻归各佐领下当差。嗣后各蒙古部落，挑取幼丁演戏之事，著永远禁止。”[154]

道光皇帝时，依然延续了嘉庆时对军中娱乐演戏的政策，但是军中娱乐之事则屡禁而不止。道光十年，宝庆协副将周添章罚宝庆府经历邵廷熙演戏[155]；同年盛京将军奕颢、副都统常明经常演戏宴会[156]；十三年，南赣镇总兵张佑溪演戏[157]；十六年固原提督胡超置戏装并观剧[158]。以上所涉军中武职人员娱乐观剧之事，皆被人告发，涉事之人，处罚有差。

除此之外，道光皇帝还继续保持着对旗人看戏游乐的打击力度。道光二年，密云副都统阿隆阿，于国服之内，在署演唱影戏被革职发乌鲁木齐赎罪；佐领富升以职官在市观看影戏等事也被革职。[159]十八年喀喇沙尔办事大臣海亮、章京爱隆阿、台尚阿等人，夤夜出城观灯、入庙挟优饮酒，被解任。[160]同年的灵官庙广真招伎设赌，牵涉看戏旗人的级别和人数之高之多，使朝野上下俱为震惊。[161]副都统觉罗善英因与其子扎拉芬，带同兵丁在署弹唱，遭到惩罚，道光皇帝谕曰：“……以二品武职大员，整顿营伍，是其专责。乃与伊子扎拉芬，带同兵丁在署弹唱，失于禁约，与平日陈奏种种剌谬，其情甚属可恶。善英著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惩儆。已革兵丁罗阿常即巴哈苏、唐连闰即双忠、禄明即额勒赫布，以驻防兵丁学习弹唱，听从扎拉芬在副都统署内弹演，殊属有乖营制，著乍浦副都统提案责惩，并另行存记，嗣后永远不准挑差，以为旗兵嬉戏者戒。”[162]

尽管道光帝严禁军营娱乐唱戏，但是各地军中娱乐唱戏却如雨后之荒草，蔓延纠结，愈禁愈烈。道光十八年，皇帝对军机大臣谕言：“西北两路，为边防要地，该处将军大臣等，固当廉明表率，即员弁兵丁，亦应操防练习，屏斥嬉游，方为有备无患。朕闻该处近多演剧游戏，以唱太平歌为名，彩服登场，欢呼取乐。竟有兵丁扮作戏剧，荡检逾闲，不成事体。兵弁习勤讲武，日久自成劲旅。似此违例骫法，尚安望其折冲御侮耶？”[163]这段谈话显示，其时军营演剧游戏更为频繁，朝廷不让演剧，军营就换个名头，以唱“太平歌”为名，登场取乐。军营官兵在长期枯燥的戍守过程中，适当地释放乃是自然之常理，可惜统治者并不明白这个道理，视军营中演剧唱曲为洪水猛兽，一味地围堵，认为唱曲观戏便会影响军事训练和士兵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