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军中礼仪及其用乐形式

明清军中礼仪主要包括“公式”、“祀典”、“宾兴”三类内容。公式即国家规定的公务范式，其仪主要有圣诞、冬至、正旦三大节庆贺，以及开读诏敕、日食、月食、迎春等仪式。祀典为国家规定的吉礼仪式，在各卫所军镇（或汛地）的一般有先师庙、启圣公祠、名宦祠、乡贤祠、山川社稷、风云雷雨、厉祭、城隍庙、八蜡、旗纛庙等。此外尚有宾兴诸仪：科贡、武举、乡饮、乡射等。这些仪式均有用乐现象。

明清两代皆非常重视祭祀仪式。《明会典》“新官上任须知”载：“国之大事，所以为民祈福。各府州县每岁春祈秋报二次，祭祀有社稷、山川、风云雷雨、城隍诸祠，及境内旧有功德于民、应在祀典之神，郡厉邑厉等坛。到任之初，必首先报知祭祀诸神日期、坛场几所、坐落地方、周围坛垣、祭器什物、见在有无完缺。如遇损坏，随即修理。务在常川洁净，依时致祭，以尽事神之诚。”[1]以上所载祭祀项目，同样也适用于各地军镇卫所。

明嘉靖抄本《宣府镇志》记载了宣府镇官方设立的祭祀坛庙有：宣府镇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火神庙、厉坛、旗纛庙、城隍庙、文宣王庙、龙神祠、北极玄武庙、东岳庙、三官庙、马神庙、汉寿亭侯祠、义烈祠、文昌祠、八蜡庙。明嘉靖《全辽志》也记载了辽东都司卫所各庙祭礼和其他礼仪情况（见下表）[2]。

表18：明辽东都司卫所军中礼仪表

这些坛庙多数由卫所官员负责祭祀仪礼。清康熙时期《天津卫志》也记载了明代所建的旗纛庙、关帝庙、武成王庙、火神庙情况。其载武成王庙言：“武庙春秋二大祭，银十八两”，“圣位初设西南城花楼上，供享春秋二祭。明万历四十年，整饬天津道高邦佐建，三卫掌印指挥张文学、赵如祖、杨大庆监修。武成王殿三间，东庑三间，西庑三间，仰圣门三间，东名宦祠三间（今废），西乡贤祠三间（今废），脚门两座，棂星门三间，启圣祠三间（今废），明伦堂三间，储英毓秀斋三间，进德修业斋三间，凉亭一座。”[3]天津卫武成王庙为官修大庙，每年要举行春秋两次祭礼，共花费官银十八两，可知祭祀仪式应该为卫所官方行为。

明清三大节庆贺礼、迎接诏敕、日月食救护、鞭春、进表仪式均有用乐现象。南明永历刊本《宁洋县志》言：“凡圣诞、正旦、冬至之辰，各官先期一日赴公所习仪。是日，结彩于公廨，各官斋沐于本衙门宿。设龙亭于庭中，设仪仗于庭外露台上之东西，设鼓乐于露台南之东西北向，设香案于龙亭前。至日，各官具朝服，文东武西，就于丹墀下，赞行四拜礼，班首官诣香案前告天祝寿云：‘某衙门某官臣某等荷国厚恩，叨享禄位，皆赖天生我君保民致治，今兹（正旦、长至、圣诞）圣寿益增，臣某等下情无任欣跃，感激之至。’复位，行四拜礼，跪，山呼者三，复行四拜礼。”[4]此为明代三大节庆贺礼之公式。明代官员受诰封赠要用鼓乐[5]，日月食救护、迎接诏敕等仪礼均用鼓乐。此项规定仍然适用于军镇卫所。下图为《明集礼》所载开读诏敕和迎接诏敕仪仗与官员拜位图，可知该礼的具体施行仪节和使用鼓乐、仪仗的具体位置排列情况。

图17：明开读诏敕和迎接诏敕仪仗与官员拜位图

以上军中礼仪用乐都提到了用鼓乐，那么鼓乐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其乐器组合如何？它与鼓吹是否同一种类型用乐形式？第一章我们在探讨鼓吹与仪仗的关系时知道，除了具有警严之角类乐器和金鼓、杖鼓之外，仪仗还有另外一种乐器笛子。和前者相比，作为一种旋律乐器用在仪仗中，其意何在？再者，我们在《出警入跸图》皇帝仪仗中看到了唢呐的出现，可以推断至少明代嘉靖时期唢呐已经在仪仗中得以运用。明《万历起居注》载：“上御经筵，谕礼部都察院，朕躬诣天寿山行春祭礼兼择寿宫，凡仪卫护从等项一遵皇祖世宗嘉靖间定制，务从省约，内外随行官员人等，不许沿途生事，扰害百姓，有违反的着厂卫访拏，科道官指名参奏。”[6]万历间谒陵皆遵嘉靖朝仪仗，也就是说，描写万历十一年皇帝谒陵春祭礼的《出警入跸图》所载仪仗，皆与世宗嘉靖时期相同。作为仪仗用的唢呐，值得关注。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八载：“金鼓、仪仗、鼓乐、百官前导，进表笺官在龙亭后，东行至郊外，置龙亭，南向，仪仗鼓吹陈列如初。”[7]这里鼓乐应该与鼓吹乐是一回事，或者说鼓乐是鼓吹乐的一种形式。《明会典》“册立太子颁诏仪注”载：

可以看出，仪仗鼓乐即为仪仗鼓吹。不过这里强调的是乐，毕竟册立太子是喜庆之事。在仪礼过程中，和声郎所陈之乐在这里应为大乐，是为皇帝升座、还宫而行。所司备鼓乐即是鼓吹之乐，和仪卫备仪仗同作为迎送册宝之用。册立亲王仪同太子，也是由“所司备鼓乐、仪卫司备仪仗”，候于奉天门西右顺门东，等亲王受册宝毕，然后中宫行礼，内使舁册宝亭东门出，仪仗鼓乐前行，送至亲王殿。进表、颁诏、受诰封、迎接诏赦也是由仪仗鼓乐引导迎送。《明会典》载“进表仪”为：

明代徐学谟在其《题革衍圣公女乐疏》中言道：

明代规定进贺表文必用鼓乐，可知鼓乐当是鼓吹之一种。从其名称来看，乐是其主要特征，鼓为其主要乐器。鼓吹仪仗中除了作为警严用的角和鼓之外，旋律乐器仅有笛子（或唢呐）一种，而鼓类乐器是其主要的组成，简称其为鼓乐，当也不过。戚继光《练兵实纪》载：

这里鼓乐既作为一种信号，又是一种鼓吹仪仗。《满洲实录》卷七有明广宁城守将鼓乐迎接清太祖之绘图，图中有龙亭一座，大铜角、小铜角、唢呐、鼓各一（图见第二章第二节图一）。可知鼓乐的组合可能为大小铜角、唢呐、鼓、钹等。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明初鼓乐主要作为仪仗用乐，且常用于朝廷公式。明代中后期，鼓乐的用处有所扩大，鼓乐不单单用于上述各项事宜，而且也作为祭祀仪式用乐，从而代替了本该由大乐来完成的小祀用乐，当然其规模和乐队编制要比大乐小得多。

嘉靖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太常寺奏，祭三皇于景惠殿，请比历代帝王祭典。前期二日，奉天殿奏祭祀并奏视牲。又景惠殿前地狭，难举大乐，请比圣济殿先医例，举用鼓乐”[12]。可见因景惠殿狭窄，大乐铺展不开，则改用鼓乐。这里还有一个信息，圣济殿祭先医也用鼓乐。《太常续考》载：“嘉靖初年创建圣济殿祭先医之神，殿在文华殿后。每岁仲春、冬上甲日，本寺题请，遣太医院堂上官行礼。”每岁以二月和十一月上甲日分祭三皇和先医之神：“前期十日，本寺题本，遣礼部堂上官行礼，太医院堂上官二员分献。”祭祀三皇和先医之神除太医院人员之外，需用太常寺执事人员有：“办祭官一员、执事乐舞生五人、厨役十三名。”[13]《明集礼》规定群祀用大乐。群祀即小祀。《太常续考》卷六曰：“小祀曰后妃嫔、太子王妃、公主及夫人，曰三皇，曰先医，曰五祀，曰司火，曰都城隍，曰东岳，曰京仓，曰启圣公，曰汉寿亭侯，曰文丞相，曰姚少师，曰北极佑圣真君，曰金阙玉阙真君，曰司牲。”[14]三皇、先医皆为小祀，均应该用大乐，但是由于场地限制，改用了鼓乐。鼓乐用来替代大乐，成为三皇和先医祭礼仪式的相须为用之乐的主体。当然这些祭祀均由太常执事，太医院行礼，乐依然用教坊，只是由大乐形式转换为鼓乐形式，人数和乐器编制比之大乐少了许多，其演奏乐曲当是不变。

鼓乐应该是全国皆有的乐器组合形式。许多本为鼓吹的场合所用术语为鼓乐，鼓乐与鼓吹差异主要在于具体功用之不同。战阵所用，即便是旋律乐器，其主要功用也在于鼓舞士气、传递信号等实用性方面，所谓吹打角类，更多是在制造气氛，如同陈旸所述，“为惊中国马所用”，显然其主要功用不在“乐”。鼓乐从其功用上来看主要用于仪式，从其名称来看，主要在于乐。明代“迎接诏赦仪”规定，“凡朝廷遣使各处开读诏赦。如至开读所，本处官员具龙亭彩舆、仪仗鼓乐，出郭迎接”，明代刊刻的“新官仪注”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明代至少府县一级皆有鼓吹乐人，以承事相应的朝廷规定的各种仪礼。鼓乐既有仪仗警严功能，又有祀神和娱人之功能，其演奏者称为吹鼓手，各地均有。当然与府县具有相同政区性质的卫所，使用鼓吹便是十分自然之事了。从戚继光的练兵来看，每营拥有鼓吹手十六名。从《万历琼州府志》来看，海南卫拥有吹鼓手四十名，其中百户所拥有吹鼓手四名。[15]千户所虽对吹鼓手的数量未有记载，当应不低于八名。明嘉靖年间《全辽志》载[16]：辽东都司每年向定辽中等二十五卫，安乐、自在二州，招集，永宁监等单位征收徭役中，共需鼓手二百九十三名，这些鼓手和修边夫、修仓夫、局造、窑造、纳粮、银官、斗级、狱卒、水手等一起，每年皆由各卫所、州、招集、永宁监等按量供给，大致每单位的征收标准见下表[17]：

表19：明辽东都司各卫鼓手服役数量表

以上主要研讨了明代的军中礼仪用乐情况，清代基本沿袭了明代的用乐制度。京营和驻防各地的旗绿两营在三大节庆贺礼、迎接诏敕、日月食救护、鞭春、进表仪式等仪节中的用乐，皆与明代相同。《清史稿》载有迎接诏敕仪也用鼓乐，仪同明代。《荆州驻防志》卷四“祠宇”条言：“万寿亭，在承天寺内，每逢圣诞令节，各官于此朝贺。”三大节庆贺礼与明同。明代军镇卫所中的城隍、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旗纛庙皆为中祀坛庙，其祭祀用乐与京师相比略有降杀。清代将关圣提升为中祀，从现存的民间祭祀形式来看，清代驻守各地旗绿两营中的关帝祭祀、火神、城隍、龙神、北极玄武、东岳、三官、马神、药王祭祀等皆应该有乐舞献祭形式。这些类属吉礼小祀的诸神献祭，各地驻防兵营祭祀与地方相同。除此之外，军营中还有军中专有的旗纛祭礼，尤其在明代，旗纛祭祀被列为中祀神典。下试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