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军中娱乐之乐的形式

明代中期后，武臣好文，成为边镇、卫所的风气。嘉靖帝喜祥瑞，好青词，各地武官均投其所好，蓄养文人。《万历野获编》载：

这些文人墨客，皆是词曲名家，为卫所的戏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乐户皆归教坊管理，而教坊隶属礼部，黄贞甫为礼部官员，他说“诸边营妓如云，大胜京师”，自然是有所依据的。《五杂俎》也载曰：“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61]《万历野获编》之《口外四绝》篇载曰：“大同府为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封国，又纳中山王徐达之女为妃，于太宗为僚婿，当时事力繁盛，又在极边，与燕辽二国鼎峙，故所蓄乐户较他藩多数倍，今以渐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昼夜不绝，今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谓路岐散乐者是也。”[62]可知当时各地边镇卫所，在乐籍者人数很多。这些在籍乐人多服务于军营。《续文献通考》载：“（万历年间）山人墨客，星相俳优往往遨游塞外，携资以归。”[63]汪道昆亦言：“余闻塞上诸将军其资用过当甚者，土木皆文绣，履地皆氍毹，拥燕姬，鸣赵瑟。”[64]这些在籍者为军镇卫所的娱乐业带来了极大的繁荣。

丛塞边镇军卫之在籍乐人，他们很多从小习学弹唱，[65]以声色娱人。在军卫中除了宴饮时以小曲乐器等侑酒之外，他（她）们还在岁时节令中承担迎神赛会之社火、戏曲等献祭活动。王稚登《吴社编》载：“凡神所栖舍，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曰‘会’。优伶伎乐，粉墨绮缟，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66]“胡宗宪都浙，值迎春，张宴召客。选女妓二百侍饮，每十人则以佳者一人领之。使奉酒炙乐器之属，傍不设几案，亦无他执役者，歌呼谑亵。至暮，张灯火数里，鼓吹丝竹震天，女妓夹道跪送，传呼不绝。”[67]其中与音乐相关的娱乐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小曲，亦有俚曲、小令之称。明代中期后，军卫中增设卫学，文人增多，许多军卫中人皆善词曲。陈铎世袭卫指挥使，却是明代著名的散曲家。《金陵琐事》载：“指挥陈铎以词曲驰名，偶因卫事谒魏国公于本府。徐公问：‘可是能词曲之陈铎乎？’陈应之曰：‘是。’又问：‘能唱乎？’铎遂袖中取出牙板，高歌一曲。徐挥之去。乃曰：‘陈铎是金带指挥，不与朝廷做事，牙板随身，何其卑也。’”[68]陈铎身为世袭武职人员却牙板随身，这虽在魏国公看来是不耻之事，但同时也说明了朝廷禁令的废弛，小令、俚曲行于军营是明代中期的事实。小曲在弘治之前多为《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后又出现了《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耍孩儿》《西江月》等曲，嘉靖后有《闹五更》《罗江怨》《寄生草》《粉红莲》《哭皇天》《干荷叶》《桐城歌》《银纽丝》等曲，万历时则又有《打枣竿》《挂枝儿》等曲。其中，北部宣府、大同、辽东三镇惟盛《爱数落》《山坡羊》二曲。[69]明兵部侍郎汪道昆与戚继光饮酒，“命部曲歌《竹枝词》，神色自若”，“听丝竹声伎，终夕不倦”[70]。

这些小曲皆为当时十分流行的曲调，填词即能演唱。明代有很多文人为这些小曲填词，作品很多，如《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秋碧轩稿》《山歌》等，都是通俗易懂、情深意切之作品。演唱这些小曲时，有时候也有舞蹈伴随。当时的舞蹈艺术已经有很高水平。《陶庵梦忆》言朱云崃女乐，“西施歌舞，对舞者五人，长袖缓带，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药”[71]。万历年间，还有很多西北等地少数民族乐人充塞于诸军镇和边地卫所之中，他们的到来，为卫所带来了不少异域歌舞。明人袁中道的诗歌《李大将军宴上听胡乐有述》就详细记载了万历年间他于军营中观看胡乐之事：“长空月色溅冰华，碧眼胡儿吹胡笳。嘤嘤喁喁如叹息，一时坐客皆流涕。忽出破阵乐一声，惨如鬼哭阴风生，此乐寻常不敢作，作时战马俱哀鸣。胡姬窈窕百余人，辫发垂肩若鱼鳞。窄袖长衣稳称身，当筵微笑口含琴，绰约连蜷动娇音。间关宛转若私语，忽如流萤啭春林。繁椎年少好颜色，低头含情窥坐客。胡女歌，胡妇舞，起看明月侵街午。双拍应节绕阶行，一拍一跳最有情。可怜乍阴复乍阳，猛然交颈类鸳鸯。离合远递太无那，双双藉草盘连卧。舞罢角声何凄楚，百余壮士鸣大鼓。鸣大鼓，发清吹，将军起送金屈巵。明月沉沉忽已落，今夜方知塞上乐。”[72]

明代器乐演奏水平很高，一般乐籍中人，自小就要习学弹唱，当时的主要乐器有琴、琵琶、提琴、弦子、箫、笛、管、笙、唢呐等以及锣、鼓板等打击乐器。[73]谢肇淛言：“今人间所用之乐，则觱篥也，笙也，箫也，筝也，钟鼓也。觱篥多南曲，而笙箫多北曲也。其它琴琵、箜篌之属，徒自赏心，不谐众耳矣。又有所谓三弦者，常合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词，倡优之所习耳。有梅花角，声甚凄清，然军中之乐，世不恒用。余在济南葛尚宝家见二胡雏，能卷树叶作笳吹之，其音节不可晓，然亦悲酸清切。余谓主人：‘昔中国吹之，能令胡骑北走；今胡儿吹之，反令我辈堕泪乎？’一笑而已。”[74]这些乐器在卫所中用于宴饮，乃以乐侑酒者，其时常有乐妓以笙笛弦管作伴奏，表演歌令小曲；用于卫所鼓吹，则为辕门常用，当时比较有名的鼓吹曲是《锁喇曲》，又名《海东青扑天鹅》[75]；也用于卫所岁时节令及婚丧俗礼。其时，社会违制现象十分常见。明人王锜言：“鼓吹，古之军容。汉、唐之世，非功臣之丧不给，给或不当，史必讥之。近来豪富子弟，悉使奴仆习其声韵，每出入则笳鼓喧天，虽田舍翁有事，亦往往倩人吹击，何其僭也。”[76]嘉靖朝时丧仪用乐已成社会风气，袁袠言：“今士大夫家鲜克由礼，而况于齐民乎。其大者则丧葬昏娶，动逾古制。古者哭则不歌，今乃杂以优伶，导以髡缁，笙管铙鼓，当哀反乐。会葬者携妓以相娱，主丧者沉湎以忘返。……富商大贾，越礼逾制，僭拟王者。是故巨室之昏丧者一，而中人之破产者几矣。”[77]不过当时，还用的是笙管铙鼓，一般人尚不敢用军中鼓吹。

除了这些常规的乐器外，不但边地军镇卫所有少数民族乐器，即使内地也有用少数民族乐器之现象。明人张岱言：

上文罗参将于军中直省阅武仪式中，以其家养妓乐扮演胡兵，甚为惟妙惟肖，所奏“胡拨、琥珀词、四上儿、密失叉儿机，僸佅兜离”等乐器皆为少数民族乐器。(https://www.daowen.com)

明代中期后，尤其是嘉靖后，政纲废弛，太祖时很多律条诏令皆近于废弃。明初禁止军职人员唱曲娱乐的条令虽没有废除，但却无人再提。此时大到各边地军镇总领兵官，小至军卒均可以唱曲弄管弦。上举与戚继光关系甚笃的汪道昆既是抗倭命将，同时也是一个戏曲名家。他撰写的《宋玉高唐梦》《唐明皇七夕长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陈思王遇洛神》等独折戏，名噪一时。明代戏曲名家徐渭，则与胡宗宪相处多年，为军镇的戏曲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80]明代御倭名将谭纶，好声歌，精度曲，能为海盐腔。汤显祖言：“我宜黄谭大司马纶闻而恶之（指乐平、青阳诸腔）。自喜得治兵于浙，以浙人归教其乡子弟，能为海盐声。大司马死二十余年矣，食其技者殆千余人。”[81]郑仲夔也说：“宜黄谭司马纶殚心经济，兼好声歌，凡梨园度曲皆亲为教演，务穷其巧妙，旧腔一变为新调，至今宜黄子弟咸尸祝谭公为谨，若戏曲香火云。”[82]王世贞也曾被人以“吴姬越女之艳充斥户内，昆山、戈阳之调错杂庭中”遭到弹劾。[83]

明代军镇卫所演戏大多为神庙祭祀或岁时节令时表演。上引《宣府镇志》所载元旦、立春、上元节、五月十三、冬至，皆有戏曲表演。其所载内容以及语言风格和田汝成所记相同。推测《宣府镇志·风俗考》是参照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而撰[84]。明代张瀚也对鞭春之仪做了记载：“古者立春迎青帝于东郊，今塑芒神为太岁，塑土牛以起事。……杭人增设迎春之仪，集优俳诸人，饰以冠带，被服乘马，效古人云台诸将、瀛洲学士之类，多至数十队。又令倡妓绚装环佩，童子衣被锦绮，令坐台阁中。又制彩亭数十，罗列市肆诸物，备极繁华。远近之人，至期塞途充路，肩摩鳞集，群聚而观。”[85]袁宏道用诗歌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秀褥绯衣，鲜妍靓妆；金童玉女，社歌铙吹；梨园旧乐，时曲新谱。塑芒神，鞭春牛。明初规定的非常严格的迎春礼仪成了民众娱乐的节目。明代嘉靖后期，全国军镇卫所年节风俗近乎一致。正如张瀚所言：“至今游惰之人，乐为优俳。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87]

民间称这种岁时节令神庙祭礼为迎神赛社。[88]从现存的山西潞城明万历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来看，明中后期，在北方军镇卫所所行迎神赛社的娱乐形式可能与山西潞城相似。20世纪中期流传于晋北地区（阳高、山阴、五台、朔州、宁武、大同、应县、苛岚、五寨）的社赛杂戏，据黄竹三先生研究可能在明代即已有之。[89]值得关注的是明代此地大多数地方为驻兵甚多的卫所和军镇（清代在这里驻兵也比较多），这里只有吹打，而无弦索。[90]笔者认为可能在清代乾隆之后，原来的乐器有所调整，将原有的细乐器舍弃不用。《钦定军器则例》所载此地的绿营驻兵所用的乐器与这里的社赛杂戏所用相同，当是其发展至清代中期后的一种调整（见本书《清代军事实践用乐》一节）。黄竹三将其剧目分为三类：傩戏剧目、民间故事类剧目和历史征战类剧目。民间故事类剧目主要有《打枣》《戏柳翠》等；历史征战类皆演宋代之前的内容；还有一类为《斩旱魃》《铡赵万牛》《二仙传道》《调鬼》等驱邪逐疫之类。[91]

军镇卫所的这种岁时节令，是生活在这个社区所有成员的节日，神庙和祭台本身是神圣的，但正是在这神圣的时空中，旗军舍余完成了对明初严禁军中娱乐政策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又完全符合国家对祀典的祭礼要求，只是形式上和明初相比更为丰富和繁盛。北边战事在隆庆后已然消弭，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社会环境趋好，其娱乐的成分随之渐趋增多。

明中期后，军镇卫所除了旨在祈福纳祥的迎神赛会外，许多卫所中还有另外一种全体成员参加的活动——驱傩逐疫仪式。“傩”，意为驱疫禳灾，起于远古，最早见于《周礼》，《论语》《礼记》《吕氏春秋》对其有载。也有人认为山东大汶口时期即已有傩的象形字出现，但至少商周甲骨和金文中俱见有该字出现。[92]

傩仪在秦汉是已经形成定制，一般由方相氏和十二侲子主持。唐代将其定为国家大礼——军礼[93]。宋以后傩礼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变化，《东京梦华录》载：“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冑，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熏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罢。”[94]钟馗和将军代替了方相氏，原来的形式和内容更为丰富。其后傩礼仅见于民间。

20世纪以来各地傩与泛傩现象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江西、安徽、山西、河北、贵州、云南等地皆有傩祭仪式。很多地方或多或少均与明代军队相关，其中云南关索戏和贵州地戏明显应与明代驻军相关。曲六乙言：“据说明初汉族军队进入贵州后，（地戏）由士兵屯田习武活动发展而成。演员面罩青纱，额上戴一比脸部略小的木刻面具，武将身着战袍，头插雉翎，背插战旗，一手执小型黑纸折扇，手执兵器。表演武打时，往来跳跃，动作的幅度较大。”[95]贵州安顺屯堡地戏及云南小屯关索戏所处位置皆是明代卫所屯田之地。明初各地卫戍有调南征北，调北征南的政策。云南和贵州的屯堡傩戏皆是当时驻军为驱除瘴气而行施的一种驱邪禳福仪式。

瘴气，也称瘴疫或瘴疠。明政府对于南方的瘴疫是非常重视的。《明太祖实录》言及朱元璋命杨文佩、韩观等征讨龙州等地反抗的少数民族时，曾祷神希求化解该地的瘴疠之气。[96]永乐五年十月初九日，“上谓刑部尚书吕震等曰，前所奏死囚，朕已赦之，从南北风土，所宜发戍边卫。近闻戍南边者多冒瘴疠死，其改发北京郡县种田，庶全活之，已发遣者追还”[97]。从永乐改发这些戍边罪囚于北京种田之事，可以看出，其时南边瘴疠甚是厉害。明英宗时，沐昂征剿叛寇思任发奏言曰：“……获其戈甲弓弩，诸寨地方分委火头及土官守之。官军驻彼，日久天向炎热，地多瘴气，议暂还金齿操练，俟秋再进。”[98]实际上明代英宗时已经意识到云南、贵州、两广等地瘴气多发，但是此地又不得不守。朝廷仅能采取慢慢习惯的方法。正统二年九月，“广西总兵官右都督山云奏，兵部移文将两广、云南、贵州，勾补新军发于广西南丹奉议等卫所补伍，其地瘴疠特甚，军士至者，多有死亡。乞暂留在城卫所支粮操练，待其渐习水土，然后发遣。从之”[99]。同年十二月，杨士奇等言：“监察御史清军，有以江北人起解南方极边者，有以江南人起解北方极边者。彼此不服水土，死于寒冻、瘴疠，深为可悯。臣等议以江北清出军丁就发辽东、甘肃一带卫所补伍，江南清出军丁就发云南、贵州、两广卫所补伍。庶兵备不缺，下人不困。”[100]皇帝让大臣部议，最后不知结果，但从弘治年间兵部李介的奏言来看，恐怕杨士奇的奏言最后未获准行。因此弘治十一年，李介又上奏：“北人戍南者，率毙于瘴疠；南人戍北者，多困于苦寒。以此逃亡数多，召募难集。今太原、平阳、大同三府所属州县，清解军丁往南方诸卫所补役者，请免令起解，改编于大同所属边卫，庶人情便宜，边卫充实。”[101]弘治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成化年间兵部尚书余子俊，在会议贵州巡抚陈俨调兵剿匪时，也言说贵州天热瘴疠盛行乃是会兵剿匪的心腹之忧。[102]弘治二年，兵部奏言：“先以广西地方有警，奏调湖广官军万余人，分为两班赴浔州、柳州、断藤峡等处哨守，类多死于瘴疠。幸而生者，往往逃窜，人情畏惧，如就死地。”[103]四年周洪谟言：“云南、老挝等处，其地瘴气甚毒，进者必死。”[104]

瘴气如此凶恶，朝廷却没有任何办法。守卫这些地方的卫所士兵陷入了极其惶恐之中。“人情畏惧，如就死地”，但是明代军令森严，普天之下，皆为王土，即使自己侥幸逃脱，除了面临清勾之外，还要连累自己的亲属到卫补役。其时人们认为瘴气乃是一种瘴疫，便由来自湖广、安徽一带的军卒按照家乡的驱傩仪式，行驱邪禳福之举。傩祭仪式便传入云南、贵州等地。

近年学术界在南方瘴气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成果表明，明代早期，云南因夏季雨水多，该地多潮湿，植物较多，雨水和土壤、岩石等一起极易产生一种有毒气体，这种气体即为瘴气。这种瘴气随着人类的繁衍、对土地的开垦的增多以及地貌结构、气候的变化等因素而逐渐减少，至清渐趋消失。[105]云南和贵州的这些卫所屯堡因远离统治中心，粮草接济不太方便，因此便大力开垦土地，加强城堡建设，这些人类活动对当地地形地貌以及气候等的变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所居屯堡及其周围生活和生产区域瘴气减少，并逐渐消失。而当时的卫所屯堡官兵皆不明其理，多数认为是神灵驱除了瘴疫，因此每年的驱傩仪式极其隆重，逐渐成为屯堡人的每年必行的民俗礼仪事项。后即使改朝换代，明代卫所官军的后代——屯堡人，仍然按照历年来老祖宗定下的章程，每年照行不误。从当地的学者所做的田野调查来看，贵州地戏乃是军卫所行的军傩。明代贵州卫所的分布主要集中于交通要道，并在交通要道周围设千户所、百户所，下再设屯堡。谢振东《贵州省安顺市九溪村小堡地戏考察》认为，当地地戏是由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调北征南时，军队屯驻贵州带入的。“贵州凡是喊屯叫堡的村寨，就出地戏，不叫屯堡的村寨的地戏表演，都是学习他们的”[106]。

贵州安顺当地村民称这种表演叫“跳神”，学术界因其不在戏台上演出而称其为地戏，也有依据其表演时的形式和内容称其为傩戏。进行傩礼时，全堡人皆要参与，合堡上下，神圣和娱乐充盈其间。沈福馨言，有次他陪友人到陶关看地戏，见跳神的面具摆了一地，旁边妇女说这是在“晒菩萨”，“可见在她们心目中，这些脸子是被崇拜的偶像”[107]。在屯堡人的心中，他们认为安顺的这些地戏，就是一种跳神仪式，并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戏曲形式。因为是一种跳神仪式，因此其中的程序和禁忌要求极其严格，例如仪式全部结束进行“扫场”后，外村的参与表演者必须马上离开村子，连头也不能回，如果有人回头，则扫场仪式即表示失效，必须重新再做一次。

云南的关索戏和安顺的地戏相似，也是保存于屯堡之中，形式与地戏也差不多。伴奏乐器也仅有锣鼓，而无管弦。仪式开始要先开光，开光后，晚上要先祭药王大将，向药王大将祷告。第二天开始排练，排练前要沐浴，正式表演之前要斋戒，一直到仪式结束。正月十六仪式结束后要送药王，也有仪式。[108]

无论云南的关索戏，还是贵州的地戏，他们都有一套严格的禁忌和仪式，正因为是一种神圣的跳神仪式，这种明代的军傩才得以流传至今。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外的关注和社会政策、社会追求的转变，他们正越来越远离传统，无论形式、内容和功能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