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的下移与唢呐的民用化

以上两则文献显示：第一，明代早期鼓吹为军中之乐，为军中统军官所用，文官和士庶人等皆不得使用。第二，明万历时期，军中鼓吹遍及各地，无论文官武臣、宗勋缙绅、士庶僧道，皆可使用鼓吹。第三，明代军中鼓吹之乐器组合主要为金革之器。

明代鼓吹原由军中使用，如何在明代后期沦为全国庶民皆可使用？明代鼓吹原为军中统军官专用，如何后期文官系统也可使用？喇叭、唢呐原属军器，如何在明代中后期，逐渐为民间所用？

顾炎武言明代鼓吹之乐器组合主要为金革之器。按照八音分类法，革类为各种皮膜鼓类乐器。金类当为铜属乐器，如锣、角之类。《三才图会》之《器用篇》载：“铜角，古角以木为之，今以铜即古角之变体也，其本细，其末巨。木常纳于腹中，用即出之，为军中之乐。喇叭，其制以铜为之，一窍直吹，身细尾口殊敞，似铜角，不知始于何时，今军中及司晨昏者多用之。”[104]《三才图会》还记载了唢呐的情况：“唢呐，其制如喇叭，七孔，首尾以铜为之，管则用木。不知起于何时代，当是军中之乐也。今民间多用之。”《三才图会》完成于万历年间，此时唢呐已经普遍应用于民间。除《三才图会》之外的其他明代类书，一般不将唢呐列入音乐篇中。如刘胤昌撰写的《刘氏类山》、郑若庸辑《类隽》、刘仲达的《刘氏鸿书》、徐炬的《新镌古今事物原始全书》等。可知此时虽然唢呐已经普遍用于民间，但儒士缙绅并没有将其视为民间该用之物，唢呐的军器性质依然存在于士大夫上层的共识之中。唢呐作为军器，也是鼓吹乐的主要代表性乐器。鼓吹下移民间的重要表征即为唢呐的民用化。下结合文献将唢呐由军器逐渐沦为军民共享之原因进行探讨，以探讨鼓吹乐下移的原因。

明人徐渭言：“中原自金、元二虏猾乱之后，胡曲盛行，今惟琴谱仅存古曲。余若琵琶、筝、笛、阮咸、响盏之属，其曲但有《迎仙客》《朝天子》之类，无一器能存其旧者。至于喇叭、唢呐之流，并其器皆金、元遗物矣。”[105]刘勇等学者认为唢呐在元代时主要用于军中，其言甚是。[106]朱元璋在元末的统一战争中，随着实力和统治区域的扩大，以及蒙元降兵的增多，吸收蒙元各项军事制度，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军事体制。作为军中号令的信号乐器唢呐可能也被其吸收应用于军中，或者说洪武年间至少在投降过来的蒙元军队，即“达军”中，唢呐已经在使用。永乐时期，唢呐正式作为军中信号用乐器出现在文献中。《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载曰：

既然必须依照大小铜角、笛声为号，又不许声音相同，则其声音的组合形式就必然会高低有别或长短节奏有差，这就带来声音组合形式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又不能完全脱离军队号令功能的的实践。这种声音组合形式，必然要让军中每一个人都听得懂，这才是“明号令”之意义所在。如此才能够从军士到小旗，从小旗到总旗，从总旗到百户，从百户到千户，从千户到指挥，从指挥到都指挥，从都指挥到总兵官，上下一体，军令明白，全军上下，务令遵守。永乐十二年的师行号令已经有“大小铜角和笛声”，笛声应该为唢呐，此后永乐十二年所发的军事号令便成为明代的军营律法，被后世所遵守。[107]戚继光《练兵实纪》说道：“掌号笛即为吹唢呐。”[108]隆庆三年六月庚子，兵部议覆巡视给事中李己、御史刘思问所陈大阅事宜时亦载：“开营将台上吹号笛。”[109]广东东部的中军班直至现在仍然称唢呐为笛。从当时军中用乐器来看，唢呐其时已经在军中运用，且为军中专用之器。《明英宗实录》卷二五二“景泰六年夏四月乙酉日”载：

号笛乃军中常用之物，所谓“皆行师之具”。华阳王私命人购买，胆大妄为，买俊自首，按照《大明律》，显系自首不究。从皇帝敕书来看，恐怕这些器物皆没有成交就已经被告发，否则按照明朝法令，私下购买军器俱重罪。从这一条记载我们也可以推断，明朝前期唢呐恐怕只用于军中，民间尚未见有记载。华阳王尚且如此，其他民间众生，焉有敢以身试法者。唢呐的民用或者说唢呐由军中走向民间，至少应该是景德年间之后的事情了。它可能与明代的兵制变迁有关系。

明初朱元璋建立了系统的仪仗制度。从《明集礼》来看，唢呐在洪武朝尚没有正式进入仪仗，其时唢呐可能仅用于军中。唢呐用于仪仗最早应该在永乐年间。永乐朝曾数次北征，在永乐亲征北元过程中，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逐渐形成。其中作为皇帝仪仗亲兵的三千营主要职责为“司宝纛令旗”。《明会典》载：“三千营，提督内臣二员；武臣二员；掌号头官二员；坐司官五员；见操把总三十四员；上直把总十六员；明甲把总四员。”坐司官五员：“一司管执大驾龙旗、宝纛、勇字旗、（巾夫）御宝，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官军。一司管左右二十队勇字旗、大驾旗纛金鼓等件，上直官军。一司管传令营令旗、令牌、御用监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官军。一司管执大驾勇字旗、五军红盔贴直官军，上直官军。一司管杀虎手、马轿，及前哨马营、上直明甲官军、随侍营、随侍东宫官舍、辽东备御回还官军。”[110]嘉靖二十九年，更三千营曰神枢营。最早的三千营皆为投诚归附的蒙元士兵，唢呐既然为蒙元军队皆有的信号乐器，其拥有唢呐应当无疑。作为皇帝的仪仗亲军，唢呐既是军中信号传达的工具，又是军营鼓吹的主要乐器，其功用主要在于警严。

明代中期之后，由于文官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的逐步加强，嘉靖时期，原有武官镇守各地的制度，逐渐也出现了文官替代武官出镇现象。这就为原属军营武官专用的、以唢呐为主奏乐器的军中鼓吹，逐渐在文官系统也得以使用。此外，属于监察系统的各省巡抚本属文官系统，但是在明代中期后，也逐渐兼主各地兵事，使用鼓吹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一载：

韩雍以文官出镇，专理军务，自然拥有军中鼓吹：

明人王世贞撰《觚不觚录》曰：

可知此时，无论文武，总督巡抚皆有鼓吹。明代初年，只有总兵官列营用鼓吹，到明中期后，由于文官统军，而得以下移文官系统。考虑到明代的分户当差制度，明初对军户的规定非常严格，军户地位也非常特殊，至少在永乐之前武职官员的地位要稍重于文官。随着全国统治形式的逐步稳定，文官的地位逐渐上升，加之原归各都司卫所系统自己管理的粮饷转而由各地方布政司及府州县文职官员管理，武官的待遇和地位优势彻底丧失。[115]文官统军并使用鼓吹，具有非常之意义。

明代中期以后，各地的农民起义反抗增多，原分布于全国的卫所旗兵脱逃者甚多。而清勾工作由于明廷政策的摇摆而十分艰难，军士逃亡现象十分严重，给地方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嘉靖间国防形势趋紧，兵员不足。各地防守吃紧，民壮弓兵与正军一起参与城镇的防守和日常训练。嘉靖九年十二月，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傅鹗上条陈言“时校阅以振颓弱事”时曰：“夫行伍具矣，而不训练，何益于用？今宜通行畿省抚按，各循旧例，官军与兵快人等，一体讲武较艺。”[116]明《（嘉靖）建阳县志》载：

可知明民兵制度始于成化初年，但因“人不习战”，统驭不专，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推测其时军器唢呐已进入民军。嘉靖十年，巡按御史虞守愚的奏疏，使各地民壮大兴。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夏邦谟等所陈“边备十二事”中言曰：“增苏州之兵。请于直隶八府各州县，量选民兵，号为义勇，仍将应解各省军俱改隶蓟镇。以训练责之兵备，校阅责之御史。”[118]各地方志也记载了民壮弓兵参与城守和与正军一体练兵之事。各府州县均有练兵用教场，许多州县周边并无卫所驻兵，其城守除少量正军外，主要依靠民壮弓兵。于志嘉根据嘉靖《江西通志》统计了明代江西各卫所旗军舍余及各府民壮人数，其中旗军舍余共42527人，操练旗军舍余共12795人，屯种旗军舍余共16907人，运军11354人，民壮则有40745人。[119]民壮人数约为操练旗军舍余的3.2倍。这些民壮与正式旗军共同编入军营，共同训练，共同城守。而民壮城守则有吹鼓手参与，例如《嘉靖建阳县志》载：

唢呐、号筒、喇叭俱成为民壮所用之器，如此，军中鼓吹之器便自然下移民间。另外唢呐流入民间也与明代中后期的募兵制有一定的关系。嘉靖时募兵制逐渐成为各地镇戍的主要军事体制。募兵制兵源较为复杂，很多即为当地民户，战时为兵，平常则散而为民。即使是原来的卫所守屯士兵，由于明中叶卫所屯政的败坏，“守屯之卒与农氓无异”[121]。这是作为军中专用鼓吹的军乐器流入民间的第二条渠道。

这些军中专用之器，也称“响器”。《苍梧总督军门志》载曰，总府有“铜响器五十二件”，此响器主要为军中鼓吹乐器组合之统称。《明宪宗实录》卷五五载：成化四年六月，“镇守陕西太监刘祥等奏，开城县土达满俊（即名满四）等三百余人，抢掠苑马寺官马，杀死土官指挥满壔所带官舍十七人，旬日啸聚一千余徒，披明甲，执弓矢，吹响器，势已猖獗。上命祥同宁远伯任寿，右副都御史陈价等量度贼情，速抚剿之”[122]。《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也记载了尚书张升、都御史张敷华上书言及皇朝旧例，皇亲族属、姻党家人往来河道，吹响器，张旗号，需索人夫酒食车船之事。[123]隆庆三年礼部上大阅礼仪注时言：“上升辇，中军举号炮三，各营鼓吹齐鸣，卤簿及马战兵导从如来仪，钲、鼓、响器与大乐相应振作。”[124]明熹宗时，顺天巡抚岳和声奏言，顺义官兵“所有营房、盔甲、器械、车马、旗帜、响器各项动支永平库贮”[125]。明代响器主要指铜角和唢呐等乐器。至今中原许多地方民间尚有称唢呐班为响器班的习俗，这可能是明时对军中唢呐等铜制乐器称呼的一种民间称呼孑遗。

此外，洪武朝初期，朝廷常将投诚和归降的蒙元旧军聚族而居。“置洮州常阳十八族等处千户所六，百户所九，各族都管十七，俱以放元旧官鞑鞑等为之”[126]。洪武六年，“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旧将士，得元参政副枢等五百八十余人，军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师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命河南卫都指挥郭英招集故元将士，得七百余人，皆命分补侍卫”。[127]这些蒙元降兵属于特殊的军户，有事则参与兵事，无事不与当地卫所相辖属。其首领者品级较高[128]，一般为闲职军官。一旦国家有事，朝廷即征召他们率兵出征。这一部分人，在明代后期时，逐渐与当地民户相融合，其所用军中响器也随即进入民间。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作如下结论：唢呐为金元军中专用信号乐器，明初达军通过投诚、归附、附籍等方式归入明军。永乐北征，达军三千营作为皇帝亲兵，主要职掌仪仗旗鼓。唢呐等作为仪仗用器，可能为军中所用。唢呐流入民间与明朝军事体制的变化有关系。文官统兵体制，使得鼓吹由武官专用，扩展到了文官体系。再因明代军事体制的变化，卫所制度的逐渐败坏，各地府县长官和民壮弓兵参与各地防守，募兵制的出现使得鼓吹、响器、唢呐等逐渐流入民间。至万历朝前后，出现了无论文武、士庶、僧道，“不论贵贱，一概溷用”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