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军礼的发展阶段

一、清代军礼的发展阶段

清代军礼与清代的军事进程有着密切关系。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入关前的军礼、入关后的初期规范、调整与成熟期三个阶段。

（一）入关前的军礼

满族族源神话言始祖乃天女感孕而生，因此诸事皆重祭祀。

天神是宗族的保护神，因此在入关前的军事活动常常伴有祭天仪式。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为报祖、父二人之仇，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杀牛祭天立誓”[2]，出兵攻杀尼堪外兰。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领兵往征乌拉国，“太祖张黄盖、鸣鼓乐，沿乌拉河岸而行……十月初一日，太祖出营，以太牢告天祭旗”[3]。天命三年（1618），清太祖努尔哈赤率步骑二万征明，临行书“七大恨”[4]，祭告于天。[5]

祭祀天神往往要竖立旗杆或者“竖杆以祭”。祭天时要吹螺相伴。天命八年（1623）五月初六日，属下击杀叶赫部昂安，太祖出城迎之，“竖旗八杆，吹螺拜天”[6]。从竖杆以祭到竖旗八杆以祭天，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也说明了满族自然祭祀的政治化过程。神杆，满族人称之为“索罗杆子”，是萨满祭天而用，每家皆有，杆上要有九个枝杈，象征九天。祭祀时仅限男子参加。神杆是通往天神的途径，因此要立杆以祭。[7]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后，满族的基本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八旗成为一种社会组织，同时它又是一种军事制度，旗为军事制度下的军事基本组织。遇战事则八旗同出，祭天则每旗皆祭。天命四年（1619）清太祖率诸王等领大兵，行至界藩，因破敌乃杀牛八只，谢天祭旗。[8]天命十年（1625），太祖命将讨瓦尔喀部，闻捷出城相迎，宰牛八只祭旗，帝与诸将行抱见礼，燕赏三军。[9]天命十一年（1626），太祖亲征五部贝勒归，“宰牛八只祭旗”[10]。天聪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皇太极及诸贝勒亲率兵追察哈尔逃人，获二百户。翌日，刲八牛，祭纛告天。[11]

祭告天神可能来自于蒙古的“长生天”信仰[12]。满族敬畏天神，战前战后皆要致祭，无论胜败。天聪五年（1631）九月大捷，“竖纛鸣螺，汗率诸贝勒及领兵大臣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13]。战后为死者也要向天神祈祷，以求天神妥善照顾死者的魂灵。《重译〈满文老档〉》载：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六日，太祖向天祈祷曰：“天佑并以为是处，也难免犯一二错误。天以为非，不至于死。雅巴海，我也为你向天祈祷。你也向去了的地方的阎罗王诉说，投生在汗伯父那里。如果不那样，就投生你的诸兄中任何一人那里，投生在和硕贝勒以下、旗主以上任何一人那里。雅巴海、布哈、荪嘉泰、巴颜、雅母布立、实尔泰、郎格、图木布、达哈木布鲁、王格，你们九人的名字写在纸上，向天祈祷。天爱育我们，在战争之道中难免有一二错误。天一度以为是而钟爱，使你们投在好的地方。”[14]

满族的祭纛，和明朝的祭祀旗纛明显不同。明朝的旗纛祭祀是祭祀战神和兵器，祭祀的神主是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砲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祇五昌等神，是先前原始军礼和历代中原统治王朝的军礼遗存。而满族祭旗则是为了祭天，旗纛只是祭天的一个重要媒介。最初只是一个木杆子，祭祀者通过这个高高竖立的杆子来与神交流。后发展为出兵时通过竖纛来祭告天神。满族竖纛以祭，通常发生在战前或战后，而明朝的祭祀旗纛则为师行而祭和日常祭礼两种形式。

除了祭祀天神之外，战前战后还要谒堂子拜祭。堂子，即“祖先神之家”。满语称“恩都力包”，“包”系帐篷、家舍之意，现称为神堂，是供奉祖先神偶、神谱、神案、神像、神谕、神器之所。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落时，每征服一个部落后，必废掉这个部落的堂子。“并以爱新觉罗氏的堂子取而代之。同时还要把各部落世代崇祭的守护神祇和祖先神祇也要统一于爱新觉罗氏堂子所崇祭的守护神祇和祖先神祇之内。努尔哈赤征服各部后，对各部的堂子归顺本部堂子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毫不手软的，在政策和态度上也是十分强硬的”[15]。崇德元年（1636）规定：“其妄率行祭祀之举，永行禁止。”满族祖先死后均归入堂子，堂子是族人死后必归之所，是佑护在世族人的精灵之所。因此，战事前后，满族人皆要祭告。天命三年（1618）九月初四，努尔哈赤迎击明军，出征前往祭堂子。[16]天聪元年五月初六日，“汗遂率诸贝勒大臣往征明国。起行时，鸣炮三次。卯刻，出城，谒堂子毕，西行，出上榆林边，至辽河驻营”[17]。天聪二年（1628）五月十一日，“兵将行，汗出谒堂子，送出征贝勒于十里外，授以方略”[18]。《满文老档》载：天聪二年三月初七日，太宗征察哈尔凯旋，“申刻，至沈阳城，谒堂子，还宫”[19]。天聪三年，“十月初二日，即丑日巳刻，谒堂子，率兵起行”[20]。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太宗征战师还，至沈阳城，先拜谒堂子，然后才由东门入城。[21]可见征战前后拜谒堂子乃是满族入关前的主要军事礼仪。

祭天与祭堂子，都是清入关前的重要祭礼。一般情况下，出征时先谒堂子，然后祭天。崇德元年十二月初二日，太宗南征朝鲜，列队设仪仗，谒堂子行礼，复于堂子外树八纛拜天，礼毕，遂行。[22]凯旋归来时则先祭天，再谒堂子。天聪二年五月十三日，太宗皇帝闻出征诸贝勒将至，出城五里迎接大军，见统兵诸贝勒、诸大臣及士卒后，拜天。礼毕，皇帝还行幄落座，出征诸贝勒大臣等依次抱见，赏诸将，随谒堂子，还宫。[23]崇德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太极出城十里，迎接伐明凯旋的多罗武英郡王等人，先立八纛，行拜天礼，率众人诣堂子，行祭告礼。礼毕，还宫。[24]同年十月初二日，皇太极往迎出征明国宁远、锦州一带的和硕睿亲王、和硕豫亲王、多罗贝勒岳託、多罗贝勒豪格、固山贝子及诸大臣等。也是先行拜天礼，然后率出征诸王、贝勒、贝子及大臣等诣堂子行礼。[25]

崇德元年之前的堂子祭礼比较简单，充分保留着满族传统祭祀的基本形态。崇德元年之后，堂子祭礼吸收了汉族祭祀文化的一些特征。崇德元年（1636）六月十八日，皇太极定祭堂子、神位典礼。谕曰：

可知，崇德元年之前的堂子祭祀并不斋戒，祭祀不限次数，往往率行往祭。皇太极吸收了汉族儒家文化的礼仪制度，初步对祭天和祭神礼做了规范，改变了原先国小未谙典礼的原始祭祀形态。对祭祀堂子的次数、与祭者、祭祀方法做了规定，并严禁率行祭祀之行为。这次改革规范了祭天祭神行为，部族未有大汗诏令，不得随意祭祀，将祭天祭神礼升为大汗特权。仪式的规范正是为了强调和提升祭祀的重要性，摒弃了随意性的祭祀行为，加强了大汗的天命神授之特权和精神方面的控制，巩固了大汗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对祭天祭神礼的规范和控制，也是满族接受儒家文化并逐步汉化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同时也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统一中国的决心。

满族入关前还有战争胜利后宴饮赏功行为。天命八年（1623）五月初五，努尔哈赤为迎接出征蒙古的诸贝勒：

可知努尔哈赤时期的凯旋礼包括几个程序：竖纛拜天、行抱见礼、大宴礼。天命十年（1625）四月，太祖燕赏旺善、达珠瑚彻尔格等出征军士。[28]同年八月，“屯布噜等献功，帝出迎十里，宰牛八只祭旗”[29]。帝迎博尔晋至浑河，并大宴之。[30]天聪二年二月十七日，拜天告捷，以所俘获赏随征将士及被创人等。[31]三月初七日，大军克捷凯旋，将至沈阳，途设大宴，赐多尔衮、多铎名号。[32]

努尔哈赤早期实行的军礼多为满族传统的礼仪，天命后期开始吸收汉族文化来改造传统的满族军礼，并加入了乐的成分。皇太极时，逐步重用汉人，并按照明代军礼范式，亲征增加了告祭天地、太庙仪，并对仪式程序进行了规范。可知，清军入关前皇太极时期的军礼仪式，已在保留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明朝军礼的内容和形式，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军礼特点。

从家家可以立杆祭天，到行军八旗拜纛祭天；从每个部落可以拜谒堂子，到大汗废拆他部落堂子，将诸部落之祖先神归依爱新觉罗氏堂子并率众一并告祭，满族军礼经历了一个将民间宗教色彩祭礼提升为国家军事祭礼的过程。从最初的随意性拜祭堂子到对堂子祭祀的从祀人员、次数、程序、仪节等方面的规范，无不显现了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兴师出征、凯旋从最开始的鸣螺拜祭到鼓乐声振、卤簿仪仗皆陈，均和对明战事胜利相关。可以说，入关之前，满族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军中祭礼仪式，当然这种军中祭礼是在与明朝的战事过程中吸收儒家文化形成的。

（二）入关后初期的军礼规范期

礼乃治世之大经。面对新征服的国家和人民，清入关定鼎燕京后，初期几乎全盘接受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清世祖顺治曾言：“明太祖立法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能及也。”[33]顺治元年工科给事中朱鼎蔳上奏言道：“礼仪为朝廷之纲，而冠履、侍从、揖让、进退其纪也。若上习便安，下乐盘辟，则错乱无纪而礼仪之纲坏。”[34]顺治十七年皇帝言道：“朕自践祚以来，斟酌前代之典章，每于有明用深嘉叹。”[35]由于皇帝年幼，顺治八年之前，一切军政大事均由摄政王多尔衮处理。多尔衮进入北京之初即接受了汉族大臣们的建议，继续使用明朝旧官，因袭明制，国家的行政统治体系并未因改朝换代而停止运转。顺治朝对明代各种制度的借鉴和因袭，使得国家在改朝换代的阵痛中，很快恢复了正常。但是过度使用明代政权统治的经验，也带来满族贵族的不满。顺治在临死前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颁发遗诏曰：“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此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至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36]虽然遗诏可能为辅政大臣合议之后的意思，或为顺治的自谦之言，但是也透漏出这样一个事实：清人入关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其统治职能和机构设置几乎完全承袭了明朝的结构和各项政治礼仪制度。

顺治初期在军礼上的改制似乎不大。这可能由于入关初期，各地用兵甚紧，直至顺治十八年永历帝被俘，大陆才基本实现统一之故。统治者无暇顾及对军礼的改革，但也借鉴了明代军礼的一些内容，例如凡军事大捷奏报，祭告天地、宗庙、社稷，诏敕天下。顺治朝的军礼主要为皇帝遣将礼，大致包括遣将出师、奏捷、班师、庆成赏功等仪礼程序。此外尚有大阅礼。下分别述之。

顺治元年四月，多尔衮准备率师入关征明。初七日，“以出师祭告太祖武皇帝和大行皇帝”。初八日，“上御笃恭殿，赐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大将军敕印”。初九日，多尔衮、多铎、阿济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诣堂子，奏乐，行礼。又陈列八纛，向天行礼毕。统领满洲蒙古兵……声炮起行”。[37]

这次出师礼可谓顺治朝遣将出征的典型仪礼。入关前期，清出师礼的基本仪节与之大多相似，仅于细节上有所调整，如顺治八年皇帝亲政后，四月初二日定“命将出师至堂子行礼仪”，对出师祭告堂子礼做了新的规范：

这次对堂子祭礼的规范，主要是为了适应定都北京后，因祭祀程序、人员配置等方面的变化，而进行的有序调整。详细记载顺治朝出征仪式的史料比较少见。大多数文献对出征军礼的记载较为简略，出征仪式多失载不记。但顺治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诏定的“大军出征、班师礼”，却显示出和顺治初年的出师礼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其主要内容为：

基本程序主要有：出师前一日例赏、面谕行师方略、赐宴。出师当日赐印、赐茶、出师。和顺治初年相比，取消了出师祭拜堂子礼。取消原因可能是，出师之前要祭拜太庙，太庙中供奉的祖先神灵和堂子里供奉的祖先神灵相同，清代传统军礼和明代汉族文化军礼出现了矛盾。这在《清世祖实录》中也有所反映：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五日，“礼部以将征云南，奏出兵仪注。得旨：‘既因祭太庙斋戒，不必筵宴。其诣堂子，著永行停止，余俱照定例行’”[40]。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礼部奏元旦请上诣堂子。得旨：‘既行拜神礼，何必又诣堂子？以后著永行停止。尔部亦不必奏请”[41]。推测在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之后，出师行堂子祭礼暂时被告祭太庙礼所代替。

顺治朝战事报捷，一般要行朝贺礼，告祭天地宗庙。顺治二年二月初六日，西安大捷，“李自成败遁，三秦平定。上御武英殿，诸王、贝勒、文武大小群臣行朝贺礼”[42]。六月初八日，南京平定，摄政王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上表行庆贺礼。“是日，遣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告祭圜丘，礼部尚书郎球告祭方泽，吏部尚书巩阿岱告祭太庙，内大臣何洛会告祭社稷”[43]。闰六月十一日，顺治皇帝以阿济格荡平流寇事，遣官分别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是日，上御殿，诸臣上表行庆贺礼。[44]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福建悉平捷至，皇帝“命所司择日祭告天地、宗庙，诏赦天下”[45]。二十六日，“以浙东全闽荡平，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免行庆贺”[46]。月末，豪格奏报，张献忠伏诛，四川平定。大捷报至，皇帝深感嘉悦，命有司择日祭告，诏赦天下。[47]这种奏捷礼伴随着清初对全国的统一战争，贯穿顺治朝始终。

和入关前的军礼比较，它明显承袭了明代献捷礼的形式和内容。《清实录》记载这种奏捷祭告和庆贺礼多集中在顺治亲政之前，亲政之后则较少记载，这也和当时的战事情况相关。另顺治三年之后，大捷庆贺礼仪皆免行，仅行告祭礼。例如顺治四年正月，四川平定，皇帝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免行庆贺礼。[48]再如同年三月，“以广东平定，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免行庆贺礼”[49]。由于长期不行宣捷朝贺礼，吏科给事中法若真、广东道御史朱裴，借“云南贵州大定”疏言，“滇黔底定，率土同欢。所有祭告宣示典礼应如议举行”。顺治十六年七月初七日，皇帝命礼部议覆言道：“祭告典礼，著察例具奏。大兵开服滇黔，业成一统，皆赖上天眷命，太祖、太宗功德贻庥，非朕德威所能自致，何敢居功。宣捷表贺等礼，俱不必行。”[50]

清顺治亲征班师仪节和入关前的仪节相同。入关前主要仪节有郊迎行凯旋礼、竖纛拜天、宴饮、例赏，入关初期基本沿袭了入关前的主要仪节。顺治三年，扬威大将军和硕德豫亲王多铎等凯旋，八月二十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决定出边迎接。[51]九月二十三日，摄政王抵达兀蓝诺尔：

宴后以所俘获马驼牛羊等“大赏出征内外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暨固山额真以下，侍卫、牛录章京以上等官有差”[52]。返京后，皇帝出安定门迎劳，并赐宴赏功。[53]基本仪节和入关前相同。

顺治八年亲政后，开始逐步调整多尔衮摄政时的一些政策和措施。顺治十三年诏定的“大军出征、班师礼”对班师做了新的规定：

和入关前相比，取消了竖纛拜天仪，但基本仪节变化不大。

顺治朝承袭了明代的大阅礼概念，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大阅礼始终未能举行。顺治八年四月初二日，皇帝定“诸王、文武群臣、陪祭扈从及接驾送驾仪注”时，曾言及大阅事宜：“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各按旗传令兵马整齐队伍毕，部臣奏请阅营，上遍阅。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各旗大臣，率众官兵跪候驾过，归本队立。如上召见，率领额定随从人员朝参。上还宫，若命随行，仍率领额定人员随行。否则各从本队而还。”[55]

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兵部等衙门议覆内大臣鳌拜等疏奏：“‘大阅以讲武，典至重也。自太祖太宗以来，举行已久。今请酌古准今，三年一次大阅。阅毕，传令大臣并侍卫于御前较射，赐宴。次日，诸王贝勒率文武各官上表称贺，以昭大典’。应如所请。”得旨：“允行，并著为令。”[56]从鳌拜所言的大阅仪式来看，其应该就是明代大阅礼的翻版。虽然皇帝同意了鳌拜的疏奏，并强调将三年一大阅“著为令”，但是并没有落实到位。以至于三年之后的顺治十六年六月初九日，皇帝再次谕兵部：“大阅典礼，三年一行，已永著为例。数年以来，尚未修举。今不容再缓，著即传谕各旗官兵，整肃军容，候秋月朕亲行阅视。尔部即详察应行事宜，择吉具奏。”[57]但当年秋七、八、九三月仍未行大阅礼，此后也未见有文献记载。可见顺治朝承袭入关前太祖、太宗行大阅事宜，仿明代大阅礼，对大阅仪式进行了新的规范，但是却未见实行。

顺治朝兵事不断，相关军礼事宜大多以明代军礼为主要模式，并结合本民族的传统礼仪，做了一些局部调整。除了以上所析诸礼之外，顺治朝还在行军仪仗、仪礼方面做了一些规范。如规定：“凡出猎行军，摄政王仪仗前导，奏乐而行。其余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随带仪仗，不前导。或专领兵马，或镇守城池，仪仗前导，奏乐而行。”[58]这是仿照明代的仪仗制度，并结合清初摄政王及各王的地位而定的。再如顺治三年九月初七日，定“摄政王出都，及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奉命出征，经过地方，迎送礼仪”，规定了摄政王、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等奉命出征时，各地文武官员迎送礼仪。[59]另外与军礼相关的还有祭祀火炮之神和旗纛之神，完全是对明代祭祀礼仪的承袭。总体来讲，顺治初期军礼多沿袭入关前旧礼。随着全国统一战争的发展及对先朝官员的使用，形式完备、仪制详尽、礼意清晰的明朝军礼逐渐为顺治皇帝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得以施行。

（三）清代中叶军礼的调整和成熟

1661年，康熙继位大统，清朝进入了盛世阶段。康熙朝清三藩、收台湾、反沙俄、平噶尔丹；雍正朝统青海、征服准噶尔；乾隆朝大一统空前强大。受四位辅政大臣影响，康熙初年将顺治后期对前明旧制的完全承袭国策进行了调整，恢复了部分满族旧制。但在康熙亲政后，各项政策遂逐步恢复到顺治朝后期状态。在礼制方面，除祭堂子礼仪尚保持着满族旧俗外，其他大多数礼仪皆沿袭前明旧制。

康熙朝军礼可分为皇帝亲征、命将出征、大阅礼和大狩礼四种类型。我们仍以出师、告捷、班师、大阅礼仪为例对康熙朝军礼进行考述。

（1）出师礼

清康熙朝出师礼有二：命将出征、皇帝亲征。

康熙朝命将出征仪和顺治朝前期相似，包括授大将敕印、祭堂子拜天，饯行于郊等仪节。从仪节上来看，康熙朝完全放弃了顺治十三年之后的出师军礼。康熙十三年正月初十，康熙于太和殿，遣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带兵征伐湖广，遣安西将军都统赫业领兵征四川，赐敕印；皇帝率众诣堂子行礼；吹螺、竖旗纛拜天于兵部前；皇帝置大驾卤簿于天安门桥前，出西长安门为诸将送行，“命王以下、副都统以上，俱乘马驰而过，复遣内大臣、礼部兵部大臣饯于郊外”[60]。同年十月初六日，赐和硕简亲王喇布扬威大将军印，命其帅师之江宁。皇上亲诣堂子行礼，于兵部前祭旗纛。皇帝亲出西长安门为其送行。[61]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命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康熙御太和殿，授图海抚远大将军印，命礼部、兵部官员为之饯行于郊外。[62]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为征剿策妄阿喇布坦，皇帝自太和殿排设卤簿，率众亲诣堂子行礼，于兵部外，鸣角祭旗。十二月十一日，敕抚远大将军允禵印，于太和殿行授敕印仪。大将军望阙叩首行礼，肃队而行。[63]可见，从顺治十三年开始废黜的出征前祭堂子礼，在康熙时期又得到了恢复。顺治朝出征前告祭太庙等仪则不行于圣祖朝，说明康熙时期对顺治晚期的完全汉化政策做了适当的反思，并吸收满族传统祭堂子习俗，在军礼中加以运用。康熙朝的军礼仪节对于其后各朝影响很大。

皇帝亲征。康熙皇帝曾三征噶尔丹。康熙三十四年，皇帝决定分三路征剿噶尔丹，自己统帅中路大军亲征。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帝以亲征谒暂安奉殿、孝陵。[64]二月二十七日，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太岁、火炮、道路之神。二月三十日，“皇帝率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诣堂子行礼，祭旗纛，亲领六军启行”[65]。军行途中，随时遣祭风雨及沿途山川诸神。[66]后两次亲征与三十五年礼仪相同。与清太宗相比，礼仪明显不同。崇德元年十一月，清太宗征朝鲜仅于征前祭告天地太庙，而无祭社稷、太岁、火炮、道路之神仪。也无沿途祭祀风雨、山川神之礼。可知皇帝亲征的这些具体礼仪仪节皆承沿明旧。

（2）告捷礼

明朝告捷分大、中、小三种礼仪，凡有捷音皆有相应仪节。[67]顺治朝告捷则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并行庆贺礼（后期省略庆贺礼）。康熙朝稍有不同。一般战事告捷，皇帝均下旨嘉奖并下部议叙有功人员，战事结束后，再行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及庆贺礼。康熙十三年，李之芳疏报金华、郑店捷音，尚可喜疏报新亨捷音，董卫国疏报龙泉捷音，阿席熙疏报绩溪捷音，皇帝皆令嘉奖并下部议叙。同年杰书等疏报黄瑞山捷音，十四年傅喇塔疏报沈家门大捷，岳乐疏报东乡捷音，十五年李之芳疏报常山、仙霞关、浦城捷音，十八年杨捷疏报岑阳山大捷，其礼皆如之。

康熙元年三月十二日，以伪永历帝朱由榔就擒、残明陨灭事，“告祭世祖章皇帝，并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福陵、昭陵。是日，上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各官上表朝贺”[68]。康熙二十年，云南平定，三藩之害解除，皇帝行庆贺礼，并诏令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孝陵，及盛京祖陵。[69]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皇帝以海逆荡平，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福陵、昭陵、孝陵、仁孝皇后陵、孝昭皇后陵等。[70]康熙二十四年六月初四日，圣祖闻彭春恢复雅克萨，时上驻跸古北口，诸臣于行宫行庆贺礼。[71]康熙三十五年五月，费扬古击噶尔丹而大败之，遣副都统阿南达奏捷，康熙闻知大喜，“顾诸大臣曰：‘师行绝域，即奏肤功。皆上天眷佑，应先行叩谢。’乃于行宫南门外设香案，亲率诸皇子、王、大臣官员及外藩王行礼。大学士伊桑阿、张玉书恭捧诸王、大臣、文武官员庆贺表入奏”。“于是诸皇子在幔城内，诸王及文武大小官员、外藩王、台吉在幔城外，行庆贺礼”。[72]

（3）班师礼

班师礼包括皇帝亲征班师礼和大将出征班师礼两种。康熙皇帝三征噶尔丹，回师皆行班师礼。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九，驾发清河，设卤簿，皇太子、诸皇子、诸王及在京文武大小官员，于郊外道旁跪迎；八旗护军、骁骑及近京闲散官员、士民工商、耆老男妇，夹道捧香跪迎。“上由德胜门入，诣堂子行礼毕，回宫，诣皇太后宫问安。翌日，以荡平噶尔丹，王以下文武各官行庆贺礼”。[73]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皇帝亲征朔漠，噶尔丹死，大军班师。《清实录》载：

可知，皇帝班师仪节包括皇帝设卤簿、众人郊迎、皇帝拜谒堂子、还宫、行庆贺礼等内容。除此之外，皇帝班师后还要磨崖勒石，并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永陵、福陵、昭陵、暂安奉殿、孝陵、仁孝皇后陵、孝昭皇后陵、孝懿皇后陵。[75]

大将出征班师礼。康熙朝战事频仍，多次遣将出征各地，皇帝通常视战功情况和出征大将的爵位，安排大臣郊劳或者皇帝自己亲迎于郊。

康熙十四年闰五月十六日，抚远大将军多罗信郡王鄂札等征灭察哈尔，班师凯旋，皇帝亲率在京诸王、贝勒及文武大臣，迎劳于南苑大红门。康熙御黄幄，命诸将行抱见礼，赐茶，逐次面问各有功将士毕，率在京王、贝勒、大臣及凯旋王、大臣等回城诣堂子行礼，礼毕回宫。[76]康熙十九年三月初八日，“上以定远平寇大将军和硕安亲王岳乐自湖广凯旋，率在京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满汉大臣出郊迎劳”。当日，皇帝驻跸芦沟桥，初九日，“上自驻跸所率诸王大臣等，迎凯旋大军于二十里外。大军既至，上率出迎诸王、大臣及凯旋王、大臣、官员等，拜天毕，上御黄幄，和硕安亲王岳乐率凯旋将帅行礼”，赐茶毕，皇帝回宫。[77]康熙十九年九月，康亲王杰书自福建凯旋，皇帝率诸臣出郊迎劳。“大军既至，上率出迎诸王、大臣及凯旋王、大臣、官员等拜天毕，上御黄幄，和硕康亲王杰书率凯旋将帅行礼”[78]。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上以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征南大将军都统赖塔自云南凯旋”，亲率文武百官驻跸芦沟桥，准备郊劳凯旋之师。十二日，皇帝率诸臣自驻跸所前行二十里外郊劳大军。[79]

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一，荆州大军凯旋。科尔沁公图纳黑等将至都城，康熙遣内大臣塔达，携茶郊迎。十八日，荆州参赞军务蒙古台吉温布率所属将士凯旋，遣散秩大臣博落特等迎劳之于天津。[80]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郭尔罗斯三等台吉鄂齐尔等自荆州凯旋，皇帝遣内大臣寿世特等迎劳之；十三日，杜尔伯特三等台吉俄木布等自荆州凯旋，皇帝遣内大臣塔达等迎劳之。[81]

大军凯旋后，便是议叙军功。《清圣祖实录》卷八八载，康熙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兵部题福建凯旋官兵叙功事，康熙曰：“此等官兵，在外效力，极其劳苦。有功之人，着先行议叙；其有罪者，俟全师回日，再加详议。”[82]二月二十一日，“理藩院兵部会题，福建诸处凯旋外藩蒙古公台吉官兵，陕西凯旋鄂尔多斯王古鲁等三旗贝子台吉官兵，功绩均应议叙。若令俱至京师，人数众多，恐致糜饷。宜俟草青时，令齐集适中之处，理藩院遣官四员，两路分往，察核军功案籍，照例议叙。得旨：议叙军功，事关重要，其令理藩院侍郎达哈塔、兵部员外郎杜楞往彼察核”[83]。议叙军功，清朝非常认真，经过有司查验察核，才能论功升赏。

（4）大阅礼

顺治朝曾多次言及大阅，但终未实行。康熙时，大阅则多次举行。康熙十二年正月十九日，皇帝巡幸南苑，率诸臣行猎郊射。[84]二十日，皇帝大阅，诸文武官员、亲王、贝勒等皆于晾鹰台分两翼排立，康熙披甲御晾鹰台上黄幄，命诸臣领兵结阵操练。之后树侯骑射，康熙与诸臣皆射毕，卸甲，御黄幄，赐宴，还宫。康熙甚为认可此次大阅之礼，对兵部尚书明珠言：“今日陈列甚善，可著为令。”[85]此后康熙朝大阅仪皆以本次大阅为准。

大阅目的在于修武备、昭法制、简阅军器、训练士卒，另一方面可以威吓邪小，以防其不轨。康熙深悉此道，每大阅必允到京蒙古诸部及其他外藩观阅。皇帝虽曾言：“从来抚绥万邦在德教，不在威武。故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但是演兵场上，排枪并发，声震天地。“巨炮所击，树侯栏墙，莫不应声而倒”，众藩皆惊惧失色，甚有匍匐仆地、战栗不止、惊心破胆者。[86]此时的威慑作用，甚于任何言语。

雍正朝基本沿袭康熙诸军礼仪节。雍正二年，青海平定，雍正命裕亲王保泰等议平定青海仪节。三月十三日，保泰等议覆曰：“应照平定吴逆、噶尔丹之例，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永陵、福陵、昭陵、暂安奉殿、孝陵、孝东陵、景陵，并奉先殿。”雍正深以为是。二十二日，以青海平定，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奉先殿；[87]四月初一，遣官告祭暂安奉殿、孝陵、孝东陵、景陵等，叙诸将功并升赏有加；初五日，遣官告祭永陵、福陵、昭陵；十四日，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官员上表，行庆贺礼[88]；六月撰平定青海碑文，令勒石国学，颁发直省，以昭功德。[89]

雍正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朝廷准备征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诣太庙告祭。[90]六月二十二日，授靖边大将军公傅尔丹敕印，礼毕，雍正率大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及在京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等，拜谒堂子，于兵部前鸣螺竖纛拜天，皇帝亲送傅尔丹于东长安门外，命“王大臣与大将军、副将军递茶进觞；礼部、兵部堂官与参赞大臣递茶进觞；侍卫与出征官员递茶进觞”，礼毕，大军出征。[91]雍正九年八月，大学士、忠达公、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出征，上命弘历告祭奉先殿，王以下官员俱至西长安门外送行。[92]雍正六年十二月、七年五月大阅皆准康熙定制。[93]

可知雍正朝从遣将出征到班师军礼，皆延续了康熙朝的相关军礼制度。当然雍正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制，例如，平定青海后增加了献俘和受俘礼。青海大捷对于刚即位的雍正皇帝意义至关重大，在按照成宪举行各种庆贺仪式之外，雍正皇帝令行献俘军礼。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

雍正二年闰四月初十，将平定青海所获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三人，解送至京，行献俘礼。遣官告祭太庙、社稷。十三日，行午门受俘仪。“王以下、文武百官齐集午门前。设卤簿，鸣金鼓，上御午门楼前楹，升宝座，受俘。兵部官率解俘将校，将平定青海所获叛逆俘囚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三人，白练系颈，跪伏。兵部堂官奏：‘所获俘囚，谨献阙下。’上命交刑部，于是刑部官领旨，兵部官引俘押出。王以下文武各官行礼毕，上回宫。是日，赐解俘官各蟒缎、朝衣、帽、鞾，加赏银百两，兵丁各赏银二十两”[95]。

从雍正献俘受俘仪具体仪节来看，它与明代献俘军礼仪节基本相同。雍正对清代军礼的继承和发展，使得清代军礼的主要内容在雍正朝便得以完备。

乾隆朝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繁荣，清朝进入繁盛阶段。国家实力强大，给统治者增强了无比的信心。乾隆皇帝开疆拓土，战事更为频仍，乾隆皇帝自认为有十全武功，皆与战事相关。其军礼诸仪也进入成熟和稳定期。其军礼的成熟和稳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诏定诸军礼仪注

经过了康熙对军礼的初步调整和雍正的平稳发展之后，清代军礼从仪节到内容基本确定。从最初的满洲传统到顺治后期的全盘接受明代军礼仪式，再到康熙时期的兼容并蓄，及雍正的逐步完善，清代军礼在承袭明朝军礼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习惯，形成了本朝特有之军礼仪节。例如祭堂子礼，本为入关前满族特有之原始崇拜仪式的孑遗，但是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作为祖制，成为清代军礼出师班师仪所必行之礼。虽然被视为祖制，但顺治的疑惑也依然存在于后世各朝。顺治认为：“既行拜神礼，何必又诣堂子？”堂子祭祀为各祖先神位，既然出师已经拜祭了太庙，诸神已经受享，何必再次诣堂子再拜？看来顺治认为堂子祭礼为满洲旧礼，既然统一了全国，必然要承袭明朝的所有，惟此才能彰显以清代明的国家统治的正统性。顺治亲政后便按照儒家思想，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了新的审视。其时的社会现实也迫使其必须按照明代的制度，来统一全国仕民官绅等各阶层的思想，以此消解明朝后裔的“以夷代夏”之反抗。后世研究清代军礼的学者也有同样的疑惑和不解。针对这种疑问，乾隆十四年四月诏定致祭堂子典礼之前，皇帝对议政王大臣等谕曰：

此时，满清统治已经被认可，乾隆承认祭祀堂子乃满洲旧俗，之所以不改其名，在于“重旧制也”。然后引经据典，言古人祭天有郊有类，礼本来就是不同一的。遣将出征，祭堂子是古人类祭遗意，列纛行礼则与古人祃祭者同。因此认为出师当告遣，班师则须告至，而相关祀典及具体仪节疏略，彝章阙乏，因此命议政王大臣等“详悉具仪”。乾隆将堂子祭礼亲自裁定，载入《会典》，一改以往纷扰不定，使得堂子祭礼成为国家制度所规定师出师入军礼所必行之仪节。此意义极为重大，形成了中国古代军礼所特有之内容和仪节。

乾隆定制祭祀堂子礼主要依据的是前朝《会典》所载祭祀堂子礼而成。

全国的统一战争和对周边防御体系思想的建立，使得清代乾隆朝以前的军事行为连绵不断，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军礼制度的建设。到乾隆十四年时，国家强盛，军队战无不克，乾隆借傅恒金川告捷之事诏定出师告捷典礼仪节。此后乾隆朝及其后世子孙所行军礼均以此为例，这次军礼的诏定也标志着清代军礼仪注的基本成熟。

以上材料显示，乾隆时期诸种军礼仪节皆已形成规范。将仪注十二条纂入军礼，形成制度，使得后代皆有章可循，清代军礼发展进入稳定期。

（2）军礼内容的确定和成熟

“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季条例，采条例而为各部署则例。新例行，旧例则废。故则例必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采则例以入《会典》，名为《会典则例》或《事例》”[99]。满洲统治者入关之前即已注意《会典》之意义。入关之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先后修撰《会典》。乾隆起，将典则和事例分为两部分：会典则例和会典事例。嘉庆和光绪《会典》，将礼部之仪式、祭器、卤簿及户部的舆图、钦天监的天体图汇为一编，即《会典图》。清代五部《会典》均记录了军礼的相关内容，《会典》所载军礼内容，可以显示出当时清人之军礼观念。将五部《会典》所载军礼内容进行比较，即可看出清代军礼发展的大致轮廓。我们先来看乾隆之前的三部《会典》所载军礼类项：

上表显示，《康熙会典》载录的军礼为命将出征和凯旋仪，《雍正会典》载录的军礼有“圣驾亲征、圣驾凯旋”，“大阅、会阅”，“命将出征、凯旋仪、献俘仪、受俘仪”，《乾隆会典》军礼为“亲征、命将”，“献俘、受俘”，“大阅、大狩”。三种《会典》，《康熙会典》最为简略，仅记有命将出征及凯旋礼，是因《康熙会典》修成于康熙二十九年，康熙三十四年开始的亲征噶尔丹自然没能载入，其前的顺治朝也无皇帝亲征之事，因此虽然《康熙会典》是仿照《明会典》撰修，但无载亲征内容。完成于雍正十一年的《雍正会典》，则将康熙亲征事例以及太祖、太宗时期亲征事例列入，并将“大阅、会阅”列入军礼，还将雍正始创的清代献俘、受俘仪节一并列入。乾隆朝基本沿袭成宪，内容和仪式无新内容出现。可知，清朝军礼的主要仪节形成于雍正朝。乾隆朝对军礼诸项内容的完善和丰富主要见载于《钦定大清通礼》。

乾隆朝《会典》虽对各礼开载详明，惜因其卷帙繁多，多藏之秘府，民间难以窥知。为此高宗令李玉鸣等检集前代礼书及本朝《会典》，博采前闻，广搜往册，摘取汇集，斟酌损益，修撰《大清通礼》，以期“明白简易，士民宜于遵守”，“通礼所重，在行礼仪节，详悉纪载，以便于遵循”[100]。因此乾隆二十四年成书的《大清通礼》所载的军礼内容最为丰富，主要有大阅、亲征、告至、命将、献俘、日月食救护等，各礼仪节均极为详尽。惜《钦定大清通礼》刊刻之后，并未发至各地，直至宣宗道光四年，始刊刻颁行全国。

《大清通礼》对各礼进行规范，重在践行。因此其仪节内容比较全面，军礼的主要内容基本确定。其后，完成于乾隆五十一年前后的《清朝通典》、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的《清朝通志》，以及后世嘉庆和光绪朝《会典》所载的军礼也基本依《大清通礼》军礼内容为标准：

上述文献所载军礼内容，由于皆重在仪节践行或者相关管理机构的职责，因此多以具体仪节为主要内容，如果从实行军礼的整体行为来看，其皇帝亲征、命将出征、大阅、大狩和日月食救护等诸礼皆在乾隆朝之后趋于稳定，并不再有新的变化。道光之后，面对着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输多胜少，其军礼之献俘、受俘、受降诸仪如何还能够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