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亲征礼与遣将礼的实践

明代军礼按照官书记载应分为亲征礼、遣将礼、大阅礼和大射礼。亲征礼和遣将礼为战时之军礼，大阅礼和大射礼为日常军事训练或者具有军事训练性质的军礼。由于现存明代文献对大射礼记载甚少，大阅礼在上文已有涉猎，因此本节主要以亲征礼和遣将礼为研究对象，探讨有明一代军礼的实施情况。

（一）亲征礼的实践

有明一代，战事频仍，皇帝亲征之事时有发生。考《实录》知，明天子亲征有太宗、宣宗、英宗、武宗四朝史实存在。永乐时，为了平定北方，安定京城，永乐皇帝朱棣五犁虏庭；宣德时汉庶人朱高煦反，皇帝朱瞻基引兵亲征擒获反逆；宣德三年，朱瞻基再次率兵亲征兀良哈；英宗皇帝宠信王振，亲征致己巳之变，失陷北虏；正德十四年宁王反，明武宗亲征宸濠。

明朝皇帝亲征，皆有亲征礼。行施军礼更多是彰显帝王之威权、出师攻伐之正当性，正所谓“肃振武威，用彰天讨”。太宗朝五次亲征分别为：永乐八年征本雅失里汗，班师击败阿鲁台；永乐十二年亲征瓦剌；二十年征阿鲁台；二十一年再征阿鲁台；二十二年三征阿鲁台。每次亲征均行天子亲征礼。

永乐八年二月初一，永乐帝以亲征胡虏诏告天下，初七日以亲征胡虏軷于承天门，遣官祭祀太岁、旗纛等神，十一日，使皇太子祭社稷。沿途初九日于龙虎台遣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居庸山川，十六日遣朱焯祭宣府山川城隍，二十三日遣官祭所过名山大川，五月初二日，祭饮马河山川，十六日命薛禄祭斡难河山川。七月班师，十七日至北京受朝贺，十六日大宴，二十九论功行赏；八月十三，命行在礼部集僧、道于庆寿寺、白云观，建斋醮三昼夜，荐亡北征军士；十月初四日，由北京返还京师，先期于奉天殿丹陛设坛告祭天地，遣官祭告北京山川、城隍、旗纛诸神，沿途所经陵寝神祠，皆行祭礼；十一月十二，车驾返京师，遣官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孝陵、承天门及京都祀典、旗纛诸神，行朝贺礼大宴群臣。[59]

永乐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天子亲征漠北，命皇太子以出师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十七日軷祭于承天门，另遣官致祭太岁、旗纛及所过山川之神；五月初三，遣礼部尚书吕震祭禽胡山山川之神。六月初九日班师，十二日大军至黑山峪，敕皇太子以班师告祭天地、宗庙、社稷；七月二十二日，遣官祭宣府山川；八月初一日，车驾至京师，群臣上表贺；初二日大宴群臣，命礼部会文武大臣论功行赏。[60]

永乐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太宗以亲征告祭天地、宗庙、社稷，第二天又軷祭于承天门，遣官告祭旗纛、太岁、风云雷雨等神。车驾发北京，遣官告祭居庸山川。五月大阅，永乐亲制《平虏三曲》，教将士歌之以自励。六月十六日，遣工部尚书李庆祭开平山川，班师返京。九月初二，遣太常寺官祭居庸山川。初八日上乘法驾入京城，亲告天地、宗庙、社稷，百官庆贺。十五日大宴随征将士。[61]

永乐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太宗皇帝亲征阿鲁台，躬祭天地、宗庙、社稷。二十四日軷祭承天门及旗纛等神，车驾发北京，遣太常寺官祭居庸山川。十月二十三，下诏班师。十一月初四，车驾至居庸关。初七至京师，太宗陈卤簿，谒告、天地、宗庙、社稷，文武群臣上表庆贺。[62]

永乐二十二年，太宗皇帝最后一次北征。四月初三，命皇太子亲征代告天地、宗庙、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初八遣太常寺官祭告居庸山川。五月二十三日，驻跸清平镇，宴随征文武大臣，命内侍歌太祖皇帝御制词五章。二十五日，车驾次威远川，大宴文武大臣，自制词五章，命内侍歌之。七月初七，太宗皇帝车驾至清水源，道旁有石崖，高数十丈，帝命杨荣、金幼孜刻石纪之曰：“使后世知朕亲征过此也！”十五日，旋师。七月十八，上崩于榆木川。[63]

观永乐帝五次北征，皆行亲征礼。出征前，先期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出征日軷祭于承天门（最后一次无軷祭仪），遣官祭祀旗纛太岁山川，沿途祭祀所过山川，班师则行朝贺礼、大宴礼、论功行赏仪，并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永乐皇帝五次亲征所行军礼如下表：

表2：永乐皇帝亲征军礼内容表

《明实录》所载永乐朝亲征礼与《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元年闰七月所诏定的亲征军礼，略有不同。洪武元年亲征军礼主要有：出征告祭天地宗庙大社，行祃祭祭祀旗纛，祭所过山川，凯还告庙社。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永乐朝亲征礼增加了軷祭及凯还之后的庆贺与大宴礼。与《明集礼》相比，永乐朝亲征仪缺宣露布军礼。永乐亲征是按照《明集礼》所记载的亲征仪注稍有调整而行。

永乐之后，明宣宗也有两次率军亲征记载：征朱高煦、征兀良哈。宣德元年八月初一汉王高煦反，初十宣宗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百神，遂率师亲征。遣礼部官告所过山川。擒获高煦后，于八月二十三日，遣官赍敕谕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祝曰：“比因高煦谋为不轨，以祖宗付畀之重，率师讨之，仰荷眷祐，事已平定，将以二十四日班师。谨告。”并遣礼部官前告所过山川。九月初六，回至京师，宣宗亲告天地、宗庙、社稷，初七日文武群臣上表行庆贺礼，宣宗遂止曰：“此国家之不幸也，何以贺？”[64]宣德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宣宗以巡边告太庙。九月初九日亲制诗歌慰劳三军，将士皆叩首抃舞，九月十五下诏班师，二十四至京师，谒告太庙，二十五文武群臣上表贺平胡。[65]

英宗亲征败陷虏庭。英宗亲征乃有明一代难以启齿之事，因此《实录》和其同时代史料皆曲笔或简略提及，关于亲征军礼之事，不详。但《明史》言道，永乐、宣德、正统间军礼率遵洪武元年亲征军礼，其说当有所出。

正德亲征之事在正德十四年。其年六月十四日，宁王宸濠反。七月十三，武宗决定亲征。八月初七日，皇帝遣定国公徐光祚祭太社太稷，遣新宁伯谭祐、驸马都尉蔡震祭告天地、太庙，告之上将南征。八月二十日，礼部上大驾亲征祭告礼仪和亲征颁诏仪注。二十二日，亲征师发。二十五日，遣太保武定侯郭勋祭太岁风云雷雨山川之神。八月二十九，大军至涿州，王守仁平宸濠之奏已至，上决意南幸，留守仁之疏不下。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初三，礼部上献俘礼仪。初八，大军还京，文武百官迎至于正阳桥南。“是日大耀军容，俘诸从逆者及家属数千人，陈辇道东西，陆完、钱宁等亦皆裸体反按，以白帜标姓名于首，死者悬首于竿，亦标以白帜，凡数里不绝。上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乃入。诸俘者，自东安门踰大内而出，弥望皆白，识者讶其非美观云”。当日以亲征凯旋，武宗命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蔡震、武定侯郭勋祭告天地、太庙、社稷。十一日，皇帝亲祀天地于南郊，初献时，呕血于地，不能终礼。第二天在奉天殿行庆成礼，免宴。[66]

宣宗亲征礼仪和永乐时相同，正德亲征军礼稍有变化。正德帝亲征前一天，礼部曾上大驾亲征祭告礼仪，[67]因时间较紧，武宗令各处祭祀俱遣官行礼。另礼部也拟定了亲征颁诏仪注：

武宗朝亲征和亲征颁诏仪由于其前已多年不行，未有故事可考，其仪注的推出应是礼部官在依据礼部旧注和则例，结合《明集礼》和《明会典》而重新校订的。正如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礼部尚书毛澄等在给皇帝的奏疏时所言：

这是亲征凯还之后的礼仪，皇帝随后作出指示曰：“宸濠，朕自有处置，余如所拟！”从宣德三年宣宗巡行北疆到正德十五年，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九十三年，其仪无从稽考，也属正常。正德之后，亲征礼再无实行。事实上从永乐后亲征仪式中便已经有了变化，比如洪武、永乐朝的亲征前的軷祭仪式在永乐之后便已经消失了，因其仪文不备，此后一直至清末軷祭仪礼再未出现。

（二）遣将礼的实践

明初太祖皇帝曾言：“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兵无节制，则将不任，将非其人，则兵必败，是以两军之间，决生死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良将。”[70]又言：“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祸乱，安生民，故命将出师必在得人。”[71]可见太祖皇帝对“命将”一事的重视。太祖用兵常不拘古法，手下战将如云，但皆能尽其长也。朱元璋知人善任，因此遣将出兵往往能攻城掠地，元末诸雄皆被其遣将击败，并将蒙元逐往漠北。

朱元璋在长期的征战中，对祭祀仪式非常重视。太祖曾编《存心录》言曰：“祭祀为国之大事，怠则无以交神明。”[72]朱元璋曾亲自为遣将出征告祭神灵，以求得诸神的佑护。吴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北取中原，命胡廷瑞、何文辉进伐福建，命戴德等取广西，出征日，朱元璋亲祀上下神祇于北门之七里山。洪武元年二月十六日，命康茂才从徐达征伐中原，遣李善长祭祀江河淮济之神。洪武四年正月初三，朱元璋亲祀上下神祇，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分道出师告伐明昇。[73]洪武四年四月初八，朱元璋遣朱亮祖为征虏右副将军率兵伐蜀，天子亲祀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城隍、旗纛诸神，告之用师之意。[74]洪武六年正月初十，命徐达、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练兵防边。朱元璋亲祭告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渎、钟山等神。[75]洪武三十年九月二十六，太祖以杨文佩为征虏前将军，取代平羌将军齐让征戍西南，行前遣官祭告岳镇海渎之神。[76]

洪武元年闰七月制定的军礼，遣将出征应有告祭武成王礼，但《明实录》和其他相关文献均无载，这可能与朱元璋的认识态度有关系。朱元璋认为：“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77]明初因立国之初，诸事繁杂，诏定军礼是根据儒生们考据前代旧礼，撰修而成的，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但是初期之制礼作乐主要在形式的完备，以彰显新朝的天命神授之正当性。等诸事顺畅之后，太祖即在初期制定的各礼基础上对诸礼进行了重新的修订，洪武十年改定合祀天地即为其改制之重要体现。

太祖初年制定的遣将告祭武成王礼，并没有真正实行。初期本应遣官祭告上下神祇，但是朱元璋却亲自告祭，将遣将祭告仪提升为天子躬祭，天子告祭当然不用祀武成王庙，这一方面说明太祖对明初各地军事行动的重视，另一方面表明朱元璋对初期制定的军礼不甚满意，因此在实际的实施中打了折扣。《明太祖实录》记录遣官祭祀武成王庙只有一次，是在洪武二年的二月初三日，也只是日常的祭祀，不属遣将出征前的告祭。[78]到了洪武二十年七月，朱元璋干脆在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祀武成王之时，将武成王王号去除，罢其旧庙，停止专祀太公，将其从祀于帝王庙。[79]>将武成王祭祀降杀还有一个原因，即此时天下太平，诸武将战功卓著，太祖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而逐渐降低武臣勋爵的政治地位，以儒生文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依赖的主体。朱元璋言曰：

明建国初期重武轻文之风，被太祖皇帝一句“自轻天下无全才”之言改变了。不专立武学，不专祀武庙，也显示了武将地位的下降，文人统治的开始。

朱元璋停止武成王祀五十六年后的明正统七年，英宗在大明门右侧新建五军都督府，由于原五军都督府之中府西北有庙专祀武成王以下十三人，新建五府时便将该庙移建于后府，并于七年戊午日专祀武成王太公望于后军都督府。[81]中军都督府中有武成王庙，说明虽然太祖有止武成王庙专祀之言，但由于武成王为士卒兵将的保护神，在军队系统中并没有完全废黜武成王庙。况且太祖并没有将武成王祀列为淫祀，只是将武成王降专祀为从祀于帝王庙。五府之中仅中军都督府有武成王庙，说明多数地方都严格执行了太祖皇帝的诏令。

明世宗皇帝时，祭享武成王庙得到了皇帝的允许。嘉靖十五年四月兵部言：“古今言兵者，以太公吕望为宗，请仿唐制立武成王庙，以汉唐以来名将如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尉缭子、黄石公、张良、韩信、李广、赵充国、诸葛亮、邓禹、冯异、关羽、张飞、李靖、李、郭子仪、曹彬、韩世忠、岳飞，本朝之徐达、常遇春、张玉、汤和配享。每岁春秋致祭，庶典制不阙，武教有所兴起。”[82]皇帝同意了兵部的建议。

上述遣将仪式为太祖出征时之军礼，除此之外太祖时遣将出征仪式尚包括师还之奏凯仪式、献俘礼仪式及受降仪式。明洪武三年六月李文忠北征大捷，俘故元诸孙买的里八剌等。杨宪等请以买的里八剌献俘于庙。太祖曰：“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83]遂不行献俘礼。但仍于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分别祭告天地和大庙。同年十一月徐达李文忠还师，上亲劳于江上，诸臣上表行庆贺礼，告郊庙，命大都督府兵部录上诸将功绩、吏部定勋爵、户部备赏物、礼部定礼仪、翰林院撰制诰以封功臣。[84]洪武五年十二月初四，征南副将军周德兴班师还京，诏论功行赏。论功行赏次日，受赏将领上表谢恩。

洪武朝制定的军礼以及对军礼的实践，为其后各朝的遣将征戍奠定了制度上的保证和行为上的规范。尤其是在明前中期的几代皇帝，均严格遵循太祖朝的制度和律令，不敢有所变动。永乐四年秋七月初一，讨伐安南，朱棣遣官告祭岳镇海渎之神。七月初四，命朱能、沐晟、张辅、李彬、陈旭为将军。七月十六日，朱能等率师启行，祭大江诸神。[85]十月初九，张辅等率师发凭祥度坡垒关，并望祭安南境内山川。[86]永乐五年五月十五日，朱棣因“征南将士冲冒炎暑，虑生疾病”，特遣使臣“奉香帛，遍祀岳镇海渎及安南山川、城隍之神祈福”[87]。五月底，张辅等平安南奏捷，六月初一，朝廷以安南平昭告天下。宣德二年八月，薛禄还京师献所俘获虏寇人畜。皇帝嘉劳之，命行在礼部、兵部录其功次高下，定赏格。[88]三年四月二十二，宣宗命行在礼部兵部议升赏四川总兵官都督陈怀等，因其献捷报俘获松潘蛮夷。[89]

成化间尝有荆襄、建州大捷，皆有献俘和论功行赏仪。论功功行赏仪在成化年间已经形成了制度。成化间各地兵事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因此军礼的实施便成为了常事。较前朝相比，论功升赏仪式可能有所简化。但行赏的多少厚薄，爵禄的品秩高低均有成制。成化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太子太保抚宁侯朱永向皇帝自陈道：“昔尝将兵南征荆襄，北伐胡虏，屡获克捷，当时与臣同功者，进爵至再、至三，而臣仅加一级，乞申议之。”[90]宪宗皇帝于是下诏让兵部参酌合议，兵科给事中驳其奏言曰：“论功行赏，具有成宪。况永前功已录，历时已久，今复奏扰，有违成命。”[91]兵部请皇帝圣裁，皇帝恩许其一子世袭锦衣卫百户，并岁加永禄米六十石。

明中后期戎事更多，凡用兵则必有军礼。下仅举万历间事为例。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李成梁遣官献捷，万历皇帝赏献捷官，次日，万历皇帝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称贺，十八日，皇帝论功升赏李成梁等。[92]六年二月二十六，辽东大捷，皇帝赏报捷人，以大捷升赏李成梁等。[93]九年二月二十一，辽东大捷，上遣官祭告郊、庙，文武百官各称贺。[94]十年三月十八，李成梁击败虏酋速把亥，“上喜命宣捷祭告如常仪”[95]。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李成梁破阿台、阿海，督臣周咏以捷闻[96]。同年闰二月初六，行宣捷礼。皇上亲临皇极门，百官百官称贺，遣官祭南北郊、太庙[97]。同年十二月二十七，辽东李成梁伏兵歼逞仰二奴，斩获一千五百有奇，“督臣张佳胤以闻，兵部请荐告郊庙，宣示中外，以昭殊烈。上是之”[98]。十三年三月大捷以闻。十八年四月初六，因辽东李成梁大捷，皇帝行宣捷礼，百官称贺，遣官祭郊庙。[99]二十八年十二月，李化龙槛送逆酋杨应龙妻子族党等行献俘礼，礼部择日告庙宣捷，上御门受贺。[100]二十六日，献播俘，皇帝御午门楼受俘，遣官告祭郊庙，逆酋党羽各论磔斩戍遣。[101]

观明代遣将礼，前期祭告上下神祇，或遣官或皇帝亲祭，表现了国家对战事的重视。祭告神祇也具有誓师的意义。战争胜利后，领兵官必宣露布或献捷奏闻天子，宣捷奏章一般有领兵官亲自撰写，其他官员原则上不能代劳。[102]明代献捷礼分为大、中、小捷三等。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直隶廵按王象恒针对辽东战事吃紧所上奏言曰：“各军且令各守城堡，固守一月者当大捷，守半月者当中捷，守五日者当小捷。”[103]天启六年正月，刑科都给事中陆文献疏陈方略曰：“守关以久近为差，守三日当小捷，守五日当中捷，守十日当大捷，望风欲溃者杀无赦。”[104]《东省防倭议》载曰：“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当小捷，六日当中捷，十日当大捷。”[105]《礼部志稿》也载：“凡各处奏捷，鸿胪寺于早朝将差来人役引至御前宣读捷音。隆庆六年，令择吉宣捷，至日不奏事，次日行庆贺礼。万历八年定，凡大捷于常朝期宣奏捷音。是日，百官各具吉服，宣捷之后，鸿胪寺官致词，行五拜三叩头礼。本日早，即遣官荐告郊庙，行翰林院撰文、太常寺办祭品。中捷以下止宣捷，不行祭告庆贺礼。”[106]《明史》也言，大捷日有宣捷礼，该日不奏事，百官具朝服上庆贺礼，并遣官告祭庙社。中捷、小捷仅举行宣捷礼，不告祭庙社，不行庆贺礼。[107]大中小捷具体的标准惜无文献记载。但是《明实录》载，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初一，兵部尚书上给皇帝的题本说，云南巡抚和巡按御史各自报平猛奉二贼捷，其报捷人员，按照循例，应予升赏，但是“擒斩止三百五十余级，即以三倍计之，仅及小捷”[108]。说明明代小捷标准斩获敌兵须千余人。这仅是从俘获和斩首敌军方面而言，从上述守城大中小捷标准来看，明代宣捷标准当是全方位的，攻城掠地、擒获物品等也应有定数。一般情况下，战后诸礼程序为，先宣露布，再献捷，最后献俘。万历二十年十月十七日，擒宁贼哱承恩，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右侍郎叶梦熊遣官具露布以闻。[109]十一月十二日，上御皇极门宣宁夏擒获哱承恩等捷礼。礼毕上憩暖阁。稍后上御五凤楼，鸿胪寺官奏献俘，刑部引俘见，毕，百官称贺，论功升赏有加，遣官以宁夏捷音祭告郊庙。[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