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军礼用乐发展概述

2026年04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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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军礼用乐发展概述

清代入关前的军礼用乐主要借鉴了明朝和朝鲜的军礼用乐制度。“天命、崇德中，征瓦尔喀，臣朝鲜，平定察哈尔，得其宫悬”[101]。清入关前太祖天命前期，其军事行为中主要实行的是满族的传统礼仪，如出兵祭天、谒堂子等。天命晚期随着战事行为的增多，归顺的汉族读书人也逐渐增多，努尔哈赤开始接受明朝的礼乐制度，如在祭天谒堂子时增加了明朝仪仗用乐。在战争中也注意保护奏乐乐人，以为己用。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三，努尔哈赤下文书曰：“……还有歌根的、哨探的、布莱牛录的，卖黄酒、馒头、纸等零碎东西的店里的人，工匠等，吹喇叭、锁呐有用的人可以在城里。”[102]“德格类阿哥、宰桑古阿哥率领八旗各一大臣、一牛录各二甲，去看完辽河渡口的桥，并安抚新尼堪，于二月二十七去时，海州城的诸官员，那里的诸火人抬着轿，打着鼓，吹着喇叭、锁呐，迎入城中。”[103]天命七年（1622）三月，都堂下达给平虏堡的备御文书载：“派出马肥的十五人，管理养马。给八旗共有的骆驼一头，载十五人食品等东西。喇叭一对、锁呐一对、小鼓一对、唐弹一个、东鼓一对、夸夸一对，如果不会使用，就要教给。”[104]可见这些乐器至少已经在备御中开始使用。这些乐器和乐人有些是自动归顺的。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九，努尔哈赤下达给抚西额驸、石乌里额驸、刘副将的文书言：“沈阳辽东的人是战败的。广宁的人是不战，吹喇叭、锁呐像亲戚一样迎接的。”[105]《满洲实录》卷七有图[106]（见下）。

图为天命七年正月，广宁城游击孙得功等率全城士庶人等迎接太祖进城之事。图中有龙亭一座，大铜角、小铜角、唢呐、鼓各一及其他仪仗用器。《重译〈满文老档〉》言：“广宁城的众官员们、秀才、白人全都举伞、纛，抬轿，打鼓，吹喇叭、锁呐、箫，在一里外迎接（汗），跪下谒见了。”[107]天命七年正月，还吸收明朝仪仗制度，制定了诸贝勒、大臣等各级仪仗器物及用乐：

都堂、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按等级准用小旗、伞、鼓、喇叭、锁呐、箫。汤古岱阿哥……给这十六人小旗各六对，伞各一把、喇叭、锁呐、箫、鼓。多弼额齐克……给了这十九人各小旗五对，伞各一把，喇叭各一对。给下级的参将、游击各小旗各四对、伞各一把。给众备御小旗各三对、伞各一把。 [108]

第一等的和硕诸贝勒都要准备小旗各八对、伞各一把、鼓、喇叭、锁呐、箫。第二等的诸贝勒要准备准备小旗各七对、伞各一把、鼓、喇叭、锁呐、箫。诸申和尼堪第一等的诸大臣要准备小旗各六对，伞各一把、鼓、喇叭、锁呐、箫。第二等的诸大臣要准备小旗各五对、伞、各一把、鼓、喇叭、锁呐、箫。第三等的参将、游击要准备小旗各四对、伞各一把、鼓、喇叭、锁呐、箫。众备御要准备小旗各三对、伞各一把。第二等的游击官以上要准备轿各一乘。诸申和尼堪的所有的官员要按汗规定的这个礼制做，在出城时，乘轿按等级打鼓、吹喇叭、锁呐，整饰行列行走。 [109]

图10：《满洲实录》载广宁鼓乐出迎太祖图

天命七年所作的仪仗规定，明显是受到了明代汉文化的影响。从天命六年七月初三努尔哈赤大宴诸臣所列之宴会用乐（见下图）也可以看出此时努尔哈赤已经吸收了汉文化的礼乐形式。宴饮分堂上堂下，宴乐位于堂下，其乐器组合为大铜角二、小铜角二、唢呐二、笙管笛各一、云锣一、大鼓二。天命八年，“定凯旋拜天行礼筵宴乐制”[110]。

至天聪朝时，皇太极十分注意吸收汉族的统治经验，曾言：“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111]皇太极吸收了明朝军礼的一些特点，在遣将出征和凯旋归来时，加入军礼用乐。《满文老档》载，崇德元年（1636）五月三十日，皇太极遣阿济格等往征明国。“卯刻，圣汗出抚近门，列大驾卤簿，吹喇叭、唢呐、海螺，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于是，至堂子外，以出征所携护军八纛列于前，鸣磁海螺及喇嘛号筒，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遂鸣炮三，大军启程”。[112]崇德元年（1636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太极往迎出征明国阿济格等，午刻出盛京城地载门，迎于十里外。出征多罗武英郡王等人序次排班，立八纛于前，吹螺掌号及喇叭、唢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大宴毕，皇太极率出征多罗武英郡王等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申刻还清宁宫。[113]同年十月初二日，皇太极往迎出征明朝宁运、锦州一带的和硕睿亲王等人。诸大臣序次排班，立八纛于前，吹螺掌号及奏喇叭、唢呐等，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太宗入黄幄升座，诸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毕，圣汗率出征诸王、贝勒、贝子及大臣等诣拜堂子，吹螺掌号及奏喇叭、唢呐等，行三跪九叩头礼。[114]

图11：太祖宴乐图

崇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皇太极亲征朝鲜增加了告祭天地、太庙礼。[115]太宗亲征之日，则卤簿仪仗皆陈。十二月初二日，大汗亲征朝鲜，列队毕，“巳刻，圣汗出抚近门，设仪仗，吹磁海螺、喇嘛号并喇叭、唢呐，诣堂子，行三跪九叩头礼。复于堂子外树八纛，仍吹磁海螺、喇嘛号并喇叭、唢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遂起行，列队诸将士俱跪候圣汗经过”[116]。

入关前的清代军礼用乐，在借鉴明朝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仪礼传统，形成了其军礼用乐的雏形。入关之后，军礼用乐皆遵明旧。康熙二十九年行会阅礼，陈卤簿，奏铙歌大乐，康熙时感礼乐不调，“始有志制作之事”[117]。“三十四年，定大阅鸣角击鼓声金之制”[118]。后康熙于律吕数算用功甚力，军礼相关用乐乐章和形式仍沿袭往旧，并无多少改进。雍正即位后，励精图治，整顿吏治，扩大垦田，摊丁入地，其制礼作乐主要在于与农事关系密切的耕耤、风雨雷神等的乐章定制。乾隆时期军礼用乐则有较大的变化。乾隆十三年十一月授大学士傅恒征金川敕印，皇帝御殿奏中和韶乐《隆平》和《显平》，辞章新撰。[119]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凯旋，皇帝幸丰泽园，定筵宴三章。[120]乾隆十七年定出师、凯旋祭祀堂子导迎回銮奏《祐平乐章》。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皇帝御太和殿，诸王百官行庆贺礼（初四日为冬至），因平定回部，颁诏中和乐章增撰《武成》《庆语》两章。[121]乾隆二十五年定平西凯旋筵宴笳吹乐章和进果丹陛清乐《圣武光昭世之章》，郊劳定得胜乐铙歌十六章，凯歌四十章。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凯旋筵宴乐章定皇帝升座中和乐奏《隆平之章》，[122]郊劳定铙歌十六章，御制《凯歌》三十章。乾隆朝之后，道光八年，因重靖回疆，定筵宴得胜舞乐二十章，其后再无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