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军礼的内容

（一）明代军礼的分类

明代军礼主要分为亲征、遣将、大射、大阅四种。这四种军礼皆由皇帝出席并以皇帝为中心而施行。

《明实录》记载显示，洪武元年闰七月诏定的军礼可以类归为“亲征”和“命将”两种形式[11]。洪武三年九月修成的《明集礼》，其军礼内容有三：“曰亲征，曰遣将，曰大射”。《明集礼》除了将元年诏定的亲征和命将礼辑入外，增加了其时刚刚于洪武三年五月诏定的大射礼[12]，它体现了明初尤其是洪武朝对军礼的认识。军礼的实质在于其“征伐大权也”[13]，如果从这种认识来看，明初这种将军礼分为“亲征”“遣将”和“大射礼”三类当是合适的。“亲征”和“遣将”乃是征伐大权之集中体现，“大射礼”是日常军事训练施行之礼，是征伐大权日常生活之显现。与“大射礼”属同一性质的“大阅礼”，类属军礼当无疑问，“大阅之礼以习武事而戒不虞也”[14]，扬耀威武，以镇邪小。唯“救日伐鼓”列入军礼似有不妥，明人文献中，大多将“日月食救护”归为祥异类。《明史》编撰者也深知其理，因此底气不足婉转言曰“而救日伐鼓之制，亦以类附焉”[15]。

（二）明代军礼的内容

明代洪武元年闰七月诏定的军礼主要有“皇帝亲征告祭天地庙社仪”、“祃祭仪”、“祭所过山川仪”、“凯还告祭庙社仪”、“遣将出师授节钺礼仪”、“遣将告祭庙社仪”、“祭武成王庙仪”、“祃祭军牙六纛仪”、“大将奏凯仪”、“论功行赏仪”等项内容[16]。洪武三年的《明集礼》对“亲征”、“命将”条，又进行了细化，并且对“大射礼”的仪注做了规定。隆庆三年又诏定“大阅礼”。军礼的制定及仪注的设定，为的是实行军礼时能够有所依据。军礼的制定，必然也牵涉到军礼用乐的制定与规范，军礼的实施也是军礼用乐的实践过程。下依据《明集礼》和相关材料，对明代军礼的内容和军礼的实施情况做出研讨。

对于“亲征礼”，《明集礼》所述甚详[17]，当是远宗周意，近采唐宋。类、宜、造、軷皆为先秦之礼，其实早在汉代，时人也已不知其具体行施仪式。至唐《开元礼》归纳先代各礼，整齐风俗，杂采礼典，丰简裁繁，重新制定了类、宜、告、祭之礼，但与古礼也已大不相同。明代天子亲征，“类于上帝”，“类”亦祭名。天子亲征乃国之大事，国有大事，须祭天告知。有事则告，因此祭日无定。祭祀方法比依“郊天”之礼，燎祭告祭上天，类祭实质是祭天之礼，但是祭祀的目的和告辞则与郊祀不同，因此归类于郊天之礼，名曰“类于上帝”。《明集礼》之“类于上帝仪注”曰：“前期择日祭告天地，服武弁，乘革辂，备六军，以牲犊币帛，作乐，行三献之礼。”[18]其仪与郊祀礼同。明代，洪武元年定郊祀礼，元年冬至日皇帝亲祀上帝于圜丘，二年夏至祀地祇于方丘，十年改为合祀，嘉靖九年恢复合祀天地制度。其仪注大致为：誓戒、视牲、燔柴、奠玉帛、进俎、三献礼、望燎。

“造于太庙”礼，“造”为“至”意。按周礼，出师前，必至庙迁主，车载以行；返必告祭，还主于庙。历代亲征皆有告庙礼。明代皇帝诏定亲征仪为：“前期择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辂，备六军，祭告太庙，每庙用牲币，行三献之礼，其仪皆同时享。”[19]明代时享仪为：斋戒、省牲、安神、三献礼、饮福、彻豆、辞神、望燎。

“宜于太社”，社主阴，主杀戮。周礼，征伐杀戮，宜社；军行，则载社以行；军归，献于社。明代宜社礼为，“前期择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辂，备六军，以牲犊币帛，作乐，行三献之礼”[20]；凯还则陈俘，奏凯于社，仪同春秋社稷礼。其仪：省牲、迎神、奉俎、三献礼、饮福、彻豆、送神、望瘗。

“祃祭”，祭军神也，为祷战神黄帝（也有说蚩尤）之礼。汉唐祀黄帝，宋祀蚩尤。宋真宗咸平四年定祃祭仪，设军牙六纛神位，祭用刚日，牲用太牢币。明设旗纛神祠，祭仪为：斋戒、省牲、迎神、三献礼、饮福、彻豆、送神、望燎。

“祭所过山川”，明制“凡所过山川有司具牲制币，皇帝服武弁行一献礼”[21]，其仪式为：斋戒、省牲、迎神、酌献、饮福、彻豆、送神、望瘗。

“奏凯献俘”，师胜还京奏凯乐，献俘于庙社。明制：“皇帝率诸将以凯乐俘馘陈于庙社门外，伺告祭礼毕，以俘馘付刑部，协律郎导乐以退，其告祭宗庙社稷，行三献礼，仪同于出师。”[22]

“宣露布礼”源于魏，隋定制，唐宋因袭之。明制：“亲征凯还，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午门楼上，以露布诏天下，百官具朝服听诏。”[23]其仪同“开读诏赦”，大致为三严、用宝、迎诏书、宣读、行礼等仪节。

“论功”，明制：“亲征凯还，中书省移文大都督府，兵部具诸将功绩，吏部具勋爵职名，礼部、户部具赏格，中书集六部论定功赏，奏取圣裁。至日皇帝服衮冕，御奉天殿，百官朝服，侍宣制，大赉，诏告天下。”[24]

类于上帝、造于太庙、宜于太社、祃祭、祭所过山川、奏凯献俘、宣露布、论功，均为皇帝御驾亲征时所要行之具体礼节。朝廷也会因时事之不同，对其中的某些仪节隆降有差。天子亲征所行诸礼，主要彰显的是朝廷“奉天讨逆”，向世人百姓显示出作战的正义性。这些礼仪的实行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政治意义。

“遣将”又称“命将”，在于“讨有罪，除民害”。洪武元年所定遣将礼具体仪节有：遣将出师授节钺礼仪、遣将告祭庙社仪、祭武成王庙仪、祃祭军牙六纛仪、大将奏凯仪、论功行赏仪；《明集礼》中的遣将礼主要包括授节钺、造庙、宜社、告武成王庙、祃祭牙纛、奏凯、献俘、宣露布、论功。两次对军礼的规定，内容基本相同。洪武元年缺少献俘和宣露布礼。《明集礼》对其进行了完善。和天子亲征礼相比较，遣将无祭天仪式，但是多出了告武成王庙仪（见下表）。

表1：洪武元年军礼与《明集礼》军礼内容比较表

天子命将出征必有仪，所谓授之权柄是也。授节钺为授大将以专“攻戮杀伐”之权。《明实录》所记洪武元年军礼和《明集礼》所载军礼均有授节钺的正式仪注，但是在《明实录》和正史及笔记小说中均无授节钺之记载，虽然《皇明经世文编》所辑明人文稿中有节钺之说，但其意多作为权力或军权之引申意，对皇帝遣将出征仪式中授节钺之事皆无言说。明代遣将授节钺礼仪是否真正得到实行，目前材料尚不足以得到有效的证实。但是不排除授节钺仪式已经成为命将礼的一个常规仪式，或者说必须要进行的无须说明的仪节过程，与遣将概念合二为一，无须重新做注。再者，既然洪武初期制度有规定，当应该或者至少应在制礼初期有所实行，否则该条不会在明洪武元年闰七月诏定的军礼之后，再次出现在洪武三年编订的《明集礼》中。

《明集礼》所载“授节钺”仪注为：前期设定各次位。是日初严，仪仗就位，和声郎陈乐于丹墀。次严，文武百官就位，大将军就位，“大将军所部将士及鼓吹皆候于午门外”。

授节钺之后为告祭庙社仪，其与遣官奏告庙社礼同。一般命大将以牲币行一献礼告祭。师还则陈凯乐、俘馘于庙社门外，祭太庙社稷，告以战况。其仪与出师祭告仪同。前期也有遣将告武成王庙仪，其仪主要有前期斋戒、省牲、陈设，正祭分奠币、进熟、酌献、饮福受胙、望燎等仪节。

出师前必祃祭军牙六纛神祇，其仪为：前期斋戒、省牲、陈设，正祭分奠币行礼、三献礼（大将初献，次将亚献，终献不进熟）、饮福受胙、望燎等仪节。(https://www.daowen.com)

出征途中，要告祭所过山川。告祭山川仪或由领军总兵官派人行祭，或者由朝廷专遣特使告祭。告祭地点或者在征伐途中所过之处，或者在京师遥祭。

战争胜利，大将要献捷、宣露布、奏凯、献俘、论功行赏。宣露布、献俘和奏凯常在一起举行。宣露布、献俘礼仪注为前期露布奏闻，前一日摆设备礼；正日宣露布，行献俘礼。《明史》载：“永乐四年定，凡捷，兵部官以露布奏闻，大将在军则进露布官行礼，次日行开读礼，第三日行庆贺礼，余如前仪。”[26]大将奏凯仪注：前一日摆设位次，是日设仪仗，百官朝服，奏乐，皇帝出如常仪，行礼奏凯乐。

论功行赏仪由前期准备陈设、三严皇帝外办、行赏正仪、翌日进表称谢等几个环节组成。

从皇帝决定用兵到命将仪式，再到战争归来的奏凯献捷、献俘、论功行赏、大将上表谢恩，这一系列的遣将军礼形式才算是完成。由于时间或者其他情况的变化，这些礼仪中有些仪节也可能省略，但是主要的、关系战争的祭告相关神祇和彰显“王战正义”及君臣关系的仪节，一般不会省略。祭告神祇，一方面“惟祈神佑”，一方面对出兵将士也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和鼓舞。宣露布一般为出战大将亲制，报至兵部，兵部上奏皇帝，皇帝诏令兵部及相关各部定宣露布仪。露布一般两种，或是献俘，或是献捷。宣露布、献俘礼必告庙社，目的在于昭天宪，以振天威，以镇邪小。论功行赏仪彰显的是君臣关系。大将军功再大，也是因为圣略渊深，明见万里之外，皇帝天威烜赫，上下神祇护佑。天子升赏爵显，大将怎敢安然受之，因此必具表谢恩。

明代遣将军礼的施行，与明代军制的变化有着密切之关系。明前期开疆拓土，其军制特点为，兵将分离，相互牵制。皇帝任命将领，兵部行文，卫所出兵。事后，将回兵部缴印，军归原卫所值戍。因此尤为重视命将仪。中期以后，明代国家安全政策有所调整，改变了明洪武、永乐时期的以攻代守之方略，在全国边地重镇分设总兵官，总兵官负责辖防区域的安全和保卫职责，战略方针由攻转守。边区有战事，一般由该区域总兵官负责剿灭征战。除非敌军大举犯境，朝廷一般不再另遣将领。因此遣将前的一些仪节，比如遣将告郊庙、祃祭等便不举行。战后的献露布、献捷、献俘礼，却尤显突出。

大射礼乃古礼，唐类为军礼，《宋史》列于嘉礼。明洪武三年五月诏定大射礼，并将其编入《明集礼》之《军礼篇》。除《明集礼》外，《明会典》也对大射礼作了记载，但是今存其他明代文献却鲜有提及行大射礼之仪的。明代大射礼的诏定与朱元璋的治国理想有关。朱元璋曾言：“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明初在全国建立卫所，令卫所将士屯田，且耕且守。射礼正是为了让兵士百姓不忘武备，日常加强技战技能练习，以备不虞。大射礼更主要的意义是一种象征，是朝廷提倡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体现。惜由于军事制度的变化，明时的军卫制度和先秦时期的民军制完全不同，因此从现有材料来看，大射礼在明代中后期似未得到很好的执行。明嘉靖二十二年正月，礼科给事中陈棐请行大阅大射礼，言大射仪式“既不应古谊，且与今政体不便”[27]，请先举大阅礼。皇帝下诏皆罢之不行。可见，至少在世宗前后大射礼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大射礼虽然少见文献记载，但是同属射礼的其他礼仪在明代却有了很大的发展。明初朱元璋认为古射礼久废，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于是颁仪式于天下，令太学生及天下郡县学生员皆习射礼。此种射仪，是仿大射之仪而有所降杀。[28]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诏“命学校生员兼习射与书数之法。射遇朔望习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主射，揖让升降，皆有节文，中者饮之以爵”[29]。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丙寅，诏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矢。[30]建国之初诏定的大射礼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文士多未解弧矢之事”的问题，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文人习武”也符合朱元璋的“天下英才文武全才”之理想。

洪武晚年，射礼已经行于天下郡县乡学，国子监也专辟有射圃，此时文人对弧矢之事也已熟悉。可以说洪武初期设定大射礼的直接目的已经实现。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国初诸将皆久历战阵，而这些将士的第二代子弟多数则“安享父兄俸禄，纵酒嗜音乐歌舞游戏”，明代实行编户制度及世袭制度，一旦有警，使之袭职，“挟弓矢上马，尚且不能”，安能为国效力哉？洪武二十七年，单寿袭其父职任扬州卫指挥，率兵于泰州捕寇，“猝与寇遇，众军并力迎敌，寿惧而走，且麾众使退，遂致败事”，太祖认为“此由其素不练习故尔”，故此诏令曰：“自今武官子弟宜于闲暇时令习弓马。当承袭者五军阅试其骑射，娴习者方许（承袭），否则，虽授职止给半俸，候三年复试之。不能者谪为军。著为令。”[31]武将子弟习射也已有了明确的规定，但至成化九年时，这种状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其年四月，皇帝亲阅骑射于西苑，结果非常糟糕，参加的诸公、侯、伯、都督、都指挥、指挥、坐营把总等官，“中三矢者仅四人，中二矢者二十三人，中一矢者九十九人，余皆全不能中，间又有止发一二矢者，甚至驰骤失节，不能开弓发矢及堕弓于地者”。皇帝大怒训斥道：“此皆尔等不严训练之过！”“使此辈总统部伍，安能递教军士？”[32]国家在武学考试中专设了骑射项目。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南京兵部尚书王恕等以南京武学考试，请降赏格给答策、中箭得中者。皇帝下旨曰：“策可观，又骑射能中至五六箭者，赏钞百贯；策可观并骑射能中，至五六步射中至四者，各半之。学官及教射之人亦如例给赏。”[33]

明代的射柳之仪，也应该算是射礼的一种。洪武二十四年五月辛卯，皇帝端午宴群臣于奉天门后，“上幸龙光山，阅公侯子弟及将校射柳，中者赏彩帛”[34]。《明史》言永乐年间有击球射柳之制，看来射柳之仪当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前即已有之。击球射柳仪已近嘉礼，成祖时至少在永乐十一年、十三年有两次举行击球射柳之仪。

明代大阅礼议定于隆庆三年，其前永乐、宣德、正统、正德、嘉靖均有大阅之事，但是大阅并无固定仪制，随意性较强。

永乐年间的大阅，多在亲征途中，目的在于战前习熟行阵。永乐二十年五月十一日，皇帝大阅后晓谕诸将曰：

可知此次大阅目的在于战前演习，以防与寇猝遇。五天后明成祖针对这次大阅专门言道：“古帝王闲暇无事尚不忘讲武，况今用兵之际，岂可虚时费日，不事讲习？”[36]目的在于通过大阅，使兵将不虚耗时日。古帝王讲武乃是其理论依据，战前演习才是其眼前目的所在。战前行大阅，诸事皆显仓促，似没有什么固定的仪式，有可能只是日常训练的翻版，只不过主持练兵习阵的是皇帝本人，暗合古礼阅武之意。

宣德四年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皇帝阅武于峪口。正统十三年，刑科给事中鲍辉在给皇帝的奏言中提及英宗皇帝曾经在近郊大阅之事[37]。成化三年二月皇帝命马昂等大阅壮勇一十五万人[38]。正德元年三月命张伟等操练东官厅新选官军，以待三月之后大阅。[39]正德年间，京营戎务分春秋二阅，年终则行大阅。[40]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十，皇帝同意了兵部、工部所言营建殿堂、提督讲武之事，“每岁仲冬大阅外，其春夏秋仲月望日，该部请旨，会官严加校阅弓马、兵书，开具等第奏行。该部纪录，果弓马熟闲、通晓兵略者，即遇缺推补，否则不得升叙。上从之”[41]。

隆庆二年之前的大阅一般由皇帝遣中官司礼太监代为阅视[42]，至隆庆三年大阅才改为皇帝亲行阅视[43]。隆庆诏定大阅礼首先是由张居正提出的，但是也遭到了一些官吏的反对。幸有兵部尚书霍冀等大力支持。隆庆二年九月，兵部尚书霍冀等议覆大学士张居正所陈饬武备事宜，言“大阅之礼，宣宗尝行之兔儿山，英宗尝行之北郊，又尝行之西苑，成宪具在。今皇上圣性英资，同符列祖，当戎务废弛之秋，正四方改观易听之会，伏望自隆庆三年为始，于季冬农毕之后，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以甄别将官，验其教练之多寡以黜陟之；次第以考校军士，视其技艺之高下以为赏赉之等差，但有老弱即行汰易。以后间岁一举，如此不惟京营卒伍可变弱以为强，即边塞诸军亦望风而思奋矣”[44]。隆庆皇帝深知其时之弊端，曾言曰：“朕惟国家设立京营，以养战士。平时则讲军实，遇警则壮国威。盖以居重驭轻，安内攘外，为万世计也。越我皇考，又更新戎政，申饬宏规，专命文武大臣为之总督协理，其制大备。夫何迩年以来，法令寖弛，蠹弊丛生，士马消耗，器甲彫敝，将多怯敌，兵无选锋。朕甚虑之。夫列屯坐食之兵非益寡，而春秋掺练之期非甚疏也，则何以废坏如是？无乃任事之臣不能明宣朕意，而以空文塞责与？”[45]正因为皇帝也看到了当时之法令废弛，将多怯敌、器甲凋敞、兵无选锋之状况，霍冀等人的覆议才迅即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大阅既有祖宗成宪，允宜修举，兵部宜与戎政官先期整饬，俟明年八月内来闻，余悉如议，务实行之。”[46]隆庆三年六月，张居正针对反对者的声音又深入探讨了皇帝亲行大阅礼的意义。他认为“京营戎务废弛日久，往岁虽屡经言官建白，厘革整饬，迄今数十余年，竟无成效”，“国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亲临阅视，不足以振积弱之气而励将士之心”，“何况兹礼一举，不惟京营生气，而边海之区咸知朝廷锐意武事，喁喁然亦思所以自效矣。故臣等以为大阅决不可罢，伏惟皇上断然行之。以后仍照旧例三岁一举，容臣等题请差司礼监官会同阅视，申饬赏罚，不敢数烦圣驾，庶典礼明，而臣等亦获免于烦渎之咎矣”[47]。皇帝同意了张居正及兵部官员的提议，决定于隆庆三年大阅于京营教场。

大阅礼日期诏定后，相关各部即开始了准备工作。兵部和礼部分别议定大阅军伍秩序，具体仪礼程序及大阅赏格报知皇帝钦定。隆庆三年六月二十八，兵部议覆大阅事宜。八月初三日礼部上大阅礼仪注，言及仪制时说：“大阅之礼，古昔所重。在成周之世，职列夏官。自汉唐以来，事载国史。迨我宣、英二圣，相继举行。成宪昭然，遗烈未远。兹遇皇上焕启神谟，光修令典，建熙朝之盛事，垂后世之法程，一切仪章俱当详慎。但稽之前代，则制度互有不同；考之先朝，则礼文亦多未备。臣等谨略参古制，兼酌时宜，议拟上请。”[48]可知明代大阅礼隆庆前礼文无备，至隆庆三年八月，礼部“略参古制，兼酌时宜”，制成仪文，由皇帝同意后，列为成宪，备之礼部，以后参照行之。此前张居正给皇帝的奏文中，也言及大阅礼是时由礼臣考订仪注，科道条画事宜，屡次上章奏给皇帝后制定而成的。[49]

隆庆三年八月，大阅礼制定后，九月即得到了施行。下结合《明实录》及相关史料将明隆庆三年九月大阅礼实行的情况梳理如下：

隆庆三年九月二十日，皇帝具常服，以亲行大阅礼告祭于内殿，用告词，行四拜礼，其仪如出郊礼。司礼监于将台上设御幄，总督戎政等官镇远侯顾寰等督率将领官兵预先肃清教场内外。皇帝诏命陈景行守备承天门，杜继宗、吕调阳守卫京城九门及皇城五门；命吴继爵、张鋐、王本固、刘自强等分阅千把总以下及军士武艺，命向程、刘尧卿、王圻、苏士润等人监射。这是大阅礼之前的相关准备活动和各官卫护任务。

九月二十一日一大早，诏命英国公张溶于教场祭祀旗纛之神。总督戎政镇远侯顾寰、协理侍郎王之诰从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共挑选骑兵二千，委派官员四名于长安左门外伺候，其余兵将各列于本营。凡参加大阅的官员着大红便服、关领护从，牙牌悬带，俱诣教场伺候。是日免朝。先是皇帝驾临教场行宫：

皇帝诣行宫稍事休息，一切仪式准备完毕，接下来便是皇帝登台仪：

三大营共战兵十枝、车六十枝，各下行阵方营。隆庆大阅礼分为两部分内容，一为阅阵，一为阅射，两项内容同一天完成。先进行阅阵：

紧接着为阅射：

大阅仪式完成之后，将台下举号旗，总协戎政官镇远侯顾寰及大小将领俱诣将台下，北向序立。皇帝谕总督戎政镇远侯顾寰、协理侍郎王之诰等官及将士曰：“诘戎讲武，保治弘图，训练有方，国威乃壮，尔等其勉之。”[54]接下来为传制仪：

皇帝暂于行宫少憩，待扈从各官至教场阅武门内排序站好，准备好伺候送驾仪。皇帝出行宫乘车辇，中军举号炮三，各营鼓吹齐鸣，卤簿及马战兵导从如来仪，钲鼓响器与大乐相应振作。奏《武成之曲》，其词曰：“吾皇阅武成，简戎旅，壮帝京，龙旗照耀虎豹营，六师云拥甲胄明。威灵广播，蛮夷震惊，稽首颂升平，四海澄清。”[55]总协戎政镇远侯顾寰以下官候驾至，跪，叩头，退。马战兵至长安左门外止，卤簿大乐至午门外止。上还，仍诣内殿参谒如前仪。[56]

九月二十二日，镇远侯顾寰等率将佐上表谢恩，文武百官行庆贺礼。具体仪式为：

兵部上大阅将领及侯、伯、锦衣卫官中射多寡等第，皇帝各赏罚有差。至此，大阅礼活动才真正完成。可见大阅礼分为前期准备、皇帝告祭内殿、行仪日遣官祭旗纛、阅阵、阅射、上表谢恩庆贺等仪礼内容。隆庆之后万历九年也举行了大阅礼，其仪注基本依隆庆三年例行，惟不用诸门戒严，仅依照行郊坛例，令武清伯李伟守卫。[57]大阅日遣临淮侯李言恭祭旗纛之神，万历皇帝亲阅营阵并校阅诸将佐马步射，命吴继爵、毛登分阅官军，以彰武伯杨炳总协戎政，翌日诸将谢恩，百官行庆贺礼，赏有功诸将等有差。[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