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旗纛祭礼用乐

明代师行祭祀旗纛、王国祭祀旗纛用大乐，这在《明集礼》《明会典》《明实录》《明史》中均有记载。对于各地卫所旗纛祭祀用乐情况，现有文献均无涉及。现依据一些零碎材料，尝试对其进行初步的判断。

《明会典》对各地祭祀旗纛仪式进行了大体的规范。《明会典》卷九四载：凡各处守御官，俱于公廨后筑台，立旗纛庙，设军牙六旗纛神位。春祭用惊蛰日，秋祭用霜降日。祭物用羊一、豕一、帛（白色）一、祝一、香烛酒果。先期，各官斋戒一日，至日，守御长官武服行三献礼。[51]可以看出，国家对旗纛祭祀所作的规定非常宽泛，只是限定了旗纛庙的位置、祭祀的神灵、祭祀日期，祭物和简单的程序及与祭者。至于如何进行及是否用乐，国家未作强制性规定。这种情况比较符合明代的实际情况。毕竟明代疆域辽阔，卫所众多，除直属五军都督府管辖的卫所之外，尚有很多羁縻卫所以及具卫所性质的土司府、军民司等建制。

凯尔森对法律规范所作的分类理论值得我们思考，他说：

明代礼制就是一种法制，对祭祀礼仪的不敬和亵渎，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明代规定的宽泛化的旗纛祭祀仪式，便即为国家的最高规范，即基础规范，这种基础规范必然要考虑到明代中国的现实，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均衡，内地卫所与边地卫所以及羁縻卫所共存之现象，仅仅对其基础规范做了规定。各地都司、卫所可以在此基础规范之上，形成自己的地方规范。上文所论旗纛祭祀基本仪文模式即为证明，只要基于国家基础规范，可以有在基础规范之内结合本地卫所的创新和发展，当然这种新的规范必须符合基础规范之本意和核心仪节之要求。

明代对旗纛祭祀做出规定时，即充分考虑到了国家用乐的差异性特点。朝廷师行及日常遣官祭祀则用大乐，王国祭祀也用大乐，这一点在用乐制度上有保障。毕竟国家专门有礼乐机构负责承应，王国也有专门的乐人应承各种礼仪活动。至于卫所则为国家大乐制度所不及之地，目前看来明代大乐制度仅限用于皇族和国家规定的小祀。当然这种小祀用乐多居于京师，由太常牵头各相关部门负责和实施，教坊司负责承应乐舞。国家遣官祭祀小祀神祇乐用大乐，部分祭祀因场地狭窄乐用鼓乐。鼓乐用于祭祀既是一种实用性体现，又给我们一种启示，毕竟各地军卫皆有鼓乐。按照明万历《琼州府志》记载，一个千户所至少应该拥有八个吹鼓手，这些吹鼓手除了训练之外，恐怕属于军卫专祀的旗纛祭仪当是必然要参加的。况且这种乐的参与符合国家礼制的精神，并没有违反朝廷关于旗纛祭祀的基本规范，在规范范围内的用乐参与，是对旗纛祭祀的有效补充。况且既使朝廷祭祀也有用鼓乐的先例，旗纛祭祀在地方卫所的乐用鼓乐顺理成章。

朝廷对地方祭祀旗纛没有在用乐方面进行具体的规定，第一，正是充分考虑到全国的实际情况。第二，为各地卫所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留出了自由的空间。“用乐的礼必然是具有仪式性、得到世人普遍重视，而且属于重要场合者”[53]。军卫专祀，旗纛诸神是士卒的保护神，是有关国家安全的中祀之礼，自然是各地卫所的重要仪节，其用乐就成为一种必然。军中吹鼓手的身份既属于军卒，又属于教坊（详见第二章）。毕竟乐是一种特殊性技能，没有长期的有效培训，一般士卒是不能达到要求的。这些培训皆在于国家制度的设定，是一种制度规定下的体系内传承。[54]那么在这种国家制度保障下的体系内传承的乐人，对于祭祀用乐非常熟悉。国家在京师祭祀旗纛所用大乐，仅是一种乐器组合或者说是一种乐器制度（《明会典》将大乐制度列于乐器制度之下即为例证），其具体用乐的曲目，则是那些“史书”和记录者所不屑于记载或者根本不懂其为何物。然而这些曲目却是这些吹鼓手们非常熟悉和每个人的必备知识。吹鼓手和社会上层是两种知识体系，历史书写的话语权执掌在这些社会上层的所谓的知识精英手里，因此无限丰富的“三千小令、四十大曲”便淹没于“乐用教坊司”话语之中。这也是现存史料无载祭祀旗纛教坊用乐名称之道理。

虽然如此，但是也可推断：既然朝廷祭祀用大乐仅是一种乐器制度，那么地方卫所祭祀旗纛所用鼓乐演奏的、与旗纛礼相须为用的曲目当是一致，只是目前尚无材料说明所奏曲牌的名字。而且作为一种教坊乐人体系内的传承，又是为神奏乐，其变化的程度应该不大。至清中叶卫所制度的消亡，旗纛庙转化为各种其他官方允许的官方祭祀神祇，如火神、关公等，其中关公祭祀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明代旗纛祭祀的功能。那么清代原属明代卫所管理的地方，其关公及其他神祇的祭祀则很有可能依然保留有明代旗纛祭祀的用乐曲牌。结合明清散曲和戏曲曲牌，以及现存所谓活化石之乐种材料，运用黄翔鹏先生所提出的曲调考证的方法，或许能够找出一两首明代旗纛祭祀的所用音乐曲牌。限于时间和精力，这将是笔者以后研究工作的方向，此处暂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