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军事训陈及其用乐

二、清代后期 军事训陈及其用乐

清代乾隆中期，八旗兵丁每日耽于安逸，好逸恶劳，不思进取，乾隆皇帝甚为头疼，多次强调八旗练兵的重要性，但冰冻之寒，岂能一朝消解？嘉庆皇帝即位之初，八旗与绿营更是积弊重重，原来的军事训练制度逐步废弛。道光皇帝虽曾连下谕旨，严饬诸将训练操防，但积重难返，八十万旗绿经制兵形同虚设。[172]鸦片战争，使得武备废弛的状况得以集中显现出来，也使得一批人开始了“睁眼”看世界。新式武器的引入必须要有全新的兵制与之配合，才能使之发挥出最大的功能。新军的产生，使得军事训练中的用乐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清朝后期新军和新军乐的出现，与其装备的变化密切相关。装备的变化源起于勇营之兵制，勇营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出现的。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发展脉络：太平天国运动——勇营（湘军、淮军）——新军，新军乐随着新军兵制的建立而产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勇营是新军及其军事用乐实践变化的基础，太平天国运动则是勇营制度产生的原因。

本节分两部分，来探讨兵制变革前后的军事用乐实践。变革之前主要有两种用乐实践：太平军的军事用乐和曾国藩的乡勇用乐；变革之后的用乐主要指新军的军事训练用乐。

（一）分化与突破：太平天国和清代勇营制度之军事用乐实践

嘉庆以来的农民起义不断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的鸦片战争极大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傲慢与闭关自守之心态。清政府每年都在震荡和煎熬中度过，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加剧了清政府的不安和焦躁，旗绿兵也已不堪，各地乡勇应时而起。这一时段的军事用乐实践主要集中体现于曾国藩等人领导的勇营和太平天国之太平军。

因镇压太平天国需要而诞生了各地之勇营，勇营是除了作为国家经制兵的旗绿二军之外，最为重要的镇压太平军的部队，其主要代表是湘军和淮军。勇营逐渐取代了旗绿二营，成为此时段朝廷的主要武装力量。勇营约延续了三四十年，先后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收复新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军事活动，对于挽救和延续清朝之命运以及近代军制的变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之意义。[173]

勇营的军事实践用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湘军阶段和淮军阶段。湘军军事训练和战争中的用乐实践，主要沿袭明清的用乐旧制而略有变化。淮军前期的军事用乐实践和湘军相同。1893年后，淮军逐渐引进了西方的武器装备，并按照西方的训练体制进行新的操演。其时淮军中的军事用乐实践，既保留了传统，又借鉴了国外军乐的特点。

（1）湘军的军事用乐实践

曾国藩领导的湘军是以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束伍成法”为基本方针，而建立起来的一支“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组织严密”[174]的武装部队。湘军在士兵的编组方面注意了冷热兵器的协同作战，其陆师的火器配比已经大于旗绿两营的持有比例。并在军中设立了营伍处和粮台等组织机构，增强了部队作战的机动性能和后勤安全保障。

湘军在士兵的拣选和训练方面借鉴了戚继光的方法，改绿营的世兵制为募兵制，并十分注重士兵的军事训练。曾国藩认为：“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士兵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175]湘军在军事实践中非常重视音乐的功用。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重视军营歌曲的作用；第二，重视军中信号乐器的使用。下分述之。

第一，湘军非常重视军营歌曲。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军歌的功用。明代戚继光时曾亲撰《传烽歌》《风涛歌》《凯歌》等。《风涛歌》主要是使将士明白行军预知天气的。《凯歌》是嘉靖四十一年八月横屿大捷，戚继光于庆功宴上而作的歌曲[176]。《传烽歌》则是戚继光为士兵们熟记传烽号令规则而作的歌曲，其歌词曰：“千贼以上是大举，百里以外即传烽。贼近墙加黑号带，夜晚添个大灯笼。若是夜间旗不见，火池照数代旗红。贼若溃墙进口里，仍依百里号相同。九百以下是零贼，止传本协各成功。单用炮声分四路，不用旗火混匆匆。山海大墙皆一炮，石门喜曹二炮从。台头松古三炮定，四炮燕马石塘烽。零贼东西一时犯，两头炮到一墩重。该墩停炮分头说，东接西来西接东。但凡接炮听上首，炮后梆响接如风。炮数梆声听的确，日旗夜火辨分明。”[177]这些歌曲或教将士以行兵技巧，或传将士以军令规则。

湘军首领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皆以戚继光练兵之法对招募的军兵进行训练，戚继光利用军歌对士兵传达各项要求和规则的方法自然为湘军所接受。曾国藩曾亲撰《爱民歌》《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等，要求官兵皆能熟悉。这些军歌内容涉及军营士兵的纪律、行军要求、战阵方法、训练的要点、军士与军官的关系等方面。如《爱民歌》对军兵在扎营、行路、号令等方面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规定（具体歌词见附录）。《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对水陆行战、结营操练、出队打仗等方面，“在在如何，切要真诀，莫不委曲传出”，此两篇“语韵而新，理切而实，法约而详”，“诚使援此著之为令，令军士各抄一遍，遍饬将吏随时点背，不记者重责，遇有过犯，能记者免罚。诵到极熟之时，将人人眼内都有定见，个个心中都有主张。力不劳劝而自奋，心不烦约而自齐。所谓一人可役千万人，千万人可使如一人者也”[178]。另外，曾国藩还作有三首《保守平安歌》。其时太平军兵锋正盛，各地乡民兵勇有惧战情绪。很多地方太平军离其很远，便已谣言四起，这样不利于乡勇的士气和军心稳定。为此曾国藩撰写了《莫逃走》歌曲，并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互帮互助，共抗敌兵（《第二要齐心》），还对操练武艺的方法和意义写成《第三操武艺》歌曲，进行传唱。这三首歌曲一起称为《保守平安歌》（歌词见附录）。曾国藩还写了一首《解散歌》，以瓦解太平军的军心和势力（歌词见附录）。

湘军的这些军营歌曲歌词内容涉及军营生活的很多方面。“其内容有平时的着装、军纪，武器的保管、保养，训练的要求、方法，行军时的顺序、侦察，营地的选择方法和营墙的构筑规格，作战时的兵力部署、指挥要领和各种情况的处置”，以及瓦解敌人和对待俘虏的方法，所涉内容和方面“几乎包罗无遗”，“起到了相当于条令和条例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179]这些歌曲多是多年战阵经验的总结，例如《水师得胜歌》是咸丰四年八月撰制，是在湘潭、靖港、岳州、武昌、汉阳等战大捷之后，“水师之规制略定，将卒亦略谙水战之法，遂制为《水师得胜歌》，令士卒歌颂，口相习熟，冀娴其大略，而其临阵之神明变化，则有不能及也”[180]。《陆军得胜歌》是在咸丰六年创制，也是在部队有了一定的战斗经验后，根据实战需要而写成的。

总之，湘军非常重视军营歌曲的作用。歌曲的创制是针对士兵的实际情况而写的。许多勇营士兵多不识字，因此创作的歌词非常通俗，浅显易懂。内容涉及军队生活的各个方面。军营歌曲语韵优美，易于传唱，在传唱过程中，士兵很快便能记住这些条规法令。湘军对军营歌曲的重视，尤超以前任一代。湘军的这种运用军营歌曲来约束和提高士兵战斗力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第二，湘军重视军中信号乐器的使用。

湘军依照戚继光的练兵方法训练士兵，军中信号乐器自然非常丰富。反映湘军营制、营规和训练等情况的兵书《练勇刍言》，对湘军每营、每哨、每队的基本编制作了记录。其中提到了每营、每哨均有信号乐器的史实：“八十五名为一哨，正哨长一名，哨旗一，护勇四名……鼓一、喇叭一。”[181]“五百八名为一营，每营四哨，外有中军、侍勇、壮勇、游勇各二队，均十二名为一队，营官自领之，所用军器由营官酌定。”[182]每营中有亲兵侍勇队负责唢呐和喇叭的训练和操持，壮勇和游勇二队有数名勇兵负责锣鼓乐器的习用，这些亲兵佩短枪或弓箭，与其他亲兵并无二样。[183]其兵饷待遇比其他正兵每日还要多出一分，每月累计多三钱，月饷大约为四两五钱左右。[184]

《练勇刍言》将这些信号乐器和专做信号用的号炮一起称为“响器”。并记载了营中这些响器的数量：“三眼号炮，每营两杆，但小营非分出在外不用开放。唢呐每营两枝，喇叭每营中军二枝，每哨一枝。鼓每营大者一面，每哨小者一面。锣每营大者一面，更锣二面。竹梆每队一。”[185]按照每营505人的编制，湘军每营共有信号乐器数量为：唢呐2枝、喇叭6枝（中军2枝，四哨各1枝）、大鼓1面、小鼓4面、大锣1面、更锣2面，竹梆38只（六亲兵队各1，四哨每哨八队，四哨共32只）。湘军的这种陆营编制先后用于次第建立起来的水师和马队，“以后的淮军、练军、防军、巡防队的编制无不以此为蓝本”[186]。

《练勇刍言》卷三《号令》记载了湘军使用这些军中“响器”的具体功用：

这里唢呐的作用仍和绿营所用相似，一般为大、小二枝为一幅，主要有升帐开营、发放任务之意。喇叭则在坐营、行营和战阵等三种不同情况下，其吹奏号令也不同。锣鼓则保持了中国传统军用信号乐器的功用，所谓“击鼓向前，鸣金收兵”。但具体运用时也有不少变化。竹梆用以夜间击更或队与队之间的联络。

湘军在军营中用军营歌曲来传播作战和训练常识，以及军营军纪和作战条例，对于近代以来军歌的繁盛，具有重要的开拓之功。湘军在战阵中对信号乐器“响器”的使用，依然沿袭了明代戚继光的练兵用乐方法，但在具体运用中，结合清朝的规定，有所变化，使其更为简洁和快捷，便于士兵习知和掌握。例如营中不设细乐，这是符合清廷的规定的。再如将原来戚继光时哱罗的功用简化，并由喇叭来替代。运用不同的信号乐器来传达军中号令，是湘军军中用响器的目的和基本方法，这种方法伴随着新政和新式装备的到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淮军的军事用乐实践

淮军是1861年底，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为保卫上海，在安庆招募以安徽乡勇为主的勇营。淮军的骨干力量是由湘军调拨而来，成立之初，有13营6500人组成。1864年8月，淮军发展为140营，约7万人。镇压捻军时是其最盛时期，约10万人，后裁至4万人，分驻直隶、山东、江苏、湖北等地。“淮军还参加了中法、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长达30年时间内，它始终自成一系，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军事力量”[188]。

初期淮军的军制与湘军相同，自然其军中用乐和军事练兵用乐也同于湘军。在同与“洋枪队”协同作战，共同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李鸿章意识到了新式武器的重要性，便逐步对淮军各营进行换装，到1871年，淮军全部更换为新式枪炮。随着新式武器换装的完成，军事训练和军事编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淮军为了充分发挥新式装备的有效性，聘请了英、法、美等国家职业教官进行训练，并开办了军事学堂。此时的淮军军事训练用乐开始逐步和西方接轨。

淮军在练兵时已经注意乐器与阵式变化之关系。要求各军习演阵式时，各号手必须参与，以使各勇熟悉号令，有利于指挥。各军的吹号之勇，每天必须进行相关阵式号令的习练。一般情况下，在每月的单日，各营号令随官长齐集操场，由总号令教习马、步、炮各种阵式号音。[189]双日各营号令在本军练习。一般每日练习两次：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钟练习一次；晚上亦练习两个时钟。主要练习各阵式变化所需号音。这种时段和号手练习的内容既练习了号手的技能，又使得勇营士兵“听闻娴熟，临场之时易于调度”[190]。

淮军比较注意“训”与“练”的结合。“训”在于人心，“练”在于技能。《淮军武毅各军课程》载：“单日由哨官时以忠勇之言，开导各目勇，使其蹈矩循规。兼令号令吹马步炮各队号音，俾其听闻娴熟，临事易于调度”。[191]“单日各官长，双日各排长，均于午前齐赴统领操场习演两点钟，马上分合聚散，步下站转走各法，及问答各种号音。”[192]

和湘军一样，淮军也十分注意军营歌曲的作用，仿照湘军的军营歌曲，新制了淮军军营歌曲，以使士勇遵守淮军军纪和熟悉各项条例。例如淮军“盛字营”创制的《盛军训勇歌》言：

这明显是模仿曾国藩的《得胜歌》撰制的作品。

总之淮军脱胎于湘军，虽然在新式装备和训练方法上和淮军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由于军制并没有变化，其军事实践中的用乐并没有完全脱离湘军的体制，其具体用乐可能已经有西洋乐器的参与，惜无更多的文献记载。

太平军以1860年天京内讧为界，其军事体制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按照《周礼》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组织原则，组成太平军军事体制。后期军制为队营和旗军制。[194]太平军军事体制较为严密，具有“层层节制，分合咸宜”的特点[195]。太平军非常注意士兵的军事训练，在军事训练和实际战阵中使用梆、锣、鼓、角等信号乐器作为传达军事号令的手段。

太平军1852年刊刻的《太平条规》，作为太平军的军纪，为军民所共同遵守。其中《营规十要》之第六要曰：“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196]《行营规矩》之第四令曰：“号角喧传，急赶前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197]可见太平军行军打仗俱要用锣、鼓、角等信号乐器。

锣、鼓、角、梆是太平军经常使用的信号乐器，它用在军队的各个环节。辑录东王杨秀清所定太平军行军、扎营、传令、查察等九种号令的《行军总要》，对太平军军中使用信号乐器有详细的记载。现依其记载，对太平军所使用的信号乐器试做探讨如下。

（1）太平军陆路行军所用信号乐器

太平军规定，“凡为佐将者，先要令各军军帅，设立锣梆号令”[198]，并使各兵士熟知这些锣梆号令，并遵循号令行事。《行军总要》还对陆路号令具体运用做了规定：

夜晚行军扎营极易造成混乱，对此太平军利用这些信号乐器，能够使各军兵士顺利回归本旗。“若今晚到某处扎夜，其各军军帅衙长夜俱要照打本军应打锣梆点数为号。又命差尉数人，在于来路总口插本军大旗一条、锣一面、梆一个，各打本军应打锣梆点数，待各军兵士随后一到，听得路口有本军锣梆之声，便知本军在何处扎夜，各各尽投旗下，以便指引回营。又令师帅、旅帅至两司马，每扎夜时俱要到军帅衙中，一则可听军帅号令，二则各兵士到军帅衙，一见卒长两司马到来，便知方向回营”[200]。

（2）太平军水路所用信号乐器

太平军水路行军和陆军一样，也充分使用这些信号乐器作为军中号令和各营的标识。白天则使用旗帜相认和联系各军，晚上则专以梆锣为号，以区别各营。其具体规定为：

这些信号乐器的使用目的在于使兵卒“别队伍”、“识旗号”，在实际的军事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行军总要》言，每当各船出行时，俱要设号。一般情况下每小船设梆一、旗一。并专门派兵一名在船顶上日夜当值，以听开船、扎船及出战号令。其开船令为：佐将船鸣锣三阵，各船则各击梆一阵，各船接续而响，所有船只便解缆开船。其挽船扎夜令为：佐将船鸣锣四阵，各船则击梆一阵，以佐将大旗麾动为号，将船只扎定。行船遇敌，则以胜角为号。如为前敌，则前军吹动胜角；如后队遇敌，则后军吹胜角、麾大旗。各队则迅即助之。行军途中，“如遇岔河，即将两条小艇，泊在岔河口门，以待后来船只，击梆一下，鸣锣两点，使来船听闻，往前直走，即不入此小港。如或夜间不能看见小艇，在小艇上，须用三个小红灯笼，并一下梆、两点锣，以为号令，亦须预先晓谕各军船兵将。如夜间望见三个号灯，及闻锣梆之声，即是我们兄弟小艇，在岔河湾泊，以便识认，一程一程，总要按法行走”[202]。

（3）太平军点兵与传官号令中的信号乐器

太平军各佐将衙门均设有鼓角，如遇敌，则以鼓角聚集各领兵官率兵齐击之。聚集各典兵之官一般要擂鼓角三次。第一次鼓角，是要各典官、兵士，迅速装备；第二次鼓角，是要各领兵官，飞赴佐将衙门听令；第三次鼓角，是要各兵将出阵杀敌。[203]

太平军依靠信号乐器传令点兵时，因军营主将不同，信号乐器演奏时其方法和回数也不同。《行军总要》之《点兵号令》载：

其他如检点、指挥、将军等即刻要传其差尉人等到来听令时，均鸣锣三阵。检点每阵鸣锣三回四点锣响，指挥每阵鸣锣三回五点锣响，将军则每阵三回六点锣响。头阵整装待命，二阵府衙听令，三阵出阵杀敌。若要造饭，食后行兵，则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均要鸣锣三阵。如为丞相要传其差尉，每阵则鸣锣五回三点，检点则为每阵鸣锣五回四点，指挥五回五点、将军五回六点。头阵锣响，各差尉即要造饭、吃饭；二阵锣响，各差尉俱赴衙门听令；三阵锣响，各差尉出兵。[205]

太平军传官号令也是如此。《行军总要》言：“凡镇守营盘首领官，如有公事，无论或日或夜，欲传统下官员至两司马及各典官前来听令，即登更楼，鸣锣两阵，各官员闻锣声即刻急到首领官衙门听令。倘有懦弱不来听令者，便是逆令，即照天法究治。”[206]如果夜间遇有紧急情况，佐将要点统下官兵即刻前来听令，通常以号锣为号。无论前、中后队，皆鸣锣三次，前队每次一阵零三点，中队每次一阵零四点，后队每次一阵零五点。头次整装，二次赴衙听令，三次出阵杀敌。如要造饭后出阵，则前、中、后三队分别三次，三队以每次三阵零三点、三阵零四点、三阵零五点作为军令，头次造饭，二次听令，三次杀敌。如果各队扎营离佐将较远，恐将佐之号锣无法传到各队，太平军还规定了补救方法：“则佐将必须预先谕明各首领官，各带铜锣一面，凡每夜扎营之时，令其自己差尉，带锣一面，亦上屋顶，听佐将号令。如佐将鸣锣点兵，该差尉即照所打锣声，阵数打法，以便自己统下官兵，一闻锣声，即赴佐将衙门，齐集听令。如有延迟不到者，斩首示众。”[207]如果行营扎营时，各队散扎较远，若以锣为号，则较远之队，势必很难听到号令，则于中军设立号炮、号灯，替代号锣传令。[208]

（4）其他

太平军在防守城镇和营盘时，通常将信号乐器和旗帜结合起来使用。一般先于四周筑营镇守，于五方位分立五色大旗号。东、西、南、北四方分设青、白、红、黑四色大旗并五色小旗，中央则设五色大旗，俱听中央号令。“譬如东方有妖来，鼓角喧传，即用大青旗摆动，更楼即擂鼓角。传至中央，中央亦即将大青旗挂起。西、南、北三方，望见此旗，皆知东方已有妖到，个个手持军器，伫立营前听令”[209]。太平军的主要信号乐器有鼓、梆、锣，角，它们在军事实践中，起着传递号令的作用。

（二）全新的体验：“新军”与“新军乐”

（1）新军产生的背景

鸦片战争后，诸列强的侵入，在丧权失地的同时，也使得许多西方新技术和新武器引入中国。“师夷”已成为其时社会思潮的主流，也是新军和新军乐产生的思想基础。

太平天国运动和各地的农民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旗绿兵体制的弊病和腐化完全显现出来。咸丰帝借鉴道光帝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的方法，诏令各地训练乡勇，以镇压太平军的反抗。在抗击太平军和各地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的各地勇营实力逐渐坐大，加之旗绿经制兵的无能和暮气沉重，为此清政府又诏令各地，以绿营为基础，裁汰老弱，进行练兵。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掀起了练兵的热潮，逐渐形成了旗绿之外的另外一种经制兵——练军。各地练军多为新旧武器搭配，其中直隶练军装备最为精良。各省练军，许多是直接聘请外国军官作为教练，装备新式武器，进行新式训练。在抵御外侮之战斗中，各地练军也显示了一定的战斗力。新式武器和新式练兵已经深入人心，外国列强的侵略，尤显出新式装备和新式练兵的重要性。朝廷上下，文武群臣，无论洋务派、保守派，皆知西洋武器的威力巨大，要保全国家，必须要加强军事训练和装备新式武器。这为新军的产生打下了很好的社会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举国震惊，弹丸小国，却依靠军力，使我国丧师失地。“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朝野痛感旧军之不足恃，才真正认识到进行军事体制改革的绝对必要，从而进一步借鉴西方，编练新式陆军，逐步掀起了晚清军事历史上军制改革的高潮”[210]。可以说甲午战争是中国新军及新军乐产生的导火索。

（2）新军军制

同样拥有新式武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则一败涂地，清廷意识到了军制改革的必要性。“军队编制体制是否科学合理，人与武器能否紧密结合，各种军事法规和制度是否完善等等，直接关系到军队机制的优劣和战斗力的强弱”[211]。为此，清廷决定按照西方军制，编练新军。首先让胡燏棻和张之洞分别在北洋和南洋试办。

胡燏棻招募新军，将之定名为定武军，并移之天津小站进行练兵，后由袁世凯负责。袁“仿照德国陆军编制，制定了新建陆军营制”，分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四营，聘请洋教官进行训练。张之洞1986年初建立自强军，皆按照德军营制，聘请德军教习，进行教练新军。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负责。1901年，自强军调往山东，归袁世凯节制。1902年全国各省开始编练新军。1903年，清廷设立练兵处，掌管全国练兵事务，统一全国的营制饷章，各省设立陆军学堂。1906年清廷将兵部改设为陆军部，全国军制逐渐统一。1907年，清廷将全国分设为三十六镇兵。

清廷借用西方的军制，并完全按照西方的方法对新军进行训练，这样，西方的军乐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中国。

和原来的军中用乐相比，新军训练用乐无论从器物、组合，还是人员配备及在训练中的功能，已完全不同于原来的军队，因此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新军乐”。新军乐最早出现于两江总督张之洞（后改为刘坤一）所练的自强军和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因为是完全借用西方军制所进行的军事训练，因此旧军制的鼓吹乐队被完全摒弃不用。新军中的所有乐器皆来自于西方。1903年为配合练兵事宜，袁世凯还在天津开办了三期军乐训练班，也曾派人赴德国专门学习军乐。[213]

（1）军乐队的乐器与组合

新军乐的不同，首先体现在乐器及其组合。新军乐完全摒弃了中国传统军队所用的信号乐器诸如唢呐、铜角等，而改用西方军乐器。光绪二十二年（1896）自强军给金陵支应局的咨明购买军乐器文书载：

所有乐器不但完全使用西洋乐器，并且也皆由洋统带来春石泰全权负责采办，这些乐器共费大洋六百三十元九角，是全队合操所必需之器。除此之外，咨文还附录了所购全部乐器名称和件数：

这应该是新军会操时使用的所有新军乐器。经过中外教员的共同努力，半年之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自强军训练初成成果，主持自强军营务处的道员沈敦和，在给张之洞和刘坤一的禀书中，附带了西方报纸报道自强军操法的译稿：

文中对会操事宜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尤其报道了中国士兵演奏洋乐迎宾之事，言“虽声调尚须加工习练，然以华兵而作洋乐，殊觉新奇”。此应为西方报纸首次报道我国新军乐情况。新军乐的亮相也得到了西方的认可，这支军乐队应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乐队之一。它完全替代了以唢呐为主要乐器组合的鼓吹乐队。

（2）新军乐的功能

新军配备的这些乐器，其目的何在？军乐器又有哪些功用？新式军乐器主要归纳为两大类：鼓和号。新建陆军每营须备“洋号十四只，鼓四面。更鼓锣号各二具”[217]。湖北自强军在购置这些乐器的咨文中也将其分为鼓和号（号又分长号和短号）两大类。[218]沈敦和《自强军西法类编》载：“洋操需用洋号，洋鼓。本军由洋员挑选正兵，教练号鼓手，并练一切军乐，均有节奏。”[219]

鼓号主要用于军令的传达。袁世凯认为：“鼓者，号之辅也；号者，令之所由宣也。”[220]自强军规定：“军中传令号鼓为凭，合各营号手鼓手司其事，如有违误，按事大小责罚。”[221]新建陆军军中号鼓，“创练之初，必按本军各营队哨与大小官长名目，及行军进退行止各事，悉以音之高下、字之多寡，分定号牌，随时演练，俾官兵习闻熟记，遇有传调，捷于影响”[222]。这些乐器（主要为号）以“音之高下，字之多寡”，为号令传达的“号牌”。即以旋律的不同，作为指挥部队行动的号令。

《鼓号用法说》还记载了各营共同之号令和不同号令之区别：“号牌有公用、独用之分。公用者，传调队伍官长，散合进退各法，步、炮、马、工程各队号虽不同，而号牌名目则一也。独用者，步队有跑步、正步、慢步、发枪、停枪之号；炮队有上下架尾，用何种子弹慢击排击之号；马队有上下马快慢颠之号；工程队有水雷、旱雷、埋雷、放雷之号。”[223]各营共享之信号如传操号令。《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载言：“洋号传操共分三遍，头遍在出队前一点钟发号，各棚头即令各兵洗净手脸，整理衣帽军械，预备出操。二遍在出队前半点钟发号，各队齐集成伍，各棚头查明本棚兵丁出操者若干，请假者若干，报知该管官，查验人数是否相符，衣帽军械是否整洁，均在此半点钟内办毕。三遍在临出队时发号，各领官即传口令将队伍带赴操场，官兵均须一律整齐严肃。”[224]《自强军创制公言》卷下《条教·吴淞本军巡规条》也载曰：“每日早六点钟吹起来号，晚八点三刻钟吹号点名，九点钟吹熄灯号。均由总巡卡发号，各营一律接应。”[225]看来起床号、点名号、熄灯号均为共享号令。因出操、收队、调队、传官、应操等军事行为各有不同的号音，即铜号吹奏不同的旋律，来传达这些军事号令。固定旋律代表某种行为，清人因此称这些不同的号令为“号牌”。徐建寅则称其为喇叭令，他认为：“喇叭令不宜多，多则不能记忆而混乱，必致误事也。”[226]他撰写的《兵学新书》之《号令》条还记载了这些“号牌”的旋律和表达的意义（见下图“书影”）。此外，沈敦和《自强军西法类编》也选译了自强军所用军乐一卷。

对于编练新军完全使用新军乐，袁世凯等有很好的见解。他组织编写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言：“如行路时，起行驻歇，号以示之；桥梁狭路，号以通之；闻而预备，自可从容整暇。如遇敌接仗，阵局辽阔，无号令则进退不能，乘机变动亦不能迅速。至冲锋之时，则鼓号尤关紧要。队伍猛进，鸣号击鼓，既振官兵之精神，复助队伍之声势，且可惊慑敌人之胆。惟编定密令，只就常法，参伍错综，由主将临阵自酌，非平时所能预定，是鼓号之用，关系匪浅。如谓仅供听闻，无裨军政，是不知鼓号之用者也。”[227]

除了上述鼓号作为军中号令之用外，军乐队也常用于军中仪式。会操仪式中即使用军乐队掌控部队行进节奏。湖北的自强军在购买洋军乐的咨文中，明确提到新军乐是“系洋操军中全队合操必需之件”[228]。《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记载了新建陆军洋教习曼德禀呈《马队操法条规》：

曼德强调了开操时因情况不同，号兵的位置也有所不同。号兵合操时的位置，在高士达制定的《号兵条规》中也有明确的说明，[230]曼德在会操时将发现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强调，因此言“号兵应站之地讲过多次”。在会操中，演奏军乐器是为了给会阅兵士以节奏，以使之整齐精神。沈敦和言：“合操时，须设军乐以为节奏。”[231]《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也说：“操步、操阵，限以号鼓，尤易整齐。”[232]

除了在会操和单操时使用军乐队外，在部队换岗时也要使用军乐队奏乐。《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载：“护军队应一昼夜换班一次。换班时，新班之官宜带领队伍击鼓吹号，整队行走。旧班之官宜带领队伍站于官房之右，鸣鼓号相接。俟新班之队于官房左站齐，两官各喊：‘双手举枪。’两队鼓号齐鸣，两官亦举刀行礼，鼓号作毕，各喊：‘枪放下。’再面谈接替之事。”[233]

（3）新军乐的教官与乐手的待遇

北洋与南洋编练新军所用军乐的总教官为德国人。西方报纸报道《自强军操法》载言：“闻教西乐者为德将喀索维基，德弁米勒耳……”[234]袁世凯小站练兵聘请的军乐总教官高士达也是德国人。《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二《章制·号兵条规》言：“照得现据号乐总教习洋员高士达禀呈，号兵条规，颇有可采，合将原件传发，为此传仰各营，即便遵办毋违。”[235]高士达不单是新建陆军军乐的总教习，而且也是军乐队的总负责人，他还制定了军乐队士兵需遵守的条规：

除总教官之外，也有华人熟谙西乐者，作为洋教官的助理，帮为教习号兵。沈敦和在给总督刘坤一的《禀军乐队开办日期暨减额加饷等情俯赐批示立案由》一文中，言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各洋乐器已陆续运达，沈敦和招募了熟谙西乐士兵三名，以“随同洋员，帮为教习”[237]。

当然，除教官外，新军所练号兵皆为华人。沈敦和记载并翻译的上海西文日报即明确指出，参加会操奏乐的士兵皆为华兵，“然以华兵而作洋乐，殊觉新奇。及见军乐教习，以三个月前尚无一人所知睹乐谱，如读希腊文，兹则居然奏西曲矣！”[238]沈敦和也特别指出，除三名兼任教习外，其余十二名士兵皆有本营各兵选充学习。这些乐手又称为号手，他们的待遇要高于正兵。下将自强军四营人员饷银情况列为下表，以探讨军乐手的待遇问题。

（续表）

上表显示，自强军号兵的待遇为月薪10元，与步兵营排长、华哨长、炮兵营的炮目、排长、马队营、工程营的排长待遇相同，高于正兵的8元月薪，是伙夫月薪的两倍，在士兵中月薪最高。袁世凯新建陆军号兵的待遇也明显高于正兵（见下表）。

在实际的薪金发放中，各军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对号手的薪水有所调整。《自强军创制公言》载《禀军乐队开办日期暨减额加饷等情俯赐批示立案由》言：

三名原先即已熟谙西乐者，不但列为教习，还在总薪水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他们的薪资。这样从薪资方面就解决了这三名既是士兵，又为军乐教习者的问题。当然号兵每月十一元的薪资，虽然是新军建立之初由总督刘坤一批示过的，但在实际的薪金发放时，却变成了每人每月饷银十元。这在自强军薪资表中可以看出。

与淮军有着密切联系的袁世凯，自然知道军营歌曲对士兵熟悉和掌握部队军事条令和军容军纪的重要性。由于士兵多目不识丁，要想使士卒对军营生活和军事条令熟悉，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让士兵们能够背熟和掌握基本的军事条例和要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军伍处将这些基本知识，撰制成为朗朗上口的军营歌曲。《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言曰：“照得本军兵丁多不识字，而每有能将所发歌词、条章默诵至二三十项者，极为难得，殊堪嘉尚，而惟读诵过多，默记甚难。此后除续发兵丁应读条规外，前次所发各件，限马步队诵《劝兵歌》《简明军律》《行军歌》《侦探歌》《对兵歌》《枪件问答》《发枪问答》七种。炮队加读《炮说》各件，此外概不必读。下届派人考问及本处考拔官长，各营考拔头目，均以此七种为准。传仰各营处分，饬遵照。”[242]新建陆军中，《劝兵歌》《行军歌》《侦探歌》《对兵歌》，是士兵必须要学会的，它们也是士兵晋升所必须掌握的内容。据沈敦和记载，自强军军伍处也撰有《劝勇歌》。[243]

（1）新军歌曲的内容

因士兵多不识字，这些歌曲多为军令条例和士兵应掌握的基本军营常识，内容涉及“训”与“练”两方面内容。如《劝兵歌》是对士兵训练、打仗以及部队纪律的基本要求，并告诫士兵言，“尔等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难徇情”。《行军歌》是战场经验的总结，要士兵背熟唱会，以避免军队的损失和保护士兵生命的军营歌曲。《侦探歌》是实战中侦探经验的总结。《对兵歌》是将部队扎营士兵要注意的事项编撰成的歌曲。

（2）新军军营歌曲的曲调

新军歌曲的曲调来源可能有二。一来自于原来的勇营旧歌曲。虽然新军完全摒弃了旧军制，但是军营歌曲却是湘军、淮军的传统，这些军营歌曲对于提高士兵的军事素养和遵守军队纪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军营歌曲的功能得到了认可。毕竟新军的兵源和勇营士兵文化水平相同，大多数人识字不多，将原来传唱多年的湘军和淮军的军营歌曲拿过来，根据新军的各项新要求重新填词，更便于士兵背诵和记忆。况且这些军营歌曲也多是当是世间流行的小调曲牌，士兵们均已熟知。奋翮生在1902年2月的《新民丛报》发表的《军国民篇》言：“今中国则惟有喇叭金鼓，以为号令指挥之具，而无所谓军乐。兵卒之所歌唱，不过俚曲淫词，而无所谓军歌。至海军则尤为可笑，闻当休息暇闲之际，则互摇胡琴，高歌以自娱，此诚可为喷饭者矣。”[244]奋翮生所言虽是只见到了当时大多是绿营士兵的情况，还没见到新军的新军乐，但是他说兵卒所唱多为俚曲淫词却也是事实。据此推测，新军的这些军营歌曲当也可能为当时世间所流传已久的小调曲牌重新填词而成。

新军军营歌曲的另一种来源，可能直接来自于当时的西方国家，是根据当时的军乐谱直接填词而成。沈敦和在1895年到1898年间撰写的《自强军西法类编》凡例中，曾言及翻译军乐谱一卷并“购备西国军乐各书”[245]，沈敦和在1896年还招募了熟谙西乐的中国士兵三名，其时西方音乐逐渐被接受，加之当时清廷上下均主张全盘接受西方军制，军营歌曲也有可能是西方旋律配以中国歌词而成。新军中的这些歌曲如果是西方歌曲的填词，则最有可能是德国音乐的旋律填词而来。中日战争失败后，国内上下均主张习法德国，“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246]，最早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和张之洞皆聘请了德国人为军乐队的总教习，新军中的军营歌曲有可能为新建陆军和自强军军伍处，分别对熟悉的德国军乐的填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