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国外大数据教育治理的应用
近年来，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使用逐步改变了教育决策过程。在21世纪初，收集、分析和使用教育数据的新技术的出现，促进了围绕数据驱动的教育决策过程的重大变革，软件包、数据处理平台和基础设施已经被编织成教育行业中的管理目标和具体项目。这意味着一个新的软件层已经被叠加到教育的管理层上，在学校和课堂的实践层产生了新的干预方式和程序［14］。
数据处理软件正在重新配置、增强和强化个人、学校、学校系统和行政区域管理部门的工作，“通过求助于以新方式执行旧的流程（如问责制、效率、质量），教育正在成为数据驱动决策的新技术和实践的场所，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为决策和治理开发实用知识和见解的需要而进行的”［15］。下面我们介绍国外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数据治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推出了educationGPS（http：//gpseducation.oecd.org/），这是一个可公开访问的数据门户，使用户能够互动和操作来自经合组织搜集的大规模数据集［16］。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商佩尔森公司现在通过其学习曲线数据库（http：//thelearningcurve.pearson.com/）提供对60多个全球教育数据集的访问，以帮助支持“基于证据的决策”的决策者们更好地进行决策，而且公司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结合大数据分析来自大量学习者的“大数据”来深入了解学习过程。在英国，教育标准监督机构Ofsted开发了RAISEonline（通过学校自我评估进行改进的报告和分析）和学校数据仪表板（https：//www.raiseonline.org），提供对学校和学生表现数据的交互式分析。这个项目的设立是为了对大规模行政和调查数据集进行定量分析，并进行独立研究，为将实施的教育政策和实践提供支持［17］。英国的早期教育现在通过Early Excellence等私营公司在线完成评估，自动生成教育部所需的数据，以衡量学校的质量［18］。在国际上，主要的全球学习分析公司Knewton声称，有超过900万学生使用了其自适应学习平台，该平台可自动分析个人学习者数据，为学生的学习任务生成“个性化”建议（http：//www.knowton.com/）。2015年，美国发布《每一个学生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要求各州采取行动，向公众及学生家长提供有关州、学校及学生在学校里的相关教育数据，确保每一个学生家庭更全面了解学生学习成果。同时，对美国教师的调查数据显示，为更好地了解学生表现，美国95%的教师会主动使用学生综合数据，如出勤率、课堂行为表现、考试成绩、毕业率等学术性数据和非学术性数据。2018年12月，澳大利亚教育部发布《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数据政策》（National VET Data Policy），肯定了职业教育与培训数据收集的价值，认为全面的、及时的职业教育数据有助于提升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部门的管理效率和决策透明度，增进对职业教育市场的了解与辨析［19］。
2016年，苏格兰公布了一项改善教育的计划为教育政策数据化的趋势提供了一些例证。该计划是为响应经合组织对苏格兰教育进行的独立审查而起草的，它是整个苏格兰改进框架的一部分，该框架具有提高教育成就和实现公平的目标。其主题之一是“绩效信息”，这个主题提到：“将汇集所有支持改进所需的信息和数据。证据表明，必须确保我们对促成成功教育系统的一系列因素有充分的了解。这得到了国际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证实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可以提供绩效情况。我们希望使用一系列平衡的措施来评估苏格兰教育并采取行动进一步改进”。此外，该计划指出，当前的安排“没有在整个系统中提供足够可靠的信息来支持政策和改进。我们必须从判断文化转变为判断系统”（苏格兰政府，2016：3）。
为实现这一目标，该计划强调：
（1）标准化评估的使用升级；
（2）收集有关学生在各个阶段的学业进步的数据；
（3）就业技能关键绩效指标的产生；
（4）更多地使用学校的表现指标和衡量标准；
（5）新的学校标准和评价框架；
（6）多汇总学校检查报告；
（7）定期公布个别学校数据；
（8）可视化数据仪表盘的使用；
（9）教师“数据素养”培训；
（10）分散管理；
（11）与国际证据比较；
（12）聘请国际商业和改革顾问专家委员会来指导和评估其实施。
苏格兰政府对作为判断系统的绩效信息、检查、衡量和证据的不懈关注证明了教育系统、组织和个人现在已经成为数据收集、分析和使用的目标。所有这些数据都需要输入、清理、存储、管理、分析和交流，所有任务都需要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专业知识。正如苏格兰政府专家改革顾问的参与以及经合组织对其计划方向的影响所阐述的那样，教育政策工作的数据化不仅仅是政府及其官方教育部门的业务，相反，随着数据使用的增加，教育经历了“治理转向”，教育权力从中央政府及其机构重新分配给了更广泛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包括企业、顾问、企业家、政策创新实验室、慈善机构和独立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关系网络中纠缠在一起［20］。与中央政府管理相反，“治理”的特点是权力下放、流动性、松散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以及部门边界的纵横交错，来自官僚、经济、学术和领域的思想、话语和材料的混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