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的难点

当时的难点在于，如何一方面按照江主席的指示迫使美国人道歉，另一方面找到美国人能够接受的道歉措辞。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气氛迅速恶化，国内各地很多群众对美方拒不道歉非常气愤，而不少美国公众则不明真相，支持美国政府要求我方放人。不少美国百姓自发在家门外挂起了红丝带，表示希望美方机组早日平安归来。

更为严重的是双方的接触出现困难，中方驻美机构约见美方时，美方人员拒而不见。

有句老话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撞机事件给美国公众增添了不少对中国的偏见。(https://www.daowen.com)

对于美国人来讲，当时很难走出道歉这一步。多亏了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鲍威尔是越战老兵，深知军事必须服从政治，他任国务卿时支持率曾高达80%。鲍威尔从美国的战略全局利益考虑，主张妥善解决撞机事件。

在我们坚持下，小布什政府发来了一份由鲍威尔国务卿签署的确认文件，授权普理赫大使代表美国政府全权处理有关谈判事宜。

在鲍威尔的主导下，美方逐步接受中方的要求。美方第一稿的表述是：美方对此事件，向王伟的家属，向王伟的战友表示歉意。我们要求增加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美方斟酌后接受了。另一个难点是道歉如何表述，英文的“sorry”确有致歉的意思，但我们认为光是“sorry”还不够，应该是深表歉意，也就是“very sorry”。

7天后，美方向外交部递交了道歉信第五稿。在这一稿中，道歉信致歉的语气明显加重，相关表述都改用“very sorry”（深表歉意）的措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