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贸易的契机

尽管中美双方对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存在的问题都很清楚，但如何有效沟通和管控，对双方仍是挑战。从中美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升级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就是中美双方出自共同利益有效管控两国分歧和矛盾的过程。

在“对话”启动前，人民币汇率问题被美方高度政治化，美国国会议员普遍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并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出口的一种补贴，要求对币值被低估的部分增收附加税。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2005年，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和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联合提出议案称，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将被加征27.5%的汇率税。

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清晰地表达了对美国部分议员企图通过议案的方式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施压和干预感到不满，告诫美方如果该议案获通过，中方将做出回应并采取必要行动。美国政府担心该议案如获通过将触发对美不利的后果，美国政府高官包括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在参院中大力游说反对此案，最终令该议案未能提交国会进行表决。

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人民币汇率问题得到了管控。美国财政部从未在其每年4—5月发表的各国汇率报告中指责中国操纵汇率，避免了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发生直接冲突。(https://www.daowen.com)

在2010年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曾希望借助汇率问题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对话前10天访华时明确表示，此访是为了完成奥巴马总统下达的出口任务。奥巴马的出口计划是5年内将出口翻一番。

美国开始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结构有待从内需消费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战略是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发展型转变。两者可以互为补充，但现实是双方都面临着增加国内就业的共同压力，双方的贸易在这一点上存在冲突。

记得2009年12月，我会见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和前财长斯诺时，他们均表示，美国经济衰退和高失业使美国国内形成特殊的“政治气候”，美国需要为高失业问题寻找“替罪羊”，人民币汇率等中美经贸问题将成为这样的“替罪羊”，中方要有所准备，更多通过静悄悄、有技巧的外交手段处理中美经贸问题。

为了平衡中美贸易，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增加对美国的投资。但美国认为我们的投资过于集中在资源以及敏感的技术领域，威胁到它的安全，并因此对中国企业在美设置了种种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应将投资问题政治化，而我们则应循序渐进，力求对美投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