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规格的对话机制
2004年前后，朝核、伊朗核等问题逐渐升温，美国还面临着反恐问题。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等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的对华态度有了积极变化。同时，中国国力日渐强盛，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美方意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参与，美国关心的很多问题将难以解决。在中方看来，中美共同利益在扩大，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对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有利。
在此背景下，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小布什先后于2004年11月和2005年9月商定开启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第一次中美战略对话于2005年8月1日在北京举行，由戴秉国常务副外长和佐利克常务副国务卿主持。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6年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中方由吴仪副总理作为胡主席特别代表主持，美方由保尔森财长作为小布什总统特别代表主持。保尔森财长在2006年7月就告诉我，小布什总统已经同意授权他代表美国政府来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保尔森同意出任财政部长的条件，就是要和中国建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保尔森认为，当时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很多，而很多问题都是跨部门的，单个部门无法解决，政府高层要亲自参与，并授权一个跨部门的机制出面与中方沟通解决，小布什同意美方由保尔森牵头。
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中美共举行了5次战略经济对话。第一次对话阵容强大，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总统的特别代表率领美方团队，团队成员由商务部长、贸易谈判代表、劳动部长、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国务院副国务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组成；中方则由吴仪副总理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率领中方团队，其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以及保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证监会主席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这样的规格马上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关于对话议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双方提供了解决经济领域跨部门和全局性问题的机制，并使双方有了定期进行高级别对话和面见对方最高领导的机会。
对话前，双方司局长级别的工作层需要做大量准备，充分交换意见，尽可能让战略经济对话聚焦到重要问题上。对话会前，团长还会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研定预案和说辞。(https://www.daowen.com)
2009年2月，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的国安事务副助理多尼隆约见我，提议把原来的中美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合并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个多月后，胡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G20峰会举行会见，共同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原来一直由美国财政部主导，希拉里就任国务卿后，提出由她代表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长盖特纳共同主持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2009年7月27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开幕式后分两个会场同时举行战略对话及经济对话。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同主持战略对话，经济对话由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
至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也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级别最高、涵盖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一个对话。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自启动以来，一直在试图重点回答以下五个问题：怎样看中国，怎样看美国，怎样看世界，怎样看合作，怎样看分歧。
这五个“怎样看”问题，就美方而言，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怎样看中国的问题，是将中国视作朋友还是对手。
长时间以来，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深感焦虑不安，从白宫到国会对中国在认识上从来心存疑虑，在行动上始终是严加防范。2015年“习奥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向美方提议：双方保持高层和各级别密切交往；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双方人文交流；尊重双方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差异；深化亚太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奥巴马总统表示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习奥会”的白宫秋叙有助于奥巴马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