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秩序与大国兴衰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
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次国际体系的改革完善，同世界近现代史上任何一次国际格局重组都不一样。
自从17世纪欧洲列强通过一系列战争建立起旧欧洲秩序以来，历史上每一次国际新秩序的形成，都是通过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来完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华盛顿—凡尔赛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美苏主宰的国际政治秩序，并形成了与之相生相伴的战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东欧集团解体，持续了40多年的美苏两极“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苏联主宰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体系”分崩离析，美国领导的北约以及美日、美澳等西方同盟的结构和基本职能正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并主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垮台，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后来演化成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关贸总协定为三大支柱的旧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发表题为“与‘金砖五国’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报告估计，到了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激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并发表“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2010年4月，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在巴西召开，并发表联合声明阐明对世界经济形势等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商定了推动相互合作与协调的措施。至此“金砖四国”合作机制初步形成。2010年12月，“金砖四国”同意吸收南非加入合作机制，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五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减贫、全球经济治理等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积极协调立场，维护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建设一个公平、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影响当前国际新秩序发展变化的，主要有两大趋势。
一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世界经济板块分化重组。
原来的南北结构，即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两大板块，正在分化成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三大板块。在这个重组过程中，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向新兴经济体密集的亚洲地区转移。
以“金砖国家”，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为代表的遍布亚、欧、非、拉美的十多个新兴经济体国家，是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迅速崛起的经济力量。特别是亚洲，是新兴经济体相对密集、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和研究表明，过去20年亚洲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8%以上，现在亚洲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美欧，达到50%以上。到2030年，亚洲地区将超越传统的世界经济中心地区欧洲和北美，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最大的经济区。随着亚洲与欧洲、北美经济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加速转移。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迅速崛起，不仅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总产出的格局，还促进了国际经济体系发生深刻变革。曾经主导世界经济的西方G7在1975年建立时，七国的GDP总和占了当时全世界GDP总和的67%。而到了2010年，中国、印度等7个新兴经济体的GDP之和已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21.5%，而G7所占比重则下降到50%左右。更重要的是，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快速发展。专家们普遍预测，2050年全球经济总量的分布将出现结构性的重大改变，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将取代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老牌发达国家，进入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前列。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除了美国和日本，其余五个都将是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将远远超过欧元区各经济体GDP的总和。(https://www.daowen.com)
世界经济重心的重大转移，必然带来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分工体系，乃至全球资本流动体系的结构性改变。国际经济事务中，G20取代西方G7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世界经济的支柱性组织中，“权力再分配”与规则改造进程正在加快，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在话语权方面此消彼长变化的步子在加快。
二是国际关系的多极化导致大国关系重新洗牌。
其中对国际新秩序和力量对比影响最大的，就是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正在迅速缩小同“老牌”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差距。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是美国的约1/8，而10年之后的2011年，中国的GDP约合7.3万亿美元，已经达到美国同年GDP的近1/2。中美各自经济产出总量的差距，从1/8缩小到1/2，仅仅经历了10年左右；在这10年当中，中国先后在国际贸易年总量、制造业产值年总量，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年总量等各项关键经济指标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会不会使中美重蹈过去“新兴大国”同“守成大国”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老路？
对此，党的十八大给予了十分明确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回答：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定不移地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并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和谐世界”理念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进了十八大报告，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指导中国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之一。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大国外交走上了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快车道。这一概念酝酿于十八大之前。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庄园会晤对中美化解分歧、增进理解与互信起到了关键作用，中美关系开始步入“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
在大国关系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俄罗斯和日本的发展动向值得关注。
俄罗斯作为新兴经济体，近年来经济实力迅速恢复和重新崛起，其世界一流军事大国的地位随之得到恢复。有两个标志性和意义深远的动向。一是俄罗斯恢复了远程战略轰炸机对美国领空周边区域的战略巡航，并开始环绕日本国土的巡航飞行；俄罗斯的核动力潜艇主动抵近美国战略核潜艇基地，以及北约欧洲盟国的大西洋沿岸海域游弋。二是2013年俄开始积极筹划向太平洋和印度洋派遣常驻舰艇编队。俄的上述战略性举措，凸现了其欲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战略安全领域恢复大国地位、争取主导权的战略意图。这自然引发了美俄之间更为复杂和激烈的战略博弈。
日本在经济上经历了两个“失去的10年”，其国际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有所下降，日本国内对此普遍感到焦躁不安，保守主义势力迅速蹿升。安倍政权上台后，加快了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国防军的进程。其长远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昔日的军事大国地位，以便在未来的国际政治安全竞争中，彻底甩掉“放弃对外行使战争权”的“战败国”帽子，以“正常国家”的身份，在未来国际政治和亚太安全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
总之，世界主要大国着眼未来国际政治与安全新秩序，都在布子谋局。而其结果与美等西方国家愿望相反，是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