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这个课题差不多是我酝酿了一生的成果，因为我对自由主义的重大兴趣从儿童时代就开始了，此后不断地得以加强。因此，要提及和感谢所有对我有影响的人和我所学习的人简直是不可能的，当然我深深地感激他们。尤其是，我很幸运地受益于与很多有思想和学术见解的自由主义者进行无数的讨论、交流和通信，所有这些人都帮助我形成我的观点从而创作这本书。不能在这里提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这将是我的遗憾。我将把我的感谢局限于那些对这本书有特别帮助的人。作为这一规则的一个例外，我很想表达对我父亲大卫·罗斯巴德（David Rothbard）的感激之情。直到我20岁，在我眼中他似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其他自由主义者，所以我尤其感激他的鼓励、无尽的耐心和热情。我是首先从他那里学得自由的基本原理，接着，当我在1949—1950年的冬天成为一个羽翼已成的和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是我的第一位信仰者。

转到这本书本身，它也是酝酿了很长时间的成果，经历了若干次大规模的变化。它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从与加州伯林盖姆的威廉·沃尔克基金会的伊凡·比尔利博士（Ivan R.Bierly）的讨论开始的，那次讨论提出了把自然权利引入自由主义和把自由引入保守主义的想法。这一观念已经被抛弃很久了，已经转变为建立自由伦理学的系统理论这样一个更加勇敢的任务。在这一长远和困难的路途中，来自弗洛伊德·亚瑟·哈珀（Floyd Arthur Harper）和肯尼思·邓普顿（Kenneth S.Templeton，Jr.）的耐心和鼓励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们原来都是威廉·沃尔克基金会的人员，后来成为了加州人文研究所（Institute of Humane Studies）的人员。

我也要感谢纽约自由主义学者会议的组织者，以及会议中对本书部分内容的评论者。我也感谢兰迪·巴奈特（Randy E.Barnett）和约翰·哈格尔三世（John Hagel，Ⅲ），他们认为把我对罪刑均衡的辩护收入他们的著作《评估罪犯》（Assessing the Criminal）是合适的。出版物Ordo也值得表扬，因为它出版了我对哈耶克的强制理论的批判。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的威廉森·艾佛斯（Williamson M.Evers）在1975年期间提供了无法衡量的帮助，在那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帕罗奥多地区从事这本书的写作。我感谢他，因为他和我进行有激励性的关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谈论，包括他在文献上的博学，以及无数有益的建议。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政治学研究员约翰·格雷（John N.Gray）和福德汉姆大学哲学系的詹姆士·萨多斯奇（James A.Sadowsky，S.J）都读了整部书稿，他们的友善评论极大地支持着我克服困难以完成此书的信心。洛杉矶的大卫·戈登（David Gordon）博士，自由主义研究中心（Center for Libertarian Studies）的成员，他读了整部书稿并且提供了详细的非常有益的建议；他的博学和敏锐的哲学直觉对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都是一种灵感。现在已成为加州人文研究所所长的伦纳德·里格（Leonard P.Liggio）对此书的投入和热情对它的最终出版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也想感谢人文研究所的名誉所长路易斯·斯巴达罗（Louis M.Spadaro）博士，以及科赫基金会和研究所的乔治·皮尔森（George Pearson）。

我感谢沃尔克基金会和人文研究所提供的不断的学术资助。我尤其感谢堪萨斯州威奇托地区的查尔斯·科赫（Charles G.Koch），感谢他对这本书和自由理念的投入，以及他使我能够在1974—1975年期间辞去教学工作从而致力于此书的写作。

尽管在我为发展自由主义学说和推进自由主义事业的漫长而孤独的路途中，对那些朋友和同行有着无数的感激，但这都无法与我对我妻子乔伊难以形容的欠债相比。在将近三十年中，她是支持、热情、直觉和幸福的一种未曾松弛的来源。

穆瑞·罗斯巴德

1980年5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