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建立一个自由的战略理论

对自由的系统理论的详细论述往往是不够的但是关于自由的战略理论的呈现实际上并不存在。确实，不单单是自由，达到任何想得到的社会目标的战略一般都是能抓到什么就抓什么，也就是一个无计划试验和反复试验、犯错的事情。然而，如果哲学家能够制定任何关于自由的战略的理论指引，这当然是他们的责任去寻求这些战略。但是读者应该注意，我们出发在一片未知的海洋上。

哲学家研究战略的责任——解决如何从现在（任何时期的现在）的混合形势到达坚固的自由目标的问题——对于一个基于自然法的自由主义来说是尤其重要的。正如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意识到，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提供了对任何现存的各种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进行判断的一个坚强的基准——以及如何发现欠缺之处。与实证主义法学或者历史学的不同分支相反，自然法提供了一个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更高级别的法律”，它可以用来评价国家的法令。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1〕，自然法，正确地解释，是“激进的”而不是保守的，是在理想原则统治后的一种内在寻求。正如阿克顿写道：“［经典的］自由主义希望得到应该是的东西，而不管现在是什么。”因此，如希梅尔法布（Himmelfarb）记述阿克顿的那样，“除非它碰巧与道德相一致，过去的并没有什么权威。”此外，阿克顿进一步地区分了辉格党主义（Whiggism）和自由主义，实际上是附着于现状的保守主义和激进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

辉格党受妥协折中的支配。自由主义开创了思想的支配。

如何区分辉格党和自由主义者呢——一个是实际的、渐进的、一直准备着妥协。另外一个制定出哲学原理。一个是以哲学为目标的政策。另外一个是寻求政策的哲学〔2〕。

那么，自由主义是一个寻求政策的哲学。但是自由主义哲学关于战略，关于“政策”还可以说什么呢？首先，当然——再次引用阿克顿的话语——它必须说自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是自由主义哲学的高于一切的目标。最高的政治目标，当然，也不是意味着人类通常的“最高目标”。的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人目标，根据他个人的价值量表，这些目标有着不同的重要性层次。政治哲学是伦理哲学的一个子集，它专门处理政治，也就是，人类生活中暴力的恰当角色（因此引申出犯罪和财产这样的概念）。确实，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将是每个人可以最终自由地寻求和追求自己的目标——去“追求幸福”，引用杰弗逊巧妙的用语。

可能会认为，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致力于“自由的自然体系”（用亚当·斯密的措词）的人，根据定义几乎是把自由的目标当作他的最高政治目标。但是这常常并不正确；对于很多自由主义者来说，对自我表现的需求，或者说是对自由的卓越这样的真理的见证，经常优先于在现实世界中自由获胜的目标。确实，正如下文将进一步说明的那样，自由的获胜永远不会实现，除非现实世界中胜利的目标优先于审美的和被动的考虑。

如果自由应该是最高的政治目标，那么什么是那个目标的基础？从这本书中应该可以明确，首先，自由是一个道德原则，以人类的本性为基础。尤其是，它是一个关于正义的原则，它关注的是人类事务中对侵犯性暴力的废除。因此，为了具有充分的基础和充分的追求，自由主义目标必须以高于一切地专注于正义的精神去寻求。但是对事物拥有如此的专注投入有可能是一个长远的和困难的路程，自由主义者必须有对正义的热情，这种感情来源于他对自然正义的需求的一种理性直觉并受之引导〔3〕。正义，不是纯粹功利性的虚弱的不可靠的事物，必须是激发的力量，如果想达到自由的话〔4〕。

如果自由要成为最高的政治目标，那么这意味着自由将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追求，也就是，那些以最快的速度以及彻底地到达目标的方式。这意味着自由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废除主义者”，也就是，他必须希望尽可能快地实现目标。如果他对于废除主义有犹豫，那么他不再是把自由当作最高的政治目标。那么，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一个废除主义者，如果他可以，他将立刻废除所有对自由的侵犯。古典自由主义者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提出对价格和工资的控制的立刻和完全地废除，跟随他的思路，我们也许可以把这叫做“一键到位”（button-pushing）标准。因此，里德曾宣称“如果在这个讲坛上有一个按钮，按一下它就将立即免除所有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我就会把我手指放在上面并且按下去！”那么，自由主义者，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他将为了立刻废除所有对自由的侵犯而按下一个按钮，如果存在这个按钮的话——顺便说一下，他要废除的是对自由的所有侵犯，而不是一些侵犯，对于后者，任何功利主义者也将可能这样做〔5〕。

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以及一般激进主义的反对者，特有地提出观点认为，这样的废除主义是“不现实的”，通过这样一个控诉，他们无望地把希求的目标和对通向那个目标的可能途径进行估计的战略这两者进行了混淆。有必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明确的划分，最终目标本身和如何达到那个目标的战略估计是不同的。简要地说，目标必须在战略问题或者“现实主义”进入情景之前被确定。这样一个神奇的按钮并不存在也不大可能存在的事实与对废除主义本身的愿望是没有关系的。比如，我们可以同意自由的目标和为了自由的利益而对废除主义的希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废除可以在最近或未来实现。

自由主义目标——包括对侵犯自由的立刻废除——如果足够多的人同意的话，它们就可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现实的”，并且，如果实现了，作为结果的自由主义制度将是有活力的。即使自由的目标不是不合现实的或者“乌托邦的”，因为——与“消除贫困”这样的目标相反——它的实现完全是由人类的意志所决定的。比如，如果每个人突然并立刻同意对自由的希求高于一切，那么完全自由将会立刻实现。〔6〕对如何可能实现自由的途径的战略估计，当然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7〕

因此，奴隶制的自由主义废除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当他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立刻释放奴隶的目标准则时，不是“不切实际的”。他的目标是一个恰当的符合道德和自由的目标，与“现实主义”或者实现的可能概率是不相干的。的确，加里森也通过事实表达了他在战略上的现实主义，他并不期望奴隶制的消除立刻实现，或在突然一击之下实现。加里森仔细地区分了：“尽我们的热心所能，促进立即废除，这最终将是逐渐的消灭。我们未曾说过奴隶制度将通过突然一击而推翻；它应该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应该始终争论。”〔8〕否则，正如加里森犀利地警告道，“理论上的渐进主义在实践上将是永恒的”（意指永恒处于渐进状态，而达不到目标。——译者注）。

实际上，理论上的渐进主义，完全毁灭了自由本身的最重要目标；因此，它的意思，不只是战略，而是对目标本身的一种反对，因此作为通达自由的战略的一部分是不被许可的。原因是，一旦立刻的废除主义被抛弃，那么这个目标就让步于其他反自由主义的考虑而退居第二或第三位，而那些其他考虑被置于比自由更高的地位。因此，假设奴隶制度的废除主义者说：“我赞成终止奴隶制度——但只是在5年之后。”这将意味着在四年或三年时间之内，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废除奴隶制度将是错误的，因此最好让奴隶制度再存续一段时间。这将意味着对正义的考虑被抛弃了，这个目标本身对于废除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来说不再是最高的政治上的价值量表。实际上，那将意味着自由主义者赞成延长犯罪和非正义状态。

因此，自由的战略必须不能包含任何将削弱或反对目标本身的方法——渐进理论明显地这么做了。那么我们是否在说“目标验证方法的正当性”呢？这是一个常见的但完全谬误的控诉，常常是针对任何主张根本的或激进的社会变革的集团提出的（意思是“目标验证方法的正当性”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根本不应该提出控诉或反对。——译者注）。除了目标之外还有什么可能为任何方法提供正当化证明呢？正是“方法”这样的概念意味着这个行为只是到达一个目标的工具。如果一个人饥饿了，并且吃一块三明治来减轻他的饥饿，吃三明治的行为只是到达目标的一个方法；它的唯一的正当化验证就是消费者把它当作目标。吃三明治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或者进一步地，对购买它或者它的成分而言？目标验证方法的正当性，这远非一个险恶的原则，而是一个简单的哲学真理，完全隐含在“方法”和“目的”的内在关系之中。

那么，当指责“目标验证方法的正当性”这一原则的批评家说“坏的方法”可以或将会导致“坏的目标”时，他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他们真正在说的是，被讨论的方法将违背其他目标，而批评家认为这些其他目标比起被批评集团所追求的目标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或者更有价值的。

因此，自由主义目标，也就是自由的胜利，为以最快的可能方法来取得这个目标提供了正当化证明，但是那些方法不能与目标本身相反并且来削弱目标。我们已经看到渐进主义是如此的一个矛盾的方法。另外一个矛盾的方法将是进行针对人身和正当财产的侵犯行为（比如，谋杀或盗窃），虽然其目标是达到不侵犯的自由主义目标。但是这也将是一个不攻自破的和不被允许的推行方法。因为使用这种侵犯将直接违反不侵犯的目标本身。

那么，如果自由主义者必须承认，立刻废除作为一个进行有组织侵犯的机器的国家，并且如果理论上的渐进主义与最高目标是矛盾的（从而是不被允许的），在一个国家继续完全存在着的世界，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姿态呢？自由主义者必然把自己限定在提倡立刻废除吗？过渡性的要求，在实践中走向自由的步骤安排，这些因此是非法的吗？当然不是的，因为根据现实主义，就没有希望取得最后的目标。因此迫切地想尽可能快地取得他的目标，把政体进一步地朝着那个目标推进，这是自由主义者的职责所在。显然，这样一个过程是困难的，因为忽略最终的自由目标或者甚至削弱这个目标的危险总是存在。但是考虑到过去、现在和不远将来的世界状态，如果要最终取得自由的胜利，这样一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进行过渡性要求的安排时，必须符合如下两个条件：（1）永远支持最终的自由目标，并把它作为过滤性要求的有意识目标；（2）绝对不采取明显或暗示地违背目标的措施或方法。

让我们考虑，比如，若干自由主义者提出一个过渡性的要求：也就是，政府预算在10年中每年减少10%，10年之后政府就会消失了。这样一个提议也许有探索性的或战略性的价值，只要提议者总是十分清楚这些是最低的要求，那么确实如下安排将没有任何错误——实际上这将是很有利的——加快步伐在4年中每年减少25%的预算，或者，最符合我们愿望的是，立刻百分百地减少预算。

一个更危险的类似的例子是，这也是很多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观点，他们制定了通达完全自由的一个复杂的有计划的过渡项目，比如，在第一年，A法律应该被废除，B法律被修改，C税收被减少20%，等等；在第二年，D法律被废除，C税收被进一步减少10%，等等。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比起简单的预算减少安排来说是更加引人误解的。因为它强烈地暗示着，比如，直到这个计划项目的第二年，D法律不应该被废除。因此，渐进理论在哲学上的渐进主义的圈套，将扩充至一个更大的范围。自称自诩的自由主义者计划家将实质上陷于，或者看起来陷入了，反对以更快步伐走向自由的立场。

确实，在走向自由的复杂计划项目的观点中还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这个项目的整体性质，谨慎的和有计划的步骤，暗示着国家其实不是人类的敌人，有可能也值得利用国家发动通达自由的一个有计划的和有规则的步骤。另一方面，对国家是人类的永久敌人的洞察，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略观点——也就是，自由主义者奋力争取并且爽快地接受任何对国家权力或在任何阵线上国家活动的减少；任何时间的任何这样的减少，都是犯罪和侵略的减少，是国家权力统治和征用社会权力这种寄生病毒的减少。

比如，自由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奋力争取大幅度削减或者废除所得税，但是绝对不应该在这样做的同时提倡它被另外一种销售或者其他形式的税收所代替。税收的减少，或者更好的，税收的消灭，总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不矛盾的减少和一个走向自由的步骤；然而如果它被一种新的或者增加的其他税收所代替就恰恰相反了，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新的和额外的强制。征收一种新的税收是与自由主义目标本身相矛盾的。

类似地，在这个联邦赤字持久的年代，我们都遇到这个问题：即使减税很可能意味着赤字的增加，我们应该同意减税吗？保守派，由于他们把预算平衡作为一个更高的目标，基于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如果减税的同时并没有严密地伴随着政府预算的同样的或者更大的减少，他们总是反对或者投票反对减税。但是因为税收是一种侵犯性的罪恶行为，任何不欢迎迅速减税的行为，削弱了自由主义目标并与之相反。预算正在被考虑或者投票表决的时候正是反对政府支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自由主义者也应该要求对支出的猛烈的削减。在有可能的时间和地点，政府的活动必须被减少；对减少特定税收或者支出的任何反对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它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和自由主义目标。

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者永远不能树立优先级别，不能把他的精力集中在他认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当然不是，因为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必然是有限的，没有人可以把时间投入到复杂的自由主义信条的每个特定方面。一个关于政治问题的演说家或作家必将树立重要性的优先级别，这种优先至少部分地是取决于具体的问题和时代环境。因此，虽然现今的自由主义者当然会提倡灯塔的非国有化，但如果他把更大的优先性放置在灯塔问题上而不是所得税的征收或废止问题上，这将是非常可疑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使用他的战略理智和对现今世界问题的知识理解去树立关于政治重要性的优先级别。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是生活在一个严重被浓雾所困的小岛上，并且他依赖于轮船作为交通根据，那么很有可能灯塔问题将在自由主义政治议程上有高的优先级别。并且，此外，如果出于某些原因恰好在现今美国出现了一个使灯塔非国有化的机会，当然自由主义者不该弃绝这个机会。

那么，在这部分战略问题的讨论上我们作出结论，确认完全自由的胜利是最高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的恰当的根基是对正义的道德热情；这个目标应该通过最快的和最有效的可能方法去追求；目标必须永远放在眼前并且尽可能快地去寻求；并且采取的方法绝不能与目标相矛盾——无论是鼓吹渐进主义，还是动用或提倡对自由的侵犯，还是提倡有计划的项目，或者未能抓住任何减少国家权力的机会，或者在任何领域不断增加国家的权力。

至少从长远来看，世界是被观念所统治的。很明确的是，自由主义只可能在这种观念广泛传播并且被相当大数目的人们所采纳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教育”成了自由获胜的一个必然条件——所有种类的教育，从最抽象的系统理论到将吸引潜在归依者兴趣的引人注意的方便之说。确实，教育是传统自由主义特有的战略理论。

应该被强调的是，观点并不会在一个真空状态中自己漂流；只有在它们被人们所采纳并且推进的范围内它们才是有影响的。那么，如果自由的观点要想取胜，就必须有一个由献身于自由主义的人们所组成的积极团体，这些人在自由方面知识渊博，并且乐意把这些信息传播给他人。简要地说，必须有一个积极的和自觉的自由主义运动。这可能看起来是不证自明的，但是就很多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有着一种奇怪的不愿意去把自己当作有意识的正在进行的运动的一部分，或者参与运动中的活动。但是考虑一下：任何学科或者过去的各套观点，无论是佛学还是现代物理学，如果没有一支献身于佛教或者现代物理学的“核心干部”（cadre，此词原意为：由经过培训的个人组成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可建成或训练成更大一些的组织。——译者注）的存在，它们是否可能自我推进和获得公认？

对物理学家的提及强调出了一场成功运动的另外一个要求：专业人士的存在，这些专业人士在所指的运动或学科中是全职投入的。在17和18世纪，当现代物理学作为一门新的科学出现，确实存在着主要由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组成的科学协会，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做“物理学之友”，他们确立了对新兴学科的鼓励和支持的氛围。但是应该明确的是，如果没有专业的物理学家的话，物理学不会发展得很远。专业的物理学家把物理学作为他们的全职工作，因此可以运用他们所有的精力参与和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如果物理学专业人士没有发展起来，物理学仍然将只是业余爱好者的一种消遣。尽管最近几年来自由主义的观点和运动在壮观地发展，但至今只有少数的自由主义者意识到把自由主义发展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的巨大需要，这个专门职业是在现实世界中推进自由的理论和条件的中心力量。

每一个新的观点和每一门新的学科必然是从一个或少数人身上开始，接着向更大的核心归依者和追随者公开传播。即使自由主义变成全民运动，考虑到人们的兴趣和能力的多样性，必然在这个职业中只有少数分子成为自由主义者的核心或者“核心干部”。那么，假定自由主义者的“先锋”队伍，和在谈论佛教或者物理学的先锋一样，不是险恶的或者“不民主的”。有希望的是，这支先锋队伍将有助于引起多数人或者较大的有影响力的少数人去拥护（如果不是像核心人员那样专注的话）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革命期间以及19世纪的英国存在着多数人信奉自由主义这样的史实，证明了这样的壮观不是不可能的。

同时，在走向那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可以设想自由主义的采纳作为一个阶梯或者金字塔，各种各样的个人和集团在这个阶梯的不同梯级上，从完全的中央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到纯粹的自由主义这样由下向上排列。如果自由主义者不能完全地“提高人们的觉悟”到纯粹自由的最高梯级，那么他可以取得帮助他们更上几层阶梯这样一个次要但仍然重要的目标。

为了这个目的，联合非自由主义者参与推进一些单一的、特别的活动，自由主义者有充分理由可以发现这将是富有成效的。因此，自由主义者，根据在社会的特定条件下他的重要性优先级别，他也许可以参与这种“联合阵线”活动，比如与一些保守派一起要求废除所得税，或者与市民自由主义者（civil libertarians）一起要求废除征召制度或者废除将色情和“颠覆性”演说的非法化。通过在这些特定问题上参与这种联合阵线，自由主义者可以实现双重的目标：（1）在努力走向一个特定的自由主义目标时，极大地增强自己的影响或感应——因为许多非自由主义者被动员参与到这些行为的合作之中；（2）提高联盟同事的“觉悟”，向他们展示自由主义是一个单一的互联系统，对他们特定目标的完整追求要求采纳整个自由主义计划。因此，自由主义者可以向保守派指出，自由市场上的财产权利，只有在市民自由被保护或恢复的情况下才能最大化和取得真正的保护。并且他可以向市民自由主义者显示对应的内容。有希望的是，这样的示范将把这些临时联盟中的部分人实质性地在自由主义阶梯上提升。

在致力于激烈社会变革的任何运动过程中，也就是在把社会现实变革为理想体系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发现，从适当的战略线路上会出现两个类型不同的“偏差”：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叫作“右倾机会主义”（right opportunism）和“左倾宗派主义”（left sectarianism）。根本的是，我们也许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理论规则，这些表面上常常引人注意的偏差的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将在它发展的不同阶段发动折磨人的运动。然而，哪一种趋势会在运动中取得胜利不能由我们的理论决定。结果将取决于构成运动的人民的主观的战略理解。那么，结果就是一个关于自由意志和说服力的事情。

追求眼前的收获的右倾机会主义，将乐于放弃最终的社会目标，把自己沉浸于小的和短期的收获之中，有时候这实际上是与最终的目标本身矛盾的。在自由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者乐于参与国家机关而不是努力反对它，乐于为了短期收获而否定最终的目标。比如，巧辩“虽然每个人知道我们必须有税收，经济状态要求进行2%的减税”。另一方面，左倾宗派主义，把在通达自由道路上使用战略理智作出的过渡性要求当作“不符合道德”和“违背原则”，即使这种过渡性要求支持最终目标并没有违背它。宗派主义者到处发现“道德原则”和“自由主义原则”，即使在纯粹的策略性、战术性或者组织性的关注上也是如此。的确，对于任何超过对理想社会目标的单纯重申而选择和分析处于最急迫优先级别的特定政治问题的尝试，宗派主义者可能作出批判，认为它们是放弃了原则。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劳工党在对付每个政治问题时仅仅是重复“社会主义并且只有社会主义将解决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实践中极端宗派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者也许将指责一个电视演讲者或者政治候选人，如果他根据选择优先性问题的必要，着重于废除所得税或者废除法律草案，而“忽视”了使灯塔非国有化的目标的话。

应该清楚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对取得最终社会目标的任务来说都同样是破坏性的：因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取得了短期的收获但是放弃了目标，因此使得这些收获无益于最终目标；而左倾宗派主义者，把自己包装在“纯洁”的披风内，通过公然抨击任何为了取得目标的必要的战略步骤，而使得他自己的最终目标也失效了。

有时候，最奇怪的是，同样一个人将经历从一个偏差到另外一个偏差的变换，在任一情况下都是不屑走正确的直线道路。因此，在为对他的纯洁进行多年的无效重申而感到绝望之后，左倾宗派主义者也许会跳跃到右倾机会主义的迷人灌木丛之中，从而追求一些短期的增长，即使是以最终的目标为代价。或者，右倾机会主义，随着对他自己或者他的同事在他们的智力完整性和他们的最终目标之间的妥协的厌恶程度的增加，也许会跳跃到左倾宗派主义，从而谴责任何为了那些目标的任何优先战略的设置。这样，这两个相反的偏差从另外一方得到满足和增援，对有效地达到自由主义目标的主要任务来说都是破坏性的。

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正确地注意到，为了任何类型的激烈社会变革项目的成功，两类条件是必要的；他们把之叫做“客观”和“主观”条件。主观条件是存在着一个致力于特定社会理想的胜利的自觉运动——这个条件我们上文已经讨论过了。客观条件是在既存制度中存在“危机情形”的客观事实，这个危机已经完全显露，大众都能觉察到，并把它当作制度本身的缺陷。人们是这样的，他们不会有兴趣去探讨一个既存制度的缺陷，只要这个制度看起来运作得还算过得去。并且即使有一些人发生兴趣了，他们将倾向于把整个问题当作一个与他们日常生活无关的抽象问题，因此并不迫切需要行动——直到认识到的危机出现了。正是因为这种危机的爆发，刺激了对新的社会选择的突然寻求——接着就必须有替代制度运动的核心干部（主观条件）出现，他们提供替代的方案，他们把危机和制度的内在缺陷联系起来，并且指出替代的制度将解决存在的危机并且防止未来类似的崩溃发生。有希望地，替代制度运动的核心干部将可以提供一个预测和提防存在危机的纪录。

确实，如果我们检验近代世界的革命，我们会发现它们中的每一个：（1）是被一些看起来像是替代制度的预言思想家的既存核心干部所利用，（2）是被制度本身的崩溃所促成的。在美国革命期间，一个广泛的核心干部队伍和大量献身的自由主义者准备着抵抗大不列颠的侵蚀，当时大不列颠试图结束对殖民地的“有益的忽视”（salutary neglect）从而再强加大不列颠的枷锁；在法国革命中，自由主义哲学家准备了对付由于政府财政危机引起的国家专制主义负担大幅增加的意识形态；1917年，在俄国，一次失败的战争导致俄国帝制内部的崩溃，激进思想家早已准备好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和德国战后经济危机和战时的失败营造了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方案取胜的条件；1949年，在中国，长期曲折的战争和由于通货膨胀和价格控制引起的经济危机两者的结合，导致了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尽管有着他们非常不同的和相反的方法，都相信既存制度的内在矛盾（前者的话是“资本主义”，后者的话是“国家主义和国家干预”）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长远的崩溃。保守主义者除了看到过去几世纪的“西方价值观念”的稳固下降的令人失望的伴随物之外，看不到其他的东西，与保守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因此有着高度积极的信念，至少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当然，问题是，对于任何生命来说，他们要等待多久，这个长远才会到来。马克思主义，至少在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对着他们所希望的长远的不确定延期。自由主义者要面对的是20世纪，20世纪已经从19世纪的准自由主义制度转变为一个更加奉行国家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世纪——在很多方面都是回到了17和18世纪传统自由主义革命之前存在的专制世界。

然而，有很多好的和足够的理由使得自由主义者在近期和远期都乐观地持有自由主义的胜利已经不远了的信念。

但是，首先，为什么即使从长远来看，自由主义者也应该保持乐观态度？毕竟，历史纪录是按年代记载的，一个文明社会接着一个文明社会，记载着专制主义、萧条和极权主义的不同形式。17世纪之后对自由的伟大推动只是一个强大的昙花一现，而会被退缩回去的灰暗和永久的专制主义所代替，这不是可能的吗？但是这个表面上似是而非的失望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工业革命所引进的新的不可逆的条件，这个革命本身是传统自由政治革命的一个结果。在农业社会，在工业化之前的世纪，确实可以在贫困生存线上长时间努力工作；专制国王、贵族和国家可以向在贫困生存线以上的农民征税，靠剩余过着美好的日子，而农民继续在最低线辛苦了几世纪。这样一个制度是极度不道德的，是剥削性的，但是在可以不定期的延续的意义上它“运作”着（只要国家不变得过于贪婪而在实际上杀鸡取蛋）。

但是对于自由主义事业来说，幸运的是，经济科学已经显示现代工业经济不能在这样严峻的条件下无限地存在。现代工业经济要求一个广泛的自由市场交换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这个网络只有在自由状态下才能兴旺。考虑到大多数人对工业经济的赞成以及现代生活水平需要这种工业，那么从长远来看，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和国家主义的结束就变得不可避免的了。

19世纪后期以及尤其是20世纪，见证了退回到前工业经济时代的国家主义的许多形式。这些形式（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同称号），与19世纪早期欧洲的坦白地反对工业化和反动的保守主义不同，尝试着保留甚至延展工业经济，但是却毁坏它特殊的政治要求（自由和自由市场），而这些政治要求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其发展的。〔9〕国家计划、运作、控制，高度的和膨胀的税收，和纸币通货膨胀都必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制度的垮台。

那么，如果世界是不可逆转的致力于工业化和它附带的生活水平，并且如果工业化要求自由，那么自由主义者确实必须是一个长远的乐观主义者，因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必然将会最终发生。但是为什么对目前的日子也要有短期的乐观主义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可幸的真实情况，20世纪上半叶强加于西方世界的国家主义的不同形式现在正在逐渐走向崩溃。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即将到来。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干预可以施行它的掠夺而不造成清晰显然的危机和混乱，因为19世纪的准自由放任主义工业化创造了防止这种掠夺的巨大缓冲垫。国家可以在这种制度上施加税收或者膨胀而不收取明显不好的效果。但是现在国家主义已经推进如此之远，经过如此久远的执政，缓冲垫，或储备已经被熬尽了。正如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指出，自由放任主义所创造的“准备金”现在已经被熬尽了，无论政府现在做什么，都立即会导致消极的反馈，这对以前的旁观主义甚至很多国家主义的热情辩护者来说都是显然的。

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者自己已经愈加意识到社会主义中央经济计划简直起不了功效，尤其是对于一个工业经济来说。因此，近年来，在东欧发生了从中央经济计划的快速撤回，从而走向自由市场经济，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在西方世界也是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到处都在经历危机时期，人们已经深刻地察觉到，政府已经用光了钱：如果增加税收将削弱工业和激励并且无法挽回，而增加印刷新的钱币（无论是直接的或者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系统）将导致一个灾难性的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降低对国家期望的必要性”，即使是曾经最热情的拥护国家的人也是这么认为。在西德，社会民主党老早就放弃了为社会主义而呐喊。在大不列颠，因为遭受税收残缺的经济和加重的通货膨胀，长期被专注的国家主义者所执掌的托利党（Tory Party），现在也被自由市场经济导向的派别所接管，即使是工党（Labor Party），也开始从快速发展的国家主义计划的混沌中退回。

在美国，条件尤其是有希望的；因为在这里，过去的几年中，恰巧发生了：（1）国家主义在经济、外交、社会和道德政策上的全面系统性崩溃；（2）大量的和不断增加的自由主义运动，以及自由主义观念在人群中的传播，包括在观点制造者（opinion moulders）和一般的市民中。让我们依次检查取得自由主义胜利的两组必要条件。

足够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国家主义的系统性崩溃可以给出一个实际上精确的日期：1973年到1974年。在经济领域这种崩溃尤其突出。从1973年的秋天到1975年，美国经历了一个通货膨胀的萧条期，在那期间，战后世界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伴随着价格的严重膨胀。当时，凯恩斯主义政策被期望“美好地调整”经济，以便消除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的“繁荣一萧条”循环（boom-bust cycle），在经历了40年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之后，美国同时经历了这两者——一个不能被传统经济理论所解释的事件。传统经济学陷入了混乱状态，在理论范例和政治政策的领域，经济学家和外行都日益情愿转向“奥地利的”自由市场经济备选方案。由于哈耶克的那个长期被遗忘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论（business-cycle theory），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哈耶克，这仅仅是在经历了多年的忽视之后显露出来的新趋势的一个迹象。并且即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经济危机并没有结束，因为通货膨胀只是进一步的加速，失业率仍然保持在很高水平。只有摆脱通货膨胀和急降政府支出的自由市场规划才能解决这个危机。

1975年纽约市政府的部分财政拖欠以及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的13号提议（Proposition 13）的胜利，已经明显地向整个国家表明地方和国家的储备金已经用完的事实，以及政府最后必须急剧减少它在运作和经费上的支出。高额的税收将把商人和中产阶级市民赶出任何特定的区域，因此避免国家拖欠债款的唯一方法将是在支出上的激烈削减（如果国家债务到期，结果将是同样的并且更加激烈，因为在未来国家和地方政府使用债券市场将成为不可能的）。

同样越来越明确的是，长期以来在收入、储蓄和投资领域高额和临近极限的税收，和业务计算的通货膨胀的扭曲相结合，导致了资本越来越稀缺，以及消耗美国主要资本货物储备的迫近的危险。因此，低税收被迅速地认为是一个经济上的必要。为了避免在联邦政府不经济的赤字情况下出现“由于政府出售证券而将私人的信贷和投资挤出资本市场”，降低政府支出也是显然必要的。

有一个很有希望的理由，来期待公众和观点制造者理解这个对于严重并持续的经济危机的合适的自由主义解决途径：国家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控制和操纵了经济，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当政府信贷和干涉政策引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的世纪这种荒诞的说法盛行，因此有了这些看起来是似是而非的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失败”，经济繁荣和进步需要一个到国家主义和国家控制的巨大跳跃。但现在的危机是发生在多年的国家主义之后，这样的性质导致公众可以正确地察觉到大政府（Big Government）是错误的。

此外，国家主义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都已经被尝试过了，并且失败了。20世纪初，整个西方社会的商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一个国家统治的混合经济的“新”体系，以取代上一世纪的相对自由放任主义。这些新的看起来激动人心的万能药，比如公司国家、福利一战争国家等等，都被尝试了，并且显然失败了。除了自由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尝试的呢？

在社会领域，近年来发生了一个类似的危机。曾经是美国传统的神圣组成部分的公立学校系统，现在正在遭受来自意识形态领域人士的严厉和加速的批判。现在已经变得清楚的是：（1）公立学校不能恰当地对受教育者进行教育；（2）它们是高代价的、浪费的，需要高额的税收；（3）公立学校的统一体系造成了在关键教育问题上深远的和未能解决的社会矛盾——这些问题比如整合和分离、改革的和传统的方法、宗教或者世俗主义、性教育、学习的意识形态内容。无论公立学校在这些领域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家长和孩子中的大多数或者实质性的少数将不可挽回地受到伤害。此外，义务教育法正在被日益认为是强制不高兴的或者不感兴趣的孩子进入一个监狱，而这个监狱并不是他们或者他们父母的选择。

在道德政策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府的禁酒主义政策的蔓延——不仅仅是在酒精领域，也是在如下领域，比如色情卖淫、“同意的成人”之间的性行为、毒品、堕胎——都是对每个人可以作出他或她自己的道德选择的权利的不道德的和不正当的侵入，并且在实践上也是无法执行的。执行的尝试只是导致困难以及一个实质的警察国家。像在酒精问题上一样，在这些个人品德领域的禁止被认为完全是不正当的和无效的，这样的时间已经接近。

紧跟在水门事件之后，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在政府的日常行为和活动之中对个人自由和隐私的威胁，以及对与政府保持不同意见的自由的威胁。在这里，同样地，我们也可以期望施加公众压力，以阻止政府实现它的侵犯隐私和拟制异议的由来已久的愿望。

也许国家神秘性瓦解的最有利的和最好的迹象，是1973—1974年的水门事件的曝光。水门事件鼓动人们在对政府本身的态度上进行一个激烈的转变——不管他们外在的意识形态。水门事件确实使公众认识到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侵犯。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件导致弹劾总统，这就永久地使几乎被美国公众尊为主权象征的总统非神圣化。但是最重要的是，政府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被非神圣化了。再也没有人相信任何政治家或者政府官员了；所有的政府都被视为具有持久的敌意和不值得信任，从而回到了对政府的不信任这种健康状态，这曾经是18世纪美国革命和美国公众身上的标志。在水门事件之后，现在没有人敢官腔官调地说“我们是政府”，因此选举产生的官员可能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和恰当的。对于自由的胜利来说，最重要的条件是使政府在公众眼中非神圣化，并使其合法性丧失，水门事件已经达成这样的目的。

因此，在过去的几年中，为了取得自由的胜利所必需的客观条件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另外，这个系统性危机的性质使得政府现在被认为是犯罪者；除非出现向自由的激烈转变，这个系统性危机无法被减轻。因此，现在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是“主观条件”的成长，这些主观条件是自由主义观念以及尤其是在公共论坛上推行那些观念的专注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确，并非偶然的是，就是在这些年代——1971年之后尤其是1973年之后，这些主观条件已经在本世纪取得很大的进展了。因为国家主义的崩溃毫无疑问地激励很多人成为部分的或完全的自由主义者，因此客观条件帮助了主观条件的产生。此外，至少在美国，可以追溯到革命时代之前的自由和自由主义观念的光辉传统，从来未曾失去。因此，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在构建自由主义大厦的时候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

最近几年自由主义观念和运动的迅速发展遍及了许多学术领域，尤其是在青年学者之间，它也遍及到新闻界、媒体、商业领域和政治领域。随着客观条件的持续发展，很明确的是，自由主义在很多新的和未曾期待的领域的爆发并不是纯粹的媒体策划的流行时尚，而是对认识到的客观现实条件的不可避免地回应，并且这种回应正在逐渐增加。考虑到自由意志，没有人可以确定地预测，美国现在正在增长的自由主义情绪在一段时间之后将得到巩固，并且毫不犹豫地向前迈进以取得整个自由主义工程的胜利。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对现实和历史条件的理论及分析都引出这样的结论，自由主义现在的前景，即使从短期来看，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