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以赛亚·伯林和消极自由

第27章　以赛亚·伯林和消极自由

对待自由问题上最著名和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是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的理论。在他的《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伯林坚持“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概念——对一个人的行为范围没有干涉——并把这与“积极自由”相对立，“积极自由”根本不是指自由而是一个人对他自己或他的环境的有效权力或控制。表面上，伯林关于消极自由的概念和本书的论点看起来类似：本书认为自由是对个人的人身或财产没有物理性强制干涉或侵犯。然而，不幸的是，伯林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导致了混淆以及缺乏一个系统的和有效的自由主义信念。

伯林自己在后来的一篇文章和原始著作的新版本中认识到了其中一个谬误和混淆。在他的《两种自由概念》中，他写道“在没有人干涉我的活动的程度范围内，我通常被认为是自由的。在这个理解上，政治自由就是指一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的领域”〔1〕。或者，正如后来伯林的措词，“在《两种自由概念》的原始版本中我把自由说成是在完成一个人的需求的时候不存在障碍”〔2〕。但是，正如他后来意识到，这个表达中所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一个人可以相称地被认为是“自由”的，只要他的需要和期望被消灭了，比如被外部的条件所消灭。伯林在他的纠正性文章中写道，

如果自由的程度随需求的满足而变，我就可以通过消除需求来增加自由，消除需求和满足需求将一样的有效；我可以使人们（包括我自己）获得自由，方法就是使他们失去原本具有而我决定不去满足的那些需求〔3〕。

在他的后期版本（1969年）中，伯林擦去了那段不合的段落，把上文引用的第一个陈述改变为“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就是指一个人可以不受他人阻碍而行动的领域”〔4〕。但是伯林的后期方法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因为现在伯林把自由解释成“对可能的选择或活动不存在障碍”，所谓的障碍，是由于“可变的人类行为”产生的〔5〕。但是，正如柏伦特（Parent）教授注意到，这近乎混淆了“自由”和“机会”，简单地说是毁坏了柏林自己的消极自由的概念，而变成了不合逻辑的“积极自由”概念。因此，正如柏伦特指出，假设X拒绝雇佣Y，因为Y是个红头发的人而X不喜欢红头发，X当然是减少了Y的机会范围，但很难说他侵犯了Y的“自由”〔6〕。的确，柏伦特接着指出在伯林后期的著述中对自由和机会的反复混淆，柏林写道“我所说的自由是行为的机会”，并把增进自由识别为“机会的最大化”。正如柏伦特指出，“‘自由’和‘机会’这两个术语有不同的含义”；比如，某人也许出于多种理由而缺乏购买一个演唱会入场券的机会（比如他太忙了），但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他都是“自由”地可以去购买入场券〔7〕。

因此，伯林根本性的错误在于，他未能把消极自由定义为一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免受物理性干涉，他对正义财产权的定义是非常广泛的。未能准确地击中定义，伯林陷入了混淆，结果就是在事实上抛弃了他曾经试图确立的消极自由概念，而被强迫地陷入“积极自由”的阵营。不仅如此，受到对他的一些批判的刺激，那些批判认为伯林是在支持自由放任主义，伯林转向狂热地并且是自我矛盾地攻击自由放任主义，好像自由放任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于消极自由的。比如，伯林写道“未受限制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罪恶……导致残忍地违反‘消极’自由……包括自由表达和结社的自由”。由于自由放任主义正是意味着人身和财产的完全自由，当然包括自由表达和结社，这是私有财产权的子集，伯林在这里陷入了谬论。另外在一个类似的谬论之中，伯林写道，

在无拘无束地经济利己主义的统治下的个人自由的命运——关于受害的大多数人的条件，这主要是发生在城镇，孩子在矿山和工厂中被毁坏，而父母生活在穷困、疾病和被忽视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穷人和弱者享有法律权利……变得是一个丑恶的嘲讽〔8〕。

这样柏林以下的做法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他接着以诸如密尔（Mill）、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这些令人混淆的和不一致的经典自由主义者的名义，攻击诸如科布登（Cobden）、斯宾塞（Spencer）这些纯粹的和一致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在伯林的严厉谴责中存在着若干严重的和基本的问题。首先是他完全忽视了工业革命的现代历史，诸如艾什顿（Ashton）、哈耶克（Hayek）、赫特（Hutt）和哈特韦尔（Hartwell）都证明新的工业经济减轻了工人们先前的穷困和饥饿，包括童工的穷困和饥饿，而不是相反〔9〕。另外在概念的层次上，他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第一，断言自由放任主义或者经济利己主义会伤害个人自由，这是荒谬和自我矛盾的。第二，伯林真的是以积极的权利和财富为名明显地毁坏了“消极”自由这样一个恰好的概念。

伯林在他直接攻击消极自由的时候达到了这个理论方案的顶点（或死亡之处），他攻击消极自由曾被：

用来……给强大的、残忍的和肆无忌惮的人提供武装以反对仁慈的和虚弱的人……狼的自由往往意味着羊的死亡。经济利己主义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竞争的血腥故事……在今天值得强调。〔10〕

伯林在此处的关键谬误在于他坚持把自由和自由市场经济等同于它的对立面——强制性侵犯。注意他不断使用这样的词语诸如“武装”、“残忍”、“狼和羊”、“血腥”，这些词语都只是适用于强制性侵犯，例如国家通常使用的那种侵犯。并且，他也把这种侵犯等同于它的对立面——市场经济中自由交换这样一种和平和自愿的程序。不受限制的经济利己主义，相反地，可以导致和平以及和谐地交换，这正好将主要有益于“弱者”和“羊”；后者不能在国家统治的丛林中生存，但他们可以在自由竞争经济中收获最大的利益。即使只是稍微了解一点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将使以赛亚爵士直接面对这个关键的问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