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育人情境

第一节　今天的育人情境

场景一：

2021年1月1 5—21日，上海市闵行中学“实者慧”生涯讲堂如期举行。闵中学生三五成群，选择感兴趣的话题，走进报告厅，感知可期的未来。

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向学生们开讲：“严肃阅读与公共文化的建设”“大数据和AI技术驱动的智慧城市发展”“纳米技术与科学战疫”“机器人技术发展趋势”“汽轮机发展进程之关键焊接技术应用”“新国际形势下未来个人发展的60分钟思考”……专家学者与闵中学生触碰时代脉搏、畅想美好未来的一场场思想碰撞，徐徐展开。

场景二：

2021年2月21日，农历牛年伊始，闵中教育论坛——“五育并举提升学校育人品质”举行，闵中教师共同学习和探讨“双新推进，聚焦育人方式变革”和“今天，我们怎么做导师”这两个重要议题。

在“今天，我们怎么做导师”这个议题中，马老师以“你笑起来真好看”为题，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小叶同学在老师的鼓励下，从一位害羞腼腆的女孩成长为一名勇敢自信的主持人；钱老师以“精神的力量”为题，讲述了如何指导、帮助同学战胜困难，勇敢面对挫折和挑战；王老师以“你的船，你的海”为题，讲述了借助生涯测试数据，精准指导学生走出舒适区、大胆挑战自我、提升生涯适应力；高老师介绍了高二年级1 8位导师的经验做法，如：模拟大学面试、线上社评交流讨论会、参观高校实验室、学长交流会、读书分享活动、跟着导师做课题、定期交流等，导师们在各种活动中陪伴、引领学生成长，帮助他们走出迷茫，找到努力的方向，重获自信，收获成功的喜悦；德育学生部罗老师系统介绍闵行中学启航课程、学科课程、校园活动、社会实践四大生涯课程系列，这些课程为学生成长搭建了多元平台，也为导师提供了多种资源途径。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人才需求

新时代，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下，各领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产业变革奔腾而至；在全球化的演进过程中，世界多极格局日渐显现，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亟待健康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等诸多领域面临冲击……世界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呼唤新人才。

（一）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数字化人才

当今，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5 G、区块链、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不断涌现、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实现逆势增长，被称为“大变局下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2年经济蓝皮书》⁽²⁾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从2016年的22.6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30.3%上升到38.6%⁽³⁾；并预测，到2025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总值预计将超过GDP的50%，届时数字经济将成为国民经济存量的半壁江山和增量的主要贡献来源⁽⁴⁾。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的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的经济结构。

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人才，诸如能够在基础算法、人工智能关键算法、操作系统、高端芯片、集成电路、大数据、5G、数字支付等领域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迭代；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DNA存储、神经芯片、精密传感器、区块链、开源平台、数据跨境流动等前沿领域能够创新引领、攻坚克难；在数字技术与生物科学、新兴材料、能源等基础学科领域能够融合创新；在平台经济⁽⁵⁾领域能够实现各核心技术深度耦合与协同创新，应对“数据风险”“数据孤岛”等潜在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先进制造、数字化运营、数字营销等各领域数字化应用创新人才。产业数字化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近年来，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政府等数字化应用场景不断涌现，正与国民经济各个行业深度渗透和广泛融合，深度改变着企业的商业模式、组织结构、生产方式、业务流程、产品形态。截至2021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和波士顿咨询共同评选出全球90家“工业4.0时代的灯塔工厂”，这些企业代表了全球领先的商业创新能力、智能技术研发与投资能力、数字化转型能力，其中有3 1家企业来自中国。这其中将会有若干企业成为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全球数字产业的头部企业，带动中国数字制造和数字服务快速发展⁽⁶⁾。据201 8年的一份报告，从业者主要在制造、金融、消费品行业聚集，从职能的角度，主要集中在产品研发领域，高达87.5%，其次是数字化运营领域，占比约7%，在大数据分析、商业智能等领域只有3.5%，先进制造和数字营销领域比例更低，不到1%⁽⁷⁾。

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数字治理专业人才。数字化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丰富和便利人民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数据伦理等社会问题——诸如个人隐私受到侵害、平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资本无序扩张、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大数据杀熟、网络成瘾、短视频沉迷等方面的问题。因此，需要数字化治理专业人才在技术标准和治理规则上发力，推动数据安全立法，加强数据伦理建设，促进科技向善，充分分享数字化技术发展成果，并着力提升全社会的数字素养，让人们成为数字化时代的主人，而非被数字和算法不良驱使，从而迈向更好的数字生活。

（二）服务经济时代聚集现代服务人才

从20 1 1年开始，我国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 1 5年，我国服务业比重超过50%，服务业就业比重超过60%，按国际通用划分标准，我国开始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到20 1 8年，我国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2%，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服务业转型升级有序推进，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⁸⁾，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现代服务业⁽⁹⁾持续创新发展，成为服务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服务经济时代急需生产性服务业创新人才，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支撑我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随着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制造业企业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成为趋势，制造业、服务业的分工细化和融合发展成为必然。金融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高新技术服务业、设计咨询、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电子商务、工程咨询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业、节能环保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¹⁰⁾领域创新人才成为助推我国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的第一资源和驱动力。在“两业融合”趋势下，消费升级将引领制造业结构优化，诸如以智能手机、家电、新型终端设备为重点的“产品+内容+生态”全链式智能生态服务走向现实；制造业日趋服务化，诸如智能工厂建设、共享生产平台等融合发展新业态逐步建成；制造和服务全链条体系逐步建成，诸如汽车产业由传统出行工具向智能移动空间升级；现代服务业嵌入制造业发展，诸如质量技术服务企业与先进制造企业嵌入式合作，提供优质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服务。各领域细分和融合走向纵深，相关专业人才将备受青睐。

服务经济时代急需“幸福产业”创新人才，推进我国公共服务质量全面提升，实现服务业由一般化向专业化与个性化转变、由满足型向高端型和品质型转变，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由生存型向享受与发展型转变、由自我满足型向自我实现转变⁽¹¹⁾。近年来，我国在生活性服务业如商贸服务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健康服务业、法律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体育产业、养老服务业、房地产业⁽¹²⁾等领域蓬勃发展，其中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幸福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月—5月，规模以上旅游景区管理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3.6%，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6.4%，增速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24.5个百分点⁽¹³⁾。随着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乡村振兴、养老托育体系建设等的持续推进，“幸福产业”的飞速发展急需高端服务（如家政服务、养老、康养综合体经营管理等领域）专业人才，能够适应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如家政服务机器人、家用智能监控等健康养老、家政服务领域智能设施设备的研发制造人才），擅长建构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服务标准与助推品牌质量建设的专业人员，致力于提升各领域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的行政服务人员⁽¹⁴⁾……相关领域高学历背景、高层级管理和研发人才将备受青睐。

服务经济时代急需知识型服务业创新人才，参与我国知识强国建设，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现代化报告2016》提出知识型服务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点，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如美国1980年的知识型服务业比例即超过劳务性服务业比例，超过农业和工业比例的总和，韩国2005年知识型服务业比例超过劳务型服务业比例⁽¹⁵⁾。该报告将知识型服务业定义为：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知识含量较高的服务部门，包括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教育，信息和交流，艺术、娱乐和文娱活动，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活动，金融和保险活动，行政和辅助活动，公共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活动⁽¹⁶⁾。近年来，我国知识型服务业快速发展。以典型的知识付费行业为例，201 5年，知识付费市场规模仅1 5.9亿元，到2020年突破390亿元。专业化、垂直化、细分化正成为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¹⁷⁾，能够提供系统化、差异化、深度化知识产品内容的各领域专业人员，擅长线上线下融合、创新知识付费商业模式和产品形态的自媒体和知识服务平台运营人员将成为这一领域的宠儿。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将获得长远发展，社会创新活力将被大大激发，新技术、新经济各领域创新人才将共同迈向知识经济时代。

（三）新型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人才

当今，逆全球化兴起，推动着以包容、均衡、公平、普惠、互利、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进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经济角度暴露了前一轮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的弊端；2016年以来，极端民族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反映了全球化面临的政治压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更是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给全球化提出了巨大挑战⁽¹⁸⁾；再加上美国中产阶层退化进一步加剧，欧洲国家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难民潮问题等，暴露出上一轮全球化进程的主导者——西方国家在国内治理失范⁽¹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失调⁽²⁰⁾、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的不匹配⁽²¹⁾等问题。正在兴起的新型全球化将由全球所有国家共同参与，各国参与更平等、发展更包容、成果更共享，市场化竞争逻辑与包容性发展将实现有机契合，全球化发展内涵将更加深入⁽²²⁾。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我国将努力成为推动实现新全球化的先行者、实践者、引领者，因此急需大批符合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和统筹协调四个方面能力要求，以及具备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和精通国际谈判六个方面素养的全球治理人才⁽²³⁾。

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急需大量高素质的国际组织人才。国际组织人才是主权国家在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力量，对于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议事决策能力、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宣传本国理念、提升国际形象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当前我国人才在国际组织任职的现状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严重不匹配。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联合国会费的分摊比重从7.9%提升至12%，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国。然而，中国在联合国雇员总数中的比例只占1.46%（这一数字在2012年下降至1.2%），总人数常年稳定在550人左右，排在第1 7名，中国籍雇员比重大幅滞后于中国贡献的会费比重⁽²⁴⁾；从职级上看，截至201 8年底，联合国秘书处专业及以上职类，中国籍职员的数量适当范围是169～229人，实际职员只有89人，高低限差89人；印度的数量适当范围是46～62人，实际职员62人，达到其高限。英国的数量适当范围是83～1 12人，实际职员123人，超过其高限⁽²⁵⁾；从分布上看，在中国籍国际职员中，在联合国任职的职员最多，约占总数的45%，而在国际法院、世界旅游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机构任职的中国籍职员则相对较少⁽²⁶⁾；从事的工作种类单一，主要以翻译、会务、后勤保障、维和军人为主，在联合国诸如国际关系、国际法、经济、政治、新闻、人口、信息技术、公共行政、语言文字、编辑出版等业务中⁽²⁷⁾，则少有分布。而且，当前我国国际组织人才储备严重不足⁽²⁸⁾。我国需要持续培养大量精通外语、国际关系，以及某专业领域知识、技能，符合联合国未来胜任力⁽²⁹⁾的国际公务员。

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急需大量能够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赋予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新理念、新内涵、新智慧，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大国形象的各领域人才。全球治理根植于国家治理之中，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与世界高度依存、互动紧密，办好国内的事情就是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³⁰⁾。因此，要增强我国在经济体系、科技发展方面的硬实力和创新能力，主导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的规则、标准、制度制定，并将各领域创新成功应用于国家治理之中，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后盾和经验；要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尤其是在网络、海洋、太空、核武器等重要领域的力量，保障国家安全，为履行特定全球治理责任如联合国维和机制奠定基础；要提升我国治理制度化水平、国家法治化程度；要在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全球性问题如气候治理、环境治理、保护生物多样性、贫困问题、资源问题、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粮食安全、毒品泛滥、贫困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各个领域，做出有效实践，贡献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路径；要全面提升我国国家治理、全球治理议题的研究能力，充分挖掘我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凝练中国理念，注重中华话语与世界话语的融通，并利用国内外媒体传播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加大对中国理念、中国传统、中国思想的宣传，展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当前，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积极抗击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助力全球抗疫，奋力支撑全球复苏⁽³¹⁾等，均是积极典范。2020年9月，《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各领域表现认可度均获提升，其中科技、经济、文化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海外受访者最为认可的三个领域为：科技（66%）、经济（63%）和文化（57%）⁽³²⁾。(https://www.daowen.com)

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急需大量能够在全球治理制度、治理规则、治理规范方面进行优化、创新，重塑全球治理秩序的人才。全球治理是超越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组成的地区一体化机制，以诸如联合国等全球性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为平台，以国际规则、规范和制度为基础解决或者克服全球挑战、问题和危机的集体行动或者国际合作过程⁽³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全球治理的主要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和运行的，其组织架构、运行模式和议事规则都是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利益为参照和准则而设立，常有利于西方，长期带着明显的西方治理特征。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联合国推出《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一纲领性文件，以及二十国集团取代西方七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APEC）、欧盟、东盟、非盟等一些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有人提出“21世纪是国际组织的世纪”。据统计，1909年全球各类国际组织只有213个，1956年增加到1 1 1 7个，2020年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总数已经超过73 000个，遍布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每年还在以1 200个以上的速度迅猛增加⁽³⁴⁾，将成为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载体。于此，各组织提出治理理念，提供公共产品，建构治理体系成为必然。我国提出不“另起炉灶”的原则立场，倡导以多边主义的原则展开有意义的对话、协调与合作。如面对全球环境问题，我国与联合国在防治荒漠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治理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会议通过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³⁵⁾；我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全面合作；于2014年组织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围绕30个领域100多项成果和共识，我国提出的倡议占到一半以上⁽³⁶⁾；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与会成员通过《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我国就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展合作提出了具体措施，如提高能源可及性、发展普惠金融等这些发展议题的设置和引领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³⁷⁾。而在深海、极地、网络、外空、应对传染性疾病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被称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试验田的新疆域，我国要在《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外层空间条约》等国际法的基础上，努力完善新疆域、新领域治理的法律框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和平稳定和人类共同福祉。统筹国内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协调，通过国内规则的改革与创新引导国际规则的合理与完善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还急需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企业、行业协会、学术共同体等社会力量的更多参与，尤其是在技术性规则、产品规则以及贸易推进等涉及细节问题的领域更需要民间力量的参与⁽³⁸⁾。在这样的新型全球化大趋势下，广泛培养具有全球意识，能够勇于承担，有能力承担作为全球社会成员的责任的年轻人显得尤为重要。201 7年12月12日，经合组织教育与技能司和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联合发布了《PISA全球胜任力框架》，提出全球胜任力四大维度——能够体察本土、全球和跨文化问题，理解并欣赏他者的观点和世界观，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进行既相互尊重又有效的互动，并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采取负责任的行动⁽³⁹⁾。

（四）VUCA时代需要适应性复合技能人才

在当今以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为基本特征的VUCA时代里，一场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引发了全球范围各领域的动荡。再加上当前数字化技术的加速推进和新经济的迅速崛起，社会的用人需求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企业的用工战略也不断做出相应调整。

VUCA时代，企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明显提升，复合技能人才更受欢迎。随着行业边界的模糊，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正在从高级管理和技术岗位不断下沉到中层岗位，甚至是部分入门岗位和新职业中⁽⁴⁰⁾。2020年，在学历相同且期望薪酬接近的情况下，明确拥有三项以上职业技能的求职者获得雇主主动沟通的概率较只具备一项技能的求职者高19.2%，优势同比增加5个百分点。在获得面试邀请等后续环节中，成功率高出1 5%～22%。以硬技能为核心驱动的专业技术岗位，复合技能人才获得雇主反馈的概率较单一技能求职者高出60%以上，部分技能图谱复杂的职位，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重技能求职者拥有倍数级竞争优势。这说明多重技能驱动的时代来临。

VUCA时代，企业业务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加，构建敏捷组织形成共识，适应性人才更具竞争力。领英（LinkedIn）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45%的中国企业正在开放远程办公机会，高于亚太地区41%的平均水平。而世楷（Steelcase）调查大量企业样本发现，88%的中国企业希望赋予员工更大的办公自主性和灵活性，在中国有83%的员工期待采用混合办公模式⁽⁴¹⁾。《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显示，2021年我国有61.14%的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模式，企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减灵活用工规模⁽⁴²⁾。据预测，新经济领域在2019—2023年贡献的灵活用工人数增量占比有望提升至64.7%⁽⁴³⁾。于是有人提出未来是零工经济时代，那时，项目将成为维系企业和人才之间新型关系的纽带，同时知识的可获得性变得越来越简易便捷，知识本身不再是力量，灵活、创造性地运用知识的能力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⁴⁴⁾。据《2020—2021全球人才趋势（本地报告）》，48%的企业认为具备适应性／成长型思维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员工需要对变化保持开放的心态，灵活调整和积极适应多变的环境；41%的企业认为数字化敏捷度对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员工需要具备拥抱现有和新涌现的数字化手段来达成更好商业结果的意愿和能力；36%的企业看重员工进行自我管理，分析、识别、处理优先事项的技能⁽⁴⁵⁾。

VUCA时代，社会日新月异，擅长深层学习的终身学习者将更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终身学习者这一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来之后，便获得共识。但当今人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复杂、多元、多变、陌生的任务或场景，越来越需要深层学习——学会整合已有知识、技能、方法或概念，审慎地判断和分析情境，创造性地应对和解决问题，能够同他人协作开展工作和完成任务⁽⁴⁶⁾，并驾驭知识风暴，充分理解知识，学会对知识进行情景化的应用，进而将自己的知识、经验进行反思、统整和知识管理，自主建构个人的知识体系，并在新情境中分析判断差异并迁移运用⁽⁴⁷⁾，如此往复。

二、高中育人方式改革背景下的生涯导师制

（一）高中育人方式改革要求加强学生发展指导

学生发展指导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并持续发展至今，无论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在马来西亚、尼日利亚、菲律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指导制度，建立了与学生发展指导有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了如美国的综合性发展指导模式、法国的方向性发展指导模式、日本的生活指导模式等成熟的学生发展指导模式。如今，发展指导已经成为与教学、管理并重的现代学校三大职能之一⁽⁴⁸⁾。

近年来，各项教育政策提出加强学生发展指导的明确规定，逐步明晰了其内涵，并就相关机制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推动高中教育围绕育人质量提升这一核心目标，逐步实现三个转变，即从应试教育模式向全面育人教育方式转变；从以升学为目标向升学与生涯辅导相结合目标转变；从高中教育分层发展向分层与分类相结合方向转变⁽⁴⁹⁾。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首次提出学生发展指导的概念——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理想、心理、学业等方面的指导⁽⁵⁰⁾。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建立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指导学生学会选择课程，做好生涯规划⁽⁵¹⁾。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在课程实施与评价中明确提出切实加强学生发展指导，并进一步明晰了学生发展指导的内涵，提出了明确要求——学校应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采用专职教育与兼职教师相结合的方式，组建专门队伍，加强对学生的理想、心理、学业、生活、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指导，开展多种形式的指导活动，帮助学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正确地认识自我，更好地适应高中阶段的学习与生活，处理好兴趣特长、潜能倾向与社会需要的关系，选择适合的发展方向，提高生涯规划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⁵²⁾。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发展了新课标中对学生发展指导的界定，并将其列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六大任务之一：加强学生发展指导——加强对学生理想、心理、学习、生活、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正确认识自我，更好适应高中学习生活，处理好个人兴趣特长与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关系，提高选修课程、选考科目、报考专业和未来发展方向的自主选择能力，并提出健全指导机制的各项建议和要求⁽⁵³⁾。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接受《人民教育》杂志专访时，提出新课程新教材是提高育人育才质量的重要依托，当前正在研制《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工作指南》⁽⁵⁴⁾。

育人方式改革进程中，质量评价是关键。评价方向即办学导向。而对于学生发展而言，目标何在，如何评价各方促进学生发展的成效？伴随育人方式的改革，国家及地方陆续发布学生评价方式改革新举措，均指向我国在新时期推进育人方式改革、全面提升育人质量，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做好学生成长记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⁵⁵⁾。

《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明确提出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五大方面的内容，要求评价能够反映学生全面发展情况和个性特长，注重考查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⁵⁶⁾。

各地高中陆续推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如《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明确提出记录和评价内容（即品德发展与公民素养、修习课程与学业成绩、身心健康与艺术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记录方法与程序，以及评价结果应用。从201 7年起，推动高等学校在自主招生过程中，试行把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作为高等学校自主招生的参考⁽⁵⁷⁾，并在201 7年启动了高校综合素质招生。各省份随着新高考进程的启动，陆续启动综合素质评价相关工作。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要求，并明确了对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等方面的评价要点。明确国家制定普通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标准，突出实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开展学生发展指导、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有序推进选课走班、规范招生办学行为等内容⁽⁵⁸⁾。

《普通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指南》明确提出对学生发展的评价包括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劳动实践等5项关键指标，共计1 8项关键指标和48个考察要点⁽⁵⁹⁾。

（二）生涯导师制是落实学生发展指导实效的有效路径

开展学生发展指导，需要以学生为中心，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以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为原则，以促进全体学生积极发展为主旨，要求学校教职工全员参与，将学生发展教育与日常教育教学有机结合，做到将学生发展指导渗透到日常教育之中，营造有利于促进学生积极发展的校园氛围，进而从根本上促进学生积极健康发展，并整合学校、家庭、社会等各方资源优势，构建适合我国的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⁶⁰⁾。而导师制是实现个别指导的有效路径。

最早的导师制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和先秦时期。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下的导师制起源于牛津大学，并被事实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教育举措，培养了诸多具有创新精神、成就卓越的人才，并后续广泛应用于中学。在我国，导师制最初仅在研究生培养中实施，后逐步拓展和应用至大学和中小学。导师制是实施育人方式改革的有效路径。

2005年12月，浙江省教育厅印发《在全省中小学实施德育导师制的指导意见》，以德育导师制的方式开启了中小学实施导师制的先河。后续各地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导师制试点：比如全员育人导师制、全员管理导师制、心理健康导师制、阅读导师制⁽⁶¹⁾。上海市《关于本市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高中班主任与全员导师制相结合的高中学生成长服务机制⁽⁶²⁾，在《上海市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小学生全员导师制，配齐建强专兼职教师队伍”⁽⁶³⁾，并在1 1个区启动了全员导师制试点工作⁽⁶⁴⁾。如何开展全员导师制，有效助力学生发展，成为当前的一大探索方向。

多年来，闵行中学系统实施了生涯教育，在从学生入学开始到高中三年发展的全过程中，注重用生涯教育来引导孩子认识自我、找到适合自己的奋斗目标，探索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从而确立自己想要努力的方向，增加信心和主动性，成为最好的自己⁽⁶⁵⁾，探索出一条以生涯实践为学生未来领航的路径——学校注重唤醒学生的生涯自主意识，从兴趣中找到志趣；丰富学生社会实践经历，在试错中找准人生航向；提高自主探究能力，将课本知识活学活用到生活中⁽⁶⁶⁾。

闵行中学启动“今天，我们怎么做高中生涯导师”项目，是期待充分发挥学科教师在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生涯发展导航等方面的专业和学科基础，探索将学科教师发展成为生涯导师，将该行动作为探索落实全员导师制、学生发展制度的主要途径，并将生涯导师界定为：与学生建立稳定的结对关系，从学生个体的生涯发展特点和需要出发，指导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探索外部、激发潜能、发展能力，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业辅导、生活指导、生涯向导的专业教师、学科教师和校外专业人士等。期待生涯导师能够树立“学科为学生未来生活更美好的生涯导航”的教育理念，探索重构教学结构，致力学科教育项目化学习、生涯体验的实践探索，全面提升学科教师在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业辅导、生活指导、生涯向导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探索由学科教师、班主任、任课教师、心理教师、校外导师组成导师队伍，并创设学科相关行业、企业等校外资源，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全面促进新时期教师的专业成长，助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执笔人：林唯　白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