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合作的拓展
双边合作的拓展
一、反恐方面的合作与分歧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布什政府聚焦于反恐战争，也特别看重各国在反恐方面的态度。中美两国在反恐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中国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一系列决议；中国与巴基斯坦协调政策，支持巴配合美国在阿富汗开展反恐斗争；管理与阿富汗的边界，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美国分享情报，开展反恐情报合作和情报官员代表团互访；冻结“基地”组织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账户；同意在美驻华大使馆设立司法专员（Legal Attache），(1)所有这些对于美国迅速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要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发起打击，必须有一个邻国做军事行动的前线国家。阿富汗东边是巴基斯坦，西边是伊朗。鉴于伊朗与美国的长期敌对关系，巴基斯坦就成了美国唯一的选择。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从巴国家利益出发对“9·11”恐怖袭击作出了迅速的反应，立即发表电视讲话予以谴责。但在巴国内有很强大的极端主义势力，阿富汗的塔利班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塔利班的问题甚至主要是巴基斯坦的问题。(2)因此要巴基斯坦站在反恐阵营这一边不是容易的事情。美国对巴施加了压力。“9·11”恐怖袭击的次日，鲍威尔就给穆沙拉夫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说：“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成为我们的敌人。”穆沙拉夫把它看作最后通牒。阿米蒂奇在与巴三军情报局局长的会谈中，更加强硬地表示，如果巴基斯坦选择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那么巴基斯坦就准备好被炸回到石器时代吧。(3)穆沙拉夫认为这是令人震惊的公然威胁。中国政府派出高官访巴，向巴领导人说明中国的反恐立场，与巴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2001年12月下旬，中国又邀请穆沙拉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穆沙拉夫在访问结束离开北京前表示：“中国与巴基斯坦对于地区和国际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也可以非常满意地说，我们的中国同事对于我们加入反恐联盟的理由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4)
国际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进行反对恐怖主义的合作，1963年9月14日联合国通过第一个反恐文件《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到1999年12月9日先后通过12项反恐怖国际公约，涵盖反劫机、反劫船、保护大陆架固定平台、保护核材料、反爆炸、反对劫持人质等各个领域。但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这个非传统威胁的严重性的认识整体说来仍然不足，在具体应对方面也存在着侥幸情绪和做法。“9·11”恐怖袭击使国际社会对于恐怖主义危险的严重性大大提高了认识，并迅速就加强反恐合作的迫切性与重要性达成共识。9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1368号决议，“最强烈地断然谴责”“9·11”国际恐怖主义攻击，呼吁各国“采取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确认按照宪章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9月28日，安理会又通过1373号决议，呼吁所有成员国支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行动，要求尚未签署或确认现存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公约的国家把签署和确认公约列为优先，并承诺采取具体措施，断绝恐怖主义分子的资金来源，不向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场所。11月12日的1377号决议通过“全球努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宣言”。“9·11”事件以后到2002年年底，安理会共通过六项决议，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启动。这也表明，安理会确认国际恐怖主义是一种公害，国际社会在反恐问题上凝聚了高度的共识，超越分歧走到一起；由于恐怖主义的跨国性，反恐也必须进行国际合作。这些决议还创立了在反恐方面前所未有的三个先例：第一，将自卫权应用于反恐斗争（如1368号决议）；第二，要求各国采取具体步骤实行反恐立法，如将资金流入恐怖主义组织视为犯罪行为等（如1373号决议）；第三，在安理会内成立了新的反恐委员会，监督各国执行安理会各项反恐决议的情况。(5)
中国对这些反恐决议都予以大力支持。这也是自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中国在安理会表决可能涉及使用武力的决议时第一次投赞成票。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反恐委员会的成员，两国的合作对委员会的良好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家璇外长在2001年11月12日安理会特别外长会议表决1377号决议之前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他强调，恐怖主义不仅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冲击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全人类的公敌，与恐怖主义的斗争是和平与暴力的较量。中国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为此采取了行政、司法、经济、安全等一系列措施。中国也一直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东突”恐怖势力长期接受国际恐怖主义集团的训练、资助和支持，多次在中国新疆地区及其他国家制造各种恐怖活动，残害无辜平民。“东突”是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应予以坚决打击。(6)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提高了对恐怖犯罪的量刑幅度，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编造、传播恐怖信息罪等罪名，从而使反恐怖的国内立法更加完善，也为更有效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国内法根据和保障。2001年11月，中国政府签署《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中国还积极支持和参与制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积极支持《关于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公约》的工作，并于2005年9月签署该公约。与此同时，中国还认真落实相关公约，加强各项反恐措施。2002年年初，公安部成立反恐怖局，各地也先后成立反恐怖协调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一整套反洗钱的文件，对商业性金融机构提出反洗钱的原则要求和操作规范。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反洗钱处，并要求各商业性金融机构设立相应反洗钱组织机构，一个庞大的反洗钱体系被建立起来，负责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融资，加强了对资金流向的监管措施。及至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颁布，反洗钱被正式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12月4日至6日，美国反恐事务协调员弗朗西斯·泰勒大使率领一个由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和财政部官员组成的跨部门代表团访问中国，与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及有关部门讨论如何深化和拓展反恐合作，包括情报交流、执法合作、金融监控等。这是2001年10月两国领导人决定建立反恐双边磋商机制以来双方的首次会谈。泰勒在磋商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美国对9月11日恐怖袭击后中国给予的支持感到满意。中国政府迅速宣布中美面临着共同的威胁。中国政府对具体的协助要求给予了积极迅速的回应，还采取了措施保卫其边境，对这个共同威胁作出回应。以此为基础，在以后的数月中，我们已在许多重要方面的合作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联合国密切协调、共享信息及情报、执法联络工作及金融资产的监控。本周，双方已同意继续和加强所有上述方面的工作。(7)
双方同意，以后每半年举行一次反恐磋商，而专家和工作级别的接触则经常进行；双方同意组建一个反恐金融工作组，以有效监控恐怖主义组织的金融活动；2002年年初中国专家小组将对美国进行访问。
泰勒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承认美军抓获几名“中国新疆人”，承认“中国和美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却并不愿意将这些“东突”分子与其组织定性为恐怖组织。
2002年1月2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题为《“东突”恐怖势力难逃罪责》的文章，追溯了“东突”恐怖势力的起源，详细叙述了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的事实，指出，“东突”恐怖组织不但得到了本·拉登的大力支持，同时又是本·拉登恐怖势力的重要力量，本·拉登与中亚、西亚的恐怖组织头目多次密谋，要帮助“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进行“圣战”。(8)1996年至2001年间，阿富汗是“东突”组织的可靠基地，“基地组织”训练战斗人员、提供武器，并为从中国逃亡的“东突”分子提供庇护。部分“东突”分子在受训后被秘密派遣回中国新疆发展恐怖组织，从事恐怖活动。这些事实是很清楚的。但美国在“东突”问题上的表态却很迟疑。国务院发言人鲍润石1月2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文章回应说，“中国和美国都是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的受害者，都面临着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反对在新疆或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但他同时又表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不能成为压制正当的政治表达的借口”。(9)
但经过半年多的反恐合作后，美国在“东突”恐怖势力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2002年8月下旬，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来华访问，为江泽民访美做准备。8月26日，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谈到中美反恐合作时说，双方即将举行第二轮有关金融反恐方面的讨论。“中方满意地注意到美国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列入恐怖主义名单，就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和中方进行了几个月的讨论。”有的记者不懂ETIM是指什么，他解释说：“ETIM指的是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判定它为恐怖主义组织，因为它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暴力侵犯，而不管受伤害者是什么人。”(10)这是美方第一次作这样的公开表示，是两国反恐合作的成果之一。8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证实，美方已正式向中方通报了有关决定，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加强磋商，深化合作。(11)
此后，中、美、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四国就认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为国际恐怖组织一事共同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要求并提交了相关材料。2002年9月11日，安理会正式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名单。这样，“东突”组织是国际恐怖势力的一部分、是国际社会的公害这一事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这对于在反恐斗争中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2002年6月，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反恐磋商，双方就国际和地区的反恐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审议两国在反恐方面的双边合作，对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经过多次商谈，中国同意美国联邦调查局于2002年10月22日在美驻华大使馆设立办事处，处理有关反恐、国际犯罪以及其他执法事宜。中方同时保留在美设立相应机构的权利。
2002年9月10日中美经济联委会（JEC）发表联合声明称，加强在金融方面的反恐合作、反对洗钱是9月9日联委会第15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双方保证努力改善国际合作，对于金融体系主渠道外的金融机制给予更多关注。(12)
2003年2月，中美第三次反恐磋商和中美金融反恐工作组第二次磋商分别于18日、19日在北京举行。双方代表团就反恐形势、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反恐合作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广泛共识，同意通过加强国际金融监控，切断恐怖组织用以购买武器、训练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
2004年6月7日，中美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反恐磋商，双方对两国反恐合作感到深受鼓舞，同时认为合作还有很大拓展空间。美方对中方在反恐战争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13)鲍威尔2002年2月在国会作证时对中国的反恐合作表示赞许说：“中国帮助了反恐战争。”12月，助理国务卿凯利在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报告中也说：“我们分享［反恐］情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我们独立地作出判断。”(14)
中国与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还表现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从政治上支持以卡尔扎伊为首的阿富汗临时政府，向阿富汗及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02年1月，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首次访华，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分别会见他，中方明确承诺支持阿富汗的和平与战后重建，尊重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首次大选的结果，并同意与经过选举产生的阿合法政府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合作关系。双方签署中国向阿提供3 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物资援助和100万美元现汇作为政府启动基金的换文。2002年2月6日，王毅副外长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喀布尔，重开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1979年以来首任驻阿大使孙玉玺于4月30日到任。10月，中国外长唐家璇访阿，双方签署中国向阿提供3 000万美元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1月，阿卜杜拉外长访华，双方签署中国向阿提供100万美元物资援助的换文。12月，中国与阿的其他五个邻国一道与阿政府签署《睦邻友好宣言》，表示尊重阿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阿和平与重建。2003年5月，双方又签署中国向阿提供1 500万美元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三项文件。2004年3月，在柏林召开的援助阿富汗国际会议上，中国宣布免除阿前政府1965年所借的960万英镑的债务，2004年向阿提供1 500万美元无偿援助，为阿大选提供100万美元物资援助。2006年6月卡尔扎伊总统访华期间，中阿签订双边《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同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遏制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非法贩运毒品和武器。同年7月1日起，中方给予阿278种对华出口商品零关税待遇。2006年和2007年，中方向阿提供1.6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2008年6月，在巴黎支持阿富汗国际会议期间中方又宣布向阿提供5 0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15)
但在反恐方面，中美两国也不是没有分歧。
第一，在认识方面，中国强调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稳定、对世界经济的威胁和冲击，反恐是和平与暴力的较量，美国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同时强调反恐中的价值观因素，布什在“9·11”事件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突出了“9·11”事件是对美国价值观的攻击，对自由的攻击，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攻击；在对待中国新疆地区的恐怖组织和活动的问题上，美国在认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是恐怖组织的同时，总忘不了提到，“反恐不能成为压制少数民族的借口”。(16)第二，中国主张联合国在反恐中发挥主导作用，反恐国际联盟应由联合国领导。美国并不排斥联合国，但如果联合国与美国产生分歧，则美国不惜采取单边行动，这在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表现得最清楚。第三，中国反对在反恐上搞双重标准，美国出于上面所说的价值观的考虑，实际上在对待“东突”、对待俄罗斯的恐怖袭击问题上常常搞双重标准。2002年12月19日，美助理国务卿洛恩·克拉纳率领人权代表团访问中国，他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新疆大学演讲时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同样也绝不能成为忽视人权的合理依据”，“美国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容忍政府以反恐怖主义为借口压制和平表达政治或宗教观点”。(17)第四，中国和国际社会都主张反恐不要与特定的民族、国家、宗教相挂钩，但美国政府在国内或国外，常常对于伊斯兰教信仰者采取歧视态度，对于巴以冲突也采取偏袒以色列的态度。第五，中国主张反恐要重证据，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要避免伤及无辜民众，美国则主张“先发制人”。(18)第六，中国主张反恐要治标，也要治本，要妥善解决贫困、地区冲突、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问题，美国则强调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甚至导致了武力的滥用，如伊拉克战争。本来在伊拉克没有多少恐怖主义活动，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伊拉克出现政治真空，那里真的成了恐怖主义的天堂。美军于2010年撤出后，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尽管如此，在反恐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无疑是主要的，合作是主流。
中美两国在反恐问题上分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恐怖嫌犯的处理问题。自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在关塔那摩监狱共关押了22名中国维吾尔族人。中国政府认为这22人是恐怖嫌犯，而美国则采取双重标准。一些国会议员则屡屡对布什政府施压，妄称这些人是“中国的敌人”、“美国的朋友”。一些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也坚决反对把他们遣返回中国。鲍威尔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人将很快获释，但他们不会被遣返回中国接受审判。不过要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去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确实，为这些人找下家成了国务院头疼的难题。美国政府先后与20个国家进行了接洽，包括德国、瑞士、芬兰、挪威、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奥地利和土耳其，但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接受这股“祸水”。(20)也没有哪个美国国会议员愿意让这些人在他那个州落户。最后于2006年才由阿尔巴尼亚接收了其中的5人，截至布什政府任期结束，再无别的国家愿意接收这些嫌犯。(21)
二、防扩散方面的合作与分歧
上文已经提到，“9·11”事件以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与反恐一样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关注。布什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指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是“邪恶轴心”，并说：“事实证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与试图开发或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是同样一些国家”，而且“它们可能向恐怖分子提供这些武器，让他们得到发泄仇恨的手段”。(22)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2002年4月的一个讲话中强调，“9·11”恐怖袭击的一个教训是，“必须不让恐怖主义者和敌对国家有机会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3)这里最主要的是三个国家：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对布什政府来说，对美国人口众多的地方进行核、生物、化学武器的恐怖袭击就是噩梦般的前景。而美国一些高官如拉姆斯菲尔德认为这也许是难以避免的。(24)
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奉行不支持、不鼓励、不帮助别国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策，坚决反对这些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中国政府广泛参加多边防扩散机制，不断完善防扩散出口管制体系；尤其“9·11”事件后中美两国在防扩散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2000年11月，中美达成导弹不扩散共识，双方同日发表各自声明，中国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帮助任何国家发展“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附表中所列的弹道导弹，无意以任何方式帮助任何国家发展可用于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即能把至少500公斤有效载荷运载到至少300公里距离的导弹），并承诺完善与加强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早日公布管制与导弹相关的出口的完整清单及有关规定。(25)2002年8月到10月，国务院正式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及《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三套出口管理条例及管制清单，并重新修订《军品出口管理条例》，颁布管理清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条例中也列入对违反上述法规的刑事处罚措施，这样，中国的防扩散就实现了从行政管理向法制化管理的转变，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刘结一2002年11月14日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现行的防扩散体系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这个体系是多领域、全方位的，涵盖了核、生、化和导弹等各类敏感物项及所有军品；其二，实行了与国际惯常做法的接轨，目前国际通行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保证制度、许可证制度、清单控制办法、全面控制原则等，都已为中国在各个领域广泛采用；其三，对各类敏感物项生产、经营、出口等行为、对国家主管部门的权利与义务作了严格界定，并对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规定了明确惩罚措施。刘结一希望，防扩散问题将成为“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亮点”。(26)
2004年1月，中国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5月27日，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国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全会上一致决定接纳中国为其新成员。2004年6月1日至2日，刘结一司长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主席、阿根廷大使塞尔萨莱在北京共同主持第二轮中国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组织对话会。中方重申愿意加入这个制度。双方有关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共识大大增强。
中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相关的法规条例得到贯彻落实，这些措施包括：（1）建立跨部委的防扩散出口管制应急协调机制，旨在迅速、有效地处理突发性扩散个案；（2）制定并颁布实施《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3）根据形势的变化修订有关防扩散出口管制条例及其控制清单；（4）依法对违规公司进行处罚；（5）积极发展与有关多边出口控制机制的关系。中国并与“瓦森纳安排”建立了对话机制，与“澳大利亚集团”(27)也保持着接触。
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军控与防扩散活动的举措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赞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2004年5月18日，美国务院负责不扩散工作的助理国务卿约翰·沃尔夫在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自1997年以来，中国从政策上采取了多项旨在加强核安全的步骤，颁布和强化了对两用物项的控制措施。中国在2003年增强了这方面的努力，表现出“它越来越认真地对待核不扩散问题，并愿为此目的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沃尔夫特别强调了双方为终止朝鲜的核武器项目所作出的共同努力以及在采取反恐怖主义措施方面的合作。(28)
布什政府还在2002年1月发起集装箱安全倡议（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on），对于从世界最大的20个港口运往美国的集装箱货物进行检查。这20个港口包括中国大陆的上海、深圳，以及香港、台湾的高雄。美国政府寻求中国方面的合作。2003年7月29日，中方同意加入这一倡议，2005年4月起，美工作组开始在上海工作。2005年11月，中美两国签订协定，在中国一些港口安装设备，检测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和“脏弹”的核物质及其他放射性物质，作为美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署特大港口倡议的一部分。
中美两国在防扩散领域也存在着分歧。
首先，美国继续坚持核威慑政策，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张。中国从1964年10月第一次核试验后就对国际社会明确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的这一承诺始终如一。中美就“不首先使用”进行过多次磋商，但美国不相信此种承诺的有效性，也一直拒绝作出同样承诺。1997年美国关于核战略的总统指令仍主张，在遭到生化武器袭击的情况下，美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即便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在2002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列出了可能遭到美国核打击的七个国家，其中还包括中国，说明反恐合作也不足以消除美国军方一些人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疑虑和敌意。其次，美国积极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在军控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分歧。冷战时期，里根政府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包括搞所谓“星球大战”。冷战结束后，虽然苏联威胁消失，但美国为寻求绝对安全，仍然致力于发展导弹防御体系。尤其是布什当政后，于2001年年底退出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反导条约》），加快了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同时，美国还积极推进与日本合作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美国支持下，日本政府于2004年12月公布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新《中期防务力量发展计划》纲要都明确日本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美日的这一动向引起亚太地区国家的广泛关注。第三，布什政府在2003年5月底发起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PSI），它要求参加国结成伙伴关系，利用各自的能力发展广泛的法律、外交、经济、军事及其他手段，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相关设备与技术通过陆、海、空渠道出入“有扩散嫌疑”的国家，尤其是朝鲜和伊朗。可疑船只一旦进入倡议参与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则应被扣留和搜查。这实际是“先发制人”战略在防扩散领域的体现，由于这种拦截活动大多可能在国际公域发生，它与现行的国际法有严重冲突之处。中国政府表示，理解倡议参与国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关切，赞成倡议的原则和目标，会与倡议成员国进行信息交流和执法合作，但中国也对在国际公域采取拦截措施的合法性及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关切。(29)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
（一）抗击“非典”的合作
2003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从南到北袭击了中国，尤其是广东，给人民的生命健康、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严重威胁，也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中国政府发挥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迅速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抗击“非典”。
要防止“非典”的大规模蔓延，关键是要尽早发现疑似“非典”患者，采取相应隔离治疗措施。而要查出疑似“非典”患者，必须靠体温计。但是在机场、车站等人流集中的地方，要挨个测量每个人的体温是难以想象的。这时清华大学科研人员发明了红外探头，只要对准被检测者的额头，就能非接触地迅速测出体温。正为“非典”疫情而焦急的中国领导人对这个发明非常重视，指示迅速生产5 000个到1万个红外探头，安置于公共场所。当时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受命负责保障“非典”防治的物资供应，副主任张国宝负责工业生产和科技。张国宝了解到，清华大学研制的这种红外体温仪中的最关键部件——红外热敏元件在国内尚不能生产，全部得从美国进口。而这种平常用量不大的元件在美国一年也只生产几百个，一下要5 000个到1万个，确实有难度，也只能求助美国帮忙。张国宝想去美国大使馆请雷德大使帮忙。但当时各个单位都已草木皆兵，严格限制人员进出，不接受一般造访。张国宝担心，雷德大使会不会拒绝见他。张国宝还不得不考虑，要不要戴口罩？外交场合当然不能戴口罩，但当时是非常时期，情况特殊。他找了一个香港生产的类似防毒面具的口罩带在身上，如果对方戴口罩，他就马上也戴上。
张国宝怀着几分忐忑的心情来到美国大使馆。雷德大使已经带着十几个工作人员在楼下院里迎候，见他走来就热情地迎上来与他双手紧握，大使和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戴口罩的。雷德大使迎他上了二楼。张国宝介绍了中国的疫情，告诉大使中国急需红外热敏元件，希望美国帮忙搜罗一下，尽可能把库存搜集起来，紧急空运5 000个到1万个来以供急用。雷德大使满口答应，表示立即报告美国国务院寻求协助。过了大约十天，美国分两批空运来5 000个红外热敏元件，解了北京防“非典”的急需。(30)
4月27日，在两国领导人会晤时，布什总统向胡锦涛主席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公共卫生和控制传染病方面向中国提供短期和长期的援助。5月6日，美国卫生部长汤普森给负责抗击“非典”的吴仪副总理打电话，讨论了两国加强应对“非典”和其他传染病合作的问题，并达成协议。5月7日，汤普森在记者会上宣布，中美两国就加强在发现和应对传染病方面的合作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两国将在此后多年内加强在传染病防治培训和实验室能力方面的合作，为此目的，美国将派遣更多科研人员来华。他表示，传染性“非典”非常清楚地表明，今天每一种严重的传染病都具有全球危险，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全球网络来确认和应对疾病的爆发”。5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润石也宣布，美国国际开发署本周已向中国提供了50万美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加强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款项将提供给中国红十字会，用于购置各种预防设施和其他各种为应对“非典”必需的医疗设备。(31)
（二）地震救灾的合作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中国四川省发生里氏8.0级强震，震中位于阿坝州汶川县。地震造成数万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达8 451亿元。中国驻美大使馆启动了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设立救灾应急小组，通过网站对外发布新闻公报和公告，通报灾情、开通24小时救灾捐款热线电话，受理包括旅美华侨华人、留学生在内的各界捐款，举办“情系四川”地震灾区赈灾晚会等活动，筹集了大量善款。
中国政府和各界救灾的效率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面对大灾大难的坚强、伟大。5月12日，布什发表声明，对中国四川发生强烈地震表示慰问，表示美国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可能的帮助。(32)5月13日，布什在与胡锦涛的电话中表示，美方愿向中方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当天，周文重大使会见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杰弗里，向美方通报汶川地震灾情与中国抗震救灾工作；美助理国务卿希尔打电话给周文重表示慰问，表示美方已经做好准备，将随时应中方要求派搜救队赴华。美国会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拉森和柯克分别打电话给周文重表示慰问。众议院在全会期间举行静默仪式，向震灾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15日，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议员博克瑟，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成员、阿拉斯加州共和党议员穆考斯基联名提出一项决议案，对中国四川省遭受地震灾害表示哀悼和慰问，并呼吁美国对中国救灾工作提供援助。
16日、17日，周文重大使向美国务院、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百特公司等提出，请美方协助提供救灾急需的血液透析机和DNA测序仪，并推动美联邦快递公司和UPS免费向中国灾区运送包括上述两种仪器在内的美方捐赠救灾物资。美方反应迅速，18日，美方专门派出太平洋总部军用飞机运输价值160万美元的救灾物资到成都。
5月19日至21日，中国全国哀悼日期间，驻美使馆在使馆大厅设立吊唁堂，美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农业部长谢弗、卫生部长莱维特、劳工部长赵小兰和多位副部长、多位联邦参、众议员等先后来使馆吊唁。5月20日上午，布什与夫人劳拉亲临中国使馆，向地震的死难者表达深切悼念。布什在吊唁簿上写道：“当你们哀悼痛失如此多的至爱及搜寻仍然失踪人士时，值此悲伤时刻，我们与你们同在。我敬仰中国人民对抗天灾时表现出的慷慨精神及人格力量，无论中国希望美国以什么形式提供协助，美国都随时就绪。美国向受地震影响的灾民致以慰问，并祈求他们早日康复。”布什开创了美国总统亲自到外国使馆向地震死难者表示哀悼的先例。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组织了美中贸委会32家会员企业的40多位代表来到中国使馆悼念，使馆为此专门举行了一个仪式。傅强恩在讲话中表示，自地震发生以来，美中贸委会与中国驻美大使馆密切合作，及时向美国公司通报中国抗震救灾最新情况，该组织近80家会员公司捐款已经超过3 000万美元，并提供了大量救灾物资。出席吊唁活动的美国各大企业的代表在使馆吊唁簿上留言，对汶川地震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
6月6日，美国红十字会、商业圆桌会议和美国商会共同举办了“美国对中国地震作出反应”圆桌会议，布什总统亲自与会，并作简短讲话。他赞扬美国人民救助震灾的热情是“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他说：“我给中国政府的信息是：谢谢你们欢迎美国的援助，谢谢对这场灾难作出稳固而有力的反应。请记住，美国人民就像对待遭遇不幸的兄弟姐妹一样关心中国人民。”国务卿赖斯、财政部长保尔森与会并讲话。白宫办公厅主任博尔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等陪同布什出席。
会上决定以美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出资的方式提供援助，支持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援助集中在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能源和灾害应对等领域。其中，医疗卫生领域由强生和默克公司牵头，教育领域由宝洁和思科公司牵头，基础设施领域由霍尼韦尔公司牵头，能源方面由雪佛龙公司牵头，灾害应对方面由美国国际发展署牵头。一些美国企业很快将救灾重点转到帮助灾区重建家园。7月1日，思科公司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三年内向四川提供总额为3亿元人民币的援助，以自身IT网络技术优势，在教育、医疗卫生、IT培训等领域为灾后重建提供支持。霍尼韦尔公司援建安县秀水镇三村联合小学和提供就业机会等项目也开始实施。6月29日，赖斯国务卿访问了灾区，在都江堰听取灾情介绍，还视察了美国民间向玉塘镇永固村捐赠的净水装置。赖斯为都江堰“勤俭人家”安置点题词：“献给生活在这里的坚强的家庭和孩子，你们身上有一种伟大的精神。美国人民祝愿你们，永远保留这段记忆，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33)赖斯在访问后说，她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34)
四、人文交流
（一）布什政府支持北京奥运会
人文交流是新时期两国关系的重要领域，内容越来越充实、丰富，覆盖面越来越广。2008年8月北京举办了第二十八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国人民百年圆梦的大事。它给北京和中国一个机会，向全世界更好地展示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新面貌，有利于塑造中国新的国际形象，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北京乃至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为举办奥运会而开展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将加快北京跻身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步伐，北京的环境会更加优美。总之，奥运会将大大提升中国和首都北京的国际地位，提升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惟其如此，中国人民才对奥运会倾注了那样高的热情和关注。毫无疑问，奥运会本身是世界顶级的体育赛事，它当然会极大地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帮助提高中国的国民素质。
北京申办奥运会曾经有过受挫的经历。1993年北京市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请求。这本来与美国毫不相干。但美国的一些人权组织却无理取闹，掀起了一个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恶浪，参众两院也先后通过决议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克林顿政府没有对此事公开表态，实际上是把代表美国发声的权力给了国会。(35)
2000年，北京再次提出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此时中国的实力、中美关系的状况和国际形势与1993年大不相同，各方面的因素都比1993年更为有利。北京奥申委也做了更充分、周到的准备。布什政府对此的态度与克林顿政府不同。5月3日，鲍威尔国务卿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哪一个国家应该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应该由国际奥委会独立作出判断，不应该将政治与体育混为一谈。国务院发言人鲍润石也说，“我们的决定就是不作决定”。6月25日，布什政府正式宣布，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问题上保持中立。(36)但一些国会议员却不思改悔，仍然坚持先前的立场。在2001年7月中旬国际奥委会莫斯科会议作出决定之前，民主党众议员兰托斯、佩洛西和共和党众议员考克斯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发起反对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决议案，并获得通过。布什政府力促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不把这一决议交付众议院全体大会表决。众议院于6月下旬进入休会期，要到7月9日复会。在休会前，众议院没有安排表决上述决议；等复会后，离国际奥委会7月13日投票只剩4天了。即便在国际奥委会作出决定后，仍有一些议员鼓噪，反对国际奥委会的决定。7月13日当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赫尔姆斯发表声明，用心险恶地把国际奥委会的决定与1936年由纳粹德国承办奥运会相提并论。佩洛西等也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对中国和国际奥委会施加压力。(37)
但总体说来，国会中反对北京申奥的声音比1993年弱得多了。有的议员公开表示不应该对北京申奥进行干预。如民主党参议员、新任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拜登就认为，国会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不是明智之举”。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穆里还提出议案，要求在奥运会主办权问题上避免进行政治干预。美国奥委会主席鲍德温女士也表示，不应该对奥运会进行政治干预。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对北京申奥或者表示支持，或者认为应该保持中立。就连一些人权组织在此问题上也发生意见分歧，有的认为举办奥运会可能推动中国改善人权。(38)可以认为，布什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对于国会和民意是有一定影响的。鲍威尔在7月中旬对媒体表示：“在七年之中，中国将看到经济自由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我希望他们将能发现，没有政治上的民主，不实行法治，经济上的民主也是不能继续的。”(39)
但“以中国的人权状况”为由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噪音在西方没有绝响。2007年8月，以巴黎为基地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报告，对中国的新闻自由进行诽谤，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该组织驻纽约主任塔拉·多拉沙希称，中国在奥运会前正在搜集记者和人权活动分子的资料，“侵犯了记者的隐私和他们的自由、独立”。他们要求国际奥委会对中国施压，制止这种行动。否则，他们的组织就要抵制北京奥运会。以纽约为基地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塞蒙在2007年11月12日的声明中说，奥林匹克“不能继续被用作在中国禁止新闻自由的借口”，并要求中国政府“给予绝对的新闻自由”。(40)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也仍然在以人权为幌子来对中国施压。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尔于2007年8月2日提出议案，敦促布什政府抵制奥运会，除非中国“停止对其公民的严重人权践踏”。但议案在众议院里应者寥寥。也有的个人和势力则以中国支持苏丹喀土穆政府为由，要求布什政府抵制北京奥运会。
布什政府反对抵制北京奥运会。6月4日，国务院发表声明明确反对通过抵制北京奥运会在苏丹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美国奥委会同样反对抵制奥运会。美国奥委会发言人达尔·萨贝尔6月4日说，奥林匹克运动“是体育，而不是政治”，他解释说，在奥林匹克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多次抵制，“过去的情况表明，抵制绝对没有任何效果，其唯一的后果是不公正地惩罚了花费几十年的时光为运动会进行准备的运动员”。(41)
布什本人对参加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2005年11月布什再次访华时，他兴致勃勃地在京西老山地区骑行了75分钟自行车，并对陪同的中国自行车运动员说：“2008年我会来北京看奥运会。”(42)2006年4月中旬胡锦涛再次访美时，在两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布什问起奥运会的准备情况，并向胡锦涛保证，他一定会参加奥运会，别把他忘了，还半开玩笑地说：“我把酒店都订好了。”(43)2007年9月6日，在悉尼参加APEC峰会的胡锦涛会晤布什，并再次邀请他和夫人及全家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布什“急切地”接受了邀请。会晤后布什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说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人民骄傲的伟大时刻”，“同时也是中国领导人通过展示他们对更大的开放和容忍的承诺展现信心的机会”。(44)
布什亲口正式宣布出席北京奥运会后，美国和国际上的一些人权组织更是加紧活动。2007年12月20日，一些人权组织写信给赖斯国务卿称，随着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临近，现在存在着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加压力的“机会之窗”。(45)
布什总统抵制了这些荒唐建议。2008年2月14日，布什在华盛顿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时，针对上述歪门邪道明确表示，他不会采取这样的立场。布什告诉记者：“我将前往北京参加奥运会。我把奥运会看作一个体育盛事。”(46)
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市区发生暴力犯罪事件。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境内外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不法分子对拉萨市区主要路段的临街铺面、中小学校、医院、银行、电力和通信设施、新闻单位实施打砸抢烧，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拉萨市的商店铺面、银行、通信等单位和学校被抢劫、破坏和烧毁的多达900多家，被烧死打死的无辜群众和武警战士达18人，伤者数百人。随后几天，在甘南、阿坝等地发生类似事件。境外“藏独”分子和支持者还打砸抢烧我国40多个驻外使馆和领事馆等机构，并冲击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在伦敦、巴黎、旧金山等城市抢夺奥运火炬，蓄意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政府在西藏及时采取必要措施，迅速恢复了秩序。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尤其因为它发生在奥运会前几个月。3月15日，赖斯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在处理事件时“实行克制”，并呼吁各方不要使用暴力。26日，布什在与胡锦涛的通话中也表示他对西藏事态的关切。(47)
在拉萨骚乱以后，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加大了对行政当局的压力。有议员提出议案，要求总统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并“禁止美国联邦官员和雇员”出席。国会两党的15名议员致函布什，呼吁他重新考虑出席北京奥运会的决定，并“敦促中国尊重国际人权标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参加奥运开幕式等于向中国政府致意，总统应该考虑放弃参加开幕式。一些原来打算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此时也发生动摇，或改变立场，表示不再出席开幕式。但布什不为所动。白宫发言人表示，总统坚持认为奥运会是一次体育盛会，他的出席是体现他对美国运动员支持的大好机会。(48)4月6日，布什还强调，他一定会出席奥运开幕式，美中关系正变得密切，他还将出席奥运看作为美国运动员助威的机会。(49)
7月6日，布什在日本北海道出席八国集团峰会。布什在峰会前与东道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举行双边会晤，他在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对于各国领导人出席奥运开幕典礼的问题，中国民众密切关注；倘若不出席，我觉得就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冒犯。而且那也表示无法与中国进行对话。并且，我也很清楚，美国的健儿们都希望国家领导人到场，为他们加油。所以我会去。(50)
美国东部时间7月30日下午，布什在白宫接受中国《人民日报》以及中国香港《南华早报》、韩国《朝鲜日报》、泰国《曼谷邮报》三国四位记者的联合采访。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的问题时，布什说：我个人和美国尊重中国人民，尊重你们的历史，尊重你们的传统，应邀参加奥运会，我深感荣幸……我确实非常高兴去观摩奥林匹克比赛，我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我认为好的比赛应是非常健康的。健康的比赛，必然会有很强的观赏性。不仅观看比赛，而且去感受全世界的选手同场竞技的整个气氛都是很有意思的。我会给美国运动员加油、喝彩，当然，我们会胜不骄，败不馁。(51)布什还专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7月30日晚，白宫通过电子邮件向各国驻华盛顿媒体通报布什总统8月到北京参加奥运会等活动的详细日程。
美国在任总统出席在外国举行的奥运会，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况且，布什的父亲乔治·布什前总统将以美国“2008北京奥运观光团”名誉团长的身份一起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此外，国务卿赖斯将应邀出席奥运会的闭幕式；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莱维特、前副国务卿休斯以及美国奥委会主席尤伯罗斯等政要都将在奥运会期间抵达北京。这充分显示了布什政府和布什家族对北京奥运会的重视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
7月21日，布什在白宫接见全体参加北京奥运会和特奥会的美国运动员，为他们壮行。
在布什来华之前，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举行记者会发布消息。他说，总统出席北京夏季奥运会首先是表示对美国奥林匹克运动队的支持；同时，也是表示对运动员的尊重，对举办奥运会的中国人民的尊重；这也使他再次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52)
为了表示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7月29日，布什在白宫接见了热比娅等五人。
2008年7月29日，经过数年的设计和建设，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馆在华盛顿举行开馆仪式。外交部长杨洁篪出席仪式并致辞。他说：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无论在深度还是在战略内涵上都今非昔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新馆建成，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一件标志性大事，既反映了中美关系的良好现状，也象征着两国关系广阔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是中方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53)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杰弗里等美方人员也出席了开馆仪式。他们代表政府对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馆开馆表示祝贺，一致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强劲有力，重要性日益上升。美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视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致力于在广泛领域加强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
在奥运会期间，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馆也举行开馆仪式。新馆建筑造价4.34亿美元，占地4.6万平方米，是美国在世界各国的第二大使馆。两位布什总统出席开馆仪式。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深情地回忆了30多年来与中国的交往，说：“首先我要指出，这个星期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每次有机会回到中国，芭芭拉和我总感到很高兴。事实上，我想这一次是我总统任期结束离开白宫后第19次或第20次前来中国。但在这一特殊时刻，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刻，来到这里，回到我有幸工作过的大使馆，与共同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布什家族成员一起来到这里，特别令人喜悦，也特别使我感动。”接着，第43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毫无疑问，这座新馆令人赞叹。对我来说，它表明了我们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它反映了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坚实牢固的基础之上。它是在未来许多年里加强这一基础的承诺。”(54)戴秉国国务委员出席仪式并讲话。
8月8日晚，布什又在击剑馆接见美国奥运会运动员和教练，对他们出席本届奥运会表示祝贺和敬意，鼓励他们多得奖牌。(55)
在北京的两天中，布什总统兴致勃勃地在水立方观看男子游泳比赛，对美国队的东山再起极为兴奋；观看沙滩排球队员的训练；还观看众所瞩目的中美男子篮球比赛。他还去了球员们的更衣室与美国球员打招呼。胡锦涛主席在中南海瀛台举行午宴，宴请布什全家。布什对此既兴奋又感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布什家族的团聚堪称空前绝后。”他把出席北京夏季奥运会称作任期最后一年的亮点之一。他认为奥运会让世界有机会见证中国的魅力与创新。(56)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规模如此盛大的体育赛事，参赛的各国运动员达一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更是数以百万计，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在这一方面，中美两国也进行了合作。美国驻华大使馆协调有关各部门和机构与中方的合作。国务院外交安全服务处代理处长多诺凡对记者表示，中国作为主办国，无疑对奥运会的安全负有最终责任，“但确保奥运会的安全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凡有需要，美国准备提供自己的帮助”。(57)2005年5月，中国举办第一次反恐装备展览会，有200多家美国公司和外国公司展示它们的装备。为了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布什批准向中国出口若干敏感的装备与技术，如用于发现爆炸和无线电装置的探测设备。2008年6月30日，布什告知国会，他暂时取消了相关的出口的限制，让美国射击运动员可以把他们的枪支带来中国，并让美国的电影摄制人员把高清电视摄像机系统连同军用陀螺仪带到奥运会上来，这些设备事后将运回美国。(58)中国参与筹备奥运会的有30个政府部门和机构，这些部门都与美国的相应部门和机构结成了伙伴关系。比如美国能源部的国家核安全署具有发现和处理放射性威胁的经验，并多次向国际体育赛事提供技术帮助。该署也与中国相应部门进行合作，向中方提供了侦察放射性威胁的器材，并对中方人员进行培训。美国同行向中方介绍美国举办历次奥运会的经验，尤其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经验，以及雅典夏季奥运会的经验。在雅典奥运会举办时，有20名美国官员向雅典方面提供从训练到危机处理的各种安全协助。
绿色奥运是北京奥运会的重要理念和追求。中美双方在这一方面也进行了合作。2002年，北京市政府与美国能源部签署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进行合作的意向书。美国能源部承诺为2008年奥运会能源和环境政策计划方面提供技术援助。2004年，中国科技部、北京市政府又与美国能源部签署《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清洁能源技术合作议定书》。12月，《议定书》第一次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确定了10个进行合作的领域：天然气技术、制冷技术、制热与发电、清洁煤、水电与电瓶车辆展示、环境友好型建筑、城市交通、空气质量、水质量、光伏电池。此后到2005年4月，联合工作小组举行了三次会议，成立了相应的10个工作队负责上述10个领域。包括在奥运村的水上公园展示一种水电与天然气混合的能源。通用汽车公司赠送了零排放的电动汽车供奥运会使用。奥运村内的道路照明和游泳馆水的加温都使用太阳能光伏电源。(59)此外，北京—芝加哥姐妹城市计划还发起了环境保护活动。
为了加强美中两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并支持北京奥运会，2006年11月，赖斯国务卿任命华裔美国花样滑冰选手关颖珊为美国公共外交大使。关颖珊祖籍广东中山，在花样滑冰方面才华出众，曾获得5次世界单人滑的金牌和9次美国单人滑的金牌，并获得2枚冬季奥运会的奖牌。关颖珊获得任命后首次出访的国家是中国。2007年1月，关颖珊随同负责公共外交的美国副国务卿卡伦·休斯访华。21日，关颖珊与休斯一起到北京体育大学访问。休斯在特殊奥运日（Special Olympics Sports Day）庆典上向运动员颁发奖章。关颖珊访问了一批高尔夫、篮球和网球运动员及他们的家庭，并与运动员交流自己运动生涯的体会，她说：“我仍在从滑冰经历中汲取动力。”(60)
在国外设立本国的文化教育机构以推广本国的语言和文化，促进本国和世界的相互了解已经成为国际上一种通行的做法。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增强，海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希望学习汉语，或者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或者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为了适应这种需求，从2004年起，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开始在国外设立名为“孔子学院”的中国教育机构，而最先设立孔子学院的国家就是美国。(61)
（二）姚明参加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NBA）赛事
在近年中美两国的体育交流中，姚明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人物。自从2002年6月姚明作为第一位入选NBA的中国篮球运动员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这位身高2.26米的华人大中锋以其出色的表现，七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两次登上《时代周刊》（亚洲）封面，两次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成为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人。在休斯敦，当地市民以姚明为骄傲；在洛杉矶，只要有姚明参赛，场馆内就会用中英文双语进行解说。在9年的职业生涯中，姚明以他特有的打球方式，勤奋自信的个性，勇于担当的性格，与伤病作斗争的坚忍精神，谦逊不失幽默的谈吐风格充分展示了一个中国运动员的魅力，在众多美国人心目中塑造了中国人的新形象，许多美国人正是因为喜欢姚明，对汉语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他们通过姚明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同时姚明虚心地向美国同行学习，引进美国的先进理念和管理办法，促进中国篮球运动的更好发展。美国几任总统都是姚明的“粉丝”。克林顿前总统曾将姚明誉为“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单笔出口”，(62)布什总统在2006年4月20日会晤来访的胡锦涛主席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艺术、美术方面，美国人民对中国艺术和美术是很有兴趣的。在体育方面，姚明是永久性交流的一个选手。他期待两国人民之间能更好地进行交流。(63)布什在来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前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还一再提到姚明，说“伟大的姚明——他为我家乡火箭队效力——我希望届时（他的）脚伤能够痊愈了”。(64)奥巴马总统是个篮球迷，在2009年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他引述姚明的话说：“我是一个篮球迷，我想借用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一句话说，无论是新成员也好，还是老成员也好，都需要时间磨合。通过以往我们已经举行的建设性对话，以及我们这一次对话，我相信我们能够达到姚的标准。”(65)他在2009年11月访问中国时，在上海与青年对话互动中再次提到姚明说：“我们两国人民都热爱篮球，姚明就是个例子。不过，此行我不能观看上海鲨鱼队的比赛，有点儿遗憾。”(66)一个中国运动员对美国三位总统产生这样的影响，这在两国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随着姚明进入NBA，中国人对NBA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国内有16家省级电视台对姚明的首场比赛进行转播或录播，创造了国内转播NBA赛事的最高纪录。而在前一年进行NBA转播者寥寥无几。篮球是在中国很受欢迎、普及程度很高的体育运动项目。据有关统计，国内大概有2.5亿人参加这项运动。中国无疑是拥有最多NBA电视观众的国家，为美国职业篮球联盟全球化开拓了新空间。NBA北京分公司已经成立，NBA中文网站也已开通，NBA还计划与中国旅行社合作，组织中国游客去美国观看NBA比赛。可以说，姚明把中国的影响带到了美国，反过来，他也把NBA的有效管理和精湛球技带给了中国人民，真正在双方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姚明不愧为“民间外交使者”。
不仅是姚明，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壮大，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教练员走向世界，包括美国，不但把他们的精湛技艺传到美国，而且也以中国的文化影响了他们的同伴。在2008年8月北京夏季奥运会上，就有五个美国运动项目由华人执教，他们分别是：女排教练郎平、跳水队主教练陈文波、田径队领队李梨、体操女队教练乔良、羽毛球队教练蔡子敏。体育成为沟通中美两国人民心灵的桥梁。(67)
五、美国对中国的疑虑和牵制
尽管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总目标是寻求两国关系的稳定和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68)但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疑虑仍然存在，对华政策中牵制、防范的一面没有削弱，有些地方还有所加强。
（一）美日同盟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中的一个重要事态是美日同盟的两次调整。第一次调整的标志是1996年4月17日发表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以及1997年9月23日出台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这两个文件重申了美日安保体制的重要性，开始改变同盟“专守防卫”的性质，把同盟适用范围扩大到“周边事态”。(69)
在布什政府时期，美日同盟实现了第二次调整。布什政府亚太战略的重点首先是强化亚洲的同盟体系，突出美日同盟在地区安全与稳定中的作用。早在2000年10月，一些来自智库、大学的学者、国会议员助手以及一些公司代表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注重发展对华关系、不够重视对日关系的政策感到不满，这些知日派（多为共和党人）组成一个研究团队，在阿米蒂奇与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主持下就美日同盟关系进行讨论，并提出了一项题为《美国与日本：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俗称“阿米蒂奇报告”。报告指出，虽然1996年美日发布了共同宣言，但是两国决策者并没有真正落实，没有认真实行宣言中提出的安全议程，因此有必要重新聚焦于两国的同盟关系。报告详细阐述了加强同盟关系的六个关键领域：政治、安全、冲绳问题、情报合作、经济、外交。在安全领域，报告矛头直指日本宪法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指出：“日本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制约同盟的合作。解禁集体自卫权将能实现同盟更紧密更有效的安全合作……我们把美英特殊关系作为美日同盟的样板。”(70)这份报告为美日同盟的第二次调整提供了政策方向，而研究团队的很多成员后来进入布什政府，成为掌管外交、国防事务的重要官员，如阿米蒂奇是副国务卿，沃尔福威茨任副防长，凯利担任了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出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他们自然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报告中的建议转变为政府的政策。(https://www.daowen.com)
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给美日同盟的调整提供了契机。自民党小泉纯一郎政府抓住机遇，相继提出《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等三项立法。这些法律根据布什“先发制人”的理论规定，只要预测到被武力攻击的危险，日本就可以出动自卫队进行防卫作战；在发生紧急事态时，首相可以不通过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直接调动自卫队、警察和地方政府力量；使日本自卫队得以向西印度洋派遣军舰，向集体自卫迈出了重要一步。2004年2月，小泉政府正式将550名全副武装的陆上自卫队员派往伊拉克战区。这是日本应美国要求首次向战争发生地区派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海外派兵问题上的重大突破，也是美日同盟关系的重大突破。(71)
中日两国在诸多领域的分歧是促使美日同盟进一步调整的重要诱因。日本政界一些人视中国崛起为潜在威胁。日本2004年12月的《防卫计划大纲》写道：“中国……正试图扩大其海上活动的范围，同时它还在实现核部队和导弹部队以及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日本必须注意这些趋势。”(72)这是在日本的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提到“中国威胁”。也就是说，在以中国作为对象加强同盟关系方面美日两国有共同需求。
2005年出台的两个文件是美日同盟第二次调整的标志。2月19日举行的美日安全磋商会议的声明重申，“在确保美日两国安全与繁荣、加强地区及全球和平稳定方面，以美日安全为核心的美日同盟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声明强调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享有一系列共同的战略目标，使得美日同盟超越亚太地区，在世界范围内对所有安全事态产生影响。(73)与1996年、1997年的两个文件相比，美日同盟此次调整的中国指向更为明显。第一次调整以周边事态“不是地理性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模糊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立场；这次调整则明确阐释了美日同盟针对台湾海峡的意图，如“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确保海洋运输安全”等，这些内容为美日日后联合插手台湾问题埋下了伏笔。声明还“鼓励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欢迎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同时强调建立公开、透明的地区机制的重要性”等，同样带有明确的防范中国的意图。美日两国是要联手扮演“东亚警察”的角色了。10月29日美日2+2会议出台的《美日同盟：面向未来的变革和改组》对同盟关系进行再定义，强调同盟“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意义，突出同盟为实现地区和全球性的共同战略目标而紧密合作，并列出合作的主要领域。(74)有的接近美国军方的智库人士指出，美日同盟的此次升级清楚表明，“日本决心加入美国制止中国大国野心的大战略”。(75)
（二）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
此外，布什政府强调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把反恐战争看作一场价值观的斗争，强调美国外交的任务是要在海外拓展民主，发动伊拉克战争正是为了在中东拓展民主，推广自由。(76)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国家接连发生“颜色革命”：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现政权在反对党和有组织的群众街头抗议运动中倒台；在白俄罗斯出现流产的“白雪革命”。2005年在黎巴嫩又出现“雪松革命”。在这些“颜色革命”的背后都有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身影，有的是政府直接出面干预，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基金会等进行渗透，培育“持不同政见者”，扶植反对党或反对派，甚至直接出钱支持民众的街头抗议运动。这些“颜色革命”引起中国的警惕，导致中国对美国真实意图的怀疑。(77)
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是两国关系中长远起负面作用的因素。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说的，“中国仍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最终不会对美国和其盟友的安全带来威胁……即便每个人都相信，中国永远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安全威胁，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政府限制宗教自由，通过因特网审查或其他机制限制言论自由等做法很反感，狭义的贸易争端仍有可能升级为更宽泛的‘中国问题’”。(78)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使两国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
尽管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两国的军事交流得到恢复和发展，但美国军方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疑虑未曾减少。2006年2月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说：“在主要的新兴大国中，中国是最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也最有可能发展出破坏性的军事技术，如果美国不采取反制战略的话，假以时日，这些技术将挫败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中国继续对其军事力量，尤其是战略武库和旨在改善其远程投放能力的手段进行巨额投入……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动机和决策所知甚少，对于支持其军事现代化的关键能力所知甚少……美国鼓励中国采取措施阐明其意图，阐述其军事计划。”(79)如果说这个报告主要反映了布什政府内部鹰派的观点，那么稍后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关于中国就说得比较全面一点，但仍然掩饰不住对中国的疑虑。报告说：
中国领导人宣布，他们作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定。如果中国遵守承诺，美国将欢迎一个和平的、繁荣的、与我们合作的中国的崛起，来共同应对对相互利益的挑战。
但是中国领导人必须意识到，如果他们仍旧按照过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行事……他们是不能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的。这些过去的方式包括：
——继续以不透明的方式扩张其军力；
——似乎他们可以“锁定”全球的能源供应，或者他们可以指导市场，而不是开放市场，似乎他们可以继续沿用那些信誉扫地的时代实行的重商主义；
——支持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不管它们在国内的胡作非为和在国际上的破坏行为。
最后，中国领导人必须看到，他们不能让他们的人民继续享受购买、出售和生产的自由，而不让他们享受集会、言论和信仰的权利……我们的战略是鼓励中国为其人民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而对其他的可能性进行对冲。(80)
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显示，尽管中美两国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美国特别关注的反恐、防扩散，中国特别关注的台湾，双方都关注的经贸——进行着良好的颇有成效的合作，但这些合作未能消除双方的分歧和疑虑，从经贸到军事关系，到人权问题，美国实行的仍然是两手政策：对中国实行接触的同时进行牵制和防范。(81)
(1) 详见本书第42页。
(2) 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的访谈，2002年7月。斯塔尔说，在苏联于1989年2月撤离阿富汗后，该国出现权力真空。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人越过巴阿边界，加入塔利班，使塔利班迅速壮大起来，占领了该国85%的土地，把北方联盟挤到了北部与乌兹别克接壤的地方。如果不是巴基斯坦训练有素的军人参与，塔利班怎么能那么快地培训出驾驶先进战斗机的飞行员呢？穆沙拉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批驳了这种说法。见佩尔韦兹·穆沙拉夫著、张春祥译：《在火线上——穆沙拉夫回忆录》，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269页。
(3) 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在火线上——穆沙拉夫回忆录》，第197页。穆沙拉夫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讲述了他作出决定时的种种考虑，并称，阿米蒂奇的口出狂言虽然令人失望，但他不是在阿米蒂奇的压力下作出决定的。
(4) David M.Lampton and Richard D.Ewing，U.S.-China Relations in a Post-September 11th World，p.62.
(5) 参见李铁城、钱文荣主编：《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246页；李鸣：《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危机——评“9·11”事件后联合国反恐决议》，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25479.shtml。
(6) 《唐家璇在联大就反恐、南亚、台湾等问题发言》，2001年11月12日，news.sohu.com/70/37/news147163770.shtml。
(7) “Press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 Francis X.Taylor”，Beijing，China，December 6，2001，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Backgrounder，December 10，2001.
(8) 《国务院新闻办发文〈“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2002年1月21日，http://news.sohu.com/74/76/news147717674.shtml。
(9) 宋念申：《美国首次认定“东突”是恐怖组织》，2002年8月29日，http://news.sina.com.cn/c/2002-09-03/1837704685.html。
(10) 宋念申：《美国首次认定“东突”是恐怖组织》，2002年8月29日，http://news.sina.com.cn/c/2002-09-03/1837704685.html。2002年12月，助理国务卿凯利在一次报告中针对“东突”定为恐怖组织的问题说，“这不是对中国作出的让步”，美国有证据表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对平民百姓实施暴力攻击，Shirley Kan，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Policy（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7，2004，pp.3—5。
(11) 《外交部：中国对美国将“东突”列入恐怖组织表示赞赏》，2002年8月2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2-08/28/content_26902.htm。
(12) “U.S.，China Delegations Jointly Pledge Anti-Terrorism Action”，September 10，2002，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11，2002，p.7.
(13) “U.S.，China Cite Progressing Counterterrorism Campaign”，Washington File，June 10，2004，p.38.
(14) Shirley Kan，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Policy（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7，2004，p.3.
(15) 《中国同阿富汗双边关系》，2016年12月，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207/sbgx_676211/；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富汗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中阿经贸合作概况》，2015年1月27日，http://af.mofcom.gov.cn/article/zxhz/201501/20150100879514.shtml。
(16) 如见布什2001年10月19日在上海的讲话，2002年2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北京）的讲话，10月25日在会晤江泽民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克劳福德）的讲话。
(17) “Craner：China Needs to Address Urban Rural Reform Gap”，December 18，2002，Washington File, December 19，2002，pp.2—5；并参见顾国良、刘卫东、李枏：《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74页。该书详细介绍了美国在涉疆问题上的介入。
(18) “先发制人”的战略是布什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提出的，他说：靠防御赢不了反恐怖战争。我们必须把战斗打向敌人，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对付它”。George W.Bush，“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in West Point”，New York，June 1，2002．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62730.
(19) 参见顾国良、刘卫东、李枏：《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第282—286页。
(20) Shirley Kan，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Policy（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7，2004，p.5.
(21) 奥巴马政府继续为这些不受欢迎的人找下家而大伤脑筋。2012年4月19日，五角大楼发言人布雷西尔透露，两名此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中国维吾尔族嫌犯已经获释，并被安置到萨尔瓦多，其他获释的维吾尔族嫌犯此前已被分别安置到阿尔巴尼亚、百慕大群岛、帕劳和瑞士。2013年12月31日，美将最后3名维族嫌犯移交给斯洛伐克。
(22) George W.Bush，“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January 29，2002．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644.
(23)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ondoleezza Rice on Terrorism and Foreign Policy”，speech delivered at Johns Hopkins-SAIS，April 29，2002，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4/20020429-9.html.
(24) David M.Lampton and Richard D.Ewing，U.S.-China Relations in a Post -September 11th World，p.63.
(25) 美国决定放弃根据美国国内法律因中方过去向伊朗和巴基斯坦提供导弹援助而需实施的经济制裁，恢复美国与中国公司之间开展商业性空间合作的许可证审批程序，同时及早恢复双方关于延长“1995年美中关于商业发射服务和国际贸易问题的协议”的讨论。
(26) 《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国际防扩散展望与中国的政策》，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刘结一在卡内基国际防扩散会议午餐会上的讲话，2002年11月14日，http://www.chinanews.com.cn/2002-11-20/26/245590.html。
(27) “瓦森纳安排”全称为“常规武器及两用品和技术出口控制瓦森纳安排”（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s and Technologies），是旨在加强军品、敏感军民两用物项及技术转让控制的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于1996年7月在维也纳成立，中国不是该“安排”的成员，但在制定《军品出口管理清单》的过程中，参考了“安排”的有关做法。“澳大利亚集团”成立于1985年，是旨在防止生化武器扩散的非正式出口控制机制，近年来，“澳大利亚集团”加强了与中方的沟通及交流。参见樊吉社：第一章“战略与安全问题”，见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3页。
(28) John S.Wolf，“China in the Nuclear Suppliers Group（NSG）”，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Washington，DC，May 18，2004，http://www.state.gov/t/np/rls/rm/32570.htm.众议院该委员会在民主党执掌时称为外事委员会（Committee of Foreign Affairs），在共和党主导时称为国际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9) 参见樊吉社：第一章“战略与安全问题”，见陶文钊主编：《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第53—54页。
(30) 张国宝：《美曾紧急援助中国“非典”关键物资》，2013年8月20日，http://finance.huanqiu.com/world/2013-08/4262467.html/。
(31) 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ews Release”，May 6，2003；U.S．Department of State，“Statement by Richard Boucher：U.S．Assistance to China to Combat SARS”，May 8，2003，Washington File, May 8，2003，p.14；May 9，2003，p.14.
(32) David L.McKeeby，“United States Offer Initial Earthquake Aid to China”，May 13，2008，Washington File，May 14，2008，p.2.
(33) 《“我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四川地震灾区侧记》，2008年6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6/29/content_8458598.htm。
(34) 关于美国对中国汶川地震救灾的关注和援助主要根据周文重：《出使美国，2005—2010》，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7—19页。
(35) 详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修订本）第3卷，第239—240页。
(36) 参见张沱生、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第298页。
(37) “Text：Helms Decries IOC Decision to Give 2008 Olympics to Beijing”，July 13，2001；“Representative Pelosy Press Release on China Hosting 2008 Olympics”，July 16，2001.Washington File, July 16，2001，p.3；July 17，pp.8—9.
(38) 任毓骏：《布什政府表示中立，国会态度变化》，http://news.sina.com.cn/w/285755.html。
(39) David M.Lampton and Richard D.Ewing，U.S.-China Relations in a Post-September 11th World，p.24.
(40) Eric Green，“View Mixed on Boycotting 2008 Beijing Olympics”，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20，2007，p.3.
(41) Ibid.，p.4.
(42) 吴国发：《参加北京奥运会：聪明的布什，理智的萨科齐》，2008年8月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af9eb0100a9ax.html。
(43) 乔治·沃克·布什著、东西网译：《抉择时刻》，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400页。
(44) Eric Green，“View Mixed on Boycotting 2008 Beijing Olympics”，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20，2007，p.4.
(45) Eric Green，“Beijing Olympics Could Highlight China's Human Rights Situation”，Washington File，January 16，2008，p.5.
(46) 吴国发：《参加北京奥运会：聪明的布什，理智的萨科齐》，2008年8月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af9eb0100a9ax.html。
(47) U.S．Department of State，Office of the Spokesman，“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March 15，2008，Washington File，March 18，2008，p.6；The White House，Press Secretary，“Statement by Press Secretary”，March 26，2008，Washington File，March 27，2008，p.2.
(48) 吴国发：《参加北京奥运会：聪明的布什，理智的萨科齐》，2008年8月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1af9eb0100a9ax.html。
(49) 周文重：《出使美国，2005—2010》，第61页。
(50) George W.Bush，“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With Prime Minister Yasuo Fukuda of Japan in Toyako，Japan”，July 6，2008．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77640.
(51) George W.Bush，“Interview With Foreign Print Journalists”，July 30，2008．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77775.
(52) The White Houe，Office of th Press Secretary，“Remarks by Senior Director for Asian Affairs，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Dennis Wilder，on President's Trip to Asia”，Washington File，August 1，2008，pp.8—13.
(53) 《杨洁篪出席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新馆开馆仪式并致辞》，2008年7月29日，http://www.gov.cn/jrzg/2008-07/30/content_1059785.htm。
(54) “Bush Reflects on Solid Found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August 8，2008，Washington File，August 11，2008，pp.3—4；《两代布什总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馆开馆仪式上的讲话》，2008年8月10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2388954。
(55) 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During Greetings with 2008 United States Summer Olympic Team”，August 8，2008，Washington File，August 11，p.16.
(56) 乔治·沃克·布什著、东西网译：《抉择时刻》，第400页。布什在与胡锦涛互致贺电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十周年时，还特别提到，“我对出席北京夏季奥运会感到荣幸”。《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2009年1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1/01/content_10588527.htm。
(57) Michael Buchanan，“China，U.S．Cooperate on Olympics Security”，June 12，2008，Washington File，June 13，2008，pp.8—9.
(58) Shirley A.Kan，U.S.-China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ssues for U.S．Policy（CRS Report for Congress），January 6，2010，p.26.
(59) Cheryl Pellerin，“Beijing Cleans Air for 2008 Olympic with U.S Help”，Washington File，April 18，2005，pp.12—13.
(60) 《关颖珊向中国学生讲述当运动员的体会》，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012007mi-chelle.html。
(61) 见本书第九章第二节。
(62) 王猛：《平视姚明》，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页。
(63) George W.Bush，“Remarks Following a Meeting with President Hu Jintao of China and an Exchange with Reporters”，April 20，2006．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72426.
(64) 《布什接受记者采访：想在奥运车道上骑山地车》，2008年8月5日，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8/08/05/003624899.shtml。
(65) Barack Obama，“Remarks at the United State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July 27，2009．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86473.
(66) Barack Obama，“Remarks at a Town Hall Meeting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in Shanghai”，November 16，2009．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86909.
(67) 何慧：《当代中美民间交流史（1969—2018年）》，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68) 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69) 参见陶文钊：《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美国研究》2015年第4期。
(70)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INSS Special Report，October 11，2000．http://www.ndu.edu/ndu/SR_JAPAN.HTM.
(71) 朱凤岚：《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http://yataisuo.cass.cn/xueshuwz/shouwcontent.asp?id=937；吕耀东：《深化同盟机制：日美双边互动的战略愿景》，《日本研究》2012年第3期。
(72) Dan Blumenthal，“The Revival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Asian Outlook，February/March 2005，p.3.
(73) 《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声明》（全文），国际在线，2005年2月22日，http://japan.people.com.cn/GB/35469/35475/3192556.html。
(74)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U.S.-Japan Alliance：Transformation and Realignment for the Future”，October 29，2005，http://www.mofa.gov.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ec/doc0510.html.
(75) Dan Blumenthal，“The Revival of the U.S.-Japanese Alliance”，Asian Outlook，February/March 2005，p.1.
(76) 详见陶文钊：《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研究》，《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
(77) 参见王缉思：《布什主义的兴衰》第10章“布什主义与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335—336页；并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78)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隆国强等译：《账簿中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页。
(79) 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6，2006，p.29，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pdfs/QDR20060203.pdf.
(80) 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arch 2006，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
(81) 并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