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带着些许遗憾，我把书稿发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责编。从《中美关系史》第一卷写到本书，我从近代史、现代史进到了当代史。当我写完第三卷时，并没有写本书的想法。第三卷结束在20世纪末，结尾又恰好是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美国成立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我对这个立法一直评价很高，视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突破。以此作为《中美关系史》的结尾，使读者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有个乐观的期望，本来就可以了。但经历了21世纪头十几年的发展后，我又产生了强烈的冲动要把这段历史也记录下来。因为这十几年中，中国的面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大变化，中美关系的范围大大拓展，包括了许多多边议题、全球性议题，无论在安全方面、经济方面和全球治理方面；布什时期与奥巴马时期的对华政策和两国关系又有许多不同，这些新现象、新内容、新特点促使我又写了本卷。我起先也并非没有估计到写当代史的难处，但真正写起来，才有了切身体会。有的问题写得比较充实，有的问题材料难以寻觅，写得显然不够深入；两国关系的现象描述出来了，却无法作进一步的解读，难以探讨背后的真正动因；对于中美双方的决策过程更是难以触及；中美关系的范围越来越宽广，也产生了笔者的知识准备不够用的问题。但这十六年的事情是笔者亲眼目睹的，有的事情还多少有点参与，有点切身感受；笔者也尽可能采访了一些参与决策的美方官员和了解内情的前官员；中国一些已经卸任的外交官（钱其琛、唐家璇、戴秉国、李肇星、周文重、吴建民）的回忆录对本书写作很有帮助。笔者希望达到了最初设定的目的：把这十六年中两国关系中的大事记载下来，把中美关系演变的基本轨迹描述出来。等后来的学者再研究这段中美关系时，本书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材料和参照；同时也希望能为同行和广大读者观察当今及往后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为写作本书采访的前任和时任美国政府官员主要有：

包道格，“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2001—2004）；

李侃如，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1998—1999）；

贝德，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2009—2010）；

薄瑞光，“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2006—2016）；

傅立民，助理国防部长（1993—1994）；

傅强恩，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卜睿哲，“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1997—2002）；

海塞威，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高级助手；

格林，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日、朝、澳、新事务主任（2001—2004）；亚洲事务高级主任（2004—2005）；

康达，国务院东亚司中蒙事务处处长（2009—2011）；

凯利，助理国务卿（2001—2005）；

汉密尔顿，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https://www.daowen.com)

李维亚，常务助理国务卿帮办、代理助理国务卿（2005—2007）；

洛曼，参议员麦凯恩的高级助手（1991—1996）；参议员赫尔姆斯的高级助手（2002）；

莫健，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2001—2004）；

麦艾文，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2009—2013）；亚洲事务高级主任（2013—2016）；

薛瑞福，助理国务卿帮办（2001—2004）；

容安澜，国务院副发言人（1991—1994）；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副司长（1993—1996）；

芮效俭，美国驻华大使（1991—1995）；

施蓝旗，“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办事处执行理事；

夏馨，“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2002—2004）；

韦德宁，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2001—2005）；亚洲事务高级主任（2005—2009）；

夏千福，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科科长（2004—2009）；

叶望辉，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2001—2005）。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创新课题成果。2015年立项，2018年结项。感谢院科研局为本项目提供了资助。从立项到结项，美国研究所领导和学术委员会都给予了大力支持。院科研局的金香同志、美国所科研处的陈宪奎研究员、董玉齐、潘文婷同志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友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张文宗副研究员帮助制作了奥巴马时期两国关系大事记、院图书馆的王玉巧同志帮助借阅图书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秦堃同志做了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对于他们及其他提供过各种帮助的朋友，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笔者特别要感谢的是学术助手、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仵胜奇博士，没有他协助搜集资料，我的工作定会事倍功半。自然，书中的错谬欠缺之处完全由笔者负责。

陶文钊

2018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