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深化的经贸合作
不断深化的经贸合作
中国从2001年12月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002年增长21.8%，2003年增长37.1%，2004年增长35.7%，2005年增长23.2%，达到14 221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的2.8倍，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稳居第3位。2011年更达到3.64万亿美元，上升为全球第2位；2014年达到4.16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1位。服务贸易同样呈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2014年达到11 495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同样获得了新的强大推动。到2003年，中国已经上升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2006年，中国取代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美国长期以来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略次于欧盟），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实际上，按美方统计，美国对华出口额2000年为162亿美元，2004年为347亿美元，增长114.2%。2001年至2004年美商在华实际投资179.9亿美元，占从1980年到2004年美商在华实际投资累计480.3亿美元的37.5%。(1)截至2015年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6万个，实际投入774.7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第六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保持良好增势。据初步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466亿美元。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目的地。(2)
表1 2001—2016年中美贸易统计(3)
续表
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是互利双赢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亚太地区最大、最后的组装地，中国组装完成的产品面向全世界，包括美国。在长时期中，中国出口商品的约1/3最终到了美国。美国广阔的市场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用武之地，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帮助降低了美国包括资本、商品和劳务在内的所有东西的价格，对于美国保持低通胀起了一定作用。吴仪副总理在2007年5月底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在过去10年时间里，中国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 000亿美元。仅2004年就节约了1 000亿美元。尤其对于中下层消费者来说，中国产品是他们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美国的400万个到800万个工作机会与对华贸易密切相关。在过去28年中，美国在华投资创办企业超过5.2万个，总额达547亿美元，2005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611亿美元。美国企业大多获得了良好的回报。(4)中美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使两国成为相互依存的经济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两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中美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归功于多个因素。
第一，这与世界经济的总体状况和两国经济本身的状况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美国经济从整体上看也是强劲的。“9·11”恐怖袭击对美国造成的直接的物资和财产损失超过600亿美元，美国的航运业、旅游业等都遭受一定打击，但没有使美国经济伤筋动骨。在经历一个短期衰退以后，美国经济迅速回升。布什政府采取一整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降低税收，降低利率，刺激经济增长，并较快收到成效。2001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1.2%。2002年四个季度都保持了正增长，全年实际GDP增长2.4%。2003年虽然石油价格上涨，但经济复苏势头加快，全年实际增长3.1%。2004年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技术进步等结构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继续名列前茅。欧元的流通并未撼动美元的国际地位。(5)因此，正如表1所显示的，除了2009年因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美双边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外，在其他年份，两国的贸易额都是迅速增长的。两国经济本身的强劲是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的基本原因。中美两国经济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第二，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两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两国经济上互补性很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比较优势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中国的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直到21世纪头些年仍然如此。美国的相对优势在于密集的资本、高科技和服务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商品也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服务贸易潜力巨大。经济全球化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将国际分工推向更高的层次。美国劳动力价格昂贵，生产低档日用消费品的厂商只能让出该市场，或者实行“外包”，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国家和地方去，然后再将产品返销回美国。中国就是它们的主要外包对象国。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中一半以上是日常生活用品，有一多半是在华的外资企业包括台资企业生产的。2003年美国超市的“巨无霸”沃尔玛公司一家在中国的采购就达150亿美元。这种资源重新合理配置是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加速器。(6)
第三，中国“入世”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对华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待遇）的年度审议不复存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一大政治障碍消除。另一方面，中国认真履行“入世”承诺，降低进口关税，大幅度削减非关税壁垒，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干预，推动开放型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一，中国加快对外经济贸易法制化的建设，集中清理了2 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或废止，或修订，使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实践与世贸组织的要求相一致。(7)其二，中国进一步降低关税，由“入世”之前平均进口关税的15%降低到2003年的11.5%，制成品税率是10.3%；2005年更降至9.9%，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三，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民营企业进出口份额不断扩大，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经营主体，最典型的是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市场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2013年的出口额已经超过180亿美元，七八十个国家的贸易代表常驻该地。其四，扩大服务市场的开放，为外商提供包括金融、电信、救助、分销、物流、旅游、教育等在内的广泛的市场准入机会。其五，通过建立、完善公平贸易法律制度和执法、监督机制，为境外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宽松、公平、稳定的市场环境，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使中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8)
中国履行“入世”承诺使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获益良多。中国美国商会2004年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主席致辞中说：“据我们的会员公司反映，总体而言，中国认真地履行了有关的‘入世’承诺”，接受调查的1 600家会员公司反馈的信息显示，3/4是盈利的，有些甚至盈利颇丰。“中国履行‘入世’承诺为企业获得商业成功奠定了基础。而且，我们对商会会员公司的调查已连续两年显示，这些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计划在华扩大业务的企业数量是去年的两倍，而且其平均收入增长和盈利状况均高于世界其他地方。”(9)美国政府也对此予以肯定。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2002年12月11日向国会作的关于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报告指出，中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意义重大的进步”，“虽然要做的事还很多”。报告还说，改进指导货物与服务贸易的法律与规则的框架是一个规模广泛的教育运动。(10)
第四，从2001年下半年以后，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中美关系大体保持了稳定，没有20世纪90年代一再出现的大起大落，尤其是“9·11”事件后，中美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拓展，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良好的政治和安全环境，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氛围。两国首脑和高官频繁互访，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两国的经贸关系。比如在江泽民主席2002年10月访美前夕，10月21日，中美两国的13家知名企业在纽约举行5个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合同金额47亿美元。在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访美前夕，吴仪副总理率领的大型采购团访问美国13个州的14个城市，签订100多份订单，金额达162亿美元。
第五，布什政府支持自由贸易，支持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布什当政后，宣布恢复美国贸易发展署1989年以后暂停的官方对华援助计划，该计划有助于扩大中美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环保技术等方面的合作。2001年7月31日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外经贸部在北京签署《中美贸易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把多项援华协议具体化，包括神华液化煤项目、上海空气监测项目、山东空气监测项目、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石油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系统等利用美国贸易发展署资助的协议。(11)同时，中国政府也在“9·11”恐怖袭击后有意识地加大与美国经济合作的力度，减轻“9·11”事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2001年10月，中国四家航空公司与美国波音公司签订价值约20亿美元的订单，这是在美国民航和旅游业遭到沉重打击后波音公司接到的第一份大单。
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也是有土壤的。美国本来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自然也不是唯一受益者。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国的保护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印度等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正如20世纪90年代担任欧盟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的雨果·皮曼所说的：“人们不知道确切的影响是什么，但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大，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在直觉上看到了某些潜在的危险，由于中国和印度的新发展，他们感觉被推到了一种防御性的位置。”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保罗·罗伯茨在给《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全球经济的变化消解了自由贸易的条件。如果市场要素能够转移到最有效的地点，那么所谓的比较优势就不复存在了：今天的情况就是，它转移到了少数几个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再有什么成果共享，只有一些国家成功而其他国家皆输的局面了。”(12)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两国有一些摩擦也是自然的事情；又由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一些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或者还在继续发展，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主要问题有：贸易不平衡、反倾销、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问题以及美方把经贸摩擦政治化的倾向。
一、关于贸易逆差问题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个老问题。根据美方的统计，从1991年起，中国成为美国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逆差国，从2000年以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逆差国。在美国原先有一种期望，以为中国“入世”后逆差会缩小，两国贸易会趋向平衡，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虽然美国对华出口增长迅速，但中国对美出口增长更快，根据美方统计，200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 240亿美元，2004年为1 62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30%多，对华逆差比对日逆差752亿美元的两倍还多。根据美国一项研究报告，仅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4月短短7个月中，美国至少有80家企业宣布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转移了至少34 900个就业岗位。(13)因此美国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国会议员就试图把贸易逆差问题政治化。查尔斯·舒默在2006年2月指出：“这些激增的贸易赤字……显示美国经济的虚弱。美国经济的‘静脉’正慢慢地出血。”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2003年首次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把美中贸易关系称作“最不平等的”关系。报告称，2000年美中贸易额占美国对外贸易额的6%，但对华逆差却占了美国外贸赤字的19%。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占中国出口的41%，但美国对华出口却只占美国出口的2%。(14)2005年1月11日该委员会又发表了一项由经济政策研究所国际项目主任罗伯特·斯科特署名的题为《美中贸易，1989—2003——在全国和各州对就业和各个行业的影响》的报告。报告指出，在1989年到2003年的14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了18倍多，从62亿美元到1 240亿美元，导致美国丢失了150万个就业岗位。在中国“入世”后，不但逆差数额增加，而且在高档电子产品、通信设备、汽车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这些高科技产品方面逆差大增。报告还逐个行业、逐州地考察了美国对华逆差的影响。(15)委员会主席达马托把这一报告称作理解对华贸易逆差“对我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的一个突破性贡献”。(16)
关于贸易逆差问题，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进行过多次会商研究。进入21世纪，在两国官员的会晤中，中方又一再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是结构性、转移性、互补性的。对华贸易逆差不是引起美国失业的原因，对美国产业也不构成威胁。在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时，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对美方指出，美对华出口连续三年增长，增幅超过美国对任何外国的出口增长。美国2002年出口整体下降4.9%，但对华出口增长15%；2003年头9个月，美国出口整体上升2%，对华出口则上升18.5%。(17)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双方对逆差的统计存在巨大分歧。2002年的逆差，美国的统计数额是中国的2.4倍。按中国的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五大逆差国。两国统计的差异也是一直存在的。早在1994年，第八届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曾成立统计小组对此进行研究，当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货物从中国经中国香港地区和其他国家（地区）转口运输，是造成中美双边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布什政府时期，JCCT又组织了一次联合研究，选择了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双边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发现和结论是：第一，无论是东向贸易（中国出口至美国）还是西向贸易（美国出口至中国），虽然双边贸易规模及统计差异在不断扩大，但差异率（统计差异绝对值占相应进口额的比率）却在不断下降。这说明双边的贸易统计差异实际上在逐步缩减；第二，双边贸易统计的最大差异来自东向贸易，约占整体统计差异的80％—90％；第三，造成东向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其中的间接贸易问题。
——东向间接贸易是指从中国起运的货物，在中转国（地区）进行商业交易后再转运至美国。近年来，间接贸易在双边东向贸易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但2006年，其造成的统计差异仍然高达东向整体统计差异的52%。主要原因是，当货物经第三方转口时被深加工、再包装或转卖加价而增值；或者，中国企业在出口报关时不知美国为其货物的最终目的地，报作对中转地的出口，但美方按原产地规则记作自中国的进口。经测算，在东向间接贸易中，2000年、2004年及2006年，由以上原因导致的统计差异分别为289亿美元、327亿美元和441亿美元。
——东向直接贸易是指从中国起运的货物，未经停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商业交易而直接出口至美国。2006年，直接贸易统计差异约占东向整体统计差异的48%。研究发现：双方报关价格不同是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较高的美国进口报价体现了商品的加价行为。经测算，在东向直接贸易中，2000年、2004年及2006年，因报价不同导致的统计差异分别为132亿美元、194亿美元和210亿美元。
对统计数据进行估算调整后，年度内的双边统计差异显著缩小：2000年，两国官方公布的东向统计差异为480亿美元，调整后差异缩减为75亿美元；2004年和2006年，统计差异分别由原来的718亿美元、843亿美元调减为235亿美元和242亿美元。(18)
关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迅速增长的原因，中国学者指出，第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竞争和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旺销完全是市场力量驱动的。第二，美国公司实行全球化战略，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在中国加工制造，或者在中国大量采购，这是美国企业为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采取的市场行为。加工贸易在对美出口中占的比重很大，2002年为66.9%，而三资企业加工贸易额占到全部对美出口的48%左右。第三，逆差很大程度上是转移了美国对亚洲其他国家原有贸易逆差的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其他东亚国家贸易逆差减少了，这些逆差随着对华贸易的扩大转移到了对华逆差中。第四，中国电子产品生产规模大、出口量大，但中国在电子工业的国际分工中处于下游，中国事实上只是组装加工中心。苹果公司2011年出售的7 000万部iPhone手机、3 000万台iPad平板电脑和5 900万件其他产品的几乎全部部件都在海外制造。中国是最主要的代工工厂。一台售价299美元的iPad，美国本土企业和工人获得163美元的附加值，其中苹果公司占到80美元，日本获得26美元的附加值，而中国只获得4美元的加工费。但是一台iPad出口到美国却使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增加150美元。(19)第五，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妨碍了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详见下文）。
布什政府对贸易逆差的看法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不同。在2004年2月17日公布的《2005年总统经济报告》中指出，中国“入世”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比从中国的进口的增长快，2003年与2002相比，美国对华出口增长28%，而从中国进口增长27%。从中国进口的增长主要是从太平洋地区进口转移的结果，中国现在是亚洲制造商出口产品的最后组装地。美国从太平洋地区的进口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进口中的比例达到峰值，21世纪的比例其实比那时还有所下降。因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20)这种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也认为，考察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更重要的是考察其全球贸易状况。兰德公司著名经济学家沃尔夫认为，美中贸易逆差从全球贸易的角度看不是问题，但从双边贸易的角度看确是一个问题，因为2004年中国的贸易总额是1.15万亿美元，而中国的贸易盈余总共是320亿美元，不到3%；经济学家认为不是个大问题，但政治家认为是大问题，他们总是可以借此大做文章。(21)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指出，2003年和2004年，中国的世界贸易顺差只占其GDP的3%，远小于德国、荷兰、泰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比例。(22)
二、反倾销问题
《中国入世的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2015年前，世贸组织成员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以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一些国家就滥用这个条款，导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数与金额均有大幅度上升，美国也是如此。2002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8%，但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却占美国反倾销案件的20%。(23)2000年至2004年6月底，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达38起，平均每年10.9起。(24)而此前从1990年到1999年十年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54起，年均5.4起。美国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不以中国国内的销售价格作为支持价格，而以第三国相似产品的成本或售价作为参照，由于中国产品生产成本与第三国成本的差异，容易高估相似产品的价格，导致倾销行为的成立，也使中国企业在反倾销诉讼中难以取胜。但在美国有关成本数据的采集上，中国厂商可以提出要求，按照实际市场价格来进行评估。比如2004年中国木制卧室家具反倾销案中，由于中国厂商的要求，就按照实际市场价格进行了评估。
反倾销案中首当其冲的是纺织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贸易国，纺织工业纤维消费量占全球的1/4左右，棉纱、化纤、丝绸、服装等的出口额居世界第一位。多年来，纺织品为中国的外贸顺差作出了巨大贡献。2000年到2004年，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共计3 414亿美元，进口共计747亿美元，顺差共2 667亿美元，年均533亿美元。2003年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为788亿美元，2004年更达到951亿美元。(25)纺织品和服装也是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消费市场，消费量占全球的20％。但美国的纺织业是典型的夕阳产业。1950年该部门的GDP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为9.8％，2000年降至3.2％，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美国消费的纺织品和服装多半依赖进口，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的增长乃是很自然的。
中国“入世”后对美纺织品出口迅速增长，2002年增长15.6%，2003年增长27.6%，2004年增长20.6%，(26)引起美方极大关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04年2月9日的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准备好成为美国纺织品和服装的主要供货商；为了规避从一个国家进口的风险，报告建议美国进口商与其他低成本国家，如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以及近便的墨西哥、加勒比国家、中美洲国家拓展纺织品贸易关系。(27)
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有两项保障条款，一项是特定产品保障条款，有效期至2013年；另一项是纺织品的保障条款，有效期至2008年。2002年9月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协会（ATMI）就以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激增、扰乱国内市场为由，向政府提出启动保障条款，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等五种纺织品重新设置配额限制。2003年4月，美商务部宣布，已制定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有关法律程序性文件，表示对上述五种纺织品进口重新设限进入审核与操作期。11月，美国商务部所属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布、胸罩、袍服三个类别实施特殊保障措施，设定7.5%的年增长限额。2004年10月，CITA又裁定对中国的袜子实施保障措施限制。稍后，又受理对中国产棉制裤子的设限申请。此外美国六家纺织业组织和一家劳工组织还递交了对中国产的衬衫、内衣、床单、长丝巾、棉纱、人造纤维裤子、毛制裤子等的设限申请。(28)2004年11月，在总统大选前夕，布什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针织品、晨衣、胸罩、短袜等9类纺织品实施“临时性”限额。2005年夏，中美启动新的纺织品贸易协议的谈判，并于11月达成协议。按照该文件，中美两国在协议期内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棉裤等21类产品实施数量管理，其中包括11个类别服装产品和10个类别纺织品。协议有效期三年（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协议以2005年美国从中国的实际进口量为基数，2006年的增长率为10％—15％，2007年和2008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2.5％—16％和15％—17％，基数均为上一年度全年协议量。(29)
布什政府对美国厂商的救济要求也没有照单全准。2005年10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就一家钢管企业根据美国贸易法提出的投诉裁决称，从中国进口的用于管道、供暖和制冷设备以及楼房和其他工程的圆形焊接非合金钢管造成“市场扰乱”，要求布什政府对以上进口实行为期三年的配额，限额为16万吨；或对超过26 700吨的进口征收25%的关税，并逐年递加。11月，80多名国会议员致函总统，敦促他为国内厂商提供救助，但遭到拒绝。布什在12月30日给劳工部长和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信中说，不论是实行配额，还是征收额外关税，都不会起什么作用。从中国减少的进口很可能被现在向美国出口钢管的其他40多个国家增加的进口量所补足，结果美国消费者所增加的支出将“大大”多于国内厂商可能增加的收入。(30)
三、人民币汇率问题
中国从1994年起实行人民币严格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美元于2002年贬值前，在强势美元的带动下，人民币也随之升值。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亚洲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冲击，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支持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防止了东亚各国的第二波货币贬值的发生，对亚洲各国渡过危机作出了贡献，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普遍赞扬。(31)2002年美元开始贬值。美国一些出口商、劳工组织和国会议员开始指责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认为中国通过这种固定汇率制故意低估了人民币的价值，削弱了美国商品的竞争力，增大了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并导致美国丢失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在2003年年初，金属贸易集团、汽车制造集团、纺织工业集团等80多家行业组织成立“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后改称“中国货币联盟”，China Currency Coalition），要求布什政府启动301条款，纠正中国的所谓“操纵货币”行为。这个所谓联盟成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利益集团。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诸多委员会推波助澜，接连举行听证会，把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浪潮推向高峰。
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的特点之一，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力图把政府政策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在施压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要求人民币升值主要反映了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利益，而对于从事跨国经营的美国大企业、美国金融界来说，人民币升值对它们是不利的。对它们来说，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实际上支持了美元的价值；大量美元回流美国，又为美国投资银行与证券市场吸纳，降低了它们融资的成本；人民币如果升值，则会增加它们在中国进行投资的成本，降低它们商品的市场竞争力，影响它们的利润。(32)摩根·斯坦利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的观点就是这一派利益的典型反映。2002年和2003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接受记者采访，指出，全球面临通货紧缩的危险不是中国的错误，把中国作为日本通货紧缩的替罪羊是不公平的，他说，就在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全世界都担心人民币会贬值，但中国表现出了大国风范；然而现在，大家又要求人民币升值，恐惧它的竞争力太强。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经济有利，对全球经济有利。(33)虽有两种不同意见，但当时施压人民币的浪潮来势汹汹。布什政府的政策是在这两个主要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平衡，它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压力，促中国尽快实行汇率制度改革，但反对采取可能恶化两国关系的立法行动，反对采用制裁等极端措施。
2003年9月初，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专程为人民币汇率问题访问中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与他进行了深入探讨。温家宝总理会见了他。温家宝强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将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周小川向媒体充分阐述了关于贸易平衡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他指出，中国政府并不追求贸易盈余，也不追求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是人民币汇率引起的。他同时指出，人民币汇率是参照美元还是参照“一篮子”货币来制订，是有讨论余地的。(34)
美国利益集团的意见总会在国会得到反映。在对人民币施压问题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一些议员从各自的考虑出发走到了一起。2003年9月5日，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拉厄姆等联名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布什政府与中国进行谈判，确保“中国以市场为基础来确定货币价值”。在此项立法后180天内，如果不能证实中国不再操控人民币汇率，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货物额外征收27.5%的关税。(35)9月9日，利伯曼、格拉厄姆等八名议员又提出一项决议案，指责中国“违反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的精神和文字，操控人民币汇率以赢得贸易和竞争方面的优势”，表示支持财政部部长继续与中国进行谈判以实现由市场来确定人民币价值，并要求中国继续以遵守“入世”承诺的方式行事。在众议院也提出类似决议案，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由供求关系的市场力量来决定人民币的价值，而政府不加干预。(36)在国会的敦促下，布什政府不断对中国施压。10月贸易代表佐利克、商务部长埃文斯，11月贸易副代表乔塞特·夏娜三周之内接连访华，人民币汇率都是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12月访问美国时，于多个场合，包括与布什总统的会谈中都提到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陪同温家宝访问的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也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再进行阐释。
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一些试图在大选中与布什一争高下的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就业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纷纷发声，表示要采取强硬姿态，美国对中国的压力持续不减。国会也继续对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进行猛烈攻击。3月25日，斯诺财长出席众议院财政委员会就世界和美国的经济形势作证时表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使人民币朝着可浮动的汇率发展，包括加速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以及采取重大举措支撑其银行系统。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途径是通过外交方式继续与中国交涉，并向中国提供技术支援。他同时表示，将在次日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会晤中继续要求中方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尽快采取自由浮动汇率。(37)为了加强两国金融部门的互动，4月14日，斯诺指派亚洲发展银行执行行长、著名的“中国通”斯佩尔兹为驻中国经济与财政事务特使，与中国官员就有关事宜进行磋商，与中国金融界进行接触，并监督中美技术合作项目的进行。4月，美国劳联—产联和制造商协会提出请愿，要求政府对中国的“劳工权利”和“劳工标准”以及人民币汇率政策发起301条款调查，布什政府认为接受请愿就是倒退到经济孤立主义，拒绝了请愿。斯诺在4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走向浮动汇率对于全球贸易体系、对于美国和中国都是最有利的，中国已经为此目的采取积极措施：中国正在使其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已经使若干资本项目自由流动，还在重组银行，并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布什政府一直就此积极与中国接触，并产生了实际效果。(38)
美国的一些行业协会不依不饶，于9月10日再次提出同样请愿，并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0%的关税。请愿再次遭到布什政府拒绝。贸易代表发言人米尔斯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批驳了他们的要求，认为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是一种“冒险”，这等于“在美国的周围筑起高墙，从而伤害美国的出口，毁灭就业岗位，危害美国经济复苏”。声明强调，在美国的参与下，中国正在积极推进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工作，为浮动汇率机制进行准备。同日，财政部部长助理尼科尔斯在声明中指出，布什政府在敦促中国尽快实现人民币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汇率方面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也同意，实现汇率的转型是重中之重，并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如采取措施使资本自由流动以深化在外资交易中的市场介入，加强银行和银行监督系统，为浮动汇率作准备。他还说，为了在此问题上取得预想的结果，美国将会尽其所能向中国施压。(39)2004年9月底，周小川等在第十六届中美经济联委会上与美国同行又着重讨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中方承诺进一步推进改革，积极稳妥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推进。(40)
按照1988年美国贸易法，美国财政部需要一年两次向国会就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是否通过故意操纵汇率来赢得对美国的竞争优势，从而损害美国贸易提出报告。2004年12月3日，财政部提交的报告说，2004年上半年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没有国家操纵汇率。讲到中国，报告说，中国正在强化它关于让人民币向着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发展的承诺，并正在为此奠定适当的基础。(41)在布什政府任内，财政部部长的历次半年度报告都没有认定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有国家操控货币。
2005年2月，参议员舒默和格拉厄姆在国会重提2003年的《中国货币法案》，要求中国在2005年7月前将人民币升值27.5%，否则将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27.5%的关税。在众议院，共和党人、军事委员会主席亨特和民主党议员瑞安也向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提出类似的法案。瑞安还说，他们的法案得到“中国货币联盟”的赞同。布什政府反对这类立法。在4月7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财长斯诺说，“金融外交比你们准备敲打中国的大锤要好”，参议院企图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做法是个“严重错误”，因为操之过急可能破坏中国的金融体制。他质问舒默说：“你不希望扰乱中国的金融体制，导致又一场南亚金融危机［原文如此］，对吧？”(42)
同时，布什政府也加大对中国施压的力度。在2005年5月中旬给国会的半年度报告中，财政部一方面坚持认为中国没有操纵汇率，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是被高度扭曲的，对中国经济、对它的贸易伙伴和全球经济都产生了风险”，如果现今的趋势继续下去而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中国的政策就很可能符合列入汇率操纵国的技术要求。报告还说，美国并不要求中国立即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美国要求中国采取过渡措施，体现市场条件在汇率中的作用，使汇率过渡到完全的自由浮动。(43)
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根据人民币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2%，人民币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而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有管理的更富弹性的浮动汇率机制。“一篮子”货币包括美元、日元、欧元；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加拿大等国货币对确定人民币汇率也是重要参考。人民币的汇率改革缓解了中美在这一问题上的纷争。从汇改到2008年7月，三年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21%。
2005年10月16日至17日，第十七届中美经济联委会在北京举行。斯诺在17日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赞中国汇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又敦促中国更快更大地放开资本市场，使金融服务领域自由化。(44)
四、关于知识产权问题
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需要，而且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多年来，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立法、执法、宣传、培训以及提升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毕竟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艰难过程，它涉及各个产业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企业的切身利益，情况极其复杂。美国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美国商会在接连几年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都对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批评不止，诸如“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然十分普遍”，“涉及行业包括媒体和娱乐、制药、信息技术、消费品、电器设备、汽车零件和许多其他行业”；“对于我们许多会员公司而言，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最大障碍之一仍然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知识产权的责任分散，存在着各政府机构责任不明和职责重叠的现象；对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够”，“威慑力小甚至毫无威慑力”，等等。(45)为此美国对中国一再发起“337条款”调查。2003年，在国际贸易委员会受理的13起有关美国专利的案件中，涉及中国当事人的有9起；2004年前9个月，在23起“337条款”调查中涉及中国的有10起。可见问题之尖锐。(46)
2003年3月18日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帮办查尔斯·弗立曼在对参议院外委会东亚与太平洋小组委员会就中国履行“入世”承诺作证时说，“在知识产权方面，中国确实在法规的框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改善。主要的挑战是缺少有效的执法。要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和政治意愿”。(47)在2004年5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报告中，中国被列入了置于“306条款”下的观察名单，这意味着，如果到2005年上半年观察表明中国回避履行先前与美国达成的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贸易代表可以直接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48)2004年布什政府发起一个大规模的知识产权保护行动，称作“阻止有组织的盗版侵权的战略”（Strategy Targeting Organized Piracy，STOP）。
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2004年4月吴仪副总理率团赴美，出席升格后的首次中美商贸联委会。吴仪承诺，对知识产权法律和法规作出具体改进；加强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和执法工作；批准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字公约；建立中美知识产权联合工作小组，以解决执法问题；出台关于刑事责任标准的司法解释，内容覆盖起诉、定罪和量刑三个方面。(49)
2005年4月，中国发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向国际社会系统说明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成果。(50)这主要是：
——在中国“入世”前后，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了全面修改，在立法精神、权利内容、保护标准、法律救济手段等方面更加突出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同时，使其与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其他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则相一致；
——建立健全协调、高效的工作体系和执法机制，实行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保护模式，并于2004年成立以国务院副总理为组长的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组，负责统筹协调全国、各部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执法力度，中国政府从2004年9月到2005年8月在全国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后延长到2005年年底。执法部门累计查处侵犯专利案件4 767件，移送公安机关15件；版权机关查处侵犯版权案件8 060件，移送公安机关282件。公安机关开展“山鹰行动”，共立案3 534起，破案3 14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 981人，涉案总价值26.5亿元，挽回经济损失近13亿元。2005年，工商部门共查处侵犯美国权益人知识产权案件1 600多起，其中部分是美国权益人举报的，多数是工商部门主动查处的。(51)
——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从2004年起，国家确定每年4月20日至26日为“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利用各种媒体，并通过举办研讨会、知识竞赛、开展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活动；
——积极履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义务，完善相关规则，开展国际交流、对话、合作，自2003年起，每年举行中美知识产权圆桌会议；2003年9月，中国有关部门建立与外商投资企业定期沟通协调机制，每季度举行一次会议，听取意见和建议。
计算机软件是美方特别关注的问题。200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使用正版软件清理盗版软件的通知》，对国务院系统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进行全面部署，2002年5月完成国务院系统软件正版化工作。200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对省、市级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进行部署，2004年12月、2005年12月分别完成省、市两级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工作。
尽管中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努力，美方仍然感到不满。2005年6月初来华参加第十六届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在北京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虽表示，中国领导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关注是令人鼓舞的，但更多的是进行批评和指责，说：“承诺最终必须导致结果……我们相信，现在该是见到结果的时候了”，“如果美国与中国不能展示结果，那么我们所致力的一切，如此至关重要的一切都可能遭遇危险”；他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纺织品贸易这样的贸易争端不是一个范畴的问题，纺织品配额是可以谈判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不容谈判的”［这句话他重复了多次］，“侵权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侵权行为是犯罪，我们不认为我们可以与我们的贸易伙伴谈判犯罪。其他的一切，其他的一切都是可以谈判的”；他说：“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假币，或把假币当作小事一桩，我不认为侵犯知识产权与假币有任何区别。”(52)针对古铁雷斯的指责，吴仪在6月4日会见古铁雷斯时强调，任何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高，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并不否认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更应当看到的是，这些问题正在受到重视并不断得到解决，中国政府对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态度是一贯的，来自各国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都将在中国受到保障，所有侵权和假冒的行为都将被依法处理。希望美方正确评价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已经取得的成绩，少些指责，多些合作与交流，共同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发展。(53)
2006年年初，中国政府在集成软件、系统软件和专业软件基本正版化以及通用软件部分正版化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软件正版化，为此，中央财政拨出1.5亿元专款，其余经费由省、地、县各级财政分段支付。国家版权局等机构还规定，今后政府部门必须购买预装了正版操作系统软件的计算机，并提供购买其他正版软件的配套资金。2006年4月，国家版权局等9部委联合发布推进企业使用正版软件的实施方案，全面部署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4月6日，信息产业部、国家版权局、商务部发出《关于计算机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所有电脑制造商在产品组装过程中安装正版操作系统。国家版权局、信产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政府部门购置计算机办公设备必须采购已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产品的通知》。4月12日，赴美参加第十七届中美商贸联委会的吴仪副总理率领庞大采购团赴美，遍访13个州100多家企业，中美双方达成106项采购合同，总价值162亿美元。包括购买80架波音客机，价值46亿美元；以及中国四家电脑厂商联想、同方、方正、TCL签订的超过16亿美元的正版软件采购协议。其中，联想12亿美元、方正2.5亿美元，同方1.2亿美元，TCL 6 000万美元。
4月中旬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4月18日到达美国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参观位于西雅图的微软公司总部。胡主席在参访时重申，中国将认真兑现保护知识产权的诺言。(54)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社会作出的一项庄严承诺。
2008年，中国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2006年至2011年，国家又连续6年颁布《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实施了包括立法、执法、教育培训、文化宣传和对外交流等多个领域的1 000多项具体措施。(55)诚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同样可以说，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在拓展，前景是乐观的。
五、把经贸问题政治化
由于中美两国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一些势力常常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设置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问题：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对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的政治审查。
（一）对华高技术出口的严格管制
1999年美国国会抛出《考克斯报告》，采取种种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手法，诬蔑中国窃取美国的核技术和其他高科技。(56)从此以后，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一直受到严格管制，诸如核反应堆、卫星、集成电路和程控交换机、先进机床等都在禁止之列。以2002年为例，中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8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9%，而从美国进口的这类产品仅为41亿美元，占同类进口总额的4.9%。与中美贸易（969亿美元）在中国对外贸易（2 952亿美元）中所占比例极不相称。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表明，由于对华实施高科技管制政策，美国每年要丧失35亿美元到135亿美元的贸易机会。(57)2001年美国防部、国务院和商务部组成的技术出口审查委员会极力阻止美国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向中国转让两项光电子技术。2002年2月，美国审计总署向参议院提交一份名为《出口限制：美国急需就中国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作基本政策评估》的报告，要求政府对华实行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2003年，国务院再次指责波音和休斯公司向中国提供可能被用于制造洲际导弹的卫星和火箭技术，两公司被罚款600万美元。(58)美国公司对政府的这种政策也非常不满。中国美国商会在《美国企业在中国》中抱怨说，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是最严厉的”，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双重用途的技术“只会使美国公司将市场拱手让给其外国竞争对手”。它们建议，为了保持美国高科技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美国政府应该取消无效或基本无效的出口管制措施，根据目前中国高科技产业能从国外买到的竞争性产品和技术的情况以及对未来的预测，评估现行出口管制政策及程序的效果。(59)确实，美国对华技术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受伤害的不仅是中国，而且是美国的商业利益。中国不能从美国得到的高技术可以从欧洲市场和别处得到。中国电信业、计算机和半导体市场年均增长率可能达到20％—40%，(60)这将为美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如果美国政府一味限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必然损害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损害美国在这些领域的领先地位。
（二）对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的政治审查
在中国改革开放头二十年中，对外经贸关系主要是引进资本，输出产品；中国的对外投资很少，境外投资环境并不构成什么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资本开始走出去，而且势头相当迅猛。美国地方上，各州、市、县，是非常欢迎中国投资的，这为它们创造了宝贵的就业机会，对提振美国经济有利。但在联邦层面，中国投资项目要经过层层审批。各种利益集团、国会议员常常夸大投资的政治意义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竭力加以阻挠。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公司（简称“中海油”，CNOOC）收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UNOCAL，尤尼科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加州联合石油公司是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2004年的净收入为82亿美元，其资产主要在墨西哥湾和南亚。据英国《金融时报》2005年1月7日披露，中海油准备对美国同业对手尤尼科公司发出逾13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这将是中资企业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宗海外并购。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德士古公司4月4日宣布，将以16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尤尼科公司。6月23日，中海油提出185亿美元的新报价，尤尼科公司表示愿意随时与中海油进行谈判。雪佛龙公司则在29日称，该公司并购尤尼科公司的计划已经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这意味着并购计划的最后一道法律监管程序已经完成。该公司还展开了一波又一波大规模的游说，促使国会举行听证会对中海油加以阻挠。
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公司案引起美国社会，尤其是国会的广泛关注，国会中反对之声骤起，并双管齐下，阻挠此项收购。一方面，通过举行听证会、向媒体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等手段，引起民众的广泛注意，有意识地对舆论进行误导；另一方面，通过立法行动，并向兼任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主席的财政部部长写信进行阻挠。6月30日，众议院提出了第344号决议案，对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控制美国一家至关重要的能源生产企业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危害表示担忧，要求总统对这一交易进行彻底审查”。(61)中海油没有退缩，7月2日，中海油提请CFIUS对中海油并购尤尼科公司案进行审查。中海油还公开承诺，尤尼科现有储量的70%位于亚洲，中海油感兴趣的正是这一部分资源；尤尼科绝大多数在美国生产的油气产品将继续在美国销售，在墨西哥湾资产的开发将为美国市场提供更多的油气供给。中海油还承诺，将保留尤尼科绝大部分员工的工作。(62)
7月15日，参议院又提出一项法案，禁止中海油公司“兼并、收购或取得尤尼科公司”。众议院《2005年能源政策法》第1837款则要求国防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研究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对美国的政治、战略、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评估中国政府与石油企业的关系，推迟CFIUS的评估工作。8月8日，该法案正式成为法律。(63)主要由于国会的强烈反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被扼杀了。8月4日，中海油正式宣布撤回对尤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
中美经贸关系中尽管存在着种种争端，但争端涉案金额对于如此庞大的两国贸易来说，影响是有限的。由于从本质上说，两国的经贸关系是互利的，所以这种关系仍然能在克服摩擦中继续发展，很多问题会在经贸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得到缓解，自然，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出来。实际上，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人均GDP来说，还处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工业化进程仅仅处于中期发展阶段，具有长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和巨大的市场需求力，尤其对于资本品的持续扩大的需求将为美国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提供巨大的商机和利益。
(1) 参见周世俭：《布什第二任期内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几大问题》，《国际贸易》2005年第3期。
(2) 商务部：《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2016年1月29日，http://news.163.com/16/0129/11/BEGCFVVH000146BE.html。
(3)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4)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比得·博特利尔评吴仪在美〈华尔街日报〉撰文，批评美保护主义》，2006年5月30日，us.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705/20070504725818.html。
(5) 参见王缉思：《执政一年评布什》，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16页；王荣军：《美国经济加快复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227页。
(6) 参见湛柏明：《中美贸易的互补性与摩擦性》，《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6期。
(7) 参见贾怀勤：《中美两国贸易政策对双边贸易平衡影响之辨析》，《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4期。
(8)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顾杰2010年9月表示，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连续18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0年9月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9/27/c_12612652.htm。
(9) “主席致辞”，中国美国商会编：《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2004年版，第5页。
(10) “USTR Reports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Washington File，December 13，2002，p.2.
(11) 《人民日报》2001年7月31日。
(12) 转引自王勇：《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13) 转引自王勇：《2002年中美经贸关系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200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14) 转引自王勇：《中美经贸关系》，第123—124页。
(15) Robert E.Scott，“U.S.-China Trade，1989—2003．Impact on Jobs and Industries，Nationally and State by State”，January 11，2005，http://www.epi.org/publication/wp270/.
(16) “Study Criticizes Impact of China Trade Deficit on U.S．Economy”，Washington File，January 12，2005，pp.7—9；“U.S.—China Trade，1989—2003．Impact on Jobs and Industries，Nationally and State by State”，http//usinfo.state.gov.
(17) 《新华月报》2004年第1期。
(18) 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报告》（2009年10月，中国杭州），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dxfw/nbgz/201003/20100306806806.html。
(19) 《温家宝拿代工iPad驳美国向人民币施压》，2010年9月26日，http://finance.ifeng.com/video/20100926/2654792.shtml。
(20) “2005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February 17，2004”，Washington File，February 18，2005，p.4.
(21) 笔者对沃尔夫的访谈，2005年3月29日。
(22) 转引自王勇：《中美经贸关系》，第134页。
(23) 湛柏明：《中美贸易的互补性与摩擦性》，《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6期。
(24) 参见周世俭：《未来四年中美贸易步入多事之秋》，《国际商报》2004年11月24日。
(25) 参见周世俭：《冲突与摩擦会明显增加》，《国际贸易》2005年第3期。
(26) 参见周世俭：《冲突与摩擦会明显增加》，《国际贸易》2005年第3期。
(27) “China Expects to Become Dominant Textile，Apparel Supplier”，Washington File，February 11，2005，p.5.
(28) 参见周世俭：《冲突与摩擦会明显增加》，《国际贸易》2005年第3期。
(29) 《中美达成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协议》，2005年11月8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b/20051108/21222103279.shtml。
(30) “Bush Rejects Proposed Import Curbs on Chinese Steel Pipe”，December 30，2005，Washington File，January 3，2006，p.2.
(31) 如克林顿在1998年6月访问中国时就说：“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中国坚定地负起了对区内以至全球的责任，帮助阻止另一轮危险的贬值风暴发生”，“我要指出的是，除非日本经济恢复增长，否则亚洲危机难以恢复”。见《克林顿访华言行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219页。
(32) 参见王勇：《中美经贸关系》，第293页。
(33) 《罗奇：“中国输出通货紧缩”是断章取义》，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3/Jan/257231.htm。
(34) 《新华月报》2003年第10期。
(35) “Senate Bill Presses Market—Based Value for China's Yuan”，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10，2003，pp.3—5.这个27.5%的根据是经济学家们估算出来的。博思沃斯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40%，戈尔斯坦认为被低估了15%到25%，舒默把二人的估算加在一起除以二（40＋15＝55，55除以2）得出27.5。参见王丽军、周世俭：《美国压人民币升值的两手策略》，马振岗主编：《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环境与理论探索》，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432页。
(36) “Proposed Resolution Calls for Market-Based Valuation of Yuan”，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11，2003，pp.8—9.
(37) “Treasury Chief Snow Reports Progress on China Exchange Rate”，Washington File，March 26，2004，pp.11—14.
(38) “Snow Encouraged by Chinese Moves Toward Flexible Exchange Rate”，April 28，2004，Washington File，April 29，2004，p.9.
(39)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Investigate China Currency Policy”，“Treasury Cites Progress On China Currency Exchange Rate Issue”，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10，2004，pp.8—13.
(40) 《第十六届中美经济联委会联合声明》，2004年9月30日，http://www.cnr.cn/news/200410/t20041001_271768.shtml。
(41) “United States Finds No Currency Manipulation by Trading Partners”，Washington File，December 7，2004，p.5.
(42) Todd Bullock，“Snow Urges Congress To Let ‘Financial Diplomacy’ Work with China”，Washington File，April 8，2005，pp.2—3.
(43) “China Must Change Currency System，U.S．Treasury Report Says”，May 18，2005，Washington File，May 19，2005，p.7.
(44) “Treasury's Snow Urges More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 in China”，Washington File，October 19，2005，p.2.
(45) 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2001年版，第53—55页；《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2004年版，第11、29、57—63页；AmCham-China:WTO Implementation Report，Fall 2002，pp.14—15。
(46) “337条款”最初见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337条款”由此得名。修订后的“337条款”规定，如果任何进口的行为存在对美国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不公平行为，并且对美国产业可能造成抑制或垄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应美国国内产业的申请进行调查。“337条款”的制裁方式分为两种：针对列明公司的不公平进口产品的有限排除令和针对特定类别的所有不公平进口产品的普遍排除令。见《中国商报》2004年10月15日。
(47) “Statement by Deputy Assistant U.S．Trade Representative Charles Freeman to U，S．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March 18，2003，Washington File，March 20，2003，pp.9—11.
(48) “U.S．Release 2004 Report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Washington File，May 4，2004，p.2.
(49) 转引自赵烨：《八协议为中美贸易减压》，《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4年第6期。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2005年4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5-04/21/content_2858983.htm。
(51) 《新京报》2006年2月24日B-03版；《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4月12日第1版。
(52) “Gutierrez Urges To Speed Progress on Bilateral Trade Issues”，June 2，2005，Washington File，June 3，2005，p.2.
(53) 《吴仪会见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和贸易代表》，2005年6月4日，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ews/node37955/node37957/node37979/node66258/userobject1ai1155447.html。
(54) （香港）《大公报》2006年4月20日A2。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贸易》，2011年12月，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12/08/content_24099720.htm。
(56) 详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修订本）第3卷，第322—326页。
(57) 陈宝森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研究》，第45—58页；湛柏明：《中美贸易的互补性与摩擦性》，《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6期。
(58) 李方安：《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效果评判与前景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7期。
(59) 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2002年版，第15页；王勇：《2002年中美经贸关系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年鉴·2003》，第253页。
(60) 李方安：《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效果评判与前景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7期。
(61) Dick K.Nanto，James K.Jackson，Wayne M.Morrison，Lawrence Kumins，China and CNOOC Bid for Unocal: Issues for Congress（CRS Report for Congress），February 27，2006，p.15.该决议案于8月30日在众议院通过。有美国学者指出，反对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人认为这项交易会使美国更加依赖外国石油，从而损害了美国利益。这一观点是对全球石油市场的根本性误解。即使中国收购了尤尼科并将其所有的原油产出运回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石油市场的最终影响也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隆国强等译：《账簿中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第127页。
(62) 《中海油海外淘金受挫，无奈憾别尤尼克》，http://www.stcr.com.hk/cgal/702.html。
(63) Dick K.Nanto，James K.Jackson，Wayne M.Morrison，Lawrence Kumins，China and CNOOC Bid for Unocal: Issues for Congress（CRS Report for Congress），February 27，2006，pp.1，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