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全球治理的新边疆
拓展全球治理的新边疆
一、安全方面
在重大的国际安全事务中，中美两国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以局势最复杂、冲突最尖锐、甚至仍然战火不息硝烟弥漫的中东地区来说，中美两国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阿富汗，中美两国共同努力，争取实现阿富汗的和平、稳定和国家重建。中美与国际社会一道，实现了伊朗核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结束了长达13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中国积极参与谈判，劝和促谈，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在巴以问题上，中美都支持“两国方案”。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两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中方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中美都在努力维护伊拉克的稳定，中国的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经营为伊战后重建提供了帮助。在埃及问题上，中美都支持现任塞西政府，支持埃及在中东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海合会，中美两国的立场也大体一致。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不同意西方迫使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的立场，但赞成“化武换和平”的方案，并为实现“化武换和平”与美国及国际社会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当然不是说两国在中东的诸多问题上毫无分歧，但总体说来，两国的共同利益比分歧大得多。
（一）阿富汗问题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又遭受长期战乱蹂躏，至今国家没有恢复和平稳定，重建任务十分艰巨。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即提出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旨在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重政策手段改善阿富汗安全形势，确保美国于2014年结束阿富汗战争。奥巴马政府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逼迫塔利班就范，但效果不彰，于是改而支持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进行对话。2011年2月希拉里·克林顿在亚洲协会的演讲中首次表示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对话。(1)阿富汗塔利班深深植根于阿富汗社会，是阿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呼吁，阿富汗各政治派别摒弃前嫌，参与到政治和解进程中来，主张国际社会应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与和解进程，为阿富汗实现和平和解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2)也就是说，在通过民族和解寻求阿富汗的和平、稳定方面，中美两国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尤其是在美军和多国部队撤出以后，在阿富汗维护局势稳定方面中国更可以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2011年11月2日，在美国支持下，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通过由土耳其倡议发起的《阿富汗地区安全合作伊斯坦布尔进程》，强调联合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协调作用，并呼吁各国在对阿提供援助的同时尊重阿主权和领土完整。该进程现有阿富汗、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14个地区成员国。美国是该进程的“支持国”（supporting country），在急于从阿撤离的情况下，美也乐见地区国家在该进程内进行一系列合作。另有英国等15个域外国家和联合国、上合组织等12个国际和地区组织作为支持方参与。2014年10月，上任不久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访问中国。10月31日，阿富汗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克强总理和加尼总统出席外长会开幕式，李克强发表演说阐述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立场，并坚定承诺，奉行对阿友好政策，致力于同阿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阿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支持阿推进和平与和解进程，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支持阿和平重建，帮助加强自主发展能力建设，继续扩大对阿在安全方面的培训和援助；支持阿融入地区合作，促进本地区经贸合作和互联互通；中方已经并将继续积极参与伊斯坦布尔进程框架下的建立信任措施及合作，愿于年内为阿举办反恐、禁毒、灾害管理等培训班。(3)会议确定反恐、禁毒、灾害管理、商贸投资机遇、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六大领域64个优先项目，都是阿富汗提高国家治理、自主发展、治安防务能力所必需的。
2015年12月9日，在伊斯兰堡举行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五次外长会议，其间，中、巴、阿进行三边会晤，在此基础上，又举行中、巴、阿、美四方会谈。中国外长王毅会见美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王毅表示，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是中美全球战略合作的组成部分，符合双方共同战略利益。中方愿同美方加强沟通合作，参与阿和平重建与发展，支持阿尽快重启和解进程，鼓励阿、巴改善双边关系，协助阿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布林肯表示，美方对中方在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与和解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赞赏，愿与中方就此问题保持协调，加强合作。(4)
2016年1月11日，阿富汗问题巴、阿、中、美四方机制首次会议在伊斯兰堡举行，四方就重启阿富汗和平进程路线图进行讨论。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邓锡军率团与会，阿副外长卡尔扎伊、巴总统外事顾问阿齐兹、美前驻巴大使奥尔森莅会。四方代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塔利班与阿政府进行谈判，目标是减少暴力冲突，实现阿的长治久安，为此，将对阿和平和解进程中预期障碍和应对措施作出清晰可行的评估，为双方和谈创造适宜环境。但塔利班方面的代表并没有参与此次会谈，塔利班称拒绝与喀布尔政府谈判，仅愿意与美国对话。主办方巴基斯坦被视为能对塔利班施加影响，促其参加谈判，但是巴方表示，应谨慎对待未来存在的困难。(5)
中国支持以多边的方式解决阿富汗问题。中国借助上合组织推动阿周边国家发展共同政策以维护阿的稳定。在2012年6月举行的上合组织北京峰会上阿富汗被接受为观察员国，意味着阿从此以后将被自动包含在该组织每年举行的峰会之中，从而给阿政府发展与该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对于美国从阿撤军问题，中国特使孙玉玺表示，中国欢迎美军主体撤离，也欢迎美军在阿保留小规模部队，帮助阿政府和民众打击恐怖主义。(6)
为了加强反恐合作与协调，中、阿、巴、塔吉克斯坦还建立了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2016年8月3日，首届“阿、中、巴、塔”四国机制高级领导人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各方决定正式成立“四国机制”，旨在就反恐形势研判、线索核查、情报共享、反恐能力建设、反恐联合训练、人员培训方面开展协调并提供相互支持，相关协调合作仅在四国间展开。各方强调，成立该机制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7)
8月5日，中阿举行两军战略对话。中方表示，当前，国际恐怖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三股势力”对本地区安全稳定构成现实威胁。中方愿与阿方一道，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阿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深化联演联训、情报共享、人员培训、能力建设等务实合作。阿方表示，中方倡导建立的“四国机制”具有战略意义，为四国军队提供了更多合作机会。阿方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继续坚决打击“东伊运”等恐怖势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8)
2014年10月28日至31日加尼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就推进有关重点领域经贸合作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并发表《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将在文化、教育、青年、妇女、媒体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中方将推动两国媒体加强互动，支持阿方促进妇女权利的努力，为阿富汗妇女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9)中国政府派遣工作组赴阿开展援助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工作。阿方希望在公路铁路、供水和能源、农业等三个优先领域加强与中方的合作，欢迎中国企业以各种可行的方式积极参与。2015年6月27日，中阿经贸联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就双边贸易、投资、援助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以及两国自贸区建设、中国企业在阿投资的重点项目等议题进行友好坦诚务实的讨论，并签署有关合作文件。(10)
阿富汗的国家建设急需各类人才，中国在为阿培训人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至2014年，中方为阿方培训了1 000多名经贸、财政、农业、外交、教育、水利各领域的专业人才。(11)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10月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开幕式上承诺，今后5年为阿富汗培训3 000名各类人才，并提供5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2008年中国在喀布尔大学设立孔子学院，此后发展成该大学的一个重要院系。目前，中方每年为阿方培训各类人才800余名。中方还连续数年同美国联合举办阿外交官、农业技术人员和医务人员培训项目，并正与德、英等国探讨开展援阿三方合作。2013年9月，第二届中美联合培训阿富汗外交官项目在华盛顿开班。正如王毅外长2013年9月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所说的：“阿富汗局势已进入一个关键转折期，能否顺利推进国内和解与重建进程，涉及中美以及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刚刚开始，潜力和空间还很大。只要我们发挥各自优势，相互配合，阿富汗问题完全有望成为两国合作的新亮点。”(12)中国还为阿富汗警察举办反恐、禁毒等培训班。2014年11月，中国向阿移交一批警用设备，包括通信设备、取证相机、警用头盔和盾牌、药（毒）品快速检测设备等，并向阿提供相关设备操作培训帮助。中国还多次为阿富汗举办扫雷技术培训并捐赠扫雷器材。(13)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阿富汗积极响应。由于阿连接南亚、中亚、西亚的方便地理位置，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中占有独特地位。中方也希望这一倡议能为阿富汗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在上述贾尼访华的联合声明中说：“阿方欢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传统过境路线，阿富汗愿与中方密切合作，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双方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促进中阿互利合作和地区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14)2016年7月，阿首都喀布尔与乌鲁木齐恢复直航航班，首列由江苏省南通市至阿海拉顿口岸的中亚货运班列也于8月正式开通。11月18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凝聚援阿共识，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向阿提供援助。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这些倡议加强阿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此提供安全保障环境。
持续战乱造成阿境内大量难民流离失所，目前阿国内有超过900万人急需人道主义物资援助。2017年3月9日，联合国难民署在喀布尔举行仪式，接收中国政府提供的100万美元现汇援助，用于向阿境内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济。当天，难民署将毛毯、煤气罐等过冬物资发放给当地330多户难民家庭。根据相关协议，联合国难民署将代表中国政府开展物资采购、运输、分发等具体工作，后续援助物资也将陆续发放到难民手中。时任中国驻阿大使姚敬、阿难民和遣返事务部部长赛义德·巴尔希，以及联合国难民署驻阿办公室负责人法西亚·阿卜杜拉等出席当天仪式。(15)
阿富汗的毒品问题是对地区安全的一个威胁。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现在世界上90%以上的鸦片和海洛因产自阿富汗，阿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国和输出国。多年来，阿政府、美军和多国部队也在禁毒，但收效甚微。中国作为阿邻国，已经成为阿毒品外运的主要途经国和受害国之一。美国也一直希望阻止阿富汗国内恐怖组织和塔利班通过毒品贸易获得资金以从事恐怖暴力行动。在这一方面，中美两国以及国际社会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
（二）伊朗核问题
2015年7月历时13年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谈判达成全面政治解决。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是伊核问题磋商机制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劝和促谈，与美、伊和相关各国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第一，坚决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权威，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二，伊核问题必须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解决，中国坚决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坚持多边谈判的原则，主张以多边形式（如安理会“五常”加德国对伊朗）解决该问题；第三，伊朗应增强核计划的透明度，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合作，回答国际社会的关切，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第四，坚持政经分开的原则，反对将核问题与国家关系和经贸关系挂钩，主张伊朗正常的对外经贸关系不应受影响。(16)中国还积极推动美伊直接谈判。由于美伊结怨年深月久，双方疑虑重重，在谈判中往往话不投机，并且容易从负面解读对方的表态。中国既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又与伊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可以作为第三方传达双方观点，疏解疑虑。
2002年8月，伊朗流亡海外的反对派团体“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向媒体透露，伊朗在秘密建造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和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引发国际关注。12月12日，美国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公布了美国商业卫星于当年9月16日拍摄的一组照片，对伊朗上述两座核设施提出质疑。2003年2月，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承认纳坦兹核设施确实存在，但仅用于提炼核电站所需的低浓度浓缩铀。5月，伊朗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派人视察伊朗核设施，但拒绝调查人员取样。国际原子能机构随后认定了伊朗进行铀浓缩活动。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首次通过决议，要求伊朗尽快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终止提炼浓缩铀试验。英、法、德等国出面斡旋，并威胁把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10月伊朗与英、法、德达成“德黑兰宣言”，同意完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12月，伊朗正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2004年11月，英、法、德三国与伊朗举行多轮会谈后在巴黎初步达成协议。伊朗此后中止与铀浓缩相关的一切外围活动，但在暂停铀浓缩活动方面又数次出现反复。
布什政府强化对伊朗的遏制政策，并把伊朗与伊拉克、朝鲜一起列入“邪恶轴心”之中。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也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打压，并寄希望于伊朗国内的改革派实行政治变革。(17)
与美国的愿望相反，2005年6月，支持核开发的保守派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同年8月，伊朗重启铀浓缩活动。2006年1月初，伊朗宣布恢复中止两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伊核问题再度升温。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把伊朗核问题报告联合国安理会。3月29日，安理会通过“主席声明”，要求伊朗在30天内中止一切核活动。安理会主席声明虽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标志着安理会正式介入伊朗核问题。6月1日，中、俄、美、英、法、德六国外长经过多次磋商，提出一项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方案。由于伊朗反应消极，六国外长7月12日在巴黎发表声明，决定将伊朗核问题重新提交联合国安理会。7月31日，安理会通过第1696号决议，要求伊朗在8月31日之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8月22日，伊朗对六国方案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意立即与六国进行认真对话。但由于伊朗拒绝停止浓缩铀活动，安理会于12月通过第1737号决议，对伊朗实行制裁。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五常”与德国多次会晤，形成伊核问题六国磋商机制，2008年7月起，六国与伊朗先后在日内瓦、伊斯坦布尔、巴格达、莫斯科以及阿拉木图等地举行多轮对话，双方在浓缩铀、制裁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谈判进展缓慢。截至2010年安理会共通过6个关于伊朗核问题决议，实施4轮制裁，包括冻结涉核计划相关企业和个人在国外的资产、禁止向伊朗转让相关核技术、禁止伊朗进口重型武器装备、进行任何与可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有关的活动等。(18)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下，伊朗经济遭受持续重大打击。在2013年大选中，伊朗社会凝聚起一个共识：伊朗必须打破外界封锁，改变孤立状态。(19)温和务实的鲁哈尼胜出，8月就任总统；同属温和派并善于与西方打交道的扎里夫出任外长。鲁哈尼就任后持续对美国释放善意，9月20日，鲁哈尼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国际政治不再是零和博弈，“血海深仇的时代已经过去”，美伊“应携手合作，共同结束这种不健康的对抗方式和相互干扰”。24日，鲁哈尼在联大发言时称，伊朗与美国能够建立一种妥善处理分歧的机制。(20)美方也给予了回应。奥巴马同日在联大演说中承诺不对伊朗实行政权更迭，承认伊朗有权和平利用核能，表示要和平解决伊核问题。(21)9月27日，鲁哈尼与奥巴马通了电话，这是美、伊两国领导人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首次通话，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美伊关系趋缓为伊核问题谈判营造了良好氛围。
9月26日，扎里夫与六国外长首次会晤。经过10月、11月密集的、高强度的谈判，11月24日凌晨，各方在日内瓦达成“历史性的”阶段性协议，根据该协议，在6个月内伊朗将暂停浓度为20%的浓缩铀活动，并将近20%的铀原料进行还原，使其丰度降到5%以下；不再增加新的离心机，并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社会的严格监督之下；停止建设阿拉克重水反应堆，不为提取钚元素而对阿拉克反应堆的乏燃料进行再处理，也不新建具有再加工能力的设施。美国将放宽对伊朗总额约70亿美元的制裁，包括对其数十亿美元原油营收解禁，及放松对贵金属、石化产品和飞机零件的贸易限制，但石油、金融、银行等领域的“绝大部分”制裁措施维持不变。如果该协议能得到履行，在6个月内将不再对伊朗发起新的制裁。如果伊朗没有遵守协议，制裁将重新实行。(22)
协议还不是伊朗核问题的彻底解决，但毕竟是十年来漫长谈判过程取得的历史性突破，是令人鼓舞的进展，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它同时显示了中国所主张的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的可行性。按照协议，2014年7月24日前，伊朗需要与六国达成最终协议。在此之前，双方在维也纳再次进行了密集的谈判，但仍无结果。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谈判延长4个月。谈判中双方分歧的焦点是：（1）美方坚持伊朗必须将阿拉克重水反应堆改建为轻水反应堆，以彻底废止伊朗加工提炼钚的能力；伊朗则坚持在保留重水反应堆的前提下降低核燃料的丰度。（2）美方坚持伊朗必须废弃伊朗秘密建造的福尔多浓缩铀加工厂，伊朗不同意。（3）伊朗拥有1.9万台IR-1型加工浓缩铀的离心机，其中大约1万台仍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美要求伊削减至4 000台，并不得研发新型的IR-2型离心机，遭伊朗拒绝。（4）伊朗要求最终协议签订后，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必须一劳永逸地取消；美方则坚持视伊朗的态度在10年内逐步取消。(23)
2014年7月14日，奥巴马总统给正在南美洲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打电话，双方讨论了中美在伊核问题上的继续合作及继续执行上述协议问题，奥巴马强调，伊朗必须采取措施使国际社会放心，它的核计划完全是和平的。习近平指出，伊朗核谈判既取得了进展，也仍面临不少困难。中方希望各方全力以赴，早日达成全面协议。中方愿同美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各方相向而行，争取尽早达成一项全面持久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24)
到了11月24日谈判的截止期限，六方与伊朗仍未达成协议。各国同意将谈判延期至2015年6月30日，争取2015年3月底达成框架协议，之后商谈技术细节。克里在伊核问题本轮谈判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过去几天，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各方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但也有“显著的分歧点”。如果没有实质进展，六国不可能与伊朗永远谈下去，但现在不是离开谈判桌的时候。克里说，伊核问题十分复杂，有许多技术性问题，要达成一项好的可验证的协议，需要时间。他强调，未来几个月谈判依然艰巨。(25)
在伊核问题谈判的关键时刻，2015年2月中旬，王毅外长访问伊朗，会晤鲁哈尼总统，与扎里夫外长进行会谈。王毅向伊方推心置腹地反复表明，伊核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中方赞赏鲁哈尼总统强调伊朗不谋求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希望伊朗和六方把握机遇，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坚持不懈推动谈判，尽早达成互利共赢的全面协议。(26)2月15日，王毅和扎里夫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表示，当前伊核问题谈判面临历史性机遇，如期达成全面协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全面协议的达成，有利于伊朗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包括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利于伊朗人民摆脱制裁，发展经济；有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谈判进入了最后阶段，各方要再接再厉，全力跑好马拉松最艰难的“最后一公里”，避免功亏一篑，前功尽弃。(27)
3月底，王毅赴瑞士洛桑出席六国与伊朗外长的会议。30日，王毅在接受中国媒体的联合采访时表示，谈判已经有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目前剩下的问题已经很少了，是最后阶段，也是最难的阶段。王毅表示，作为伊核问题六国机制中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参与各个层别的谈判，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中方将在最后阶段继续发挥好作用。现在主要分歧点是三个问题：一是协议执行期限问题；二是监督机制问题；三是一旦伊朗违反协议，国际社会如何恢复制裁。(28)会谈期间，王毅还分别会见各国外长，劝各方把握机遇，展现灵活，作出政治决断，推动谈判取得成功。
王毅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政治引领。伊核谈判涉及大量技术问题，但伊核问题说到底是政治安全问题，各方要加强政治引领，适时作出政治决断；第二，坚持相向而行，如果原地踏步，势必功败垂成；第三，坚持分步对等，分阶段、对等推进问题的解决，各方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第四，坚持一揽子解决，照顾各方核心关切，发挥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29)中国的这些建议合情合理，切实可行，对于各方坚持谈判直到取得成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美、伊就解除制裁问题争持不下。伊朗坚持全面、立即解除制裁，而美国则拒绝设定解除制裁的时间表。对此，中国提出了分步、对等的方案，即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首先达成一揽子协议，然后分步加以实施。这一建议对解决双方矛盾起到了关键作用。(30)
4月2日，伊朗核问题各方达成框架性解决方案，从而为达成最终全面协议奠定了基础。欧盟代表莫盖里尼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代表各方在瑞士洛桑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各方对限制伊朗核设施规模、分布、铀浓缩能力、核材料贮存等事宜进行了约定，提出了国际社会帮助伊朗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方案，同时也承诺将终止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以及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制裁决议。(31)
7月初，王毅外长再赴维也纳出席伊朗核问题谈判。2日，王毅刚刚抵达维也纳就接受中外记者采访表示，谈判已到最后冲刺阶段，但仍有一些重要、敏感的问题需要解决，中方带来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思路，他将和各国外长进行详细、具体的讨论，希望能够形成共识。(32)
经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关于伊核问题的《全面联合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终于在2015年7月达成，协议要点是：
——伊朗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寻求、开发和获得任何核武器，伊朗接受长达十年的对核活动的严格限制；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伊朗将把离心机的数量削减三分之二，从约1.9万台减少至6104台；
——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将再持续5年，对伊弹道导弹技术转让禁令最迟在8年后取消；
——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可以在24天内进入伊朗境内被认为可疑的地点。伊朗有权对国际核查人员的核查要求提出异议，由伊朗和六国人员组成的仲裁机构将作出裁定；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实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质后，联合国、美国及欧盟将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
——如果伊朗方面违反协议，相关制裁将在65天后恢复；
——伊朗将移除大约98%的库存的浓缩铀，重新设计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将其仅用于和平目的；
——协议将在获得安理会批准后90天内生效。(33)
这样，中、美和其他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努力，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体制，避免了中东地区的核竞赛。
协议达成后，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给习近平主席打电话表示，中国在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全面协议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方感谢中方为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所作的贡献，希望同中方继续协调合作、共同努力，确保全面协议得到实施。美中在伊核问题上的合作表明，只要双方合作努力，两国就能够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34)
（三）叙利亚问题
2011年1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随后升级为武装冲突，直至大规模内战。2012年，美国发现叙利亚政府可能使用化学武器，奥巴马多次警告说，“使用化武是红线”。(35)2013年8月中旬，叙利亚发生疑似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奥巴马根据美国的情报，认定这是巴沙尔·阿萨德政府所为，于8月31日在国会发表讲话，对阿萨德政府进行强烈谴责，称它违反了国际准则，也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对美国在中东盟国的威胁，美国将对阿萨德政府采取军事行动，但行动的时间和范围都是有限的，为此他寻求国会授权。(36)2013年9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二十国峰会期间，普京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对叙利亚动武，同时，在俄罗斯的积极斡旋下，阿萨德同意将叙政府拥有的化学武器交由国际监督。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二十国峰会期间曾严肃地劝奥巴马，在动武问题上要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安理会经过反复的紧张磋商，于9月27日通过第2118号决议，即“化学武器换和平的决议”，要求叙利亚任何一方都不得使用、开发、生产、获取、储存、保留或转让化学武器，叙各方都要与禁化武组织和联合国合作。(37)这一决议保障了叙化武问题的“软着陆”。
中方积极支持第2118号决议的落实，并参与叙化武核查和销毁工作。根据有关计划，俄罗斯提供的武装运输车首先在叙利亚12个地点收集化学武器和制造化武原料，并将其运至叙利亚濒临地中海的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在此过程中，中国提供监控设施和10辆救护车，美国对化学武器提供卫星定位跟踪，并提供3 000件用于盛放、运输、隔离化学武器的设备。两艘挪威与丹麦船只联合将这些化学武器运到意大利焦亚陶罗港，再转运至经过特殊改造的美国“开普雷”号货轮。而后，“开普雷”号把化武运送至公海，在海上进行水解销毁。中、俄、丹、挪提供海上联合护航，美国提供卫星导航服务，芬兰和日本分别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中方还选派多名专家参与叙化武核查和销毁工作。(38)选择中国执行护航任务是由于中国具有强大的护航能力和丰富的护航经验，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通力合作的体现。中国海军“盐城”号护卫舰2014年1月4日抵达塞浦路斯南部的利马索尔港待命。由于各国的共同努力，至2014年6月下旬，叙利亚待运输出境的化学武器全部运出，这是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棘手的地区问题的一个范例，而中国的参与彰显了大国的担当。
二、经济方面
在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2010年5月24日至25日）上，双方承诺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加强金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就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等问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与协调，并与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下有关承诺保持一致。(39)
2010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二十国集团第四次峰会。由于1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控制欧债危机成了此次峰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峰会呼吁加强金融调控和改革，包括国际金融高管人员选拔机制改革，减少财政赤字和债务，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同意要求银行增加资本额；强调采取进一步行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峰会成功完成应对危机和宏观经济政策管理这两项核心任务，明确先刺激、后退出、再整顿财政之间的妥善安排，以此来恢复市场信心，避免了肇始于希腊的欧元区新一轮金融危机扩展成又一次全球危机，支撑了脆弱的复苏进程。(40)胡锦涛主席出席峰会并发表题为《同心协力，共创未来》的讲话，强调继续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世界经济尽早进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二十国集团第五次峰会。这是首次在亚洲，也是首次在“新兴市场国家”举行的峰会。峰会主要议题为汇率、全球金融安全网、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问题，发展议题首次成为峰会主要议题，并通过了“首尔发展共识”和跨年度行动计划。最终通过的《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宣言》既对当时经济复苏和长远全球治理的焦点问题给出了解答，又对包括发展在内的全球性议题作出了承诺。胡锦涛主席出席并发表题为《再接再厉，共促发展》的讲话，强调各方要本着“对历史、对未来负责”的态度，站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再接再厉，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41)
在胡锦涛2011年1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推进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是两国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点。中美《联合声明》以大篇幅相当详尽地阐述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与合作”、“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促使多哈回合谈判尽快取得成功”、“培育开放、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加强全球金融体系和改革国际金融框架”等诸多全球性经济金融治理问题，这样，中美双方就把二十国集团的共识转变成两国的承诺，并为实现这些承诺提出具体举措和办法，表明两国共同努力应对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决心和担当。(42)
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2011年5月9日至10日）进一步为落实两国元首的承诺进行具体规划，支持二十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确认支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致力于通过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来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全球复苏、减少过度外部失衡，将经常账户失衡保持在可持续水平。在改革国际金融框架方面，双方将致力于继续以强有力的合作来提高IMF和多边开发银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双方将继续共同促进国际社会援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努力，寻求合作支持包括非洲在内的全球减贫、发展和区域一体化，以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双方承诺推动11月戛纳峰会取得积极成果。(43)
11月3日至4日，二十国集团第六次峰会在法国戛纳举行。峰会主要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宗商品价格、就业和劳工等问题，尤其是在希腊和意大利都达到临界点的主权债务问题，出手营救欧盟，使欧盟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峰会呼吁建立一个更稳定和更能抗风险的国际货币体系，扩大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组成篮子，确保IMF拥有充足资源，在此前增资共识的基础上随时进行新的增资；峰会强调采取一切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峰会通过《促进增长和就业戛纳行动计划》，每个成员国都作出了相应的承诺。(44)胡锦涛主席出席峰会并发表题为《合力推动增长，合作谋求共赢》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对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立场和主张。
在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2012年5月5日）中，双方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峰会有关承诺，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中方愿继续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价格稳定；继续致力于推进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双方支持IMF对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作用，再次重申落实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45)
2012年6月18日至19日，二十国集团第七次峰会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峰会强调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强调一个开放、可预测、有规则可循的、透明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保证世贸组织的中心地位。峰会向IMF累计承诺增资4 560亿美元，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经济体都作出向IMF增资的决定，其中中国出资43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各100亿美元，南非20亿美元。(46)此次峰会还重申和加强了一个轮流举办峰会的传统：在八国集团成员和新兴经济体之间轮流，在美洲、亚洲和欧洲国家之间轮流，有利于各成员国广泛、平等参与全球治理。(47)胡锦涛主席在会上发表题为《稳中求进，共促发展》的讲话，全面阐述中国关于继续致力于保增长、促稳定的政策主张。(48)峰会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这是胡锦涛与奥巴马的第12次会晤。在会晤前的记者会上，胡锦涛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牢牢把握共建合作伙伴关系大方向，不断增进互信和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奥巴马表示，近3年半来，美中双方打造了一个“务实的、建设性的、全面的模式”，在世界经济、双边贸易、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这不仅符合美中两国利益，而且符合全球利益。他衷心感谢胡锦涛在发展美中合作关系以及在二十国集团内发挥的领导作用。(49)
在2013年6月上旬习近平与奥巴马的“庄园会晤”中，经济问题是两位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点。中美两国都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问题。中国要坚定地推行经济结构改革；美国要重振制造业，逐步、可控地退出量化宽松，实行经济稳定复苏。而由于两个经济体高度相互依存，一方的得失可能直接对对方的金融和经济形势产生影响，甚至波及世界。双方都高度重视发展中美经济关系，都认为两国经济合作有着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双方同意保持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和地区经济框架下的协调合作，坚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反对保护主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地区和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50)
7月10日至11日举行的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把落实两国领导人的上述共识作为主要任务。双方承诺促进经济结构改革和可持续、平衡发展。美方承诺增加投资，提高储蓄率，削减赤字，降低债务，致力于实现中期财政可持续性，并高度关注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和国际影响。双方将及时与对方讨论经济政策。双方还承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下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倡导多边开发银行强化贷款能力，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51)这样，在奥巴马开启第二任期，中国顺利实现领导人换届以后，两国在多边框架下的合作实现了“无缝对接”。显然，“庄园会晤”和此次对话也为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2003年9月上旬）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2013年9月5日至6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二十国集团第八次峰会，峰会主题是“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就业和投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峰会对于加快推动金融监管关键领域的改革，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的期限延长至2016年，促进在当年12月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签订一项贸易便利化协定，开启有利于投资的创新型融资工作都产生了良好作用。中国继续强调IMF改革和推动人民币加入其特别提款权篮子。
2014年7月举行的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把加强全球范围的金融经济合作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并达成多项共识，诸如：
——双方再次承诺与其他经济体一起密切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
——双方承诺在IMF和二十国集团机制下加强合作，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确保IMF资源充足和实力强大；
——双方重申支持世界银行逐步实现公平的投票权，并支持世行实行可持续的财务一揽子改革措施；
——双方承诺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推动各自金融领域改革并加强监管，支持全球金融稳定。(52)
当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于11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主要议题是促经济增长与促就业、全球经济恢复、贸易和能源等。中美两国主导气候变化和能源方面的议题。各成员国领导人核准包含11项内容的《二十国集团能源合作原则》，重申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鼓励各国通报自主限制碳排放的贡献，并支持绿色气候基金。
在2015年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承诺密切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的合作，美方积极支持中国担任2016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并再次确认IMF份额的分配应继续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本轮对话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进行准备。
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与奥巴马进行深入会谈，双方承诺在IMF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美方还重申在符合IMF现有标准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并在此问题上加强沟通。(53)
2015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于11月15日至16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峰会主题是“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会议围绕着“包容、落实、投资”三大要素，讨论了发展，尤其是最贫穷国家的发展、自由贸易、促进就业、能源等问题。
在2016年6月8至9日举行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再次表示支持中方作为主席国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双方将通过世行、亚行及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在第三国开展融资合作。双方欢迎IMF 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并敦促执董会进一步完善IMF的治理。美方支持IMF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决定。(54)
2016年9月4至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中国用这四个I（innovative，invigorated，interconnected，inclusive），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走向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确立了新的历史方向。习近平表示，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为此，中国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把改革进行到底。习近平再次强调，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同繁荣。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已经开始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倡导的新机制，不是另起炉灶，更不是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习近平还强调了落实历次峰会成果的重要性，“应该让二十国集团成为行动队，而不是清谈馆”。习近平的讲话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峰会公报的主要内容。(55)
通过二十国集团实行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是国际事务民主化的具体体现，是新世纪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向着多边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到了21世纪，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加速了这种发展进程。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机会。发达国家遇到了危机，发展中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了全球治理。历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也证明了，峰会为世界金融和经济的把脉大致是正确的，开的药方也是对症的。自然，有些国家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在落实过程中受到了一些干扰，各国之间的情况也不平衡。但如果没有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没有二十国集团的运作，金融危机到底会往哪个方向演变是难以预料的。
到2016年举行杭州峰会时，二十国集团经过8年的努力已经从当初应对危机的紧急举措，变成全球治理的一个经常性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发展中国家多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声音、主张一开始就受到重视，它们一开始就享有话语权，也就是说，这个机制从创立之初就确立了新兴经济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虽然峰会至今仍然是一个论坛，不是如IMF等国际机构这样的正式组织，不是具有执行权力的实体，但这没有削弱它的重要性。它与其他的全球性组织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实际上在别的国际组织生命力遭到质疑的时候，二十国集团支持了它们，为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推动其改革，如推动世界银行和IMF的改革。在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级别，以及领导人级别，二十国集团日益成为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的高效的合作平台。在二十国集团内部，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们形成密集、多样且相互交叉的组合，频繁地会晤，合理地行使其责任和权力，这是一种全球治理的独特模式和渠道。(56)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峰会的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二十国集团不仅属于20个成员，也属于全世界，目标是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起来。(57)杭州峰会还邀请乍得等8国领导人参加，实现了“20+”，是二十国集团历次峰会中邀请发展中国家最多的一次。峰会公报也承诺要保护最贫困国家的发言权及代表性。
从以上叙述中也可以看出，二十国集团峰会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内容高度相关、高度契合。在峰会之前中美两国进行沟通磋商，达成共识；峰会期间两国领导人必定进行会晤，就两国关系和峰会的有关事项举行对话；峰会之后两国又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对峰会成果加以确认，重申承诺，并讨论具体落实措施。由于两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的GDP占了全球的40%，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两国的沟通实际上起到了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协调的作用。
2015年11月30日，IMF执行董事会在五年一度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审议会上，认定人民币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决定于2016年10月1日起将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道构成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依据审议，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美、欧、日、英四方货币的权重分别为41.73%、30.93%、8.33%和8.09%。这一决定意味着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有力地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巩固和加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信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重要标志，也是IMF与时俱进自我完善的一个举措。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币“入篮”的工作。早在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就在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要建设稳定、抗风险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中国将努力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58)2015年3月23日，李克强总理会见IMF总裁拉加德女士时，与其就人民币“入篮”工作进行认真讨论。11月3日，拉加德发表声明说，IMF专家认为人民币满足了“自由使用”标准，建议将人民币纳入SDR篮子。欧洲大国均表赞成，美国也没有反对。(59)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意义不可小觑。短期内它将增强世界对人民币、中国金融市场和中国经济的信心，促使各国官方机构在其储备构成中考虑增加人民币比重，推动私人机构投资者更多地持有人民币资产，从而扩大人民币在金融交易中的使用。长期来看，还有助于加快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具体可体现在人民币汇率、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等。2016年8月31日，首只以人民币计价的SDR债券“木兰债”由世界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首期规模为5亿SDR，相当于7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表声明称，世界银行首期SDR计价债券的成功发行，体现了SDR计价债券规避单一货币工具利率和汇率风险、多元化境内外投资者资产配置的优势，有利于丰富中国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也有利于扩大SDR的使用。(60)
三、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的一大亮点。
对于中国与美国来说，改变能源消费结构、营造优美生态环境都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极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经过持续三十几年的高速发展，资源（包括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成为必由之路，应对气候变化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历史累积和人均排放都很低。但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预计，全球未来排放增长的2/3至3/4来自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也相应增加。198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只有6.5亿吨标准煤，2000年翻了一番，增加到13.5亿吨，到2015年已经增加到43亿吨，其中化石能源占91%。(61)中国已经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最快的国家，2010年的排放份额占世界总量的22%，估计2020年将占世界总量的25%—28%。国际上要求中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压力越来越大。(62)
减少排放，改善空气质量也越来越成为中国民众的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以来都对节能减排提出了约束性指标，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点工作，坚持不懈地发展低碳经济。
奥巴马政府也把应对气候变化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之上。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有保守倾向的美国民众中，“气候变化怀疑论”仍有市场。据皮尤中心2012年大选期间的一项民调，有1/3的共和党人认为全球变暖“根本不算是个问题”，认为“是个非常严重问题”的人在共和党人中只占19%。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公开宣称，不能肯定全球变暖是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因此没有必要为减排付出巨大经济代价。(63)以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则不然。第一，奥巴马认识到传统的化学燃料是造成温室气体的元凶，而气候变化“是对这个星球最大的威胁”，“全球变暖不是将来哪一天的问题，而是当前的问题”。他在2008年竞选中屡次专门就气候变化发表讲话，严厉抨击布什政府否认全球变暖的威胁，政府的能源政策只为一小部分石油利益集团服务。他在7月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很显然，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是21世纪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最严重的危险”。(64)
第二，奥巴马政府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是能源政策问题。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就宣布，要利用太阳、风和地热来给我们的汽车提供燃料，来开动我们的工厂。(65)
第三，奥巴马政府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克服金融危机结合起来，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创造就业岗位，复苏经济。在奥巴马2009年推出的7 870亿美元《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The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中，约500亿美元投资于能源领域，其中272亿美元用于提高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研究，215亿美元用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并计划另拨213.22亿美元用于气候-能源税收刺激。(66)
第四，奥巴马把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安全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升到美国领导地位的高度。他抨击布什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放弃领导，无所作为，而他则要重新占领这个道德高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他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说：通向可持续的能源供应的道路是漫长的，有时是困难的。但美国不能抵制这种转变，我们必须领导。我们不能把可以用来创造新的岗位和新的行业的技术让给别的国家。(67)
因此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
奥巴马当选之后即任命大力倡导可再生能源的物理学家朱棣文为能源部长，推动燃煤企业结构调整及技术革新的丽莎·杰克逊为环保署长，长期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托德·斯特恩为国务卿气候变化特使。随着共和党2008年总统大选和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的落败，主张改革小布什环境政策的民主党人掌控国会，国会比较容易同行政当局在环境问题上保持一致。2009年2月17日，国会通过包括新能源政策的《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众议院于6月26日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Th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 of 2009）。但由于16名代表汽车制造业及煤炭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在是否支持法案问题上摇摆不定，尽管法案几易其稿，内容大大缩水，但最终未能在参议院通过。
中美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始自小布什时期，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战略经济对话期间《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的签署。(68)。从2009年奥巴马执政后，两国在这一方面的合作获得了新的势头，每年都是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内容。
奥巴马第一任期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与能源合作相关的主要成果一览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没有达到国际社会的期望，由基础四国（BASIC）和美国主导形成的《哥本哈根协议》遭到许多国家的抵制。但协议却体现了中美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一些基本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共识是两国共同支持“自下而上”的自主减排方法。(69)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以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欧盟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者，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比1990年下降21.8%。(70)但金融危机后，欧盟经济复苏乏力，内部分裂和主权债务危机成为欧盟面临的最突出最紧迫问题，民众和舆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大幅度下降，在政治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力相对弱化。其他发达国家也踌躇不前。在德班会议（2011年12月）闭幕后仅一天，加拿大政府借口无力支付违反《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罚款而宣布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2013年11月的华沙会议高级别谈判一开始，日本因福岛核电站事故而放弃了到202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5%的目标，修正后的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3.8%，比其1990年的排放水平还高出了3.1%。澳大利亚不但拒绝作出履行出资义务的新承诺，还声称“要求发达国家作新的出资承诺不现实、不可接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立场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致使高级别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一直活跃在大会会场的多家非政府组织代表也宣布集体退场，以示抗议。而俄罗斯对华沙会议的几乎所有议题都不关心。(71)
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2010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在参议院只保留微弱多数，国会内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增多，对奥巴马政府的环境政策及减排努力形成掣肘。接替南希·佩洛西任众议院议长的约翰·博纳是奥巴马和民主党政策的尖锐批评者，尤其反对限制碳排放和交易政策，认为这将伤害美国的就业增长。刚当选为参议员的茶党人士兰德·保罗和马尔科·鲁比奥也公开对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表示怀疑。多数共和党议员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措施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在美国经济界也存在着反环保势力，传统的能源部门，如煤炭、石油部门反对政府以可再生能源来取代传统能源的意见相当强烈，化工、制造、交通等行业和农业部门都是排放大户，对政府限制排放也持反对立场。(72)由于反对势力还相当强大，在2012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和奥巴马都没有再提到气候变化问题。一个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称，这是1984年以来首次候选人辩论中根本不提气候变化的大选。(73)为了在2015年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协定，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新的引领，新的推动。
2013年1月，奥巴马开始第二任期。6月25日，奥巴马在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宣布《美国总统气候行动计划》，这是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推动国会立法以建立碳交易机制的尝试失败后，为建立全国性限制碳排放作出的又一次努力。在通过有关环保和能源的立法变得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奥巴马在第二任期主要采取了总统行政命令的办法来推行其政策。《行动计划》的要点是：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给美国带来的不利影响、领导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鉴于发电产业的碳排放占美国总排放的1/3，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环保署尽快制定新建电厂和现有电厂的碳排放标准。(74)
2013年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进入攻坚时期。中美双方从各自的理念出发，从自身的经济实践出发，从对国际社会的担当出发，加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4月，克里国务卿首次访华。克里在气候问题上的认识与奥巴马完全一致。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从某种意义来说，气候变化现在可被视为世界上另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科学界一致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对气候变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75)就在他访问的当日，中美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确认中美合作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同意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规模和力度。声明强调，两国各自的举措和合作行动“对于遏制气候变化和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都是极为重要的”。第二，确认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强调它“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为更强有力的全面协作铺平道路”。第三，声明提出在2013年夏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之前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并立即着手工作，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76)
声明发表后中美立即建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共同担任工作组组长，以提出并实施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双边合作的具体建议。工作组向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变化特别联席会议提交了报告，并受权落实所提出的合作倡议。双方决定，通过在载重汽车及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温室气体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能效等领域开展新的务实合作，并将继续就多边谈判进程及国内气候政策加强对话。工作组将落实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就氢氟碳化物达成的共识。(77)从此，两国在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方面的合作获得新的势头，更多的机制建立起来，广泛的实质性合作在双方政府的鼓励下得以进一步展开。
中美就氢氟碳化物达成的共识在国际上发挥了引领作用。原来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认识不一，一些发展中大国不赞成削减氢氟碳化物使用。由于中美两国已经就此达成一致，在2013年9月5日至6日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俄罗斯圣彼得堡）上，各国领导人首次就逐步减少使用某些已知的强效温室气体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协议，各国将通力合作，逐步削减氢氟碳化物这类广泛应用于冰箱、空调和一些工业设备的化合物的使用。(78)
2014年7月，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对一年多来两国在能源与气候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总结：2013年7月、2014年2月举行了两次针对6个中方城市和3个美方城市的中美低碳生态城市试点示范研讨会，为推进试点城市节能减排提供技术咨询；2013年11月举办第五次中国市长赴美培训班，12月美国市长第二次赴华考察，并决定继续加强中美市长交流；在美国贸易署资助下于2014年夏组织一个由9名中国国家能源局和其他中方单位的学员组成的培训团赴美培训，了解美国页岩气发展实践和技术；中国国土资源部和美国务院共同在5月为中国官员及公司举行第一次管理和招投标合同研讨会，交流借鉴在非常规天然气可持续发展和招标与合同条款设置等方面的经验，帮助中方对非常规油气进行可持续开发奠定基础。(79)
对话期间，双方举行中美绿色合作伙伴结对签字仪式并宣布新增六对绿色合作伙伴。过去五年，绿色合作伙伴计划在推进中美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地方和机构合作中起到巨大作用。在这一计划下，两国的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大学、企业、非政府组织广泛地参与合作，促进创新与投资，展现了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领域合作的活力；双方核安全监管机构决定继续开展合作，包括AP1000反应堆的持续性监管与技术交流，实现AP1000建造与许可技术共享。(80)
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的最主要内容是两国分别宣布了各自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81)这一宣布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此前，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宣布的目标是2020年比2005年减排17%，新目标显然比原目标大大提升了。中国先前的承诺是单位GDP温室气体减排，而没有宣布过何时达峰。国际上对中国一直有压力，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国都希望中国确定达峰时间，然后实行排放值的绝对下降。但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不是容易的事情。现在中国宣布了达峰时间，表明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绿色经济、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信奉“言必信、行必果”，一旦宣布了目标，就是对国际社会作出了庄严承诺，就需要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予以落实，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遇到的新挑战。其次，按照气候谈判的计划，2015年年底巴黎气候大会将完成2020年后国际气候机制的谈判，制定出一份新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定，以确保强有力的全球减排行动。这无疑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鉴于哥本哈根的经验，要达成这样一个协定，需要各利益攸关方都作出实实在在的努力，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付出必要的牺牲。在各国相互观望顾盼，踌躇不前之际，中美两国率先宣布了这个新目标，表明了两国的国际责任和大国担当，对世界各国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和推动。声明明确表示，“两国元首决定来年紧密合作，解决妨碍巴黎会议达成一项成功的全球气候协议的重大问题”，表明了两国领导人决心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使巴黎会议取得成功。声明中还一一列出了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具体合作项目，这对国际社会也会发挥示范效应。在中美声明发表后的一年之中，180多个国家先后宣布了各自的减排目标，从而为巴黎大会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15年6月下旬举行的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
——加强和强化气候变化工作组的合作：削减氢氟碳化物；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减排、电动汽车方面的合作；智能电网倡议下的四个合作示范项目的合作；继续研究工作组2014年选定的4对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合作项目的开发任务；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欢迎和核准气候变化与森林倡议的实施计划；进行锅炉效率和燃料转换研究；举行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并就城镇化智能基础设施达成合作共识，等等；
——中国环保部、美国环保局和贸易发展署就绿色港口和船舶议题进行合作；
——在五年成功运行的基础上，两国清洁能源研究中心（CERC）续约5年，主要研究先进清洁煤技术（包括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清洁汽车、建筑节能以及能源与水；
——开展可再生能源务实合作，包括太阳能发电、光伏质量认证、光伏融资、可再生能源并网和新能源城市等11个合作项目；
——中国国土资源部和美国国务院继续就非常规天然气可持续开发、天然气勘查、招标进行交流和合作；
——中国国家能源局、环保部、美国贸易发展署、能源部、国务院和商务部协调开展第二期页岩气开发技术、贸易和监管等领域培训；
——核能和核安全方面的合作。(82)
2015年6月，中国如期正式向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报告”：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同时，中方还将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之中。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又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声明重申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两国在应对这一挑战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声明展望了即将举行的巴黎气候大会，决心携手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达成一项富有雄心、圆满成功的协定，在考虑2摄氏度以内全球升温目标的同时，推进落实公约目标；协定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包含有强化的透明度体系，以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和信心；欢迎彼此及其他缔约方通报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的强化行动；提倡在本世纪内进行全球低碳转型；重申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联合动员1 000亿美元的目标，用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2020年后继续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提倡今后几年在各自国内和全球范围内大幅增加基础研发，争取重大技术进步，以便向绿色低碳、气候适应型和可持续发展转型。声明还列出了两国拟采取的各自、双边和多边的合作措施，包括美国的“清洁电力计划”；美国重申将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30亿美元，中国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两国将加强在二十国集团、蒙特利尔议定书、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清洁能源部长会议等作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补充的有关场合开展对话合作，推进气候变化相关问题。(83)这一声明在巴黎大会之前两国多月发表，对于大会的成功起到了直接动员作用。(https://www.daowen.com)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11次缔约方大会于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举行。来自195个国家以及欧盟的代表（包括150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此次大会，近2 000个非政府组织也参加大会。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演讲，强调各方要展现诚意、坚定信心、齐心协力，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习近平指出，巴黎大会应该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应该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各国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和学习，同时，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该得到遵守。习近平承诺，中国在今年9月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南南合作基金，将于明年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 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继续推进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84)
奥巴马总统也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希望，巴黎大会是一个转折点，表明国际社会终于意识到了气候变化挑战的紧迫性，决心来拯救这个星球；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体意识到自己在造成这个问题中的作用，并将为此承担责任。他希望在巴黎谈定一份雄心勃勃的协定，建立一个强大的有透明度的系统，使国际社会有足够的资源来发展清洁能源，美国将坚定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希望巴黎大会将表明，世界经济正在朝向低碳经济的未来发展。(85)中美两国领导人亲临大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这样积极的讲话，给会议带来强大的正能量，为会议的成功定下了基调。
与6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相比，巴黎气候大会最大的不同在于气候谈判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首先，自上而下“摊派式”的强制减排被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所取代。在巴黎大会之前，全球已经有186个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文件，这些国家碳排放量占到全球排放量的90%。此举让各国在减排承诺方面握有自主权和灵活性，谈判压力骤然减小。其次，大国合作意愿更为强烈。中国与美国、欧盟、巴西、印度等已就气候变化发表多项双边声明，提前化解此前纠缠谈判进展的诸多分歧。中美之间还总结了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公开争论影响谈判气氛的教训，通过双边对话增进理解，避免在谈判场合相互指责。第三，气候科学的认知更普遍、深入。联合国在2013年至2014年发布了第五次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对全球变暖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可能性由上次报告的“非常高”（概率在90%以上）调高至“极高”（概率在95%以上）。
13天的谈判仍然是艰苦的。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方一直推动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透明度等方面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分，要求各国按照自己的国情履行各自的义务、落实各自的行动并兑现承诺。中方代表解振华认为，中方的要求在《巴黎协定》中得到了体现，中国为协定的达成作出了巨大贡献。(86)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5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协定》共29条，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协定》规定，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力争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根据《协定》，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从2023年开始，每5年将对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以帮助各国提高力度、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87)
《巴黎协定》获得通过后，将于2016年4月22日提交联合国最终签署。
2016年3月31日，在习近平赴华盛顿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之际，两国元首再次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于4月22日签署《巴黎协定》，并采取各自国内步骤以便今年尽早参加协定。声明鼓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方采取同样行动，以使协定尽早生效。两国元首并承诺年内双方共同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在相关多边场合取得积极成果，包括：《蒙特利尔议定书》下符合“迪拜路径规划”的氢氟碳化物修正案和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应对国际航空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市场措施，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工作，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并号召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建设性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声明还充满信心地展望，中美气候变化方面的共同努力将成为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长久遗产。(88)在《巴黎协定》规定的签署日子之前发表的这个声明对于各国按时签署协议无疑是一个促进。鉴于当时仍有国家对协定态度不甚明朗，中美率先宣布签署彰显了两国对国际社会承诺的严肃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2016年的这一天是联合国开放《巴黎协定》给各国政府签署的第一天，各国领导人可在随后的一年内签署《协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出席4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高级别签署仪式，并代表中国签署《协定》。美国国务卿克里出席仪式，并抱着孙女代表美国签署该协定。170多个国家在22日签署《巴黎协定》。
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第11次峰会在杭州举行。前一天，9月3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国和美国《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习近平在仪式上指出，《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的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指明了方向，标志着合作共赢、公正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在形成。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奥巴马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美中两国是推动国际合作、促成《巴黎协定》的“中坚力量，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共同领导作用是全球行动的最主要的驱动力”。“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排放国，我们两国进入协定将为协定注入新的势头，并且给世界其余国家以信心，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低碳未来是世界的前进方向。”(89)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中美两国交存批准文书表示欢迎和感谢，表示这将极大推动该协定于今年内生效。他高度赞赏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并发表声明称，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交存参加《巴黎协定》法律文书，展示了两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雄心和决心，意味着两国将联手引导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并发挥领导作用，体现了两国的责任和担当。(90)
9月3日，习近平与奥巴马在杭州国宾馆举行长谈。(91)中方的会晤成果清单中指出：两国元首“推动中美在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建立了历史性的伙伴关系。气候变化合作已经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一大支柱。双方致力于落实三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继续采取有力度的国内行动，以进一步推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向绿色、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并将不断深化和拓展中美双边气候变化合作”。(92)中美还发表《气候变化合作成果》。
中美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障碍，主要是清洁能源核心技术的转让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等。首先，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也影响到清洁能源核心技术的转让。在美国出口控制清单上，一些清洁技术及相关软件都在其中，如生产太阳能板和LED灯具的有机金属化学沉积设备；生产风车涡轮机和超轻型民用复合材料飞机结构与发动机部件所需的碳纤维和机械用具，水净化处理系统部件（如化学剂、泵、阀）和节能产品（如工业用燃汽轮部件、热感成像仪）；洁净煤高温气化技术，智能电网所需的高速运转计算机及软件，等等。(93)关于这些物项和技术，审批出口许可证手续繁琐，即便发放了许可证，还要随时接受美方的核查、验证。中国企业被迫转向别的国家寻找合作伙伴。清洁煤技术美国已经开发出十六七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中美在这一方面的合作明显落后于中欧。美方还担心中国会利用合作机会窃取美方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为此，众议院于2009年通过的《2010财年对外关系授权法》中专门添加了一项条款，要求国务院确保国际条约不削弱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94)
其次，新能源保护主义政策。随着中国企业在本土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市场所占份额的提高，通用电气等一些美国公司开始抱怨中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扶持政策。2010年9月9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301条款调查申请，指控中国产业政策“违反世贸规定”，损害了美国内产业的经营和就业。指控集中在五个方面：限制稀土等重要原料的出口；要求外国投资者转让技术；歧视外国公司和产品；提供禁止性的出口补贴和使用国产货物；扭曲贸易的国内补贴。9月28日，美国国会数百名议员联名致函奥巴马，要求政府就上述指控的中国清洁能源政策措施采取行动。10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宣布对中国清洁能源政策措施发起301条款调查。(95)11月15日，中国政府、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新能源商会以及中国光伏产业联盟分别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评论意见，驳斥美申请书中的不实指控。12月22日，美国宣布该调查的最终决定，称中国《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的补贴内容涉嫌违反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的禁止性补贴，并提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项下磋商请求。此案中国上诉到世界贸易组织，最后不了了之。(96)
2011年10月18号，美国Solar World等七家光伏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诉，要求对中国输美光伏电池、组件等太阳能产品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11月9号，美国商务部正式立案。英利、尚德、天合、阿特斯等中国14家光伏企业通过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发表应对美国“双反”调查的声明。(97)美国商务部仍于2012年裁定对中国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征收18.32%—249.96%的反倾销税，以及14.78%—15.97%的反补贴税。(98)
2014年，Solar World公司再次挑起“双反”调查案。1月23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对进口自中国的晶体硅光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12月，美国商务部裁定，对中国大陆厂商征收26.71%—165.04%的反倾销税和27.64%—49.79%的反补贴税。稍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肯定了商务部的裁定。(99)
尽管如此，在奥巴马任期内，中美两国已经在气候和能源合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以及实实在在的进展。2016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胜出。特朗普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也是奥巴马能源政策的反对者。他当选后在政府过渡网站公布的施政纲领中宣布他的政府“将实现能源独立”，“将简化所有能源项目的准入过程”，“结束煤炭战争，结束煤矿租赁禁令和内政部过度的临时规则，对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反煤炭法规进行自上而下的审查……放弃要花费5万亿美元的奥巴马—克林顿气候行动计划和清洁能源计划”，以发展传统能源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多的收益、更多的财富”。(100)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方面的合作面临严竣挑战。
(1)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at the Lunch of the Asia Society's Series of Richard C.Holbrooke Memorial Addresses”，February 18，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815.htm.
(2) 李克强：《携手促进阿富汗及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在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4年10月31日，北京），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0/31/c_1113065585.htm。
(3) 李克强：《携手促进阿富汗及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在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4年10月31日，北京），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0/31/c_1113065585.htm。
(4) 《王毅会见美国代表团团长、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2015年12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09/c_128514900.htm。
(5) 《阿富汗问题四方机制举行首次会议》，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13/c_128621878.htm；《阿富汗问题首次巴阿中美会议在伊斯兰堡举行》，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6_01_11_347668.shtml。
(6) 《中国特使孙玉玺：中国不会填补阿富汗“真空”》，2014年7月23日，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0723/433302.shtml。
(7) 《中国与阿富汗共建四国合作反恐机制，或针对新疆暴恐分子》，2016年8月5日，http://mt.sohu.com/20160805/n462807183.shtml。
(8) 《首届中国阿富汗两军战略对话在京举行》，2016年8月5日，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6/08-05/7962889.shtml。
(9) 《中国与阿富汗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4年10月29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0-29/6728643.shtml。
(10) 《中国—阿富汗经贸联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2015年6月27日，中国政府网，http://news.hexun.com/2015-06-27/177085878.html。
(11) 黄民兴、陈利宽：《阿富汗与“一带一路”建设：地区多元竞争下的选择》，2016年4月2日，http://www.vccoo.com/v/23b02d。
(12) 《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2013年9月21日，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3-09/4376785.html。
(13) 李青燕：《转型期的阿富汗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地》，2015年12月3日，http://opinion.hexun.com/2015-12-03/180956311.html。
(14) 《中国与阿富汗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4年10月29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10-29/6728643.shtml。
(15) 《中国援助阿富汗难民》，《光明日报》2017年3月12日。
(16) 《中国政府对伊朗核问题的立场》，新华网，2012年6月19日，冀开运：《伊核问题山重水复，达成共识柳暗花明》，《当代世界》2014年第1期。
(17) 详见顾国良：《美国对伊政策：伊朗核与导弹问题》，《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并见本书138页笔者对美国高官的访谈。
(18) 《伊朗核问题大事记》，2015年4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4/04/c_127656063.htm。
(19) 2012年伊朗每天石油出口量减少了2/3，经济濒临绝境，2012年和2013年伊朗经济增速分别为－6.6%和－1.9%；同期，伊朗通货膨胀率分别为26%和39.3%。见李绍先：《伊朗全面核协议的影响评估》，《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
(20) 参见田文林：《美国与伊朗关系缓和：神话还是现实？》，《国际研究参考》2013年第10期。
(21) Barack Obama，“Remark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New York City”，September 24，2013．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04276.
(22) 《伊朗与六国终达核协议换放宽制裁》，2013年11月24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1-24/5539587_2.shtml。
(23) 华黎明：《美伊信任赤字拖住伊核谈判脚步》，2014年7月20日，http://news.sina.com.cn/w/2014-07-20/063930548575.shtml。
(24) 《习近平同奥巴马通话》，2014年7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4-07/16/c_133486528.htm；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Readout of the President's Call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7/14/readout-presidents-call-president-xi-china。
(25) 《伊核问题谈判将延长七个月》，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25/c_1113384753.htm。克里在他任内对伊朗核问题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表示奥巴马政府是愿意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也希望把伊核问题的解决打造成该届政府的政治遗产。
(26) 《伊朗总统鲁哈尼会见中国外长王毅》，2015年2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16/c_1114392924.htm。
(27) 《王毅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会谈》，2015年2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16/c_1114383838.htm。
(28) 《王毅出席伊朗核问题六国与伊朗外长会：谈判应坚定信念》，2015年3月31日，http://gb.cri.cn/42071/2015/03/31/2225s4918328.htm。
(29) 《王毅就伊朗核谈判提出四点主张》，2015年4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4/01/c_1114838802.htm。
(30) 参见李绍先：《伊朗全面核协议的影响评估》，《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
(31) 《伊朗核问题框架协议达成》，2015年4月4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4/6094595.html。
(32) 《王毅抵达维也纳参加伊朗核谈判，带来中国方案和思路》，2015年7月3日，http://news.cqnews.net/html/2015-07/03/content_34657253.htm。
(33) 《六国和伊朗达成历史性全面协议 安理会月底将通过》，2015年7月15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7/7006608.html。
(3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2015年7月22日，http://news.sina.com.cn/o/2015-07-22/050032133025.shtml。
(35) 《奥巴马重申动用化武是美国红线，怀疑叙总统指控》，2013年3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3/21/c_115104916.htm?prolongation=1。
(36) Barack Obama，“Remarks on the Situation in Syria”，August 31，2013．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04044.
(37) 华黎明：《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叙化武危机“软着陆”》，2013年9月29日，http://www.chinanew.com/gj/2013/09-29/5334524.shtml。
(38) 《叙利亚化武销毁进程延误，中国参与海运护航》，中国日报网，2014年1月1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4-01/18/content_17243174.htm；《中国代表介绍中方参与销毁叙利亚化武多边行动》，中国新闻网，2014年1月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109/c70731-24064326.html。
(39)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2010年5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5/25/c_12141479.htm。
(40) 《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2010年6月26—27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816/c1002-28640394.html。
(41) 《胡锦涛出席G20峰会发表重要讲话》，2012年11月1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3198482.html。
(42) 《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2001年1月20日。
(43)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2011年5月13日，http://www.fmprc.gov.cn/ce/cgfrankfurt/chn/zgyw/t822391.htm。
(44)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公报》，2011年11月3—4日，法国戛纳，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8/9315767.html；《促进增长与就业的戛纳行动计划》，2011年11月4日，法国戛纳，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816/c1002-28640376.html。
(45)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2012年5月5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929133.shtml。
(46) 此次我国仍以购买IMF票据的形式参与增资。见本书第238页。
(47) 约翰·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郭树勇、徐谙律等译，第494—495页。
(48)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落下帷幕》，2012年6月20日，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20620/124012362331.shtml。
(49) 《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2012年6月20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0620/080512359445.shtml；Barack Obama，“Remarks Prior to a Meeting With President Hu Jintao of China in Los Cabos，Mexico”，June 19，2012．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01038。
(50) 《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国务委员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2013年6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09/c_116102752.htm；The White House，“Press Briefing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m Donilon”，June 8，2013，www.whitehouse.gov/photos-and-video/2013/06/08/。
(51)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2013年7月12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58401.shtml。
(52)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四方面成果》，2014年7月11日，http://finance.21cn.com/news/macro/a/2014/07/11/21/27793588.shtml。
(53)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成果清单》，2015年9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9/26/c_128270196.htm。
(54)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2016年6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6/08/c_1119015522_3.htm。
(55)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2016年9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6/c_1119515149.htm。
(56) 约翰·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郭树勇、徐谙律等译，第488页。
(57) 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3日，杭州），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3/c_129268346.htm。
(58)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2013年9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9/06/c_117249618.htm。
(59) 周世俭：《进入SDR与人民币国际化》，苏格主编：《国际秩序演变与中国特色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318—319页。
(60) 《世行首发人民币SDR债券》，《环球时报》2016年9月1日。
(61) 潘家华：《让雾霾治理更加可感》，《环球时报》2017年1月9日。
(62) 马建英：《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分析》，《和平与发展》2009年第5期；许琳、陈迎：《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
(63) 参见元简：《认知因素对美国气候政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6期。具有保守倾向的共和党专家普遍反对由政府投入来主导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他们认为“一切都要由市场来决定”。对传统基金会专家的访谈，2009年9月。
(64) 夏正伟：《试析奥巴马的环境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Remarks of Senator Barack Obama：A Secure Energy Future”，http://www.barackomaba.com/2008/07/11/remarks_ofsenator_barack_obama_90.php.
(65) Barack Obama，“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2009．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4.bama_90.php.
(66) 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Key Provisions：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http://www.pewclimate.org/docUploads/Pew-Summary-ARRA-Key-Provisions.pdf.
(67) Barack Obama，“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1，2013．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02827.
(68) 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69) 欧盟主导形成的《京都议定书》是采用“自上而下”方法减排，即先确定全球减排目标，然后按一定原则将总目标分解并分配给相应国家。中美主张以“自下而上”的方法减排，即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和各自的能力，提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自愿减排承诺。2013年11月，“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国家自主贡献”概念在华沙气候谈判中得到各方认可。2015年《巴黎协定》最终采用的是“承诺加审评”的方法，即以“自下而上”为主，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给予各国自主决定的权力，又通过建立“全球盘点”机制的“自上而下”方法来加以督促，加大行动力度。参见赵行姝：《透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8期。并见本书第432页。
(70) 参见于宏源：《气候谈判地缘变化和华沙大会》，《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3期。
(71) 于宏源：《试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新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6期；《气候谈判地缘变化和华沙大会》，《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3期。
(72) 夏正伟、梅溪：《试析奥巴马的环境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73) 《与环保“绝缘”的美国大选》，http://webnodeii.ftchinese.com/story/001047273?full=y。
(74) Barack Obama，“Remark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June 25，2013；“Memorandum on Power Sector Carbon Pollution Standards,” June 25，2013．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03865；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03831．2015年8月3日，奥巴马宣布其任期中最重要也是最受争议的环境能源政策——《美国清洁电力计划》（Clean Power Plan，CPP），《计划》要求美国发电行业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32%，二氧化硫排放减少90%，氮氧化物减少72%。《美国清洁电力计划》全文，http://www.cec.org.cn/guojidianli/2015-08-06/141511.html。
(75) John Kerry，“Remarks on Climate Change”，Jakarta，Indonesia，February 16，2014，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2/221704.htm.
(76)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3年4月13日），http://www.gov.cn/jrzg/2013-04/13/content_2377183.htm。
(77) 《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2013年7月10日至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7/12/c_116518909_2.htm。2013年6月9日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中美两国元首宣布两国将开展合作，减少并逐步停止使用氢氟碳化合物。氢氟碳化合物广泛用于冰箱、空调的制冷剂和绝缘泡沫生产的氯氟烃（CFCs）。氢氟碳化物虽然不含有破坏地球臭氧层的氯或溴原子，但却是一种极强的温室气体。
(78) 《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声明》，2013年9月5—6日，俄罗斯圣彼得堡，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8/9315644.html?_k=pmea09。
(79) 《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2014年7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12/c_1111579285.htm。
(80) 2004年中国决定建设第三代技术的核电站，通过两年的招标谈判，美国西屋公司中标。2006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先进压水堆核电项目及相关技术转让的谅解备忘录，确定中国将引进美国AP1000核电技术，在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建设4座AP1000核电机组。2008年1月7日，双方签署了修订的核安全合作议定书。此后，中美就AP1000机组的选址、设计、制造、建造、调试和运行阶段的核安全审评和监督开展具体合作。AP1000核电技术是目前全球核电市场中安全性好、技术先进的商业核电技术之一，核电站正在建造之中。
(81)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4年11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12/c_1113221744.htm。在声明发表的当天，克里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题为《中国、美国与我们这个越来越热的星球》的文章，其中说：今天的“宣布将为三个星期后在利马恢复的全球气候谈判以及明年达到高峰的巴黎会议注入势头。两位领导人承诺在各自国家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并紧密合作排除通向巴黎的障碍，这就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必须达成协定，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将做到。声明也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里程碑”。John Kerry，“China，American，and Our Warming Planet”，http://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11/233958.htm.
(82)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2015年6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26/c_1115727263_3.htm。
(83)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年9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6/c_1116685873.htm。
(84)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5年11月30日，巴黎），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01/c_1117309642.htm。
(85) Barack Obama，“Remarks at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in Le Bourget，France”，November 30，2015．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11271.
(86) 《逾165个国家22日签署〈巴黎协定〉，中方推动功不可没》，2016年4月2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422/c1002-28296146.html。
(87) 《巴黎气候协定要点》，2015年12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4/c_128528392.htm。
(88)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6年3月31日，美国华盛顿），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4/01/c_128854045.htm。
(89) 《两国元首推动中美共同批准〈巴黎协定〉》，2016年9月5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9-05/doc-ifxvpxua7866465.shtml；Barack Obama，“Remarks Announc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mal Entry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Paris Agreement in Hangzhou，China”，September 3，2016．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18918。
(90) Secretary General Says United States-China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Bolsters Prospects for Adoption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al Accord，September 25，2016，http://www.4-traders.com/news/ECOSOC-United-Nations-Economic-and-Social-Counci-Secretary-General-Says-United-States-China-Agreem-21100197/。《巴黎协定》需要代表至少55%全球碳排放的至少55个参与国签字才能生效。而中美的排放总量占到全球的40%，中美两国加入协定成为协定生效的强有力信号。
(91) 详见本章第一节。
(92) 《中美元首杭州会晤中方成果清单》，《光明日报》2016年9月5日。
(93) 刘卿、刘蓉蓉：《论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94)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scal Year 2010 and 2011，H.R.2410，Section 329；李世默、周云亨：《论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能源政策》，《国际观察》2012年第2期。
(95) 李世默、周云亨：《论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能源政策》，《国际观察》2012年第2期；Sewell Chan and Keither Bradsher，“U.S．to Investigate China's Clean Energy Aid”，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2010；梅新育：《冷看美国对华新能源301调查》，2010年12月8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01208/3025595.shtml。
(96) 《中国14家光伏企业将联合应诉美国商务部双反调查》，2011年11月29日，http://finance.stockstar.com/JL2011112900002237.shtml。
(97) 《中国14家光伏企业将联合应诉美国商务部双反调查》，2011年11月29日，http://finance.stockstar.com/JL2011112900002237.shtml。
(98) 《机电商会人士称光伏企业正积极应诉美国“双反”》，2014年7月2日，http://guangfu.bjx.com.cn/news/20140702/524006.shtml。
(99) 《美国将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双反关税》，2015年1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22/c_1114087548.htm。
(100) 《特朗普的治国纲领》，https://www.greatagain.gov/；《特朗普的能源新政有哪些？》http://news.oilchem.net/20161230/582/80141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