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
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
2011年10月，希拉里·克林顿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她开宗明义地说：“随着伊拉克战争偃旗息鼓和美军开始从阿富汗撤出，美国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在下一个十年，美国要锁定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持续不断地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投入，并把它当作是美国治国理政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的关键驱动者。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这一地区横跨两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越来越紧密地为航运和战略所联系。”“未来的政治是在亚洲决定的，而不是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这是奥巴马总统从执政一开始就确定的战略进程，它已经在产生效益”。(1)11月17日，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发表同名演讲。(2)同一天，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在议会发表演讲说：
在这里我们看到未来。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全球一半以上的经济来源于此，这个地区对于达到我最高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为美国人民创造就业和机会。世界上多数核大国和近一半人口都在这里，亚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纪是以冲突还是合作作为标志，是以人类的苦难还是进步作为标志。
因此，我作为总统作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决定：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将坚持核心原则，并与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结成紧密的伙伴关系，在塑造本地区及其未来中发挥更大、更久远的作用。
奥巴马表示，他已经指示他的安全团队把亚太作为首要重点，美国将保证把足够的资源用于本地区以便保持在这里强大的军事存在，而不受削减防务预算的影响，美国将信守对盟国的条约义务，包括对澳大利亚的义务，总之，“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留在这里不走”。(3)
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和防长帕内塔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实行新的国防战略，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国防部发布题为《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防卫的优先选项》的报告。奥巴马在报告前言中说：美国正处在一个转折时刻，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战争，聚焦于更广泛的挑战和机遇，为此美国要加强美国力量的各种工具，包括外交和发展、情报、国内安全，使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国家，并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报告的序言中表示，美国要拥有一支规模较小、但更精干、更灵活、准备充分和技术先进的军队。它要维持全球的存在，其重点是亚太和中东，同时确保美国有力量保持对防卫欧洲的承诺，并加强在世界各地的同盟关系和伙伴关系。(4)这样，奥巴马政府通过精心安排的一系列讲话和文件出台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全球反恐战争。在反恐的名义下，美国在取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后于2001年11月发起了阿富汗战争；然后又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一意孤行，于2003年3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为两场战争投入了大量资源，包括牺牲了6 000多美国年轻人的生命。战争旷日持久地进行，损耗着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几年后美国民众开始反思这两场战争的必要性，对战争的支持率越来越低。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就作出了尽快从伊拉克撤军的承诺，并于2010年完成了撤军。2010年5月1日，美国击毙了本·拉登。这对美国是重要的。冤有头，债有主，击毙了本·拉登，奥巴马政府为在“9·11”恐怖袭击中蒙难的3 000名美国人报了仇，奥巴马也部分兑现了竞选中的承诺。布什政府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他做成了。这也为奥巴马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提供了一个机会。新战略的出台表明以反恐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美国全球战略正式结束，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揭开了新的一页，奥巴马政府与布什的战略划清了界限。
由于两场战争的耗费，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以及金融危机的打击，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高达15万亿美元，估计到奥巴马任期结束时可能超过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奥巴马政府每花费1美元，就有43美分是借来的。2011年国会通过《预算控制法》，要求政府各部门包括国防部缩减预算。正如帕内塔所说，“严重的债务问题和财政赤字本身就是国家安全危险，它使国防和国内的预算都受到挤压”，“财政危机迫使我们面对现在的战略转变”。(5)当然，奥巴马和帕内塔都保证，美国的军事机器“瘦身”之后，美国仍将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国防预算仍然会比美国之后十个国家军费的总和还多。(6)美国原先的战略是要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新战略规定打赢一场主要的战争，同时有能力扰乱第二个攻击者的行动。美国的全球存在也必须确定新的重点。美国现在把亚太地区作为重点，至于欧洲，美国将回到所谓“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e）的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借助地区盟友，来维持力量的平衡，不是让它们来搭乘美国的便车，反过来，美国要尽可能地搭乘它们的便车。北约的欧洲盟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拉美和非洲，美国将“继续加强关键的同盟，建设伙伴关系，用创新的方法保持存在，寻求新伙伴关系”。可见，新战略是在全球进行收缩，而在重点地区，即亚太地区进行扩张的战略。
美国之所以把亚太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原因是多方面的。21世纪以来在美国政界和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在21世纪，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越来越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的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也越来越紧密地与这一地区联系在一起。为了适应这种发展，美国需要调整外交战略，更加重视这一地区，确保对该地区有更多的关注和资源的投入。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的上述讲话、文章都强调了这一点。(7)
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是考虑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认为，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不如欧洲。在欧洲有北约、欧安会，在亚洲没有这样的地区性安全组织。在东亚有美国的五个盟国，但美国与这些盟国的关系有亲有疏，这些盟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未必很好，如日本和韩国之间。东亚地区又长期有两个热点问题：台湾问题和朝鲜的核问题，局势时而紧张，尤其是朝鲜半岛，是世界上唯一冷战仍在继续的地方，在2010年战争更是一触即发。
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力是另一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就超过了对欧洲的贸易。这里有世界前三大经济体，有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有在20世纪崛起、至今活力仍存的“四小龙”，还有富有潜力的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里人口众多，是全球最生气勃勃、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2010年美国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商品出口总额为7 750亿美元，比2009年增加25.5%，占美国出口总额的61%。该年，美国对该地区的农产品出口约830亿美元，占美国农产品出口的72%。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要实现这个计划有赖于该地区的国家向美国敞开大门。奥巴马在2011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也表示：“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地区比亚太地区更为重要。我们希望与环太地区伙伴国家在多个方面合作，促进我们所有国家的就业、经济增长、繁荣和安全。”(8)
以上考虑都是出台新战略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目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主要用意是为了平衡中国的崛起。奥巴马政府感到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要用这个新战略来维护、重建美国的主导地位。
在美国，但凡新政府上任，总要对前任的内外政策作一番评估。奥巴马政府也不例外。评估的结论是，布什政府对中东的投入过多，而对亚太的投入不足，导致中国力量的迅速崛起，美国影响力的下降，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的力量对比失衡了。(9)东北亚有朝核问题，布什政府还予以相当关注；东南亚则受到忽视，美国长期拒绝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任期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称东盟地区论坛是“一盘散沙的异类，是一事无成的”，(10)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两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美国对东盟的投资和贸易整体呈现下降趋势。(11)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就有美国学者批评政府忽视了东南亚。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年恰恰是发展的黄金十年。(12)无论在东北亚还是东南亚，力量的平衡都向着中国一边倾斜。奥巴马政府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下去。
大概2010年、2011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包括两党的战略界人士）大致形成一个共识：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是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挑战，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前副国务卿斯坦博格及著名学者奥汉隆写道：“近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引人注目的增长以及中国军费和作战能力的急剧提升，中国成了有关美国战略主导地位辩论的焦点。从70年代末两国关系正常化最初阶段起，美国两党总统的一个规范的政策表述都是，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的繁荣的中国，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但是这种观点现在受到了政界领导人和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从苏联解体以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具体地来设想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出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思想派别：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的安全形成了直接的挑战，因而美国必须牵制中国的能力。”(13)美国一个权威的智库外交学会2015年发布的一个署名的报告也说，“现在和未来几十年中，中国都将是对美国最具实质意义的挑战者。”(14)
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对美国的挑战也是全面的。
首先是经济上的挑战。1979年至2007年，中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8%，比世界经济同期发展水平高出6.8个百分点，超过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经济起飞时的记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世界各大经济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一些新兴经济体也连连受挫的大形势下，中国经济逆势上扬。2010年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GDP达到9.88万亿美元，占美国17.1万亿的57%，占世界的12%，继续保持第二位。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2009年因金融危机影响有所下降，然后就强势反弹，2013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使三亿多人口脱离贫困。如中国这样大的幅员、这样多的人口、这样大的经济规模，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持续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确实是没有先例的。到了2010年前后，一些国际组织纷纷预言，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今后二三十年内超过美国。
美国人对这一点非常看重，因为经济实力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我们在国外影响力的重要来源”。(15)曾几何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人，而如今这个地位由中国取而代之，美国却成了最大的负债人。2008年9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近6 000亿美元，2013年年底增加到1.3万亿美元。这种情况与美国民众根深蒂固的“世界老大”心理是格格不入的，美国人对中美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缩小是十分敏感的。过去二十多年曾经一再冒头的“中国威胁论”现在比以往变得更现实、更突出。美国民众支持发展中美关系的比例下降了，支持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的比例上升了。如皮尤公司的民调显示，对中国总体好感的比例从2009年到2011年间的约50%下降到了2012年的40%，2013年的37%。(16)2011年3月53%的受访者主张与中国建立强固的经济关系，40%的受访者主张对华强硬，过了一年多，到2012年10月，前者的比例减少到42%，而后者的比例增加到49%。(17)唯其如此，2012年大选中两党候选人的三场辩论中最后一场突出了对华政策，题目是“中国的崛起和明日的世界”，两党候选人比着表示要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政策，以对中国秀强硬来赢得选票，与2008年大选中的情况大不一样。(18)
其次，20世纪以来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是许多美国人改变对中国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防部每年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力报告以及一些智库不定期发表的关于中国军力发展的报告和文章，有的夸大其辞，有的甚至进行臆测和想象，其效果无疑是炒作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军费的高速增长是它们一再加以渲染的。其实中国军费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补偿性的，而且中国军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很低，2014年不过1.5%。许多国家的军费在GDP中占比都在2%—3%之间，美国是4%。
中国的军事实力，先进的武器系统、合成作战的能力也是美国防务部门和智库所十分关注的。如在国防部2014年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中强调，中国在核威慑、空间作战、陆基中程和远程导弹、反舰导弹、战区反导、太空武器、远洋作战能力、网络进攻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并认为中国会打击美国的弱点，诸如网络联系、卫星通信、侦察、瞄准系统，以此来降低美国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19)
美国战略界还普遍认为，中国发展了所谓“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坎贝尔在回忆录中写道：“从华盛顿的角度看，中国危险的军事现代化正在改变亚洲的战略平衡，它威胁销蚀地区的稳定，恶化战略竞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看来是蓄意针对美军的，旨在削弱美军向东亚投放力量并在该地区有效行动。”(20)国防部2011年给国会的报告中就说：“中国作为主要国际角色的崛起很可能成为21世纪战略图景的决定性特征”，现在中国军力“正在进入全球的大洋水域，那里长期以来是美国的范围”。(21)
第三，中国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崛起使许多美国人感到“中国模式”的挑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昭示，除了西方所提倡的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之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时任《时代》杂志高级编辑的乔舒亚·库伯·雷默于2004年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北京共识”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构成了威胁，在美国学界引发了辩论。(22)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领导人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一再重申美国领导世界，这已经成为美国的政治文化，美国也执意要在21世纪继续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奥巴马2014年在西点军校的一次讲话中称：“美国是并仍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上个世纪是这样，下一个世纪也是这样……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将领导世界，而是我们将如何领导。”(23)但2013年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现在比十年前削弱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年底的报告也预测，到2030年，美国可能结束超级大国的地位，而面临“同等大国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这样的前景。(24)这就使美国人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就已经坚决表示：“我不接受美国世界第二的地位。”(25)他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中又一再提到中国的竞争：最近中国具有了世界上最大的民营的太阳能研究设施，世界上运算最快的电子计算机，中国正在建造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火车，建造新的机场，而我们的工程师给我们的基础设施打的分是D。他甚至把这称作“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26)足见其焦虑感了。美国要牵制、平衡中国的崛起就不奇怪了。
奥巴马的新战略出台后，美国官方和学界都极力向中方解释，亚太“再平衡”不是针对中国的。(27)笔者也不认为它仅仅是为了平衡中国。但往后数年的实践表明，平衡中国无疑是亚太“再平衡”战略最主要的目的，而且这确实是奥巴马政府经过深思熟虑精心打造的一个战略。(28)坎贝尔在谈到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时写道：“在历史上，极少有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如此之多的收获却没有受到现存大国的反应。政府当中聚焦亚洲的人，如副国务卿佐利克谈的是如何‘管理’（manage）中国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崛起……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在‘管理’这个美国从亚洲分心的时期，而使它自己得到了许多成功和收益。”“美国历史上保卫其利益的办法，防止在亚洲出现一个霸权国家，仍然是美国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29)这段话也把“再平衡”战略设计者的想法说得很清楚了。布什政府忙于反恐，使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现在新政府要来对此进行“再平衡”，进行纠偏，要对中国的崛起作出回应。
为了实施这个战略，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重新部署美国的海空军力量，加强同盟体系；支持新兴大国的崛起，加强美国的伙伴关系；重视东亚多边机制的作用；插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领土、海洋权益上的分歧；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书写21世纪的贸易规则等。关于这些问题将在以下各节渐次展开。(30)
(1) 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October 11，2011，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2) 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1/176999htmUS/2012/06/08/obama-aquino-to-sustain-countries-bond/UPI-87831339140600/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奥巴马的新战略，国务院常用的词是“转向”（Pivot），而国安会则多用“再平衡”（Rebalance）。奥巴马两个词都用。他指出，国务院和国安会对亚太地区的看法是有分歧的。虽然双方都认为要推进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但国安会更多地考虑对华关系，考虑与中国领导人和高层官员的会晤，希望这些会晤可以产生重大的结果和影响，如在朝鲜半岛和阿富汗重建问题上。把对华关系搞对了，政府其他部门就可以去处理与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国务院则更多地从中国意图的改变及在这个大地区如何回应中国雄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上述文章发表前曾征求国安会意见，国安会个别关键的官员提出，也许这篇文章“面太宽了”，真正需要的是“东南亚多边主义的谨慎的历史”。这个意见遭到希拉里·克林顿团队的嘲笑。所以，这个战略的创意来自国务院是显而易见的。Kurt Campbell，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New York，Boston：Twelve，2016），pp.29—31.
“转向”的说法受到许多批评。如柯庆生就说，这种说法“给美国外交带来的一个深层次的战略问题是，美国不是前后一贯的，不能同时处理好两个问题。欧洲，尤其是中东的那些友好的政府都不会欢迎美国从他们那个地区撤走。据称，许多人担心这个战略对当地的影响”。而且许多亚洲观察家也担心，美国有朝一日会不会也从本地区撤走。他认为“再平衡”这个说法比较温和，比较确切地描述了美国政策的重点变化及多届政府加强在亚洲影响的长期过程。Thomas Christensen，China Challenge，p.251.在本书中基本用“再平衡”，偶尔用“转向”，两者意思一样。(https://www.daowen.com)
2011年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团队出现人事变动。3月底，国务院主管对华政策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辞职，由负责中东、南亚和俄罗斯问题的专家威廉·伯恩斯取而代之。从此，坎贝尔在国务院对华政策方面的影响大增。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巴德也离开了，取代他的是日本和韩国问题专家丹尼尔·拉塞尔。坎贝尔和拉塞尔都更加强调美国亚洲政策中的同盟体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对发展中美关系满怀热情，但对两国关系不够熟悉。这种状况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微妙影响。李侃如指出，在斯坦伯格和贝德离开政府后，国务院、国安会和国防部中已经没有任何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担任局长或局长以上级别的职务了。Martin Indyk，Kenneth Lieberthal，Michael O'Hanlon，Bending History．Barack Obama's Foreign Policy，p.57.
(3) Barack Obama，“Remarks to the Parliament in Canberra,” November 17，2011．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97064.在美国整体预算吃紧的情况下，要保持对亚太地区的投入还是很困难的。比如2013财年对亚太地区的双边援助支出较2012财年削减了5%，自然，对别的地区削减更多，为18%。Mark Manyin and others，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e” Toward Asia（CRS Report for Congress），March 28，2012，p.10.
(4) U.S．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 2012，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oc_Guidance.pdf.
(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Defense Secretary Panetta's Remarks on 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January 5，2012，Washington File，January 6，2012，pp.8—10.
(6) 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President Obama's Remarks on New Defense Strategy Review”，January 5，2012，Washington File，January 6，2012，pp.11—13.
(7) Mark Manyin and others，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e” Toward Asia（CRS Report for Congress），March 28，2012，p.1.
(8) Barack Obama：“Remarks at an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EO Summit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in Honolulu”，November 12，2011．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97036.
(9) 这个战略的设计者之一坎贝尔写道：“9·11”以后，美国全副精力地投入了中东和南亚的冲突，亚洲[对美国来说]再次成了二等舞台。中国乘着美国注意力从亚洲挪开的机会，取得了军事上的迅猛发展，扩展了地区贸易，加强了与地区的外交关系，参与地区机制，灵巧地运用其软实力发起所谓“魅力攻势”。Kurt Campbell，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p.145.
(10) Diance K.Mauzy and Brian L.Job，“U.S．Policy in Southeast Asia．Limited Reengagement after Years of Benign Neglect”，http://www/hks.harvard.edu/fs/pnorris/Acrobat/Burma_Mauzy.Job.pdf.
(11) 唐笑虹：《奥巴马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与美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3期。
(12) 见陶文钊：《破解大国冲突的宿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一章第一节。
(13) James Steinberg，Michael E.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65.
(14) Robert Blackwill and Ashley Tellis，“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March 2015，https://www.cfr.org/report/revising-us-grand-strategy-toward-china.
(15)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16) See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O'Hanlon，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72.
(17) “Independents，Republicans Increasingly Support Tougher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wwwdemocraticunderground.com/10021629790.
(18) 在竞选中，候选人和民众的主要关注是经济、金融，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竟称，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就要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Bruce Stokes，“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Wage of the U.S．Election”，Stockholm China Forum，Paper Series，November 2012.
(19)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4”,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DoD_China_Report.pdf.美国国会研究部的报告承认，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力的担心成了美国军力发展计划的首要关注。Mark Manyin and others，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e” Toward Asia（CRS Report for Congress），March 28，2012，p.16.
(20) Kurt Campbell，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p.237.
(21) U.S．Department of Defense，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Executive Summary and p.1．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1_CMPR_Final.pdf.
(22) 参见陶文钊主编：《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第390—391页。
(23) Barack Obama，“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in West Point，New York”，May 28，2014．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05220.
(24) Matt Smith，“U.S．to Face 2030 a ‘First Among Equals,’ Report Projects”，December 11，2012，http://edition.cnn.com/2012/12/10/us/intelligence-2030/index.html.
(25) Barack Obama，“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January 27，2010．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87433.
(26) Barack Obama，“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January 25，2011．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88928.“斯普特尼克时刻”指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超过美国，让美国人感到震惊。
(27) 在2012年6月2日的新加坡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会上，美国防长帕内塔还斩钉截铁地表示拒绝“再平衡”战略针对中国的说法，称，“美国在亚洲更深度地介入与中国的发展和增长是完全互补的，实际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介入只会使中国获益”。U.S．Department of Defense，“Remarks by Secretary Panetta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June 2，2012，Washington File，June 4，2012，p.20.国会研究部的报告坦承，尽管奥巴马政府一再表示“再平衡”战略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但大多数观察家相信，它是，至少部分是对中国影响增长的回应。Mark Manyin and others，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e” Toward Asia（CRS Report for Congress），March 28，2012，p.8.
(28) 《大西洋月刊》记者戈德伯格在对奥巴马作了详细采访后撰写的《奥巴马主义——美国总统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艰难决定》的长篇报道中说：“这些年来，转向亚洲是总统的首要抉择。他相信……对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需要加以经常不断的关注……甚至在叙利亚和其他中东的冲突高涨的时候，他仍然聚焦于亚洲。”Jeffrey Goldberg，“The Obama Doctrine．The U.S．President Talks through His Hardest Decisions about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Atlantic，April 2016 Issue.
(29) Kurt Campbell，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pp.121，145—146.
(30) 美国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到奥巴马第二任期，“再平衡”战略已经失去势头，主要原因是“‘再平衡’的日常引擎、设计师和真正的信徒都已经离开”，约翰·克里国务卿更关心中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则几乎没有亚洲经验，主要关注白宫的危机管理。一些亚洲国家高官也有反映：我们应该给谁打电话？谁在管事？之前我们可以找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多尼隆、坎贝尔或者霍尔迈茨。但我们不觉得克里或者苏珊·赖斯会像之前那样关心这些问题。David J.Rothkopf，National Insecurity．American Leadership in An Age of Fear，p.215.罗伯特·霍尔迈茨是奥巴马第一任期任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