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双边合作的领域
拓展双边合作的领域
一、台湾问题
（一）欢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随着2008年5月国民党领导人马英九开始在台湾地区“当政”，海峡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走出了“高危期”，走上了良性互动的道路。
马英九在“当政”前后，尤其在他的第一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反复强调，他的大陆政策是“不统，不独，不武”，(1)其实这正是美国的政策。在民进党“当政”期间，由于陈水扁放肆进行“台独”分裂活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陈水扁的“不可预测性”使布什政府极为不满，台海局势的紧张威胁亚太和平，有可能把美国拖入它本不愿意卷入的战争，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支持马英九当选，也欢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就表示，他强烈支持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地通过对话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及至奥巴马2009年1月当政，两岸关系的新局面已经开启。而美国则忙于应对金融危机、医保改革、结束两场战争等一系列棘手的内外挑战，台海问题不是新政府的关注点。奥巴马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戴尼斯·布莱尔认为台湾对大陆的新态度是“积极的”、“非常令人鼓舞的”。3月19日，“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概述美国立场时称，“我们确确实实对当前我们看到的这种稳定状况十分兴奋”。(2)9月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对华政策讲话中又重申，美国对两岸的积极对话感到鼓舞，并鼓励两岸“探寻建立互信措施，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密，台湾海峡更加稳定”。(3)
11月奥巴马总统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在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方表示“欢迎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4)美方的这一表态是与时俱进的。它反映了两岸关系的现实，对于两岸关系表示了肯定和积极的期许。在2010年5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写入了“我们将继续鼓励中国大陆和台湾降低紧张”。(5)
奥巴马政府对两岸达成的一系列经贸协定是赞许的。2010年两岸达成《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美国总体上表示欢迎，但也不是没有意见。两岸在半年之内就谈成了这个协议，台湾却没有以同样的热情和速度解决“美牛”问题，这使美国不满。美国商会则提醒台湾防止对大陆过分依赖，要在与大陆的经贸关系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这涉及台湾的安全议程。(6)但当2014年台湾岛内出现抵制与大陆服务贸易协议的潮流并爆发“太阳花”运动后，美方人士也公开表示担忧。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美国在台协会”前驻台北办事处主任包道格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能帮助台湾在大陆市场做得更好的协议是不好的”，“台湾服务业如果不参与大陆市场，大陆服务业反而会变得更具竞争力、更具主导地位，会威胁台湾的利益。所以应当现实地以经济为基础，而不是以政治为基础讨论这个问题”。(7)
在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方再次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美方赞扬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欢迎两岸间新的沟通渠道。美方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8)奥巴马政府一再宣示欢迎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一方面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发展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奥巴马政府在两个任期中也基本做到了《联合声明》中的承诺。
由于从2008年5月以后，两岸关系中没有以前那样多的麻烦和起伏，奥巴马政府对台湾问题公开的系统阐述远不如布什政府那么多。助理国务卿帮办施大伟2010年3月在国会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证言《海峡两岸近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以及对美国的影响》和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011年10月4日在众议院外事委员会的证言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的比较全面的阐述。施大伟首先回顾了近两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并表示，“我们不应该对大陆和台湾的和解感到吃惊，只要决定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作出的。海峡未来的稳定取决于两岸的公开对话，这种对话是不使用武力的，不进行威吓的，而且与台湾民主的发展是相符合的”；“海峡两岸关系的继续进展对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都至关重要，因而也是美国的重要利益之所在”。(9)
2010年7月7日，施大伟又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题为《东亚与太平洋：新谈判时代的两岸关系》的讲话。他指出，在过去几十年中，“未来两岸关系的冲突”成了冷战研究中的一门学科；而现在有希望预见，近年来的事态已经开启了另一门新的学科：“未来两岸关系的机遇”，“两岸关系在过去两年中的进展是没有先例的。台湾和中国大陆为增加接触，寻求共识和降低紧张所采取的步骤值得赞许”。他表示欢迎ECFA的达成，并认为公开的、公平的贸易环境对美国企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有好处。美国和别国企业有可能将其地区运营中心设在台湾，并增加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出口。(10)
但美国欢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有条件的，这就是：
——两岸只谈经济问题，不谈政治和军事问题，不谈和平协定与统一问题。在2009年底到2010年上半年（“两岸一甲子”讨论会之后），就有台湾学者去向美国学者抱怨大陆“强推政治议题”。一些美国学者又把这一信息反馈给大陆学者，并称，如果大陆坚持这样做，那就是在2012年选举中再次把“统独”问题提上日程，并作为选举的中心议题，但这回不是民进党而是大陆坚持这样做的。(11)
——两岸关系要有透明度，美国要知道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之间各种协商的进展情况。一些接近决策圈、代表主流观点的美国学者抱怨台湾没有及时地充分与美国进行沟通，美方并非对ECFA谈判进展每个阶段的情况都那么清楚。
——台湾要保持足够的防卫力量，包括向美国求购武器。美国国防部一份文件抱怨说，台湾当局为了实行募兵制，把对外军购和自制军备的费用挪到募兵预算上，但经费仍不足以冲销募兵制的高额成本；目前台湾实际兵员只有23.5万人，低于编制的27.5万人；防务经费只占GDP的2%，低于马英九承诺的3%。(12)
奥巴马政府对马英九第一任期的内政及两岸关系的处理基本是满意的，因此在2012年选举前，也通过一些渠道施加了影响。2011年9月中旬，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访美，同美国各界进行沟通，与陈水扁进行区隔。在她会见国安会高官后，国安会官员立即向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台海稳定对美国“至关重要”，“她（蔡英文）让我们明确怀疑她是否有意愿且有能力，维持近年来区域所享有的两岸关系稳定”。(13)
就在2012年1月台湾地区选举前夕，包道格应台湾远景基金会邀请访台，出席研讨会并观察选举。1月12日他在接受中天电视台专访时说，如果马英九连任，会让北京和华盛顿大大松一口气，“我假设对台湾也是”。他指出，“这代表一个相对繁荣且具有建设性的状态可以持续”。他表示，如果蔡英文当选，美国会立即与她接触，派出一个高层代表，要她维持现状，并协助她找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式。他说，届时美方会试着传递一个极为强烈的讯息，那就是请蔡英文从当选的第二天起，不要做任何让情势恶化的事情；蔡英文对两岸关系所提出的保证过于空泛，让华盛顿无法安心。包道格还说，他这个圈子的人，包括官员，都不会认为“九二共识”是出卖台湾“主权”或被统一。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交往过程中必须作出的妥协，它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被干扰，可能产生无法预知的影响，区域的形势，乃至于美国自己的选举过程，都会受到台海紧张重现的影响。(14)此次采访引起舆论轩然大波，国务院发言人竭力撇清与采访的关系，说包道格不代表奥巴马政府，也不代表国务院，表态是他的个人行为。即便如此，包道格的说法无疑代表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主流看法，在美国和台湾地区都没有人怀疑这一点。选举以后，包道格又向《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本届政府欢迎台湾海峡的紧张得到缓解的事实”。(15)
选举结果，民进党落败。民进党怪罪奥巴马政府。1月底“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访台，针对美国介入台湾地区选举的说法，薄瑞光表示，美方在选举中一直保持中立，台湾人民是根据很多理由作出他们的决定的，他不认为任何美国人的个人谈话，会重要到影响选举结果。但民进党却不接受这种解释。蔡英文的亲信、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副会长萧美琴表示，部分美国官员伤害了我们，未能让台湾人民在免于外在威胁的环境中享有民主选择的权利。主席（蔡英文）没有准备跟薄瑞光见面。(16)蔡英文以谢票为由离开台北，避而不见，萧美琴则当面向薄瑞光大发牢骚以示抗议。
一些国会议员也对上述国安会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的泄露极为不满，当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众议院外委会作证时，有议员就此对他追问不休。坎贝尔没有否认此事，而只是反复说：“美国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涉台湾的选举过程。我们不挑候选人，我们不选边站。我们承诺与自由公正选举产生的任何人密切合作”。这还不算，一些议员，如参议员舍罗德·布朗、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莱蒂能等致函希拉里·克林顿，要求政府不偏不倚，不要支持某一位候选人。(17)
（二）台湾与“再平衡”战略
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年底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希拉里·克林顿在10月发表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没有提到台湾。一个月后，她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讲话中作了补充，说台湾是美国“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18)奥巴马在2011年11月在澳大利亚议会的讲话、2012年1月5日在国防部的讲话中都没有提及台湾。在2012年6月的亚太安全会议上，国防部长帕内塔关于台湾说道：“美国强烈支持海峡两岸近年来作出的试图改善两岸关系的努力，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我们长远利益之所在。美国继续坚持基于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19)
台湾方面期望利用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来提升美台关系。2012年10月，台湾防务主管部门副负责人杨念祖表示，他曾于8月与美国官员、10月与美副防长卡特讨论台湾在美国“再平衡”战略中的作用，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负责经贸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南德兹于2012年8月访问台北，商谈“再平衡”框架内双方的经贸关系，尤其是重启关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的谈判。多年来台湾一直希望恢复关于TIFA的谈判，但美国要台湾首先放行美牛的进口。双方终于于2013年3月恢复了自2007年以来一直停顿的谈判。(20)
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行“再平衡”战略，对台政策方面却没有什么新的明显举措，引起国会不满。在2014年3月14日众议院外委会纪念“与台湾关系法”35周年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爱德华·罗伊斯批评行政当局在售台武器方面做得不够，不能符合“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4月3日，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举行关于“与台湾关系法”的听证会，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回答参议员鲁比奥的问题时没有明确肯定“六项保证”。听证会后，拉塞尔向记者解释说，政府继续承诺“六项保证”，如同“与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4月7日，众议院又通过法案，同意向台湾出售4艘佩里级护卫舰。4月9日，由参议员梅南德斯和殷霍夫（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领衔，52名参议员以纪念“与台湾关系法”为由头致函奥巴马，要求总统关注台湾对“经济一体化”的期望，如参加TPP。2014年4月13日至15日，美国环保署署长麦卡锡访问了台湾，这是14年中美国内阁级官员对台湾的首次访问。(21)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2014年2月1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在南京会晤应邀来访的台湾陆委会主任王郁琦，这是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首次正式会晤，双方就国台办与陆委会建立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着力完成ECFA后续协议的商谈达成共识。6月25至28日，张志军抵达台湾进行四天访问，与王郁琦再次会晤。11月12日，王郁琦随台湾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北京与张志军再次会晤。三次“张王会”使两岸互动进入更高层级的新时期。奥巴马政府对此表示肯定。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欢迎海峡两岸双方所采取的……降低紧张、改善关系的举措。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双方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以便导致海峡两岸关系大幅度改善。”(22)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也对此表示赞许。
201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新加坡会晤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双方均认为应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致力于振兴中华。(23)这次两岸领导人的会晤是穿越66年时空的重大事件，是两岸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奥巴马政府对会晤的反应是积极的。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发表声明称：“美国欢迎台湾海峡两岸领导人的会晤以及近年来两岸关系的改善。美国对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深刻的恒久的利益。我们鼓励双方朝着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建立纽带、降低紧张、促进稳定继续前进。美国坚持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24)
（三）自由派、保守派对现行政策的挑战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主流的对台湾政策受到来自自由派和保守派两个方面的挑战。自由派要求重新审议美国对台政策，放弃“与台湾关系法”，放弃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保守派则要求进一步提升美台关系。
2010年至2011年间，一些战略界人士，如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比尔·欧文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前驻华大使普里赫等、前外交官傅立民等，一些学者，如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查尔斯·格莱泽、波特兰俄勒冈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布鲁斯·吉雷等发表了一批文章，提出，现行的美国对台湾政策是中美建交时确定的，时间过了三十多年，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台海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台湾关系法”已经过时。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台湾问题现在是美中两国之间唯一可能触发战争的问题，美国应该对台湾政策进行适时调整，停止售台武器，鼓励两岸和平统一；或者将台湾“芬兰化”。这种意见被概括为“弃台论”。
但多数学者不赞同这种意见。葛莱仪、唐耐心阐述了“美国为什么不能放弃台湾”，理由主要是：第一，越来越自信的中国会把美国放弃台湾，或者大幅度减少对台支持视为美国衰落的证据；第二，在台湾问题上实行“绥靖”风险太高，美军工企业损失太大，台湾是生气勃勃的“民主体”，理应得到支持；第三，中国大陆在继续进行应对台湾海峡紧急事态的军事准备，在台湾问题上的“绥靖”只会助长中国的“军事民族主义”；第四，美台之间的经贸关系对美十分重要；第五，美对台承诺“事关美国的信誉”，等等。(25)
另一方面，2009年11月和2011年1月两个《中美联合声明》中关于两岸关系的表述引起政界和学界保守势力的不满，海峡两岸关系的进展，两岸经济整合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尤其是两岸关于ECFA的谈判使他们惴惴不安。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似乎正在改变过去一直很好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对台政策乃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立场”。(26)国会内外的亲台势力原以为政府会在“再平衡”战略中大大加强美台关系，结果台湾却被边缘化。这使亲台势力非常失望。2010年3月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出席作证的多位学者担心，两岸经济的整合将增加台湾对大陆的依赖，增加大陆对台湾施加影响的杠杆；两岸关系越紧密，美国越可能被边缘化；两岸的军力对比正越来越偏向大陆一方，台湾的军备状况更趋恶化；如果大陆得以使用压力达成“违反台湾人民意愿”的解决，美国的利益及在本地区的态势将遭到沉重打击；美国应该升级对台售武，使台湾面对大陆军力的提升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使台湾能“有信心地”与大陆谈判。(27)传统基金会、2049项目、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智库的一些学者连篇累牍发表报告和文章，要求奥巴马政府“将美台关系解冻”，“满足台湾的自卫需求”，要求向台湾出售F-16C/D战斗机，取消对台湾外事部门和防务部门负责人访问华盛顿的禁令；如此等等。(28)
国会中的保守势力也在持续不断地推动提升美台关系，个别议员甚至荒诞不经地提出美国应该放弃一个中国政策，实行“一中一台”政策，“承认台湾的主权”，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并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29)自然，这种主张始终只是个别人的歪门邪道。这几年来国会采取的比较重要的立法行动有：
——在第111届国会（2009—2010年），参议院在《2010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塞进一个条款，要求国防部以公开和秘密两种版本向国会提交关于台湾空军力量的报告。(30)
——在第112届国会（2011—2012年），众议院在《2012财年对外关系授权法》中塞进一个条款，要求总统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并将台湾原有战斗机升级，并向台湾出售潜艇；众院外委会主席罗斯-莱蒂能提出了《2011年台湾政策法》。(31)
——在第113届国会（2013—2014年），众院外委会前主席罗斯-莱蒂能与现主席罗伊斯领衔提出了《2013年台湾政策法》，它与先前的类似法案一样，内容十分广泛，要求从政治、经济、军售、安全各方面全面提升美台关系，支持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不啻是1999年“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花样翻新。1999年的经验也证明，这类法案要成为法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014年众参两院都通过了“军舰转让法案”，12月18日，奥巴马签署该项立法，正式同意向台湾出售4艘佩里级护卫舰。(32)
——在第114届国会（2015—2016年），参议员鲁比奥和众议员查博特都提出了《台湾旅行法案》，要求允许美台之间各类人员、各级官员，甚至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自由访问美国；(33)参议院还提出议案，要求国务卿制定战略，帮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34)参议院通过决议，确认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基石。而最主要的一项立法是在《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塞进了取消从1979年以来一直保持的限制美台军事交流的规定。(35)中方理所当然表示反对。
（四）奥巴马对台政策的两面性
与前任一样，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湾政策仍然是两面的政策。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基本遵循了一个中国政策，也有条件地欢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另一方面，仍然努力提升美台关系，包括对台售武，发展对台经贸关系，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等。
1．对台售武
奥巴马政府有三次重要的对台售武。2010年1月29日，国防部通知国会将向台湾出售近64亿美元的武器，此次军售引起中美之间的激烈辩论。(36)
台湾继续向美求购先进武器，主要是F-16C/D战斗机。台方早在布什政府后期就提出了这一要求，因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交付的F-16A/B各方面都已经落伍，购自法国的60架幻影2000中已有多架被封存，空军的战备状况大大降低。2010年1月，台湾的“立委”给美国会写信，表达台湾两党对求购F-16C/D的共同诉求。6月4日，“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访台，马英九当面向他提出要求。(37)马英九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就购买F-16C/D战斗机问题向美国提出了21次请求。(38)
一些美国保守派学者也在敦促政府售台F-16C/D，他们说：“台湾战斗机的年龄比飞行员都大了”，有人还略带威胁地说：“如果现在不卖F-16C/D，等到生产线关闭了，就只好向台湾出售F-35了，难道中方更愿意美国向台湾转让F-35吗？”(39)鼓吹得更厉害的是一些国会议员。2011年5月14日，136位众议员致函奥巴马，5月26日，45位参议员致函奥巴马，呼吁政府正视台湾的防务需求，立即售台F-16C/D战斗机。(40)6月，众议院外委会在7年之中第一次举行关于台湾的听证会，题为：“台湾为什么是重要的？”继续敦促政府出售F-16C/D战斗机。8月1日，181位众议员向奥巴马政府再发公开信，强调此项军售的“紧迫性”，指出，台湾未来十年将淘汰70%的战斗机，如果无法取得新战机并提升现有的F-16A/B型战机，台湾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何况此项军售可以为美国创造众多就业机会，而如果现在不批准，台湾不下订单，F-16C/D战斗机生产线就要关闭了。(41)
美国的军工部门更是直接的利益攸关方。有资料统计，冷战后美对台军售经济利益凸显，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100美元中有1.5美元来自军火收益。(42)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称，对台出售66架F-16C/D战斗机将能使即将下线的生产线继续运营，从而有助于维持它在43个州的约11 000个直接就业机会。(43)
尽管如此，奥巴马政府经过再三考虑，没有批准出售F-16C/D战斗机，而在9月决定将台湾现有的146架F-16A/B战斗机升级。再加上延长五年飞行员培训项目和一些飞机配件，共计金额58.5亿美元。国会对此强烈不满，众议院外委会于10月举行“台湾为什么是重要的？”第二阶段听证会，以发泄对奥巴马政府的不满，并推动新的军售。委员会主席罗斯·莱蒂能等质问：政府的“决定是一个具有潜在重大影响的决定。我们为什么在北京面前如此胆怯？在北京越来越好战的情况下，这种胆怯向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尤其是日、韩、菲、澳发出了什么信息？”(44)一些议员翻来覆去地质问出席作证的常务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彼得·拉弗伊，为什么不立即售台F-16C/D? F-16A/B升级以后真能达到F-16C/D的水平吗？既然军火公司说了，升级F-16A/B要比制造F-16C/D多花两年时间，为什么不能让台湾早一点得到先进战机呢？为什么奥巴马政府表现得如此怯懦？这是不是表明美国在衰落？等等，一顿狂轰滥炸。彼得·拉弗伊一再解释说，F-16A/B升级后，它的动力系统、雷达系统、武器系统都可以比得上任何四代机；政府与台湾商议后把升级F-16A/B作为优先事项处理，但此次升级并不排斥以后出售别的战机，“我们理解台湾对F-16C/D的兴趣，此事尚在考虑之中”。(45)为了抚慰这些国会议员和保守派智库，薄瑞光在9月下旬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特别表示，F-16A/B升级和售台F-16C/D是两码事，此次升级并不是排除未来出售F-16C/D型战机的可能性。(46)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薄瑞光此言不过是敷衍议员和舆论罢了。
2014年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的4艘佩里级护卫舰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台湾买来后首先需要大修，这实际上是台湾再次向美国交保护费，美国和台湾都心知肚明。台湾防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严明表示，对美国军舰不会来者不拒，目前需求量只有2艘。台湾当局只将2艘的预算编入2015年军购预算。(47)2015年12月16日，奥巴马政府宣布再次对台出售总额约18.3亿美元的武器，包括这两艘佩里级护卫舰、“标枪”反坦克导弹、两栖突击车和毒刺防空导弹等武器装备。尽管这些装备远不足以改变台海两岸军力对比的状况，但继续对台售武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除了售台武器，美方还努力加强与台湾其他方面的军事联系，包括组织改革，军演指导、人员培训、军事情报交换等，尤其是帮助台湾转变战略指导思想。对此，彼得·拉弗伊在作证时向众议员解释说，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继续向着对大陆有利的方向倾斜，台湾要转变战略思想，把计划和军购的重点放在非传统的、创造性的、非对称的方式上。国防部将继续帮助台湾实行这种转变，并与台湾一道来确定军购的重点。(48)
美国国会不断敦促政府加强美台之间的军事联系，包括高层官员互访。2016年12月一些国会议员又在《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塞进私货，最终通过两院协调后的法案在第1284节称，五角大楼应推动美、台间高阶军事将领及资深“国防官员”交流，以改进双方的军事关系与防务合作；相互交流的计划地点包括美、台两地，而“资深军事将领”是指现役将官与挂阶人员，“资深官员”指任职于五角大楼的助理部长及更高阶官员。《授权法》在众议院以375票对4票、参议院以92票对7票得以通过，23日，奥巴马总统正式签署使之成为法律。但第1284节是“国会对美国与台湾军事交流的感觉”（Sense of Congress on military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因此对行政当局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对于这一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的条款，中国政府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言人都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并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了严正交涉。
台湾方面则乘机加码，提出了美台之间的诸多交流项目，如参与美国演习；台陆军观摩美国家训练中心及美军无人机战场运作等；观摩美军生化以及核威胁的防范应变行动；军医局组团考察美军伤救机制；与美国现役及退役领导阶层、工商及潜艇制造商代表共同召开潜艇联盟研讨会；美国佩里级护卫舰接装受训；F-16战机性能提升及“爱国者”-3导弹等采购案协调；F-16飞行员持续接受专业训练等。(49)
2．发展对台经贸关系
台湾自2007年开始进口美国牛肉，后因美国发现疯牛病、残留瘦肉精等问题，台湾停止进口。美国对台施加压力，并把重启进口美牛与美国重启《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赴美免签证挂钩。民进党利用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进行炒作，把反对进口美牛做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借此抹黑马英九。经过反复争斗，台当局终于同意有条件进口美国牛肉，“立法机构”于2012年7月25日表决通过《食品卫生管理法》，为进口美牛开了绿灯。马英九十分乐观地表示，此举释放出台湾愿意更大程度地融入区域经贸整合的讯息，不仅五年来停滞不前的台美TIFA谈判将率先启动，并为台湾地区参与TPP创造有利环境，与其他国家洽签自由贸易协定的条件也会更加成熟。(50)
2013年3月，从2007年7月以来一直停滞的TIFA谈判得以重启。美国会众参两院的外委员会主席爱德·罗伊斯和罗伯特·梅南德斯及其他成员均表示支持。助理国务卿帮办梅健华在10月的一次讲话中也表示，台湾是美国的紧密伙伴，美台之间的实质性交往是全方位的，包括贸易谈判、科技合作、环境保护、学术文化交流、互访及安全合作。(51)2014年3月，美台再次举行关于TIFA的谈判。助理国务卿拉塞尔重申，美国欢迎台湾争取加入TPP，但应先从TIFA着手，解决美台之间的一些突出议题。美国商会也发表白皮书，敦促美台双方应把签署投资协定作为第一要务，把投资协定的谈判当作台湾进入TPP的“踏脚石”。(52)
奥巴马政府抛出TPP议题后，台湾当局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期望，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加以推动。马英九2012年胜选后第一时间就表示，要用10年时间完成加入TPP谈判。同年7月21日又表示，“排除障碍，调整心态，8年入T，能快就快”。台湾涉外部门负责人也表示，“越快越好”，力争3年内即2016年前加入TPP。(53)2013年11月，萧万长率领20位商界领袖和“副部长”级官员访美，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及商界讨论TPP的问题，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讲话中呼吁美国支持台湾加入TPP。(54)
3．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
奥巴马政府抵制了一些国会议员和利益集团要求政府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O）正式成员的主张，但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2009年台湾与大陆协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后，美方积极争取使台湾能够定期、经常以观察员身份参加WHO的各项活动，而且不仅是在国民党“当政”期间。2013年4月，美国国务院在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说，“台湾在WHO中的零星的间歇性的参与限制了台湾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美国政府有责任协助台湾参加与台湾人民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国际组织，并增加台湾在WHO技术机构中的专家数量以扩大其参与范围。(55)
从2010年起，国会就不断采取立法行动来推动台湾在国际民航组织中的参与。2013年6月18日、19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法案，要求国务卿制定为台湾获取国际民航组织观察员身份的战略。在国会催促下，奥巴马于7月12日签署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奥巴马辩解称，这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相符合的，政府将确定该采取哪些最恰当的措施来推动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56)国务院在8月27日给国会的报告中说，国务院支持台湾在国际民航组织所有会议中的“观察员身份”，这与一个中国政策及“与台湾关系法”是相符合的。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9月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邀请台湾民航官员作为他的“客人”列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但是台湾并没有成为该组织理事会或大会的“观察员”。9月24日至10月4日，台湾民航部门负责人沈启受邀作为“理事会主席客人”列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38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每三年一届）。台湾当局视之为参与国际组织方面的重要“突破”，岛内也普遍给予肯定。(57)9月24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欢迎国际民航组织对台湾的邀请，并把这种事态发展归功于“国际合作”与国际民航组织及其成员的支持，对中国政府的作用闭口不提。在2014年2月4日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上，被提名为美国驻国际民航组织大使的候选人重申支持台湾获得在国际民航组织的观察员身份。(58)
4．台湾成为免签证地
2011年12月22日，国务院提名台湾为美国免签证计划候选地；2012年10月2日，国土安全部正式宣布，台湾为美国免签证计划参与地，从11月1日起生效。美商务部副部长桑切斯特地到台湾出席免签酒会，动员台湾居民赴美观光旅游，美商务部还与台外贸协会签署了“太平洋商贸桥梁协议”意向书。桑切斯甚至亲自走到台北双城街夜市散发宣传传单，推介美国旅游项目。“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主任马启思11月1日随免签证首发团飞往美国。总之，作为对解决美牛问题的一种犒赏，美国把免签的戏份做足了；同时“免签”也可能使台湾居民更意识到与大陆同胞的区别，进而对两岸认同产生微妙影响。(59)
2016年11月8日，美国大选落下帷幕，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胜出。12月2日，特朗普接听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这一举动打破了中美关系正常化37年来的惯例，受到美国舆论界的广泛质疑。曾任奥巴马政府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贝德撰文说，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或候任总统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见面或通电话，这是美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台湾的关系基于非官方的基础的安排时所同意的。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违反了中美两国长期以来的传统。蔡英文要与特朗普通电话是可以想象的，让人费解的是，美国的候任总统怎么能够这样草率地忽视从尼克松以来的八任总统都懂得的历史和战略因素，同意接这个电话。(60)中国方面理所当然予以谴责，12月3日上午，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只是台湾方面搞的一个小动作，根本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一个中国格局，也不会改变美国政府多年来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61)中方敦促美方信守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62)中方并与美方就此进行紧急联系。美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一再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表示，只有坚持贯彻这一政策，才有海峡两岸关系的稳定。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国安会与中方保持着密切联系，在那个周末就通了两次电话。他重申，美国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而如果把这个问题炒作起来可能破坏美中关系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对有关各方都没有好处。(63)
但特朗普却继续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12月11日，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跟中国就其他事情达成交易，包括贸易”。(64)
12月16日，奥巴马总统在他2016年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讲到了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他指出：“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他们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一个中国的观念是他们国家观念的中心环节。如果你要结束这种观念，你就得考虑一下它的后果，因为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与对待其他问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作出非常严重的反应。”(65)奥巴马说的是他执政8年后对台湾问题的体会，而刚刚当选的特朗普还得学习。(66)
二、经贸关系
（一）利益交融格局不断深化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中美经贸关系以其内生的动力克服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持续发展，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继续深化。
首先，双边贸易持续增长。中美双边贸易除2009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各年依旧保持迅速上升势头。(67)据美方统计，到2011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货物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达到5 390亿美元。(68)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的双边贸易额是4 847亿美元，2015年达到5 584亿美元，增长11%多。而且两国货物贸易的融合度越来越高。2012年美国对华贸易占美国外贸比重的14%，中国对美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12.5%。2015年的比重分别上升到16%和14.1%。(69)2015年全球货物贸易萎缩13.5%，但中美贸易逆势增长，不降反升。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提出五年内出口规模翻一番的目标，即从当时的1.57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14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5%左右，但目标并未达到。2014年美国出口总额达2.376 6万亿美元，虽为过去五年最高水平，但较2009年仅增长49%。(70)而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对华出口在美国出口中的占比增长显著（见表3）。中美服务贸易同样迅速发展。2012年4月盖特纳财长称，“自2009年年初以来，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额几乎翻番，增速是美国对其他市场平均出口增速的约两倍，并支撑了美国国内超过60万个就业岗位”。(71)
表2 中美货物贸易融合度
表3 美国对华出口额
数据来源：Th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参见李巍、张玉环：《“特朗普经济学”与中美经贸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
第二，双边投资增长出现新势头，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猛增。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2年开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超过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此后一直保持这个记录，且增长势头迅猛。（见表4）自然，由于2012年前中国对美投资很少，所以总体说来，截至2016年11月美国对华累计投资（796.8亿美元）仍大于中国对美投资（491.2美元）。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7年世界投资指数报告》称，2015年中国成为对外净投资国，2016年跃升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72)美国是中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美国拥有健全和透明的法治环境、先进的技术、训练有素的工人、充足而廉价的能源供应、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一流的研发能力，最重要的是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对中资企业有很强的吸引力。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公司联合发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年末，中国对美投资总额为30亿美元，但到2015年年末，中国在美累计投资已达到629亿美元，较2007年增长20倍。2016年两国双向投资达约6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中企在美投资近460亿美元，较2015年猛增2倍多。在全美435个国会选区中，98%的选区都有中企投资，为美国创造了14万个就业岗位。(73)中国对美投资还出现了结构性变化。截至2007年，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中方投资的主体，政府和私人投资的比例为2.5∶1，但到2015年年末，私人投资已经超过政府主导的投资，两者的比例是1.9∶1。(74)
但在中美双向投资方面仍然存在壁垒，早在2008年就启动的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的迫切性显而易见。一旦中美投资协定达成，中国100多个行业都会进一步向美企开放投资，包括现在存在限制的汽车制造、银行、化学和能源等行业，美国企业在华获得的投资规模将显著扩大，美国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修正经常性贸易逆差的能力将大大增强。不仅如此，美国正加速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并借机重组全球产业链，而中美投资协定为中国资本打开进入美国的通道，不仅将夯实“美国制造”强势回归的底气，还有助于复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BIT也将为中国在美投资护航，排除对中资企业不公平的政治障碍，降低乃至削平中企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显然这是对两国互利双赢的协定。但是美方仍然顾虑重重：担心中国企业投资行为受政府控制，而非由市场主导；担心中国利用投资来获取美国重要的军事和技术情报，从而危及美国安全，(75)近年来中企对美投资屡屡受挫原因皆在于此。(76)美方把投资行为政治化成为中企在美投资一大障碍。
表4 2012—2016年中美直接投资净额(77)
中美经贸关系对双方的利好是显而易见的。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题为《理解美中贸易关系》的报告统计，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直接或间接地支撑了180万个新就业机会和1 650亿美元的GDP。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对美投资的经济收益相结合，则共计给美国带来260万个工作岗位和2 160亿美元的GDP。(78)
第三，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在金融方面的相互依存得到凸显，中国持有巨额美国国债是这种依存的主要表现。中美债务关系是基于两国相互间的巨大经济失衡、贸易-金融循环而形成的规模空前的国家间借贷关系，已经成为两国间重要的利益汇合点，对其他双边议题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官方外汇储备至2013年年底已累积增至3.82万亿美元。由于大规模、多样化的投资渠道不足，安全性较高、收益稳定、市场容量大、交易方便的美国国债成为中国外储投资的主要对象。(79)在2003年至2013年这11年间，中国持有的美债从1 590亿美元增长至1.27万亿美元，增长7倍。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总额已经接近6 000亿美元，中国取代日本成了美债的海外最大持有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不但没有减持美债，反而大幅度地加以增持，中国以超过三成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一直是美债最大的或第二（有时日本超过中国）海外持有者。自然，在美债问题上，中国也有稳定中美关系的政治考量。2009年2月希拉里·克林顿首访中国时，请求中国政府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在4月伦敦二十国峰会上，美方也要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增持美国国债。而中方则几次表示，美国有责任保证中国的美元资产的安全。(80)除了美国国债，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的70%是美元资产。同期，美国持有的中国有价证券总额为1 330亿美元，较2007年同期增长37.1%。(81)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人们一直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时至今日，中美关系这条巨轮中又多了一块“石头”，这就是两国金融市场的密切联动性或高相关度。(82)
（二）对话促进合作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美经济联委会、中美商贸联委会等两国之间的各种对话合作机制对于促进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起了重要作用。在2013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题为《加强对话 促进合作》的文章，其中指出：“扩大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借鉴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潜力不断释放。过去5年，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9.6%增至51.8%；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由41.9%升至44.6%；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由10.1%降至2.3%。未来5年，中国的发展将为美国也为全世界创造更多的商机，中美两国经贸合作拥有光明的前景。”(83)此次对话经济轨道取得的成果极为丰硕，包括：美方承诺考虑有关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减少联邦财政赤字，以客观、公开和透明的方式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中方承诺推进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改革，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有企业使用正版软件，加大打击假冒和盗版的力度等；双方同意实质性启动BIT谈判。(84)
《中美投资协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投资协定，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性举措。中美是全球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最大的国家，但两国间至今没有制度性的双边协定来规范投资关系。因此这次谈判实际上是对中美经济关系的一次重大调试。美国试图通过TPP、TTI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TISA）的谈判来构建新一代高标准的全球贸易投资新规范，中国不在其内。但美国要在别的谈判中提出的新标准，也是在BIT谈判中对中国的出价，因此中国可以通过BIT谈判，直接与美国对话，来弥补可能处于国际经贸新规则构建之外的不利状况，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85)从国内情况看，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行BIT谈判，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项目审批为核心的外资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2013年9月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方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通过上海自贸区，美方的服务行业，例如金融、保险、教育、培训、文化和专业服务等，能够以更为公平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在2014年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同意争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并承诺在2015年早期启动关于负面清单的谈判；双方同意加强金融合作，包括在影子银行、场外衍生品改革、审计跨境监管、会计准则等领域的合作。在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又把BIT谈判作为双边经贸关系中的最重要事项，同意为谈判投入必要资源，以达成一个全面、高水平且体现非歧视、公平、开放和透明等原则的双边投资协定，并在2015年早期提出负面清单出价。正如汪洋副总理所说，协定谈判的成功将为两国深度的相互依存和经济融合开辟新的前景。(86)
2015年6月下旬举行的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环绕着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金融业稳定与改革等三大议题展开。双方承诺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和可持续、平衡发展。美方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承诺提高储蓄率，削减赤字，改革税制，致力于实现中期财政可持续性；双方重申BIT谈判是当前两国经贸关系最重要的事项，认为在第十九轮谈判（2015年6月）中交换负面清单是谈判的重要里程碑，承诺积极推进谈判，改进负面清单出价，以期达成一个互利双赢、高水平的协定；双方同意加强金融合作，欢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开展合作，推动中美金融基础设施互联。汪洋指出，本轮经济对话的成功，使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压舱石”更加稳定，“推进器”更有动力。(87)
在2016年7月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承诺将采取进一步具体措施支持强劲的国内和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强化和支持金融市场稳定与改革。中方将继续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允许汇率双向浮动弹性；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增加居民消费、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确保高质量并由私人部门驱动的投资以扩大本国需求；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覆盖所有城乡居民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建立覆盖包括国家、省级和地方各层级的全部国有企业、公开透明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美方继续致力于推动以更高的国内投资和国民储蓄为特点的强劲、可持续和更平衡的增长模式；研究和完善公共事业监管框架；中美支持现行的旨在解决全球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问题的有效政府政策，美方认同中方在今后5年压减约1亿—1.5亿吨钢铁产能、严禁新增粗钢产能的计划；双方承诺将于6月中旬交换负面清单改进出价。美方欢迎中方初步给予美方2 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并期待2016年年底前美国机构获得牌照。中国将根据市场发展和需求提高美国的RQFII额度。(88)
地方层面合作的发展是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的一个新趋势。美国地方更加注重对中国的出口及从中国引进投资。中国的万向集团在美国13个州投资，雇用当地工人12 000多人。在2013年有超过10个州的对华出口占这些州出口总额的10%以上。年度中美省州长论坛继续推动两国地方合作。2013年初，中国商务部与芝加哥就开展全面经济合作达成共识。12月，商务部组织北京、上海、杭州等八个城市与芝加哥市签署《关于建立“中国市与美国芝加哥市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的谅解备忘录》，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地方间的合作开辟新的路径。(89)
（三）分歧与摩擦
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中仍然存在分歧，而且随着中国制造业越做越强，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从下游提升到中上游，两国在经贸方面的竞争也比以前突出了。在奥巴马任期内，这些问题主要是：美方对中方发起的反补贴、反倾销案件增加，人民币汇率问题，自主创新与政府采购问题，美国继续对华实施高技术出口严格管制等。
1．美国对华贸易救济问题
所谓贸易救济，是指进口国家或者地区为了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的产业或相关团体的利益，对进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甚至禁止进口，其主要手段就是实行反倾销、反补贴税（“双反”行动）和保障措施。从理论上说，“双反”行动仅限于抵制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但由于美国长期不恰当地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使“双反”成为一些美国企业排除中国竞争对手的主要工具。中国是美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对象国。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2010年美国对中国发起了71起反倾销诉讼，涉及83个产品领域，其中最终裁定征收反倾销税的比例达86%。(90)布什政府时期年均立案7.63起，奥巴马任内美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比布什时期增加了一倍，但各年情况也不一样。2009年对华立案增至12次，2016年更达20起，但2010年和2011年却为3起、4起。(91)在这些调查和诉讼中，由于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公平地使用替代国来计算倾销和补贴幅度，使中国企业常常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2000年到2016年，美国对华发起“双反”调查共193起，中国无损害结案的只有35起。(92)
奥巴马时期不仅立案次数多，而且范围更广，中国是美国发起377条款调查的最大目标国，占了美国总调查案件的40%，调查对象从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到新能源和高科技产业，如联想、海尔、华为、中兴、三一重工等颇具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93)
美国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究其原因，第一，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而且美对华逆差在美国总逆差中的占比持续上升。据美方统计，2000年美国全部逆差为4 361亿美元，对华逆差为838亿美元，占19.2%；到2008年，总逆差是8 162亿美元，对华逆差是2 680.4亿美元，占32.8%；而到2009年，总逆差是5 035.9亿美元，对华逆差是2 268.7亿美元，占45.1%。(94)中国遂成为美国实施“双反”的主要对象。(95)第二，一些美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营不佳，它们不从自身找原因，而只想立竿见影地排除主要竞争对手，这也是2009年、2016年美对华“双反”立案剧增的主要原因。第三，奥巴马政府确立了五年出口翻番的目标。不论救济措施是否有效，这也是政府朝着这个目标作出的一种努力，也就是说有国内政治的需要。救济措施中一个典型事例是“轮胎特保案”。(96)这是奥巴马执政以来针对中国的首起“特保案”，也是较大的一起特保案。
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等组织代表国内9个州13家工厂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诉状称，2004年至2008年间，中国轮胎“进口异常增加”，损害了美国本国轮胎工业的利益，导致美国丧失5 100个工作岗位，若不对中国轮胎采取措施，到2009年年底还会有3 000名美国工人失去工作。2009年6月29日，美国际贸易委员会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政府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在现行关税的基础上（3.4%—4.0%）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特别关税。涉案产品为充气式橡胶轮胎，用于客车、货车、运动型多功能车及小型卡车等。9月11日，奥巴马政府决定对中国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限制关税，分别加征35%、30%和25%，于9月26日生效。
实际上，从中国进口的轮胎与原产美国的轮胎不构成竞争：美国轮胎市场可以分为高、中、低三档，中国产品主要供应中、低端市场，而美国内生产的同类产品主要供应高端市场；中国轮胎主要供应美国的维修市场，而美自产轮胎主要供应原配市场和替代市场。中国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指出，美方对中国轮胎采取的特保措施是为转嫁国内政治压力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符合世贸规则。
事实证明，特保措施既于中方出口有损，也不能给美方带来真正利益。措施实施以来，美轮胎产业的就业率不升反降。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轮胎制造行业的总体就业在2010年前5个月里比上年同期下降10%。此举也减少了美国国内轮胎流通领域的就业岗位，导致一些中小轮胎批发商倒闭。相关措施还增加了美低收入消费者的经济负担。美国内一些机构的数据显示，美国轮胎的平均价格上涨10%—20%。虽然轮胎价格还受橡胶成本等其他因素影响，但加征关税显然是涨价的重要原因。尽管对中国采取特保措施，但美同类轮胎进口总量却已超过措施实施前的水平，2010年上半年，美国相关类型轮胎的进口总量增长21%，进口价格则上涨了30%。特保措施使中国对美轮胎出口明显下降，而其他国家的轮胎趁机涌入美国市场。(97)美国消费者从这个特保案中未得其利，反受其害。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霍夫鲍尔撰文指出，这一特别措施在2011年使美国消费者多花了约11亿美元。(98)
奥巴马的“特保”举措，主要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工会组织是奥巴马的支持群体，他在竞选中曾经许诺，不会允许中国继续损害美国工人的利益，“特保”属于他的一种“还愿”行动。9月22日，胡锦涛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期间会晤奥巴马时指出，美方实施的对从中国进口轮胎的“特保案”不符合两国利益，类似事件“不应再发生”。奥巴马强调，轮胎“特保案”只是“个别事件”，他并非有意抑制从中国的进口，“美国坚定地承诺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双方同意今后加强闭门协商以解决贸易争端。(99)
虽然特保案的涉案金额较之中美四五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占比不大，但它对中国某些特定行业、特定企业造成相当影响。2014年7月，美商务部再次对从中国进口的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2015年7月，美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中国轮胎企业被征以30.46%至169.28%的高关税。这使中国轮胎行业受到巨大冲击。山东东营市的轮胎出口占到全国的1/4。2015年美方“双反”裁定后，当年东营市对美轮胎出口额下降53%。(100)
2．人民币汇率问题
从2005年7月中国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到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21%。此后人民币停止升值走势。2009年人民币依然只能在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由于中国担心资本的跨国流动会冲击金融体系，资本项目下的兑换仍然受限。中国稳定人民币币值的策略遭到来自美欧的巨大压力。2009年和2010年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起来。为了推卸美国对全球金融失衡的责任，推卸美国对金融危机的道义责任，转移国内失业增加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和调整代价，美国试图把中国作为替罪羊，责难中国：既然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余额和经常项目顺差，为什么不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为什么不扩大国内消费，为什么不采取大幅增加进口的措施？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是对中国施压的代表力量。它在2009年度向国会的报告中说，目前危机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支出者和借款人，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储蓄者和贷款人，各自应为全球经济失衡承担一半责任。美国要运用贸易救济法律回应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动，回应中国“操纵货币”的行为，以迫使中国允许人民币更灵活地反映市场力量。(101)
2009年5月，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再次提出与前几年提案大同小异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并得到众议院143名同僚的支持；6月11日，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再次提出《2009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102)但2009年两党和府院斗争的焦点是奥巴马的医保改革，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金融监管、应对气候变化、移民法案，人民币汇率不是国会的首要关注，国会也没有就人民币问题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2010年年初，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突出。财政部该于4月15日向国会提交半年度报告，而恰恰此时，胡锦涛主席要赴美参加首届核安全峰会。一些国会议员再次折腾起人民币汇率问题。3月15日，130名议员联名致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将中国确定为“汇率操纵国”。3月16日，舒默重提《2010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103)又有传闻，财政部要在即将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104)4月12日，胡锦涛在会晤奥巴马时明确指出，人民币升值既解决不了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的就业问题。中方无意寻求对美贸易顺差，愿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自美进口，促进两国贸易平衡。他希望美方努力扩大对华出口，尤其是尽快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胡锦涛强调，中方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但不会在外部压力下加以推进。(105)这是来自中国领导人的权威信息，奥巴马政府当然是要掂量的。从布什政府以来，美国国会已有数次鼓噪着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财政部报告虽屡屡指责人民币币值低估，但从未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2010年上半年的报告也是有惊无险。
在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5月24日至25日）的开幕式上，胡锦涛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在对话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表示，在货币政策改革上，中国考虑国内因素多于国际因素。美方表示欢迎中方对改革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承诺，没有在此事上过多纠缠。正如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所说：“诸如汇率这类敏感的问题，我们希望本着双方所同意的，进行静悄悄的政策沟通，从而使得双方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106)
6月下旬，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美国国会也不放过这个机会对中国施压。6月9日，舒默表示要在两周之内推动惩处中国货币政策的立法。盖特纳在10日的听证会上也指责中国的货币政策阻碍了全球经济平衡，妨碍了全球经济改革。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自9月2日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涨幅增大至每月超过1%。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在9月初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在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并不能起到关键作用。中国新的汇率政策强调，中国将减少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管理的关注，取而代之的是关注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107)
美国国会仍然不依不饶。9月16日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事务委员会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举行听证会，盖特纳出席作证。他一方面强调了美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2010年比2009年对华货物出口的增速达36%；对中国在金融危机中为稳定全球经济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表示肯定和赞赏；另一方面也提到两国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三个：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要确立由市场主导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要使美国企业能在同样的基础上与中国企业竞争。在讲到人民币汇率时，盖特纳指责中国从2010年7月以后“升值太慢、幅度太小”，他威胁在下一个关于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半年度报告中要考虑这些因素，并考虑美国能综合采取哪些措施促使人民币更快升值。(108)
9月23日，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会晤奥巴马。温家宝指出，目前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矛盾，只有采取综合性措施，才能逐步得到解决。中方愿同美方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着眼大局和长远，探讨开展大规模财政、金融、贸易、投资合作的方式，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平衡、可持续发展。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奥巴马表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以解决中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日益加剧的紧张形势”，“在未来数月希望看到人民币更快、更大幅度地升值”。(109)
9月30日，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提出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在众议院以348票比79票的高票获得通过，达到数年来国会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顶点。但国会能做的也不过如此。中期选举之后，国会对人民币的压力消退，对别的问题的关注增加。及至2011年新一届国会开张，这个法案也就成了废案。
实际上美国国内对于施压人民币升值远不是意见一致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教授鲍泰利2010年3月20日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关于中国货币的神话》的评论，批驳了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帮助美国经济的种种神话。至于美国商界，那些在中国有直接投资的公司更是反对人民币升值，升值意味着它们的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这种意见强烈地反映在中国美国商会所编的2010年《美国企业在中国》中。该书指出：“美国政府过分强调了人民币汇率的严重性，目前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并未对美国的整体贸易赤字水平产生严重的影响，而是吸收了美国与韩国、日本等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赤字缩减额。”在许多情况下，供应美国的产品若不在中国生产，也会转移到墨西哥或越南等其他国家生产。人民币的重新估值不太可能给美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110)
从2005年到2011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总体升值幅度超过了30%。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也尽其所能地担负起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和义务。2011年中国对外经贸工作的重点是积极扩大进口、稳定出口、减少顺差。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4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开始积极鼓励消费，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立国，从投资驱动转为投资和消费双驱动。中国还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资本输出和外汇资产多元化管理和运用。2006年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年均超过40%，明显高于外商来华直接投资10%的年均增速。而增速最快的是对美投资。(111)中方在2011年1月《中美联合声明》中承诺“继续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112)2011年、2012年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形成机制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问题在双边关系中的敏感度降低，但并未完全消失。(113)
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对华汇率政治。美国相当依赖中国增持国债来稳定金融。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所说：“中美之间达成了某种形式的暂时妥协。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国的（隐形）支持，由美国财政和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货币危机将难以避免。”(114)
3．自主创新与政府采购问题
中国国务院在2006年颁布《科学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其中首次出台自主创新政策，以做强中国制造业，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改变中国制造产品处于国际产业链下端的状况。《规划》规定，国家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美国企业认为这使外资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是对外资企业的一种歧视性政策。2007年中国政府又颁布规划的实施方案，规定只有自主创新产品才能享受政府采购中的优先待遇。2009年11月出台的《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目录》规定了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标准，其中要求，产品的知识产权原始商标必须是中国国内所有并在中国注册。美商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政策“具有保护主义色彩”，“把外企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通过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政策、标准设定和要求、安全法规、补贴和竞争法律制裁，给予中国企业各种优惠待遇”。(115)美方尤其不满的是上述关于政府采购的规定。为此，中美双方进行了一再交涉。
这一问题成为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热点。中方明确表示，认定自主创新产品政策的“目的是鼓励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所有企业（包括外资设立的独资企业，也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以及中国本土的企业）加大研究开发力度，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重视提高产品质量，创造和形成更多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给消费者提供先进、适用和可靠的产品”。考虑到美、欧、日等国家和外资企业对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通知中的知识产权商标和申报时间表示的关切，科技部与有关各方，包括美、欧、日、韩等国在华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充分沟通，举行了20多次座谈会，在2010年认定的通知中对有关表述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基本解决了各方关注的问题，体现了非歧视、市场导向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116)在2011年中美两国《联合声明》中更明确指出：“中国的创新政策与提供政府采购优惠不挂钩”。(117)
4．美对华高科技出口的管制
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一直处于严格的管制之下，在奥巴马任内也没有松动，这是阻碍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美方一再承诺要重新审议，要予以放松，却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在多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在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中，中方屡屡提出此事，美方也一再作出承诺，却始终不见行动。在2012年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记者会上，商务部长陈德铭指出，双方在对话中从战略高度讨论了这一问题，美财长盖特纳表示中方不久会看到实质性变化。陈德铭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一诺千金，我们希望美国这么一个大国，能够三诺千金，在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上有实质举动。”陈德铭接着说，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是因为美国对华出口仍有2 400多个品种的限制。存在这样大量的出口限制，两国间贸易很难实现平衡，并且受损害的不仅是进口方，更多的是出口方的企业，希望美方充分认识到这一点。(118)中国领导人也对美方多次发出这样的呼吁，但美方一直没有实际行动。
三、人文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文交流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方面。2010年5月，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成立及历年的会晤，大大推动了两国宽领域、多层次、广覆盖的交流新格局的形成，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妇女、青年、旅游等各个方面，丰富了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深化了相互了解，以“润物无声”的独特方式厚植民意基础。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接见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时指出，人文交流在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已成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119)
（一）教育
教育无疑是两国人文交流一个富有成果的重点领域。1978年年底，52名中国学生公派前往美国，8名美国学生来到中国，成为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120)到2013年11月，美国10万人留学计划启动3年，累积已有67 543名美国公民到中国留学，完成计划的68%；中方“三个一万”项目累积落实12 466个中美人文交流专项奖学金名额，超额完成计划；累积派出9 449人赴美攻读或联合培养博士学位，完成计划的95%；累积邀请10 123名美国公民来华访问或者研修，超额完成计划。(121)2014年是两国人文交流的丰收年。美方“十万强”计划超额完成，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留学生来源国。双方计划三年完成的1 000所小学以“热爱自然、绿色生活”为主题的校际交流活动，不到一年就完成了。(122)
2015年中国教育部又启动“百千万”学生交流项目，在未来5年里，邀请100名美国青年精英访华游学；邀请1 000名美国优秀大学生来华学习，支持1 000名博士赴美重点高校留学；每年公派1万人赴美学习研修。(123)在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中方承诺在未来3年资助两国共5万名留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也欢迎美方把“十万强”计划从大学延伸到中小学，实现到2020年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的目标。(124)
在国家支持和规划的留学项目之外，更多的中国学生自费去美国留学。美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与美国际教育研究所2015年11月16日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至2015学年间，在美国高校就读的国际学生人数达到创纪录的97.5万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人数达到30.4万人，占总人数的31.2%，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学生多出17.1万人。(125)在第五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决定，中方将成立一个民间性质的中美人文交流基金，与美国“十万强”基金会对接，并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展项目，进一步推动更多美国学生来华留学。
近年来，中美合作办学成果斐然。截至2013年10月，中国教育部共批准中美大学间合作办学机构10个，合作办学项目159个，包括上海纽约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3所独立设置的中美合作大学，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等中美合作二级学院。在第五轮磋商中，双方同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在美国成立普林斯顿国际数理学校，这是中国教育部批准的首家由中国学校在美国创办的纳入美国基础教育建制的国际学校。
2014年7月在北京还启动了“千校携手”项目，以“千校携手，热爱自然，绿色生活”为主题，号召中美两国中小学增进交流与合作，增强环保意识。项目为期3年。
美国还是世界各国中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马里兰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建立了北美第一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17日签署建校协议，2005年3月8日正式招生开课。该院立足校园，面向社会，为大华盛顿地区开设各类汉语和中华文化课程，培训汉语教师，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成为当地各界人士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场所。截至2010年9月的5年多时间，该孔子学院及下属孔子课堂已拥有各类注册学员约460人，汉语推广影响到的学校达30余所，涉及人数几千名学生，开办各类汉语教学班70多班次，汉语水平考试参加人数2010年已超过百名，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近90场，参加人数达2万人，对于发展北美的孔子学院作出了贡献。(126)截至2015年6月，全球133个国家（地区）开办了487所孔子学院和894个孔子课堂，累计学员超过350万人。而美国是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已有107所孔子学院和451个孔子课堂，注册学生近30万人。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成为深化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127)
（二）科技
科技合作是中美建交后最早开展合作的领域之一。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问美国，和卡特总统亲自签订两国《科技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美两国将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地学、工程等诸多领域进行合作，并鼓励两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协定为期五年，以后多次续签。2016年4月科技部长万钢与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霍尔德伦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延期议定书》。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严格管制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两国科技合作也受到影响，一些对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尖端的科技项目的合作无从进行，如航天，美国一系列法律禁止两国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两国的科技合作只能在传播科学知识等比较普及性的层面进行。中美双方利用各种方式加强在科技领域的公开对话，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并探索青年科技工作者感兴趣的课题。在2013年至2016年间，中美青年科技论坛一年两次在两国轮流举行，数百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了论坛，论坛对促进他们的职业发展起良好作用。双方还各自选派青年学者、优秀博士生到对方国家、在对方导师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为未来研发合作奠定基础。关于清洁能源的合作是两国合作的一个突出领域。2015年在磋商中确定的一个项目是中美轨道交通装备联合研发：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同济大学、上海轨道交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等，以共同出资的方式在香槟分校成立“中美轨道交通装备联合研发中心”，搭建中美行业学术和技术交流平台，促进双方轨道交通装备技术共同发展。(128)在2016年的第七轮磋商中还确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建设上海张江—波士顿企业园，以积极发挥中美科技合作的辐射带动作用，并推动省州园区科技创新合作。在6月本轮磋商期间举办了上海张江—波士顿企业园揭牌仪式暨“中美科技园区合作创新论坛”。另一个是推进无锡市与麻州理工学院（MIT）合作：科技部支持无锡市锡山区与麻州理工学院产业联盟办公室（MIT-ILP）共建无锡锡山MIT-ILP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共建创新创业合作平台，推进双方开展技术合作研发、数据库共享、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双方人员定期交流互访，共同举办高层技术论坛。(129)
（三）文化
中美两国都是具有灿烂的多元文化的国家，两国文化交流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博物、展览、演艺、影视、民俗以及文化领域的学术交流等，各种活动目不暇接，美不胜收。2014年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出席“世界领袖论坛”并作主旨演讲。史密森学会与中国文化部合作，在2014年6、7月举办史密森民俗节中国主题活动。许多中国的文化单位都有美国的合作伙伴，如中国故宫博物院与弗吉尼亚美术馆；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苏州昆剧院与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等。双方的多个演艺团体到对方国家进行演出。2015年5月，在北京举办“相约北京艺术节——美国主宾国”系列活动。11月，美国EDI鹰龙传媒有限公司在洛杉矶举办“第十届中美电影节”。
2015年4月文化部和美国家人文基金会在美国举办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来自哈佛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中美知名大学和学术机构的20多位学者和专业人士出席了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培育合作：通过人文研究和创新架构文化桥梁”，分议题为“学术互译”、“大数据与人文研究”和“在线教育”。
2004年中美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签署合作协定，在华盛顿国家植物园内建设占地12英亩的“中国园”，由中国政府负责提供设计建设方案、园林建设的原材料、植物花卉、室内摆设等作为赠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由美方提供建设用地、建设基础配套服务和资金。作为在华府地区最大的中国式园林文化景观，该园将是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资金一半由美国政府提供，一半由民间人士募集。为此民间人士设立了全美中国园基金会，并创立维护基金及文化项目基金。(130)2016年9月两国元首杭州会晤推动了该项目的筹备工作。10月28日下午，中美共建中国园项目开工典礼在华盛顿国家植物园举行。崔天凯大使表示，这是落实两国元首杭州会晤成果的具体举措。中国园是中美友谊的象征，是两国人文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131)
（四）卫生
中美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合作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以及医学科学的发展，其重要性在应对“非典型性肺炎”中得到凸显。(132)卫生人才培养是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2015年启动“青年卫生骨干千人交流计划”。中方选派青年卫生骨干人员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工作，或赴美国知名大学学习；美方也选派青年专家来华交流、学习、指导。双方还实施了“中美百名医院院长互访计划”。(https://www.daowen.com)
在疾病防控方面，中美双方合作伙伴选择乳腺癌、宫颈癌作为关注重点。美国心脏病协会继续与中方伙伴就改善心血管疾病的应对进行合作。
2016年还在中国西安举办了第六届中美健康峰会（9月），以及第三届中美医院管理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办了中美健康城市论坛。
（五）体育
体育交流在中美关系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乒乓外交”成为两国关系解冻的先声。从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到中国武术团2011年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巡演，再到2013年10月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的NBA季前赛，体育交流受到两国民众广泛关注和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与美国国务院协商配合，邀请来自体育界诸多领域的领导人参与体育界的磋商，开展了各种运动项目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其中姚明曾经效力的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与中国同行的交流尤其突出。中国篮协选派联赛管理人员和裁判员赴美国参加由NBA组织的裁判员培训课程，NBA也每年派运动员、教练员或裁判员来中国举办各种培训班。
中国的传统武术、气功也走进了美国，中国武术协会应邀派专家和展演团队赴美推广武术运动，参加“中国文化周”，并举行武术研讨会；中国健身气功协会与美国太极拳健身气功中心合作，在美举办健身气功教练员培训班。
在竞技体育进行交流的同时，两国的体育合作还关注体育普及，重点开展青少年和残疾人体育的交流与合作。
（六）妇女
中美人文高层磋商对培养妇女领导力、保护妇女权益、反对家暴等给予了关注。中美妇女领导者举行了持续的交流对话。全国妇联与美国政府、高盛基金“一万名妇女项目”和其他公司和组织合作，在华举办两场女企业家精神研讨会。中华女子学院与美国威尔逊中心合作，举办女性领导力培训班。在关心妇女健康方面，全国妇联与高盛集团合作开展了提升预防乳腺癌知识和教育项目。全国妇联、美国国务院全球妇女办公室和全球清洁炉灶联盟合作开发推广使用清洁炉灶，既保护环境，又改善妇女及其家庭的健康与生活。
（七）青年
青年是两国关系的未来，人文磋商对开展两国青年交流十分重视，在两国青年从政者、青年思想者、学生领袖、青年公务员、企业家和金融工作者之间都开展了许多交流活动。双方还实施了“青年卫生骨干千人交流计划”，加强青年卫生人员的培训和合作研究。两国开展了以中国青年公务员、青年教师和青年工作者为主要对象的培训项目，包括邀请美方专家来华培训、组织中国青年公务员和团干部赴美开展培训等。
2015年两国还成立了中美青年创客大赛（China-US Young Maker Competition，CUYMC），这是由教育部主办，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清华大学、英特尔公司承办的一项中美两国青年交流的赛事。真格基金为大赛提供了特别支持。2016年大赛以“共创未来”为主题，关注社区、教育、环保、健康、能源、交通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结合创新理念和前沿科技，打造具有社会和产业价值的全新产品。大赛共设立包括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厦门、深圳、成都、西安、温州以及美国在内的十个分赛区。最终中国各分赛区的前六名以及美国分赛区的前十名，共计64支团队晋级决赛，参加8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办的总决赛。比赛促进了创客文化和生态建设，推动中美两国青年创客在创新领域的深度交流。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参与了本届比赛的承办。
（八）旅游
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1997年3月，《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办法》出台，并于当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政府正式允许旅行社开办组织公民出境旅游。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在中国“入世”以后，中国开放了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2004年中国全面开放赴欧洲旅游。2004年12月，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暐访美，与美商务部副部长格兰特·奥尔多纳斯签署《旅游合作谅解备忘录》。2007年，首届中美省州旅游委主任、局长合作发展对话会议在美举办，此后每年在两国轮流举办，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旅游的联合声明》。2008年美国正式成为中国开展组团业务的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美国因其幅员辽阔、文化多样、景色优美，是中国旅行者最想去的地方之一，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具体原因，包括旅途遥远、费用较高，以及签证程序复杂，去美国旅游的人数不到全部出国游的2%。2013年中国向美国公民发放了85万张赴华签证，当年有180万人次中国公民前往美国，为美国经济贡献了210亿美元，创造了近11万个就业岗位。(133)2014年11月起，中美双方为前往对方国家从事商务、旅游活动的对方公民颁发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大大方便了中国公民赴美旅游。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到美国的游客人数为7 750万人次，其中来自中国的游客接近260万人次，而2007年中国游客赴美人数仅40万人次。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时宣布，中美将在2016年举办“中美旅游年”。2016年2月29日，美商务部和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正式启动“中美旅游年”。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开幕式上表示，中方将以中美旅游年为契机，加大对美旅游开放和投资合作，实现今年中美双向旅游500万人次目标，把旅游打造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亮点。美国旅游推广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汤炳坤（Chris Thompson）表示，中美旅游年的设立，以旅游为切入点，推动美中互惠互利的长期合作关系。美中两国旅游业界将与政府部门协同合作，促进双向旅游。(134)
2007年至今，中美旅游往来规模累计突破2 200万人次，年均增长达7.6%，其中中国游客赴美年均增长18.4%。频繁的人员往来带动了旅游业成为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要增长点。据美方2015年10月的数据，2007年美国人出国旅游消费总支出为1 442.24亿美元，在中国消费47.74亿美元，占3.3%。2014年美国人出国旅游消费支出2 207.57亿美元，在中国消费240.19亿美元，占10.9%。2014年外国旅客在美消费1 456.77亿美元，其中中国游客消费506.3亿美元，占比达34.8%。(135)
(1) 《马英九就职演说》，2008年5月2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4cf08701009h39.html。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他的“三不”是针对三个不同的听众群体说的，“不独”是说给大陆听的，“不统”是说给美国听的，“不战”是说给岛内听的。See Ralph Cossa，“Taiwan's Three No's”，Korea Times，February 1，2008.
(2) Dennis V.Hickey，“Parallel Progress：US-Taiwan Relations During an Era of Cross-Strait Rapprochement”，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s（2015）：20，p.377.
(3) James B.Steinberg，“Administration's Vis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Keynote Address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September 24，2009，https://www.state.gov/s/d/former/steinberg/remarks/2009/169332.htm.
(4) 《中美发表联合声明，推进两国合作》，《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11月18日。
(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2010，http://nssarchive.us/NSSR/2010.pdf.
(6) Shirley A.Kan，Wayne M.Morrison，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11，2014，p.10.
(7) 《美学者评台湾学运：美国不会欢迎对立法程序的破坏》，2014年4月18日，http://news.ifeng.com/a/20140418/40003507_0.shtml。
(8) 《中美发表联合声明》，《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1月20日。
(9) “China-Taiwan：Recent Economic，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s Across the Strai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David Shear'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March 18，2010，www.state.gov/p/eap/rls/rm/2010/03/138547.htm.
(10) David Shear，“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a New Era of Negotiation”，July 7，2010，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0/07/144363.htm.
(11) 笔者对一位美国主流学者的访谈，2010年7月16日。由中国台湾地区的民间团体太平洋文化基金会主办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1月13日至14日在台北举行，28名大陆学者应邀出席，探讨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涉外事务等领域的诸多敏感议题。
(12) U.S．Department of Defense，“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y 7，2013，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510/10/7607720_284333134.shtml.
(13) Anna Fifield，Robin Kwong and Kathrin Hille，“US Concerned about Taiwan Candidate”，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5，2011，https://www.ft.com/content/f926fd14-df93-11e0-845a-00144feabdc0.
(14) 《前美在台高官包道格：马英九若连任，美国松口气？》，2012年1月13日。台海网，http://new.ifeng.com/taiwan/special/tw2012/content-3/detail_2012_01/13/11952653_0.shtml.
(15) Andrew Higgins，“Taiwan's Pro-China Chief Reelected”，Washington Post，January 15，2012.See Shirley A.Kan and Wayne M.Morrison，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June 15，2012，p.17.
(16) 颜嘉璐、吕汉威：《薄瑞光访台，蔡英文以谢票为由改由幕僚接见》，2012年1月30日。http://news.ifeng.com/taiwan/1/detail_2012_01/30/12191977_0.shtml?_from_ralated。
(17)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f Foreign Affair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ctober 4，2011，http://archives.republicans.foreignaffairs.house.gov/112/70584.pdf；Shirley A.Kan and Wayne M.Morrison，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June 15，2012，p.10.
(18) Hillary Rodman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East-West Center，Honolulu，Hawaii，November 10，2011，https://2009—2017.state.gov/r/pa/prs/ps/2011/11/176853.htm.
(19) Panetta's Speech at the Shangri-La Security Dialogue，June 2012，http://www.cfr.org/asia-and-pacific/panettas-speech-shangri-la-security-dialogue-june-2012/p28435.
(20) Shirley A.Kan，Wayne M.Morrison，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11，2014，p.15.
(21) Shirley A.Kan，Wayne M.Morrison，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11，2014，p.16.
(22) Jen Psaki，Daily Press Briefing，February 11，2014，https://2009—2017.state.gov/r/pa/prs/dpb/2014/02/221584.htm.
(23) 《习近平同马英九会面》，2015年11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11/08/c_134794144.htm。“United States welcomes Ma-Xi meeting”，November 15，2015，http://www.chinapost.com.tw/taiwan/foreign-affairs/2015/11/15/450984/United-States.htm.
(24) John Kirby，“Meeting Between Cross-Strait Leaders”，November 7，2015，https://groups.google.com/forum/#!topic/wanabidii/p5aSfLnCao8.
(25) Nancy Tucker，Bonnie Glaser，“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Abandon Taiwan?”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1，pp.23—37.关于这场辩论，详见陶文钊：《近来美国智库关于美对台政策的争论》，《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
(26) Randal Schriver，“Taiwan Faces Two Chinas”，July 9，2010，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0/jul/9/taiwan-faces-two-chinas/.
(27) 如见Randall G.Schriver，“Cross-Strait Trends and Implications”；Mark A.Stokes' Prepared Statement；Rupert Hammond-Chambers' Statement；David A.Shlapak，“Questions of Balance．The Shifting Cross-Strait Bala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Testimonies Befor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mmission，March 18，2010，www.voanews.com/.../Taiwan/us-experts-20100325-89189937.html。
(28) Deng Cheng，“Meeting Taiwan's Self-Defense Needs”，Heritage Foundation，Backgrounder，February 26，2010；Walter Lohman，“Defrost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Heritage Foundation，WebMemo, March 1，2011；Dan Blumenthal，“Rethinking U.S．Foreign Policy towards Taiwan”，http://shadow/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3/02/rethinking_us_foreign_policy_towards_taiwan；Rupert Hammond-Chambers，“Time to Straighten Out America's Taiwan Policy”，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014240527487045044045761838310151722.html；Rupert Hammond-Chambers，“Make Taiwan Part of the Pivot”，The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29，2012；Abraham Denmark and Tiffany Ma，“Don't Abandon Taiwan for Better China Ties”，http://globalpublicsquare.blogs.cnn.com/2013/09/12/d0nt-abandon-taiwan-for-better-china-ties/，etc.
(29) 历届国会中都会有个别这种声音，在第111届国会，众议员约翰·林德提出过类似决议案，在第113届国会众议员迈克尔·麦克考尔也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美国与台湾重建“外交关系”。Kerry Dumbaugh，Taiwan-U.S．Relations: Develop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CRS Report for Congress），July 30，2009，p.23；Shirley A.Kan，Wayne M.Morrison，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September 11，2013，p.42.
(30) Kerry Dumbaugh，Taiwan-U.S．Relations: Developme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CRS Report for Congress），July 30，2009，p.22.
(31) Shirley A.Kan，Wayne M.Morrison，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June 15，2012，pp.23—24.
(32) Shirley A.Kan，Wayne M.Morrison，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11，2014，pp.50—51.详见下文。
(33) S.3397（114th）：Taiwan Travel Act，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4/s3397；H.R．6047（114th）：Taiwan Travel Act，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4/hr6047.
(34) S.2426—114th Congress，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4th-congress/senate-bill/2426.
(35) 详见下文。
(36) 见本书第256页。
(37) 《台湾求购美制F-16C/D战斗机：久拖不决，欲罢不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10-08/20/content_20755093_2.htm.
(38) 参见郭建平：《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与台海和平稳定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39) 2011年5月笔者在纽约参加中美两国学者关于台湾问题的讨论会时，一些美国学者极力为售台F-16C/D进行鼓吹。
(40) Why Taiwan Matters，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ctober 4，2011．http://archives.republicans.foreignaffairs.house.gov/112/70584.pdf；“Letter to President Obama”，May 26，2011，http:/www./menendez.senate.gov/newsroom/press-release/menendez-urges-president-obama-to-expedite-sale-of military-aircraft-to-taiwan.
(41) 《美国181名众议员联署，促奥巴马售台F-16C/D战机》，台湾网，http://bbs.tiexue.net.bbs33-0-1.html.
(42) 参见郭建平主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与台海和平稳定问题研究》，第121页。
(43) 《台湾求购美制F-16C/D战斗机：久拖不决，欲罢不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military/txt/2010-08/20/content_20755093_2.htm，2013年9月10日。
(44)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ctober 4，2011，http://archives.republicans.foreignaffairs.house.gov/112/70584.pdf.
(45)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ctober 4，2011，http://archives.republicans.foreignaffairs.house.gov/112/70584.pdf.
(46) 《薄瑞光：F-16A/B升级和F-16C/D军购是两件事》，2011年9月22日，中国新闻网，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01-09/22/content_10309036.htm，2001年4月，布什总统曾经宣布大笔售台武器，其中包括了8艘柴油动力潜艇。笔者与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麦艾文谈及此事，他说，潜艇是布什政府的承诺，与本届政府无关。2011年5月20日对麦艾文的访谈。
(47) 童立群：《2014年台湾对外关系综述》，周志怀主编，杨幽燕、严峻副主编：《台湾·2014》，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94—95页。
(48) Why Taiwan Matters?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October 4，2011，http://archives.republicans.foreignaffairs.house.gov/112/70584.pdf.
(49) 《美方悍然升级美台军事交流，我国防部强硬表态》，2016年12月10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6-12/9796508.html；《美台升级军事交流将台推到悬崖边》，《参考消息》2016年12月28日。
(50) 《瘦肉精美牛获准入岛，台美贸易协商料重启》，《大公报》（香港）2012年7月26日A-20。
(51) Kin Moy，“Trends i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October 3，2013，https://china.usc.edu/kin-moy-trends-us-taiwan-relationship-october-3-2013-0.
(52) 童立群：《2014年台湾对外关系综述》，周志怀主编，杨幽燕、严峻副主编：《台湾·2014》，第94—95页。
(53) 郭建平：《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与台海和平稳定问题研究》，第73页。
(54) Shirley A.Kan，Wayne M.Morrison，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11，2014，p.15.
(55) Ibid.，September 11，2013，p.22.并参见张新平、杨荣国：《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影响》，《美国研究》2014年第6期。
(56) Barack Obama，“Statement on Signing Legislation Concer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Taiwan in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July 12，2013．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03907.
(57) 卢熙、修春萍：《2013年台湾对外关系综述》，周志怀主编：《台湾·2013》，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58) Shirley A.Kan，Wayne M.Morrison，U.S.-Taiwan Relationship: Overview of Policy Issues（CRS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 11，2014，p.25.
(59) 参见白晓雯、毕方圆：《台美免签成台当局炫耀资本》，《环球时报》2012年11月2日第10版“港澳台传真”。
(60) Jeffrey Bader，“Trump，Taiwan，and a Break in a Long Tradition”，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chaos/2016/12/03/trump-t aiwan-and-a-break-in-a-long-tradition/?
(61) 《外交部：王毅就特朗普同蔡英文通电话回答记者提问》，http://tieba.baidu.com/p/4886190018。
(62)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答记者问》，2016年12月3日，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421084.shtml。
(63) 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Press Briefing by Press Secretary Josh Earnest”，December 5，2016，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6/12/05/press-briefing-press-secretary-josh-earnest-12516.
(64) “Exclusive：Donald Trump on Cabinet picks，transition process”，December 11，2016，http://www.foxnews.com/transcript/2016/12/11/exclusive-donald-trump-on-cabinet-picks-transition-process.html.
(65) The White House，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Press Conference by the President”，December 16，2016.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6/12/16/press-conference-president.
(66) 特朗普就任后，国务卿蒂勒森和特朗普本人都对一个中国政策予以确认。
(67) 见第70页的表格。
(68) “U.S．Trade Facts”，http://www.ustr.gov/countries-regions/china-mogolia-taiwan/peoples-republic-china.
(69) 参见宋国友：《融合、竞争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再锚定》，吴心伯主编：《中美战略关系报告·2015》，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70) 《奥巴马出口倍增计划梦碎？》，2015年2月6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zxqxb/2015-02-26/content_13278574.html。
(71) 《美方认为更紧密中美关系惠及两国》，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5/02/c_11871044/htm。
(72)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17, June 7，2017．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7_en.pdf.
(73) Daniel H.Rosen and Thilo Hanemann，“New Neighbors 2017 Updated：Chinese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ongressional District，April 24，2017”，http://rhg.com/reports/new-neighbors-2017-update-chinese-fdi-in-the-united-states-by-congressional-district.
(74) 参见余翔：《奥巴马任内中美经贸关系评述》，《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1期。
(75) 宋国友：《从购买国债到直接投资：中国对美金融战略的新方向》，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编：《研究与参考》2014年第7期。
(76) 如2010年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华为兼并2wire和摩托罗拉旗下子公司，以及2012年三一重工美国子公司在美投资建风电场等。关于三一重工案件详见刘辉：《三一集团诉外资投资委员会与奥巴马案析》，郑秉文、黄平主编：《美国研究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77) 周世俭：《美国经济温和复苏，中美经贸将步入多事之秋》，刘古昌主编、沈国放执行主编、吴祖荣副主编：《国际问题纵论文集（2016—2017）》，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206—207页。这是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荣鼎公司关于中国对美投资统计数字远高于中国商务部，主要是包括通过第三地的投资。
(78)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prepared for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by Oxford Economics，January 2017，https://www.uschina.org/reports/understanding-us-china-trade-relationship.
(79) 孙海泳：《中美债务关系的相互依赖及影响》，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编：《上海美国评论》第1辑，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240页。
(80) 如见《2009年两会温家宝答中外记者问》，2009年3月13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enjiabao10nian/detail_2012_03/13/13165924_0.shtml。
(81) 参见余翔：《奥巴马任内中美经贸关系评述》，《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1期。
(82) 张宇燕：《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美国研究》2015年第6期。
(83) 《汪洋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加强对话 促进合作〉》，http://www.fmprc.gov.cn/ce/cohk/chn/xwdt/jzzh/t1057705.htm。
(84)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2013年7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7/13/c_116523398_2.htm。
(85) 郝洁：《中美BIT负面清单谈判的核心问题、美方关注及对策》，《国际贸易》2015年第7期。
(86)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四方面成果》，2014年7月11日，http://finance.21cn.com/news/macro/a/2014/07/11/21/27793588.shtml。
(87) 《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汪洋与雅各布·卢共同主持经济对话》，2015年6月25日。http://www.fmprc.gov.cn/ce/ceat/chn/zgyw/t1275905.htm。
(88)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2016年6月9日，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6-06-09/100952979_3.html。
(89) 宋国友：第三章《中美经贸关系》，吴心伯主编：《中美关系战略报告·2013》，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52—53页。
(90) 参见王荣军：《中美经贸关系：增长与平衡》，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91) 潘锐、余盛兴：《论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救济新趋势》，《美国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92) 王阳、袁军宝、孙晓辉：《赢了！中国轮胎保住对美出口市场》，《新华每日电讯》2017年3月12日。
(93) 宋国友：第三章《中美经贸关系》，吴心伯主编：《中美关系战略报告·2013》，第56—57页。
(94) 转引自贺力平：《美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中美经济关系展望》，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
(95) 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12年的民调，67%的被问询者认为中国对美国实施了不公平贸易。Bruce Stokes，“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Wage of the U.S．Election”，Stockholm China Forum，Paper Series，November 2012.根据皮尤公司的民调，2011年3月，53%的被问询者赞成与中国建立强劲的经济关系，40%的人赞成在经济上对华强硬；而到2012年10月，前者变成42%，后者变成49%，主张对华实行强硬经济政策的人明显增加。“Pew：Independents，republicans increasingly support tougher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October 4—7，2012，http://www.democraticunderground.com/10021629790.
(96) “特保”即“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
(97) 《WTO裁定轮胎特保案中国败诉》，2011年12月16日，http://news.cntv.cn/20101216/101794.shtml。
(98) 王荣军：《奥巴马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回顾与评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战略研究简报》2012特刊。
(99) Merle David Kellerhals，Jr.，“Obama and China's Hu Talk on U.S.-China Relations”，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24，2009，pp.5—6．并见潘锐、余盛兴：《论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救济新趋势》，《美国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100) 王阳、袁军宝、孙晓辉：《赢了！中国轮胎保住对美出口市场》，2017年3月12日。2017年3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取消对中国轮胎的额外关税，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7-03/12/c_136122312.htm。
(101) 参见张燕生：《全球失衡与中美在再平衡中的责任》，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2）》，第285页。
(102) 参见何兴强：《美国国内政治与人民币汇率问题》，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第289页。
(103) 同上书，第289—290页。
(104) 参见戴秉国：《战略对话》，第160页。4月5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推迟决定中国是否为“汇率操纵国”。
(105) 刘东凯、陈贽、陈鹤高：《胡锦涛会见奥巴马，称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贸易失衡》，2010年4月13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1351031.html。
(106)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何没深谈人民币汇率问题？》，2010年5月26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00526/n272347551.shtml/。
(107) 马继鹏：《萨默斯访华意在人民币》，2010年9月6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2639686.html。
(108) Timothy Geitner，“China's Currency Policies and the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Banking，Housing，and Urban Affairs，September 16，2010，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16，2010，pp.9—15.
(109) 《温家宝与奥巴马举行会晤：妥善处理分歧携手前进》，2010年9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9/24/c_12600271_2.htm；王荣军：《奥巴马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回顾与评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美国战略研究简报》2012特刊，第23页。
(110) 参见何兴强：《美国国内政治与人民币汇率问题》，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第298—299页。
(111) 参见张燕生：《全球失衡与中美在再平衡中的责任》，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2）》，第287页。
(112) 《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1月20日。
(113) 2015年8月11日，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启动汇率改革，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下调1000个基点，人民币当日贬值达到1.9%，创造21年来最大单日跌幅。截至2016年8月10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为1∶6.6530，一年间贬值幅度接近8.8%。人民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美元持续走强，世界所有主要货币，欧元、英镑、日元兑美元一概贬值，人民币的贬值幅度还是比较小的。
(114) 项卫星、王冠楠：《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美国汇率政治的制约》，《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
(115) 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企业在中国》，2011年版，第65—67页。
(116)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五场新闻吹风会》，2010年5月24日，http://live.people.com.cn/note.php?id=468100521111325_ctdzb_001#1。
(117) 《中美联合声明》（2011年1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1月20日。
(118) 《商务部长陈德铭：望美放宽出口管制“三诺千金”》，2012年5月3日，http://news.fznews.com.cn/guoji/2012-5-3/201253CxjIwlCOut21247.shtml。
(119) 《习近平：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重要支柱》，中国网，2015年3月16日，http://news.qq.com/a/20150316/064105.htm。
(120) 本书第七章第三节已经讲到2009年美中发起了互派留学生的计划。
(121) 郝平：《序言》，孙华、梁伯枢主编：《寻梦中国——中美人文交流初探》，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122) 刘延东：《2014年是中美人文交流丰收年》，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25/c_1115717038.htm。
(123)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深化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2015年6月19日，http://www.edu.cn/zhong_guo_jiao_yu/jiao_yu_bu/jiang/201506/t20150619_1276925.shtml。
(124)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成果清单》，2015年9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6/c_1116685035.htm。
(125) 《中国留美学生达30万，一年在美高校花费达98亿美元》，2015年11月1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d156550102vzqw.html。
(126) 《美国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www.hanban.edu.cn/node_6661.htm。
(127) 《美国目前共有107所孔子学院，注册学生近30万》，http://edu.qq.com/a/20150620/017094.htm。
(128) 《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成果清单》，2015年5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25/c_1115722660.htm。
(129) 《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清单（全文）》，2016年6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6/08/c_1119007835_2.htm。
(130) 《美国民间团体为华盛顿植物园内建中国园呼吁》，2007年2月23日，中国新闻网，http://news.qq.com/a/20070223/000955.htm。
(131) 《中美共建中国园项目开工典礼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2016年10月29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1029/c1002-28817768.html。
(132) 见本书第48—49页。
(133) 何慧：《当代中美民间交流史（1969—2008）》，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
(134) 本段资料主要由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中心唐晓云教授提供。
(135) 余翔：《奥巴马任内中美经贸关系评述》，《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