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的建立
中美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的建立
21世纪中美关系的又一个特点是，两国关系的机制化越来越加强。从1979年建交以来，两国之间就逐渐建立起一些定期的磋商机制和合作平台，比如在中美建交的头两年，两国政府部门之间达成的条约和协定就有27项之多（中国政府部门与美国公司或两国公司达成的协议、合同不计在内），其中有的协定就转换成了固定的机制。而《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邓小平在1979年1月底2月初访美时和卡特亲自签订的，同时建立了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China-U.S．Joint Commiss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以规划和协调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活动，每两年在两国首都举行会议。这是中美两国政府间的第一个正式机制。邓小平与卡特还商定成立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China-U.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JEC），以协调和监督两国经济关系有序发展，成为两国在经济问题上相互沟通和磋商的平台。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980年9月16日至18日在华盛顿举行。随着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又于1983年成立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China-U.S．Joint Committee of Commerce and Trade，JCCT），为推动和加强双边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解决贸易争端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年底，温家宝总理访美时，两国领导人商定提高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级别，由中国副总理担任中方主席，美方由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任共同主席，联委会升级成为两国间最高层次的双边经贸磋商机制。这些机制是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实际需要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一旦建立，就对两国各方面合作的深化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到2008年，两国之间的这种双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已经达到40多个。(1)在乔治·沃克·布什政府时期又新增加了不少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台湾问题和朝核问题。这既是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两国在管控这些问题上又存在着共同利益，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这就使中方想到，如果两国能建立起战略对话机制，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出中美两个大国合作共赢的一条新路，对两国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2)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在智利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12次峰会期间会晤布什总统，提出定期举行双边战略对话的建议，以加强两国之间在重大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上的沟通、磋商和合作，得到布什总统的积极回应。11月底12月初，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作为中国特使访美，具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双方确定对话每半年举行一次。2005年3月，新任国务卿赖斯来华访问。温家宝会见了她。赖斯表示，美国“把中国视为可靠的好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应对许多问题”，强调了中美关系对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重要意义。(3)在访问中双方敲定了第一次对话的议题。但是在对话名称上，美方不赞成使用“战略对话”的名称，提出把对话称为“全球对话”、“全面对话”、“定期高级别对话”。中方采取务实态度，没有在非实质性问题上计较，双方商定各自表述，中方仍坚持使用“战略对话”，美国则称它为“高层对话”（senior dialogue）。中方提出，战略对话不搞文件，不搞公报，也不涉及过于具体的问题。要搞战略对话，必须注重思想层面和心灵情感的沟通，力争把两国的大政方针谈深谈透。如果双方通过沟通交流能够达成一些共识，然后再把这些共识体现到各自的政策中去，目的就算达到了。(4)
2005年8月1日至2日，中美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主持了对话。中方重点介绍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思想，以大量事实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促请美国用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今天的中国，同时也用相当长的时间来阐述中国对美国的基本看法以及中国对美政策的基本考虑。戴秉国强调，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长期方针是要友好，不要敌视；要合作，不要对抗；要互相信任，不要互相猜疑；要平等相待，不要强加于人；要共同发展，不要损人利己。中国是适合当今时代要求的国际秩序的建设性塑造者，而非破坏者。佐利克表示，美国充分尊重中国的世界影响和利益，关注中国在亚洲的特殊地位。同时认为，美国在安全上、经济上属于亚太合作机制的一部分。美中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具有共同利益，应该探讨双方如何共同承担责任、分担责任。(5)双方重申，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美保持和扩大合作，对促进当前和今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双方还达成共识，将共同作出努力，阻止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四国联盟”提出的扩大安理会的决议草案，以免引起联合国的分裂。(6)
对话以后，佐利克在美国驻华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对对话表示非常满意，说：这不是照本宣科的会议，而是自由讨论。讨论非常开放，双方既有机会阐述自己的看法，也有机会向对方提出问题，相互倾听和学习，这是两国合作共事的重要部分。他表示，美国对于与中国构建更深入的合作关系极感兴趣，双方要找到更有效地一起工作的领域，同时在有分歧的领域来管控分歧。当时，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第四轮会谈第一阶段会议正在北京紧张进行，当被问到会谈情况时，佐利克说：“中国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工作来满足各方的要求……中方确实在努力使本轮会谈达成一项决议。”(7)由于双方都感到对话有益，决定本年晚些时候举行第二次战略对话。
第二次战略对话于2005年12月7日至8日在华盛顿举行，双方仍由戴秉国和佐立克领衔。在对话前夕，戴秉国会晤了基辛格和斯考克罗夫特。基辛格说，中美关系关键是解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即美方是把中国看成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还是一个潜在的对手。如果美中两国陷入冷战，那么谁也不会成为赢家，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斯考克罗夫特则表示，从美中各自的利益和抱负看，美中双方没有任何不能合作的理由。苏联怀有的政治雄心和军事抱负只能在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但是美中之间不是这样。(8)
在第二次战略对话中，中方主要结合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阐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理念，强调了应该继续扩大两国利益汇合点，妥善管控分歧，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成为不同制度大国间长期和平相处、平等合作的典范。戴秉国请佐利克详细说明“利益攸关方”的含义。佐利克表示，这个提法不仅指中美两国存在着共同利益，而且指中美关系应该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能够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为维护和完善今天的国际体系作出贡献。他说，“利益攸关方”的反义词是“搭便车者”。他之所以提出“利益攸关方”这个概念，是试图给美国人民观察今日中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促使他们去思考，美中能不能在当今国际体系的大框架内开展合作，应该怎样合作。戴秉国阐述了中国既是现存体系受益者，也是塑造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思想，希望美国做中国和平发展的合作者、促进者、支持者，而不是旁观者、批评者、阻挠者。(9)
在对话的大框架下，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与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商业、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夏娜就经济政策问题展开对话，包括了能源、投资、部门改革、宏观经济政策等内容。对话也涉及了广泛的国际问题，包括中美两国如何在朝核、伊朗核、伊拉克、阿富汗问题上进行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艾瑞里当天下午谈到此次对话时说，双方的观点不会完全一致，但“对话的目的就是使双方对相互间在国际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有最新的了解”。佐利克在对话后的记者会上说，战略对话的目的是放眼全球，讨论美中关系的战略框架。(10)
对话之后，美方作了意味深长的安排。10日，佐利克亲自陪同戴秉国前往纽约州罗斯福总统故居海德庄园参访。那天天降鹅毛大雪，美国东部地区的民航机场全部关闭。佐利克找来一架小型军用飞机冒雪前往。走进罗斯福图书馆，佐利克特意领着戴秉国看了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时亲手绘制的“四警察图”。罗斯福是战后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之一。根据罗斯福当时的设计，联合国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占据核心的位置，联合国安理会将负责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其常任理事国由美、英、苏、中“四大警察”组成。佐利克是想强调中美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的历史，强调中美都是战后国际体系的创始成员，应该共同承担起维护现存国际体系的重大责任，并联手来建构新的国际秩序。(11)
第三次对话于2006年11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对话原定于6月举行，由于佐立克6月去职，而美国务院一直未任命常务副国务卿，导致对话推迟。美方首席代表是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中方首席代表是杨洁篪副外长。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约瑟夫也参加了对话，强调了朝核和伊核问题的重要性。2006年六方会谈处于停滞，朝鲜还进行了导弹试射（7月）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10月），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伊核问题升温，中美在安全战略事务上进行沟通的需求更为迫切。赖斯在伯恩斯行前于11月3日接受布隆伯格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伯恩斯的东亚之行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的第1718号决议，以及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的前景。(12)双方就相关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中美战略对话有助于增进互信、扩大共识、拓展合作，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第四次对话于2007年6月20日至21日在美国华盛顿和马里兰州怀河会议中心举行。由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共同主持。内格罗蓬特是资深职业外交官，曾陪同基辛格访华，两次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八次出任大使，伊拉克权力交接后任驻伊拉克大使，后又任国家情报总监和总统首席情报顾问。对话一开始，中方把他当年随基辛格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与他握手的照片赠送给他，令他喜出望外。对话的主要议题包括东北亚安全、能源和环保、伊朗和达尔富尔及其他国际热点。5月1日，内格罗蓬特在美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崛起，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事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及更广泛范围的政治和外交影响也不断扩大。美国意识到并且接受这种事态的发展。美国必须鼓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稳定的作用。”他高度评价战略对话说，“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是我们庞大的不断发展的双边关系的核心部分”。(13)
当时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全力推动所谓“入联公投”，防止“台独”重大事变的发生成为本次对话的一个主要议题。中方强调中美双方必须防患于未然，采取更坚决、更果断、更有效的措施，彻底阻断陈水扁的“台独”冒险之路。内格罗蓬特重申了美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注意到了中方的关切和担忧，美方将密切关注台海局势发展，不愿看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4)
第五次对话于2008年1月17日至18日在戴秉国的家乡贵州省贵阳市举行，仍由戴秉国与内格罗蓬特主持。对话之前，内格罗蓬特在与温家宝总理的会晤中表示，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利益，美方希望同中国加强全面对话与合作。美国多次表明的反对台湾当局搞“入联公投”的立场是明确的。(15)
在对话中，中方介绍了不久前举行的中共十七大的情况，特别谈到，世界发生了并在继续发生着巨大、深刻的变化，各国都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适应世界的变化。双方对于在2008年继续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达成共识。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丁进攻少将、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詹姆斯·辛恩参加了此次对话。这是两国防务部门首次派人参加对话。双方就增进中美战略互信，包括军事互信等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
第六次对话于2008年12月15日至16日在华盛顿举行，仍由戴秉国与内格罗蓬特共同主持。此次对话适逢中美建交30周年，美国又正处于两届政府交接的时刻，双方强调了两国关系要顺利过渡。内格罗蓬特表示，布什总统本人对美中关系在他任内取得这么好的发展深感骄傲，将其视为他作为第43任美国总统最重要的外交遗产之一。双方同意，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反恐、防扩散、能源安全等方面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双方高度评价3年多来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应努力维护好、发展好这一机制。对话结束后，内格罗蓬特特地给戴秉国发来感谢信，其中说：“我们两人通过对话机制的接触十分有价值，而且令人振奋。我一定会建议将这个对话机制延续下去。”(16)
对话前夕，12月11日，戴秉国在布鲁金斯学会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晚宴上发表演讲，指出，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事实表明，中美关系是互利共赢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双方有理由、有责任共同推动两国关系获得更大发展，使之成为两个有着不同社会制度和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大国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型关系。(17)
中美六次战略对话的举行对于两国就战略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问题及双方共同关心的紧迫问题进行深入沟通，协调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在外交关系的实践中，双方每天都会面对着许多具体问题，(18)如果不从这些具体问题中跳出来，从全局从长远来看待两国关系，就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战略对话正是给了双方一个极好机会，摆脱具体问题的束缚，就各自的总体战略构想、外交政策、各自的战略利益和战略意图、对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这对双方减少相互猜疑，增强战略互信无疑具有极大价值。战略对话又是务虚和务实相结合的。那几年中，中美关系中的两个突出问题是，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活动和朝核问题，战略对话对于巩固和发展中美在维护台海稳定的共识、对于双方协调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具有很大帮助。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建立还大大拓展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2005年以后，两国负责非洲、南亚、中亚、拉美、中东地区事务的官员开始经常进行直接交流和对话。时任助理国务卿帮办的柯庆生说，十年前，两国负责这些地区事务的官员也许互不相识，连名字都不知道，而现在他们经常坐在一起讨论。由于两国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和处理常有差别，这种交流和沟通，以及中方提供的丰富经验是非常有益的。(19)
在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建立起来的另一个重要的机制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发起对话的最初动议来自2006年7月出任布什政府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保尔森在高盛集团任职32年，曾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来过中国70次之多，在中国有广泛的业务关系，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人脉资源。布什总统延揽保尔森入阁，着实下了不少功夫。保尔森起初婉言谢绝了布什的邀请。布什政府的前两任财长保罗·奥尼尔和约翰·斯诺都不是总统核心决策圈的。保尔森担心自己加入了政府也只是做“传声筒”而已，不能真正主政。布什与他作了长谈，答应给他比斯诺及奥尼尔更大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决策权，他的实际权力会与国防部长、国务卿不相上下。保尔森这才答应了。(20)布什于2006年5月30日正式提名保尔森出任财长，接替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的约翰·斯诺。
保尔森入阁与佐利克辞去副国务卿的时间（2006年6月）几乎吻合。举行战略经济对话是佐利克向保尔森提出的一个建议，也是佐利克从自己主持战略对话中得出的经验之谈。(21)当时布什政府对华决策班子基本上是“三驾马车”：保尔森主管对华经济政策，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着重台湾问题，助理国务卿希尔则专注于朝核问题。(22)保尔森深知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并向布什强调这一点，建议两国建立固定的机制，就各自的经济财政政策、就世界经济形势进行定期沟通，促使中美经济关系中突出问题的解决。布什接受了这个建议。2006年8月21日，胡锦涛应约同布什通电话，双方均希望加强在经济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就建立对话机制达成共识。(23)
为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9月19日至22日，保尔森作为总统特别代表访问中国。行前，保尔森在财政部的一次会上发表讲话，阐述美中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经济史上最激动人心的转型”，中国的繁荣和稳定，中国作为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意愿”维护当今全球经济和财政系统健康的利益攸关方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美中关系必须被看作对两国都具有巨大潜在利益的一种长远的战略机会，而不应被看作一种威胁，“我们不惧怕中国的竞争，我们欢迎这种竞争”，“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中国会超过美国，而是中国不再继续进行维持其增长所必需的改革”。他强调，两国关系要求“在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长期的战略接触”，并对保护主义提出了警告。这正是他倡导战略经济对话的目的。(24)
20日下午，吴仪副总理与保尔森财长就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事宜进行深入讨论。吴仪赞同保尔森的说法，中美两国已在全球经济中密不可分，息息相关，认为中美经贸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迅速，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两国经贸合作快速增长中出现一些分歧和摩擦在所难免，双方应按照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处理，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保尔森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非常重要，两国经济联系已十分密切；布什总统高度重视加强两国经贸关系，对华合作是美国政府对外关系的优先目标之一，为此美中应建立战略经济对话与合作，以更好地定位两国经济关系，并促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繁荣。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5)会谈结束后，中美双方发表《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对话将每年举行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吴仪和保尔森分别作为双方领导人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对话。这个对话并不取代两国之间现有的其他磋商机制，如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科技联委会。布什并在9月20日发表声明，强调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美中两国的经济是全球增长的引擎。我们必须确保两国人民从我们的经济关系中得到同样的好处，确保我们两国合作共事来应对经济挑战和机会。”(26)在布什政府任内一共举行了5次对话。
首次对话于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双方阵容庞大：美方代表团包括了5位内阁部长和美联储主任，中方包括经济、财政和金融相关部门的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双方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5个专题、11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话坦率而富有成果，既加深了相互了解，也为加强双方合作提供了新契机，达成一系列实质性协定，包括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银行；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同意于2007年1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等。
第二次对话于2007年5月22日至23日在华盛顿举行，吴仪副总理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包括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十多位高官，整个代表团人数多达一百六七十人。出席对话的美方官员占到布什政府15名内阁成员的近一半。除财长保尔森外，还包括农业部长迈克尔·约翰斯、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莱维特、运输部长马里·彼得斯、能源部长萨姆·博德曼，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环境保护署署长斯蒂芬·约翰逊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也参加会议讨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致了开幕词。双方重点就影响中美经济关系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集中在服务业、能源与环境、经济平衡增长和创新四个议题。对话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包括：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27)两国达成新的航空协定，在2012年前将两国间的直飞航班增加一倍，客机航班由当时的每天11个增加到23个，到2011年取消货运航班的绝大多数限制；宣布启动中国旅游团队赴美旅游的联合声明；中美争取在中国合作开发15个大型煤层气项目，以推进清洁煤技术；以及两国在养老金、失业保险、知识产权等领域达成的协议或备忘录。保尔森在对话结束后表示：“这些成果是在漫长战略道路上的路标，使我们建立起信心，并且鼓励我们继续一起前进。”运输部长彼得斯会后说：“我们日积月累地使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越来越容易、便宜和简便。”(28)
2007年12月12日至13日在河北省香河举行的第三次对话主题是“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美双方超越对短期经贸热点问题的简单关注，从战略高度对今后一段时间内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综合思考。双方就在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和环保、透明度、投资、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经济平衡增长、创新等8个领域开展合作达成了31项共识，签署了多项协议。对话在金融服务业开放问题上取得突破，包括中方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公司包括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允许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公司债券，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法人银行发行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债券等；在食品、药品、医疗产品等多个项目上签署了促进出口安全的备忘录；在环保方面签署了加强发展生物资源转化燃料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意建立工作组，研究两国能源和环境领域的10年合作规划。对话结束后，吴仪和保尔森共同会见记者。吴仪表示，本次对话充分体现了中美双方平等互利、强化战略互信、切实照顾彼此关切的基本精神，不论是在对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发展的认识和战略定位方面，还是在战略对话与其他经济机制之间的关系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29)
第四次对话于2008年6月17日至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主题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由于吴仪副总理退休，此次中方主持人为副总理王岐山。对话着重讨论了双方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机遇、金融和宏观经济周期的管理、人力资源投资、贸易与竞争力、扩大投资。对话取得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一是两国正式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早在2005年6月30日，两国政府就在华盛顿举行首次能源政策对话。8月，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形成，能源安全问题正式纳入对话范围。在历次对话中，能源和环境都是双方讨论的重要领域。在此次对话中，双方正式签署《十年合作框架》这一两国能源环境合作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的文件，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将超越美国总统换届。《十年合作框架》确立了五个目标，建立了五个相应的工作小组，启动了每个目标下开展实质性合作的行动计划：清洁、高效有保障的电力生产和传输；清洁、高效的交通运输；清洁的水；清洁的大气；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等。文件既明确了两国合作的方向，又设定了具体的议程，有利于两国长期稳定的合作，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布什积极评价这一文件，指出：“它表明两国在该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态度是认真的。双方应确定长期目标，共享环保技术。”(30)保尔森表示：“通过《十年合作框架》，我们两国政府将把两国实业界、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机构都组织起来共同探索新的理念，分享知识，使新技术商业化。这种以多学科的方式进行的工作将促进我们两国的有效合作。”(31)他认为《十年合作框架》是“中美对话最重要的成果之一”。(32)
与此相关的是，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断开拓合作的具体领域。1995年中国气象局与美国能源部就已经开始了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2003年起，中美召开气候变化工作组会议，2006年5月，中美首届气候变化论坛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成功举行。2007年10月24日，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宴上发表演讲，将气候变化列入美中两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的五大全球性挑战之一，并强调，中国必须在全球性的会商中占有一席之地。(33)
另一重要成果是正式宣布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的谈判。保尔森表示，“这个协定一旦达成将发出清晰的信号，我们两国欢迎投资，并将以公正和透明的方式对待彼此的投资者”。(34)
此外，双方还就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及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贸易和竞争力、投资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备忘录及协议。双方还深入探讨了美国次贷危机、全球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
第五次对话于2008年12月4日至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时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世界经济面临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11月，二十国集团（G20）首次峰会在华盛顿举行。11月5日，保尔森的特别助理、美国财政部主管对话的特使艾伦·霍尔默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发表演讲，阐述中美经济关系。他说，在当前世界金融动荡的时刻，美中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变得更加明显了。两国现正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最富有成果的关系，这部分地归功于战略经济对话这个两国之间最深入的对话。他肯定地说：“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对我们的生产商、出口商和投资者都是机遇”，“我们相互从贸易、投资和深化的交流中获益”。他呼吁下任总统为建立“正确”的美中经济关系而努力。(35)12月2日，保尔森在来北京之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已经发展出双方交流的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节奏。美国内阁的半个班子和中国同行每年见面两次，进行对话，建立互信，在有误解和危机的地方共同工作，在一切可能的领域拓展合作。我们建立起了对我们合作共事的能力的信心。而在每两次内阁级对话之间，我们有数百次的会议、视频对话、电话会议来推动问题的解决。”(36)
第五次对话围绕“奠定长久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石”这一主题，就管理宏观经济风险和促进经济平衡增长的战略、加强能源和环境合作、应对贸易挑战、促进开放的投资环境、国际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对话中表示，当前中国着力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已经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将紧缩的货币政策转变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商务部长陈德铭表示，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最近的波动“完全正常”，中国不依靠贬值来推动出口。财政部长助理朱光耀表示，中方希望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这对于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极为重要。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是要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重要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37)双方还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保尔森表示，框架协议和一系列绿色合作伙伴关系意向书的签署标志着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取得新进展。通过在混合动力汽车、农村地区的可持续经济振兴、清洁与节能的港口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中美双方将携手应对两国面临的能源紧张和环境问题。(38)
在对话结束时，王岐山表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确立两年来，累计取得189项成果，双方还就中美一系列双边领域以及国际经济金融问题、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包括落实二十国集团峰会达成的共识等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保尔森表示，对话使双方找到了一种最为直接有效的解决复杂问题的途径。两年来，双方团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确立了许多重要的原则。他表示相信，这些原则的精神和对话取得的成功经验将会继续下去。(39)美国助理国务卿布莱克在作为第五次对话一部分的中美创新与产业化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布什政府已经向奥巴马团队充分说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性，这个机制也在美国社会各界得到广泛认同。但新政府上任后，对话以何种形式延续，还要由奥巴马政府来决定。(40)
2009年1月是中美建交三十周年。1日，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互致贺电庆祝。胡锦涛在贺电中说，30年来，中美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更加突出。事实证明，中美建交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了时代潮流，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也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布什在贺电中说，30年来，双方在商贸、教育、科学、体育、艺术等各个领域共同架起了交流与合作的桥梁。过去8年来，两国政府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具有建设性和合作性。双方在应对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核武器扩散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取得了进展。在推动市场开发并使其成为培育经济活力与发展的最有效方式方面，美中两国也发挥了全球性领导作用。(41)
1月12日至13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在北京隆重举办了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研讨会。美国前总统卡特、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大使雷德以及历任驻华大使来华出席了讨论会。
卡特前总统在开幕词中充满信心地表示，“我相信在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的岁月中，我们将看到美中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为我们的人民和世界其他各国的人民带来更大的成就”。布热津斯基阐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意义，他说：“考虑到两国在全球的重要性，我们两国之间这种建设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基辛格表示：“过去三十年，我们共同为世界的稳定作出了贡献。在未来的三十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将帮助世界重新确立一个全新的架构。”(42)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说，他在任期间见证了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出现的一段困难时期，“但在困难情况下，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高瞻远瞩，着眼两国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着眼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共同引导两国关系走出了困局，重新回到了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前国务委员唐家璇说，他担任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的十年是“中美关系跨世纪发展的十年，是不平凡的十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沿着建设性合作的轨道不断前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3)
讨论会前，胡锦涛主席会见与会的美方贵宾。卡特对胡锦涛说，在他访华之前，与当选总统奥巴马进行了单独会晤，还会见了老布什、小布什以及克林顿等历任美国总统。他向奥巴马解释了他此次访华的目的。奥巴马要他转达对胡锦涛主席的问候，并称，他将致力于继续发展保持了三十年的中美双边关系。(44)
1月12日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宴会”，习近平副主席出席并发表题为《携手共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讲话。习近平表示，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同中美关系的长足发展并行不悖不是偶然的，这充分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美关系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战略对手，中美关系是互利共赢关系而不是零和竞争关系。中美合作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亚太，有利于世界。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应该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和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卡特前总统在致辞中愉快地回忆起30年前他任总统时中美建交及邓小平访美的情景。他说，美国政府即将换届，美中两国应继续坚持相互尊重的原则以及30年来两国培育起来的相互理解、耐心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美中加强合作对两国、对世界都非常重要。(45)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举办了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图片展，1月12日至17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1月下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市尼克松图书馆展出，此后在华盛顿、纽约、休斯敦和亚特兰大进行了巡展。
(1) 如见吴心伯的统计，《世事如棋局局新——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第156—169页。
(2) 戴秉国：《战略对话》，第115页。
(3) “Secretary Condoleezza Rice' Remarks with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March 20，2005，Washington File，March 21，2005，pp.3—4.(https://www.daowen.com)
(4) 戴秉国：《战略对话》，第118—119页。美方不赞成用“战略对话”，理由是政府中有人认为美国与盟国日本、韩国的对话才是战略对话，如果与中国的对话也称为strategic dialogue，那就与美日、美韩的对话没有区别了。对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的访谈，2006年3月16日。
(5) 戴秉国：《战略对话》，第121—123页。
(6) 当时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尤其是在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出现了一场尖锐的斗争。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组成了所谓“四国联盟”，企图在2005年联合国大会上获取常任理事国地位。尤其是日本，一方面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邻国的战争责任和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不加深刻反省，采取“恶邻态度”；另一方面依仗其雄厚的财力，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抛金撒银，收买拉拢，企图购买支持其“入常”的选票。意大利、巴基斯坦、韩国等数十国参与的“团结谋共识”运动也极力反对“四国联盟”，在“扩常”问题上形成了分歧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支持日本“申常”，既违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会造成联合国的分裂。《国际时评：欣见中美战略对话第一成果》，2005年8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8/05/content_3312809.htm。
(7) “Deputy Secretary Robert Zoellick's Remarks at U.S．Embassy，Beijing”，August 2，2005，Washington File，August 4，2005，pp.2—6．戴秉国在回忆录中说，这次对话谈得很好，出乎双方原先的预料。谈到中午，该用午餐了，美方说还有好多问题没谈，一边吃饭一边继续谈。下午接着谈，一直谈到晚上7点。佐利克意犹未尽，对戴秉国说：“这次没谈完，你还得赶紧来一趟华盛顿，我们继续谈。”可见战略对话的开局非常顺利，也说明双方对对话的态度都是认真的、积极的。戴秉国：《战略对话》，第119页。对话一个多月以后，佐利克就发表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讲话。
(8) 戴秉国：《战略对话》，第125—126页。
(9) 同上书，第127—129页。
(10) “Senior Dialogue Examines Framework of US-China Relatonship”，December 8，2005，Washington File，December 9，2005，pp.8—10.
(11) 《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117/105666.shtml；戴秉国：《战略对话》，第130—131页。
(12) Howard Cincotta，“U.S．Conducting Strategic Consultation in Asia”，November 4，2006，Washington File, November 6，2006，p.3.
(13) 《中美战略对话今开幕，戴秉国和内格罗蓬特率团出席，主要讨论全球性议题》，http://old.jfdaily.com/gb/jfxww/xlbk/xwwb/node24342/node24351/userobject1ai1702293.html；John D.Negroponte，“The Future of Political，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May 1，2007．https://2001-2009.state.gov/s/d/2007/84118.htm。
(14) 戴秉国：《战略对话》，第136—137页。稍后，8月28日，内格罗蓬特对民进党当局的“入联公投”给予了严厉批评，见本书第118页。
(15) 《美副国务卿：美反对台当局搞“入联公投”立场明确》，2008年1月16日，http://www.huaxia.com/xw/dl/2008/00747163.html。
(16) 《中美举行第六次战略对话》，2008年12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12/16/content_10512402.htm；戴秉国：《战略对话》，第143—147页。
(17) 《戴秉国在布鲁金斯学会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晚宴上的演讲》，2008年12月11日，http://wcm.fmprc.gov.cn/pub/chn/gxh/tyb/zwbd/dszlsjt/t526065.htm。
(18) 曾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1998—2000）的李侃如曾对笔者说，他在国安会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处理许多具体事务上，比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要来美国治疗眼疾，同意不同意他来？如果不同意，什么理由？如果同意，什么时候让他来？总统要不要去看望他？如果不去，有什么说辞或借口？如果去看望他，什么时候？多长时间？总统说些什么？所有这些具体的细节，局外人是想象不到的。笔者对李侃如的访谈，2002年7月。
(19) Thomas Christensen，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New York：W.W．Norton Company，2015），p.218.
(20) 《盘点华尔街六大人物：有人欢喜有人忧》，2018年12月24日，finance.cctv.com/20181224/105160.shtml。
(21) 戴秉国：《战略对话》，第135页。
(22) 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保尔森之所以能在布什政府对华政策中起到主导作用，有三个原因：第一，他强调经济关系在中美整体关系中的重要性；第二，他与布什关系密切；第三，他在中国享有较高威望，与中国高官互动频繁。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史文的访谈，2014年11月17日。
(23) 保尔森在回忆录中写道：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决定在两国之间启动我们称之为SED（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的机制。总统在此事上给予我“超内阁”的地位，让我领导和协调其他内阁部长。我认为这个对话机制是管理我们和中国经济关系的最好办法，因为在我看来，中美关系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和中国的交往被淹没在大约上百个分散的、低层次的交流上，急需协调和优化……我试图创建一个自上而下的机制，用以解决长期的关切，并且能带来近期成果。Henry M.Paulson Jr.，Dealing with China．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New York，Boston：Twelve，2015），p.178.
(24) Andrzej Zwaniecki，“U.S．Treasure Secretary Casts U.S.-China Relations as Opportunity”，September 13，2006，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14，2006，pp.5—6.
(25) 《吴仪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会谈》，2006年9月21日，http://www.asdj.cn/view.asp?id=24798。
(26) “United States，China Create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ptember 20，2006，Washington File，September 21，2006，p.5.
(27) 包括逐渐拓展合资公司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其中有证券经纪、自营交易和资产管理。所谓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定额增加了3倍，从100亿美元增加到300亿美元，配额的增加，使世界上十多家大型投资机构受益。它们现在可以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更大份额的人民币股票了。Henry M.Paulson Jr.，Dealing with China．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p.212.
(28) “U.S.，China to Extend Air Travel，Cooperate on Clean Energy”，May 23，2007，Washington File，May 23，2007，pp.12—13.
(29) “Third U.S.-China Economic Dialogue Ends with Multiple Agreements”，December 1，2007，Washington File, December 1，2007，p.3；吴仪：《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圆满成功”》，2007年12月14日，http://www.huaxia.com/xw/rdsmwz/2007/00730889.html；《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全文）》，2007年12月14日，http://www.huaxia.com/xw/dl/2007/00730228.html。
(30) 《〈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签署，布什会见王岐山》，2008年6月20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8/7405907.html。
(31) “Closing Statement by Secretary Paulson at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June 18，2008，Washington File，June 20，2008，p.24.
(32) Henry M.Paulson Jr.，Dealing with China．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p.234.
(33)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Gala Dinner，October 24，2007，John Negroponte，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U.S．Department of State，Rush Transcript，http://www.ncuscr.org/files/2007Gala_ John Negroponte.pdf.
(34) Merle D.Kellerhals．Jr.，“United States，China Sign Accord on Energy，Environmental Issues”，June 19，2008，Washington File，June 20，2008，p.4.
(35) Kelly Daniel，“Financial Crisis Underscores U.S.-Chinese Relations”，November 10，2008，Washington File，November 10，2008，p.3.
(36) U.S．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ecretary Henry M.Paulson，Jr.，“Remarks on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December 2，2008，Washington File，December 2，2008，pp.12—13.
(37) 《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2008年12月4—5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12/04/content_10449114.htm。
(38) 《中美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2008年12月4日，http://gb.cri.cn/18824/2008/12/04/145s2349768.htm。
(39) 《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闭幕》，2008年12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12/04/content_10449114.htm。保尔森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那些批评SED的人，一些成就——从增加访美中国游客的数量和方便他们的行程，到同意共同打击非法砍伐——似乎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类似这样的成就数以百计，它们加起来就构成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如果没有SED，这些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我把每一项成就看作我们在建的一座结实的建筑上的一块砖，这座建筑将能够经受未来紧张局势和危机的风暴。Henry M.Paulson Jr.，Dealing with China．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p.261.
(40) 《美国助理国务卿：布什政府已向奥巴马团队充分说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重要性》，2008年12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2/02/content_10446360.htm。
(41) 《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2009年1月1日，新华网，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1/331531.html。
(42) 《美中建交三十周年学术大会上的讲话》，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新交流》2009年夏季刊。
(43) 《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研讨会开幕式侧记》，2009年1月13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t/t531958.htm。
(44) 《胡锦涛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一行，奥巴马带来问候》，2009年1月12日，http://china.huanqiu.com/roll/2009-01/342955.html。
(45) 《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晚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友声》第1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