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结语
一
从《中美关系史》第一卷起，笔者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把两国从开始通商接触直到2016年这230多年的两国关系作了大致的阐述。这两个多世纪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国关系有着非常不同的内容，在这一卷的末尾总结整个的中美关系史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也近40年了，这是活的历史，我们今天还在继续这段历史。书中已经作了纵的叙述，这里对两国关系的构成作一番解析也许是有用的。中美关系是由哪些主要部分构成的？这些部分对于两国关系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
（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这种差异并没有给双边关系造成大的影响。之所以这在中美关系中成了问题，原因在于所谓“美国例外论”，美国人总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应当推广到全世界。一百多年来，在对华关系中，美国人总有一种“传教士热情”，有一种改造中国的强烈欲望。传教士要把中国基督教化，外交官要按照美国的方案来重塑中国。美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一直抱着不认可、不信任的态度。在冷战时期，美国公开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许多美国人以为经济改革必定导致“自由化”，中国势必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美国人憧憬了一个多世纪的改变中国的梦想现在就要实现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主流看法是，“共产主义终结了”，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因此克林顿政府在任期头三年对中国施加了那么大的压力，试图改变中国的政策取向。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辩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时，又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深远的政治变化”，“贸易和经济繁荣最终将会导致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2)但他们的想法又没有实现，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致使许多人感觉到挑战。(3)冷战后二十多年“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时起时伏都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有关。
中国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不干涉别国内政，不对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说三道四，中国文化是非宗教文化，没有“拯救世界”或者向世界各地“传播上帝福音”的使命感。(4)连佐利克也说，“中国不搞意识形态上的扩张”。(5)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对布什的特使说：“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6)可是美国人总是听不进中方的告诫，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尤其是一些人权组织，仍然在宗教信仰自由、涉藏、涉疆、涉港问题上攻击中国。美国总统来华访问，但凡赶上星期天，必去教堂做礼拜，以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支持。对中国近年的一些立法也一再进行干预。这个问题在两国关系中还会长期存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阻碍了中美两国间深层次的互信和友好关系的建立。
幸好这个分歧凌驾于中美关系的时候不是很多。1972年尼克松访华实际表明，两国愿意搁置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虽然后来美国又一次一次地发起进攻，可是两国关系中别的因素又对它进行制约，使其不能走得太远。而且美国的许多老调重弹实际上对中国也不能造成多少伤害，基本成了美国的“自娱自乐”，尽管美国还会继续做下去。
（二）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介入中国内战，1954年又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中基本的重大问题，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内容都是关于台湾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表明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又有区别。(7)这种分歧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的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在实践中主要是美台军事关系，包括售台武器。在过去39年中它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周期性的干扰，尤其对两军关系冲击更大。
大体说来，美国历届政府基本遵守了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问题上是有底线的，那就是台湾问题要和平解决，“反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正如本书所说，在布什政府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忘乎所以地搞“急独”、“法理台独”，遭到布什政府的坚决反对，使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正能量。
但是要清晰地看到，主张提升美台关系、甚至实际上主张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亲台势力在美国，包括在国会中仍有市场。当前台湾民进党当局又拒绝承认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民进党和美国的亲台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为了牵制和平衡中国，“台湾牌”仍然频繁为美国的某些势力所用。这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
（三）经贸关系
使中美关系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是邓小平当初规划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近39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种设想是正确的。尽管中美政治关系时有起伏、颠簸，但双边的经贸关系却持续发展，确实起到了中美关系“压舱石”、“减震器”的作用，而且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现在中美的双边贸易额已经远超5 000亿美元，中美长期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双边投资，尤其是中国对美投资剧增。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在金融上的相互依赖突出了。中国外汇储备最多时近4万亿美元，至今仍有3万多亿美元，其中70%是美元。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券，这对美国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在过去8年中中国多次成为美国债券最大海外持有者。
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既会促进两国的合作，也会导致两国的竞争。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正在向中上端攀升，两国的经济结构趋同，各种分歧和摩擦在积累，要准备处理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老问题和新问题。但中美两国长期来的相互依存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经贸关系总体说来是互利双赢的，如果开打贸易战，只能是两败俱伤，决无赢家。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基本状况没有改变。
（四）人文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美一建交，两国的人文交流就开展起来，而且不断深化、发展。这是两个社会的接触，有国家层面的，更多是个人层面的。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滋养着两国关系，即使在两国政治关系遭遇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而且帮助了两国政府克服政治困难。2010年两国建立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进一步从政府角度规划、推动两国的交流，使之覆盖两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交流一直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正能量、暖力量的作用。
（五）地区问题
亚太地区既是中美间利益交融最多的地区，又是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权力竞争突出的地区。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中国尊重美国在本地区的存在和利益。美国长期以来主导亚太事务，并在这里构建了同盟体系，有一套自己的规范和做法。中国希望美国在本地区发挥稳定的作用、积极的作用，不欣赏、不认可美国的同盟体系，而且认为美国部署过多的军事力量，举行过于频繁的军事演习不利于地区稳定。但只要美国的同盟体系不针对自己，不直接损害中国利益，中国也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加以反对。中国致力于营造对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周边环境，对周边国家提出了“亲、诚、惠、容”的理念，希望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快车。美国感到了中国崛起的挑战，正如书中所说，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
现在的亚太地区处于新旧秩序并存的时期：旧秩序仍然存在，还在发挥作用；中国不会采取断然措施去推翻旧制度，去另起炉灶；新秩序的因素越来越多，美国不可能遏制这些因素的产生和壮大，但新秩序要取代旧秩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说：“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8)40多年过去了，这一原则仍然适用。“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两国应该在亚太地区“共同进化”，(9)共同做亚太和平、稳定的维护者，亚太繁荣的促进者。
（六）全球治理
直至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改革开发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口号是“与国际接轨”，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中国“入世”后经济飞速增长，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凸显，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全面、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奥巴马政府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政要一再表示：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都难以解决。(10)
全球治理事关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中国希望国际秩序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推动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规则，必然要对先前的秩序和规则进行改革、补充和完善，可能触动既得利益，与美国的竞争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方面2015年发生的两件事情具有典型意义：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12月正式成立，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于10月达成。奥巴马政府对于AIIB一度竭力反对，还劝其盟友不要加入；同时通过TPP书写21世纪的贸易规则。类似的竞争还会继续发生，但这种竞争不是对抗性的，有的也可以在沟通过程中化解，美方后来也改变了对AIIB的态度。(11)
从上面简要的解析中可以看出，构成中美关系的诸多要素中有正面的积极的、提供正能量的要素，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对两国关系起牵制、甚至破坏作用的要素，有的要素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总的说来，积极的因素多于消极的因素。由于两国关系的这种构成，过去近39年的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总体向前、曲折发展、时有起伏、颠簸的状况。由于两国关系对国际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两国合作可以成就大事，两国失和可以坏大事。
二
现在的中美关系与刚建交时的两国关系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两国国力的差距以及相应的在国际事务中角色、地位的不同。刚建交时，中美两国的经济规模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差得很远，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近4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尤其是中国“入世”以后的飞跃式发展，两国国力的差距大大缩小了。即使在200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只占美国的12.8%，而到2016年已经达到美国的60%。（11.39万亿美元比18.56万亿美元）中美军力的差距也较40年前大为缩小了。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国际上，尤其在美国，关于中美两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议论这几年十分盛行。(12)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现在的关系是典型的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的关系：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必然要回应这种挑战，因此冲突、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领导的团队指出，在近500年的国际关系历史上，共出现过16次这种关系，其中12次演变成了战争。美国和中国的情况是第17次。(13)笔者认为，对中美两国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可能性，但没有必然性。除了本书中尤其是第九章已经阐述的内容外，一个突出的原因是时代不同了。
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不是美国衰落、中国崛起、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的简单故事。(14)霸权的兴替是既往世纪的现象，到本世纪可以说已经过时了。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根本特点是权力的分散化。(15)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国家的主权受到许多限制、削弱和侵蚀。首先，全球化对国家权力的销蚀。在全球化中每个国家都让渡了一部分主权，但也都享受了别国让渡的主权，如各国不再享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在实际上，有的国家利用别国让渡的主权比较有成效，发展就比较快，这就是趋利避害的问题。有的国家可能利用得不那么好，或者自己感觉不好，英国脱欧就是感觉在欧洲一体化中吃亏了，想要把让渡出去的那部分主权收回来。其次，联合国、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规则也都对国家权力造成制约。一个主权国家既然成为了国际组织和条约的成员，就要遵守它的规定，也就制约了自己的权力及其行使范围。特朗普执政后退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了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定进程，称其“损害美国主权”，他实行“美国优先”，不想接受这些国际规范的约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第三，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国家形成权力制约，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强大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政治，如跨国公司、恐怖组织、无国界医生、无国界记者、国际犯罪组织、毒品卡特尔等，成为全球化和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第四，技术进步也对国家权力造成冲击，尤其是互联网，人们获得信息的自由程度是以往世纪不可想象的。
以上种种因素既影响、限制主权国家的权力，也同样影响着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在传统国际关系中，权力是相对集中的。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中国际政治的权力主要集中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手中。冷战结束了，有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单极时刻”到了，(16)实际上，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不是集中了，而是分散了。权力结构的变化除了上面所说的由民族国家向国际非政府组织分散，主要表现在由少数大国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分散，美国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份额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在群体崛起，纷纷参加到全球治理中来，要求改变国际秩序中那些不合理、不公正的部分。这些因素使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变化。一超独大、一超独霸越来越成为一种历史现象，无论是谋求维持原有的霸权优势，还是争当新的霸主，都有悖历史潮流，都是不能成功的。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国际政治向着多边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美国和中国都必须顺应这个潮流。(17)与此相应的是，在21世纪，世界的领导权将是多元的。现在中国与美国的国力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再过二十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从总量上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了，中国也不谋求一家独大。世界的领导权不会局限于某个或某几个国家，既不局限于美国，也不局限于中国。也许在某个问题上由这个国家或这几个国家引领，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由别的国家或另一些国家引领，而联合国则仍将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18)这样，新兴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问题就淡化了。
三
当前的世界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动的时期，国际秩序处在深刻的调整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仍然存在，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但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新的现象、新的事物；这个秩序建立已经七十多年了，在很多方面不再适应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现状，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政治学家对当前这种状况有各种各样的解读，美国学者就有许多版本，有的称之为“失序的”世界、“无极世界”、“零国集团”，或“无人主宰的世界”、“后西方世界”，(19)说法不一而足。有的则仍然要捍卫“美国世纪”。(20)
美国学者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是自然的事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领导世界”、“美国世界第一”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次积淀，成了美国人的普遍心态，他们对当前的新变化感觉不适应并不奇怪。虽然时任副国务卿的詹姆斯·斯坦伯格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中国登上世界舞台，(21)但真正登上了，美国还是不习惯，不适应。正如尼克松所说，我们美国人不知道如何成为世界第二，甚至不知道如何成为并列第一。大部分美国人还没有心理准备接受中国为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22)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种种疑虑，近年来在诸多国际场合一再宣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23)“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庄严重申了这一承诺。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长期稳定的对美关系。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为了取代美国，称霸世界。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取代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前面已经说到，这也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趋势。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国际秩序只能无所作为。国际秩序要与时俱进，要反映变动了的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大势。在这方面，中国对国际秩序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可以在某些特定领域，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通过包容的开放的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循序渐进地推动现有国际秩序的改善，使之不断完善。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没有这个危机，中国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现有的机制会困难得多，国际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的抗拒会强大得多。危机爆发后，中国以“同舟共济”的精神，积极、稳妥地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并取得显著成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发起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亚投行，尤其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版的全球化蓝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补充和完善，是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
今后的几十年将是原有的国际秩序逐渐向新秩序过渡的时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中国不使用强制的方法去改变原有秩序中的某些成分，如美国的同盟体系；只要美国不使用强制的方法阻止中国对现有秩序的局部改善——这种改善没有损及美国的根本利益，中美两国就可以避免冲突和对抗，避免战略摊牌，可以超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在今后几十年的长过程中，中美两国之间将进行经常的相互调适、相互顺应（accommodation and adaptation）。观察中美关系有两个基本点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用的：第一，两国利益的高度相关性，确实是谁也离不开谁；第二，美国认定中国是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从第一个基本点出发，两国的互利共赢的合作将继续下去；由于第二点，中美两国的竞争和博弈还会增加、会经常化，两国关系中的磕磕绊绊、颠簸起伏将是经常的事情，或者说是一种“常态”，那是中美关系的另一篇章了。
(1)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https://ps321.community.uaf.edu/files/2012/10/Fukuyama-End-of-history-article.pdf.
(2) James Mann，The China Fantasy．Why Capitalism Will Not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Penguin Books，2007），pp.2—3.
(3) 参见陶文钊主编：《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第390—398页。
(4) 楚树龙、应琛：《中美长期关系的两根支柱》，《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9期。
(5) 见本书第200页。
(6) 邓小平：《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
(7) 详见陶文钊：《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6期。
(8) 钟建和：《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第135页。
(9) 这是美国外交的耆宿基辛格博士的建议，见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8页。
(10) 见本书第224页。
(11) 见本书第347页。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
(12) 艾利森教授断言，中国崛起导致了全球均势如此迅速的结构性改变，这种状况是这个世界所未曾见过的。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n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Boston，New York：Hu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7），Introduction，XVI.阿伦·弗里德伯格也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结合在一起是史无前例的。Aaron Friedberg，“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 Inevitable?” http:www.jstor.org/stablbe/4137594。
(13) 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n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Preface.
(14) 王缉思、袁鹏、赵明昊：《总论》，傅莹、王缉思主编：《超越分歧、走向双赢——中美智库研究报告》，2017年5月22日，第9页。
(15) 有的学者用“流散”、“扩散”，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非集中化。
(16) 如见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1），www.aldeilis.net/terror/621.pdf。
(17) 唐永胜：《深刻理解国际权力流变》，《世界知识》2017年第19期；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陶文钊：《破解大国冲突的宿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第35—37页；理查德·哈斯著、黄锦桂译：《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40—142，217—219页；约瑟夫·奈著、邵杜罔译：《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123、126等页。
(18) 参见陈定定：《世界的领导权将是多元的》，《环球时报》2017年11月23日。
(19) 如伊恩·布雷默：《零国集团时代——谁是新世界格局中的赢家和输家？》，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Richard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May/June2008；Richard Haass，A World in Disarray．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Penguin，2017）；Charles Kupchan，No One's World，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Robert Manning，“U.S．Strategy in a Post-Western World”，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October 2013.
(20) Joseph Nye，Jr．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Polity Press Ltd，2015）.
(21) James Steinberg，“China's Arrival：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Power”，September 24，2009，https://www.cnas.org/events/chinas-arrival-the-long-march-to-global-power.
(22)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难以接受与中国平起平坐》，2017年4月18日，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7/0418/1898620.shtml。
(23)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28/c_11113462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