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综合的方式比较与理论回归
国际关系宏观理论分野所带来的上述弊端为理论综合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国内外学者较早便开始呼吁理论综合。42所谓“理论综合”即打破既有理论范式之间或内部的相互争论和排斥的状态，寻找其关联性和共性，并将其有机地或简单组合式地结合起来。与此定义相关，既有理论综合的研究主要包含了两种方式，即折中（eclecticism）与合成（synthesis），且主要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和范式内两个维度。
一、理论综合的主要方式：折中与合成
折中是指从不同的理论范式或研究传统中选取有利于解决特定问题的要素（包括概念、逻辑、解释机制等），并将其组合起来形成一个针对特定问题的分析框架。鲁德拉·希尔（Rudra Sil）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关于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al eclecticism）的论述对“折中”的理论综合方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43折中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其目的和最终结果不是生成理论，而是解决问题。这种有用要素组合的逻辑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学科和理论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正如相关研究所述，这种实用主义的分析框架生成逻辑在本质上接近于拉里·劳丹（Larry Laudan）的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44劳丹的“研究传统”概念更适于解释和概括理论折中，因为研究传统不仅可以并存，且时常互动和融合。45而库恩的范式概念是用于解释新知识对旧知识的挑战和替代，即“范式转移”，新老范式间的关系是对抗性的，往往无法融合和长期并存。46
相较于折中，合成是指将不同理论范式的相关要素进行有机融合，形成一个内部逻辑结构严密的整体的过程。合成的目的和结果是生成新理论，因此遵循理论的归纳和演绎的基本逻辑。合成理论本质上更接近伊·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式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47拉卡托斯认为，拥有不同“研究纲领”的科学共同体是可以并存的，且研究纲领有进步性和退化性之分。48虽然依据拉卡托斯的观点，各流派会视彼此的研究纲领为退化性的，视自己的研究纲领为进步性的，这会给理论合成带来困难，49但理论合成的目的可被理解为“创造新的研究纲领，在这一新研究纲领指导下预见新颖事实，并在经验层面上证实其中的一部分，以实现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以此来判断研究纲领的进步性。”50创造新的研究纲领（合成）比构建新的分析框架（折中）要更加困难。
折中和合成往往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或内部，并由此组合出了四种理论综合的具体方式：范式间折中、范式间合成、范式内折中、范式内合成。范式间折中即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博采不同宏观范式的有用要素，将其简单排列组合而构建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层面上的折中正是希尔和卡赞斯坦的“分析折中主义”的核心要义，其著作中的主要案例也均是讨论不同宏观理论范式之间的折中。51总体而言，相较其他几种理论综合方式，范式间折中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运用更多，其原因主要是：不同宏观范式的存在以及其对特定概念和逻辑的深入阐释，为范式间折中提供了较多成熟可用的分析要素；打破宏观范式间藩篱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折中较合成的要求和门槛更低，可操作性相对更高。最为普遍的一种范式间折中是将国际关系三大宏观范式的核心概念（即利益、制度、观念）结合起来分析经验问题，52如将利益与观念结合起来对东北亚地区碎片化的分析。53一些国际制度研究尝试将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结合起来。54例如，一项关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折中的制度研究将相关研究中的理论对话归纳为四种：竞争性检验、应用领域、排序、合并，其中合并（incorporation/subsumption）本质上是指理论合成，其他三种方法是理论折中。55相较之下，范式内折中与范式间折中的最核心区别是新分析框架构成要素的选择范围被局限在特定的宏观范式之内，其试图弥合特定宏观范式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分歧，或综合利用其在解决特定经验问题上的优势。
范式间合成试图弥合不同宏观范式间的差异，进而构建出一个新的理论。理论（或研究纲领）较分析框架（或研究传统）有更加严格的假设和逻辑结构，以及更加一般性的经验适用性要求，因此范式间合成较范式间折中难度更大，这也体现在相关经验研究的数量差别上。虽然范式间合成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也不乏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和成果，比如现实建构主义、56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合成、现实制度主义的初步尝试、57制度现实主义58等等。这些尝试虽然并未全都形成了新的理论，但却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理论构建的色彩，而不是针对特定问题的可用要素综合。一项研究通过对几大理论范式及其分支理论的系统排列组合，列举出了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所有范式间合成类型，其中包括两种范式的组合和三种范式的组合。59不同组合是否存在合成的可能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也意味着范式间合成的研究还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相较之下，范式内合成将新理论的范围限定在特定的宏观范式之内，试图弥合宏观范式内部的分歧，典型的例子包括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合成，以及关于防御性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合成的研究。60
二、 理论回归：一种新的综合方式
范式（间／内）折中和合成的研究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综合的发展，但却并不是理论综合的全部内容。国际关系学中的（或许越来越多的）另一大类研究并不是理论导向（即运用特定理论或进行理论合成），也没有构建明确的折中理论分析框架。但是，这些研究也并不是完全去理论化，而是出现了本章所谓的“理论回归”，即遵循或暗含了超越特定宏观范式的一般性基础理论路径。此处的“回归”（regression）有两层含义：取字面之意，指从貌似去理论化和完全问题导向的研究回到理论中去；取统计学之意，指从繁杂的相关理论中拟合出一个简约且与相关理论平均差异最小的共同研究路径。“回归”是与折中和合成并列的另一种理论综合路径。
理论回归、折中和合成的核心区别在于其综合不同理论的内在逻辑。理论折中是一种组合逻辑，即从不同理论中选择有用的元素，将其机械地组合在一起，用以解释特定现象或解决特定问题。这种组合往往不具有一般性，而是带有较强的问题导向。理论合成是一种融合逻辑，即将相关的若干理论或理论中的相关内容，通过特定的关系进行重构或再造，并将其融为一个新的整体。理论回归是一种拟合逻辑，即在相关理论中寻求共性最大或差异最小的分析路径，其类似于从复杂的数据中拟合共性最大（或差异最小）的曲线或直线。这三种逻辑的结果是显著不同的。理论折中意在建立针对具体问题的、有实用价值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理论分析框架与既有理论并没有明显的竞争关系。理论合成旨在生成具有严格认识论、本体论假设和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或拉卡托斯式的研究纲领，这些理论或研究纲领与既有理论或研究纲领并立且往往相互竞争。理论回归形成了具有一定范围内共识性和一般性的研究议题及解答思路，即基础性理论路径（本书称之为“基础路径”）。这些基础路径是对既有相关理论的进一步提炼和简化，后文将详述基础路径与不同层面范式或理论的关系。图1.1对三种逻辑进行了形象化的描述和比较。
图1.1 三种理论综合方式的内在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不同综合逻辑和核心内涵的基础上，三种理论综合方式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表1.1对其进行了总结和对比。具体而言，就生成路径而言，理论合成既可发生在宏观范式之间（横向的），也可发生在特定宏观范式内部（纵向的），而理论折中也可区分为横向或纵向的，但实际操作中往往是散点式的，即从不同层次和不同学科的理论中选取有用元素。相较之下，理论回归的生成路径是自下而上的，是从相关的多层次理论中拟合出具有一定共识性的基础路径。理论合成是理论导向的，理论折中是问题导向的，而理论回归将从相关理论中拟合出的基础理论路径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兼顾了理论和问题。因此，在理论回归的拟合逻辑下，知识的积累是多形态的，既可能发生在理论演进的层面，也可发生在经验数据和案例积累层面。同时，理论回归及其形成的基础路径依然受到本体论和认识论偏见的束缚，即不同的基础路径倾向特定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这种偏见与理论合成所形成的新理论类似，但理论范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更为严格，而基础路径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偏好是模糊存在的。
从理论综合的不同理论层次而言，理论回归及其所形成的基础路径往往发生在“超范式”层面，且介于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宏观理论之间。图1.2描述了理论回归和基础路径在理论体系中的定位。综合考虑理论回归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层次，基础路径被定义为：介于宏观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具体学科内理论之间的、若干相邻学科或理论共享的、具有一定范围内共识性的研究议题及解答思路。就前述斯特凡诺·古齐诺的四大理论化分类而言，基础路径介于元理论理论化和经验性理论化之间，即在特定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之下，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的研究议程和方法；同时，其还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本体理论化特征，即对共识性研究议题的关注。通过与其他相关概念的比较，及对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基础路径的内涵和特征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呈现。
图1.2 基础路径的定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基础路径与基础范式是不同的。唐世平关于基础范式的研究给本章带来了启示，他认为：在哲学元理论层面的11种基础范式及其不同组合是社会科学不同理论流派的根本基础，而寻求11种基础范式的有机融合才能“充分理解更特定的社会事实”。61基础范式是对哲学元理论的梳理，而基础路径是对不同理论指导下的特定问题分析路径的梳理。就理论抽象的层级而言，基础路径是介于基础范式和具体理论之间的。但是，两者的“基础性”特征是相同的，基础范式是不同理论流派的构成基础，而基础路径是不同理论分析路径的构成基础。换言之，基础范式的拓展和组合便可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而基础路径的扩展和组合便可形成不同的分析路径。
其次，基础路径与宏观范式是不同的。如前所述，宏观范式可视为一种研究纲领，有相对严格的假设和逻辑关系，以及比较明确的学科属性。在国际关系学中，宏观范式往往指几大主流和批判理论。基础路径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思路，没有严格的假设和逻辑关系，但却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存在模糊的共识。基础路径和宏观范式间存在双向的关系。一方面，基础路径可被视为是不同学科和不同宏观范式所共享的、一般性的解答思路，是通过对相关理论相似的解答思路的拟合而获得。另一方面，基础路径往往受特定基础范式和宏观范式的指导或影响。
最后，基础路径与戴维·莱克的“中层理论”是不同的。“中层理论”的“中层”最早源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莫顿的“中层”强调将宏观理论与微观经验分析结合起来。62戴维·莱克推崇的国际关系中层理论是莫顿式的中层理论，其不追求建立可推广和验证的假设，而寻求解释具体的问题。63基础路径强调介于超学科的宏观哲学元理论或思想传统与学科内的具体理论间的跨学科和跨理论属性。中层理论是特定学科内的宏观理论演绎发展的结果，而基础路径是相邻若干（亚）学科中理论回归发展的结果。中层理论往往是宏观理论极端主义的延伸，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实用主义逻辑，而基础路径带有明显的理论综合的色彩，体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拟合逻辑。如第二章对国际制度研究的梳理所显示，大量的国际制度研究虽时常没有明确的理论地位（理论折中或合成），但并未完全脱离多层次的理论基础，多样化的国际制度研究逐渐有意或无意地向五大基础路径聚集：权力－结构、理性－功能、文化－建构、历史－阶级、反思－批判。
国际关系理论来源于对经验现实的归纳和总结，又被用于解释经验现象和问题，过去的经验现实和当前的经验现象和问题往往不同，故理论需要修正和发展，这正是国际关系理论大争辩的缘由和逻辑。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极端主义的胜利，或推崇方法论个体主义，或遵循整体主义，或强调理性主义，或提倡解释主义等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极端主义有益于构建简洁且逻辑自洽的理论，但却未必能够令人信服或客观地解释复杂的经验事件。因此，理论争辩存在必然性和重要性，理论综合产生了必要性。作为理论综合的另一种方式，理论回归及其生成的基础路径并未去除理论极端主义色彩，而是试图在宏观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交集的具体理论间，寻求可被进一步简化和拟合的解释路径，这些解释路径摆脱了具体理论假设的约束，但又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共识，并因此在极端主义和实用主义间寻找折中和平衡。戴维·莱克等学者也强调综合和折中，如试图通过综合纳入利益、互动和制度等因素解释世界政治，64但莱克式的“中层理论”强调从宏观转向中微观，从理论传统转向实际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演绎逻辑，但又忽略了宏观之于中微观、理论传统之于实际理论的关联性和指导性。因此，具体问题领域内的知识积累和进步如何上升为整体学科的知识积累和进步，便成为问题。不同于莱克式的“中层理论”，本章的基础路径则强调从中微观到更宏观，从貌似千差万别的具体研究到较高共识性的抽象路径，体现出较强的回归逻辑。中层理论的演绎逻辑和基础路径的回归逻辑相结合，完善了国际关系知识积累和学科进步的逻辑链，更有益于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注释
1．阎学通：《科学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84页。
2. David A.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p.465—480; 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567—587； Tim Dunne, 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405—425.
3．参见［美］鲁德拉·希尔、［美］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187—203页；庞中英、黄云卿：《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比较评析：基于科学哲学的视角》，《国际论坛》2016年第3期，第45页；李开盛：《东北亚地区碎片化的形成与治理：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21—38页；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31—59页；高奇琦：《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87—110页。
4．相关研究中常常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混用，其区别在于国际关系是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和关系，而国际政治往往限定于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国际关系包含了国际政治，本书统一使用“国际关系”。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页。
5．一些学者较早便关注和讨论了跨国关系，参见Joseph S. Nye and Robert O. 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5, No.3, 1971, pp.329—349。
6．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是指三种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5页。
7．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52页。
8．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页。
9. ［英］萨米尔·奥卡沙：《科学哲学》，韩广忠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页。
10．阎学通：《再论为何没有“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第4—7页。
11. Larry Laudan,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Theory, Method, and Evid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83；林定夷：《科学理论的演变与科学革命》，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
12．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13页。
13．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论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0期，第56—61页。
14.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2, No.4, 1988, pp.379—396.
15．秦亚青：《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78—82页。
16．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研究》1995年第3期，第7页。
17. Martin Wight, “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James Der Derian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5, pp.15—35.
18．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24—25页；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567—587。
19.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3页。此译本Kenneth N. Waltz的翻译是“肯尼思·华尔兹”，除涉及这本译著的引用，本书其他部分均统一使用“肯尼斯·沃尔兹”。
20．谭再文：《三大国际关系范式的理论构成及其与中国传统理论模式之比较》，《国际观察》2009年第4期，第74—75页。
21. 这五大弊病是指：强化理论传统、鼓励极端主义、将理论传统视为实际理论、选择性挑选议题、将所选择的学术传统视为科学范式。参见David A.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p.465—480; 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567—587。
22.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英］巴里·布赞：《迈向全球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科百年反思》，张发林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第25—34页。
23．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1—10页。(https://www.daowen.com)
24．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30页；石贤泽：《“大辩论”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自我意象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134—153页。
25． 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22—39页。
26．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2—29页。
27．刘胜湘：《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融合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95—117页。
28．参见Christina J. Schneider, “Weak States and Institutionalized Bargaining Pow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p.331—355; John W. McArthur and Eric Werk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11, No.2, 2016, pp.155—169; Mark S. Copelovitch and David Ohls, “Trade, Institutions, and the Timing of GATT/WTO Accession in Post-colonial Stat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7, No.1, 2012, pp.81—107。
29. 参见Songying Fang and Erica Ow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of Non-democrac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6, No.2, 2011, pp.141—162； Terry Nardin, “Theoris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4, No.3, 2008, pp.385—401； Leonardo Baccini and Mathias Koenig-Archibugi, “Why do States Commit to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World Politics, Vol.66, No.3, 2014, pp.446—490。
30. 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567—587.
31．庞珣：《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义、规则与操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5页。
32．参见Edward D. Mansfield and Eric Reinhard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Volatili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2, No.4, 2008, pp.621—652; Songying Fang and Erica Ow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of Non-democrac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6, No.2, 2011, pp.141—162; Leonardo Baccini and Mathias Koenig-Archibugi, “Why do States Commit to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 World Politics, Vol.66, No.3, 2014, pp.446—490。
33. Falin Zhang, “Holism Failure: China's Inconsistent Stances and Consistent Interests in Global Financi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6, No.105, 2017, pp.369—384.
34．胡令远、王高阳：《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终结吗？》，《国际观察》2015年第6期，第63页。
35. Thomas Oatley, “The Reductionist Gamble: Open Economy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2, 2011, pp.311—341.
36.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4.
37．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24—25页。
38．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49—76页；卢凌宇：《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路径选择》，《欧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26—149页。
39．张发林：《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与国际话语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106—131页；孙吉胜、何伟：《跨学科借鉴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4期，第49—66页。
40．漆海霞：《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途径》，《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4期，第67页。
41．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187—203页。
42.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42, 1999, pp.213—264；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22—29页。
43. ［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4．庞中英、黄云卿：《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比较评析：基于科学哲学的视角》，《国际论坛》2016年第3期，第45页。
45. Larry Laudan,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 Theory, Method, and Eviden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6.
46.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47. ［匈］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48． 同上书。
49. Rudra Sil and Peter Katzanstein, Beyond Paradigms: 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6.
50．庞中英、黄云卿：《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与分析折中主义比较评析：基于科学哲学的视角》，《国际论坛》2016年第3期，第45页。
51. ［美］鲁德拉·希尔、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2．参见Jeffry A. Frieden, David A. Lake and Kenneth A. Schultz，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thir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53．李开盛：《东北亚地区碎片化的形成与治理：基于分析折中主义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104年第4期，第21—38页。
54. Jeffrey T. Checkel, “Theoretical Pluralism in IR: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s Angeles: Sage, 2013, pp.226—227; Jeffrey T. Checkel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5. Joseph Jupille, James A. Caporaso and Jeffrey T. Checkel, “Integrating Institutions: Rationalism,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6, No.1—2, 2003, pp.19—23.
56.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5, No.3, 2003, pp.325—342；高奇琦：《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合流及其发展路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87—110页。
57．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31—59页。
58.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59．刘胜湘：《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融合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95—117页。
60．刘丰：《范式合成与国际关系理论重构：以现实主义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187—203页。
61．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1期，第84页。
62.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63. David A. Lake, “Theory is Dead, Long Live Theory: 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3, 2013, pp.567—587.
64. Jeffry A. Frieden, David A. Lake and Kenneth A. Schultz, World Politics: Interests, Interactions, Institutions(thir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